进展中的亚州经济一体化：雁型的制度变迁
青木昌彦(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斯坦福大学教授)
各位，早上好！
ANEPR的第一次圆桌会议现在开幕了。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亚洲经济一体化”。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向与会者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从海外远道而来，就会议的主题，与本所同仁交流看法。我阅读了所有与会者的论文初稿，深感此次会议有望展开富有成果的讨论，并加深我们对“亚洲一体化”的认识。毫无疑问，在东亚乃至世界，这一主题正在成为最重要和最令人兴奋的经济政策议程之一。
从创建的开始，本所就意识到，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在东亚乃至世界，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深入地了解亚洲经济的变化，探索出符合相互利益，促进稳定、有效的经济合作、一体化及竞争的政策，这对于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益的。ANEPR(亚洲经济政策研究网络)的创建，就是为了促进和保持这样一种对话。去年1月，在研究所成立之前，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试验性的圆桌会议。今天的会议是首次正式的圆桌会议。
日本、新兴工业国家和中国的GDP加在一起，就相当于美国的90%，如果再加上东盟国家，可以说亚洲具有形成大经济区的潜能。但是现在，亚洲在达成市场一体化的正式经济和政治协议方面，却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从本次会议的诸多论文，尤其是第二分组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贸易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这一重要推动力量的快速增长，这些经济体正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市场一体化正在形成。这些经济体还将在以下一些方面加强联系：
--人员的跨国流动和接触(旅游者、学生、研究者、企业家和工程师)
--在交通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之发展上的竞争和战略联盟
--环境污染的溢出
--技术的转移和知识的耗散
本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东亚各经济体是不是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或者，它们在资源禀赋和劳动分工方面，是不是具有互补性？去年夏天，日本的媒体对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感到纷纷惊讶，认为中国对日本在制造业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公众舆论近来似乎变得更为全面了。小泉首相最近在博敖亚洲论坛上的讲演指出，中国不是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稳定发展有益于邻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法则驱使劳动密集形产业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本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开发出更高级的产品。
东亚经济体间的贸易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细微，但是，进一步的市场一体化却需要有效的市场治理基础结构。正如公司组织需要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便控制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一样，具有潜在贸易机会的地域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便执行合同、排除人为的贸易障碍。同样，正如存在着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样，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市场治理机制。根据法治，由第三方(法庭)监督的合同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解决争端的小组程序，可以被视为上述法律机制从民族国家的地域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但是，世贸组织的规则大部份还不完整，各国还可以做出各种解释，可以自行进行说明。信任和声誉在合同执行中的辅助作用，不仅体现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甚至也存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中；同样，民族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在增加贸易机会、跨国的合同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说，正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应被视为有害于有效率的全球市场一体化，而应被看成向着这一目标前进的具有补充性的一步。
有些人担心，日本的长期停滞，可能会令人遗憾地阻碍东亚的市场一体化，使这一地区失去迈向一体化的政治上的和企业家的主动精神， 使日本自身可能趋于保护主义。对于日本的停滞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我持不同看法。日本的问题不只是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我们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重大制度转变的征兆，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联系更为密切的时代。不幸的是，这一进程一直很缓慢，在我看来是太缓慢了。但是，我认为，重大的变化已经开始出现。日本的制度变迁，如果方向对头的话，将加速东亚地区的稳定、有效率的经济一体化。反过来，该地区持续的自发的市场一体化，也将诱使日本继续其目标在于更为开放的体系的制度演进。
我认为，制度不只局限于法律、规则或者组织。如果它局限于此，单是专家和精英的政治意志或有意识的组织设计，就能导致制度变革。那些批评日本制度变革缓慢的人，似乎就认同这种观点。我不否认，在社会变迁中，政治领导和合理的组织设计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法律、规则和组织设计，当千百万经济行为者据此策略地反应并选择自己的行动对策时，有时候会产生无意的社会后果。亚当斯密曾写道：“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这些单个准则的集合不同于立法机构所选择的准则。如果这两个准则一致，并且作用于同一个方向，人类社会的游戏将容易并和谐地进行，人类社会也最有可能幸福和成功。如果这两个准则对立或不同，游戏的进行将是痛苦的，人类社会必定始终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道德情操论)
我把制度定义为“经济行为者就现实中的博弈如何进行而达成的共同信念。”为什么人们能够形成一致而持久的信念，从而将博弈的内在规则变成了自我的强制，这是因为，这些共同信念反应了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行为者在战略行为上的均衡。一个行为者，在其他人遵守规则时，是无法从不遵守中获益的。日本的大银行制度和终身雇用制，的确也许可以被视为卓越的制度，但是，至少在最初，它们既不是由法律也不是由合同规定的。它们自发出现，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惯例，形成了人们对正在进行中的博弈的认识。而且，由于人们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领域中所选择的(主观认为的)最佳战略互相依赖，可以出现多种均衡。用学术术语来说，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行的和最优的。
希望这种制度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特性，我在一本近著中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制度变迁的过程， 可能因人们对现有的博弈规则普遍地失去信心而引发。这种集体的认识危机，可能由大规模的外部冲击(诸如货币危机)所致，或因内部的冲突和矛盾的积累而发，或者可能是二者的一种结合。但是，新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从危机中直接发展出来。为了应付危机，法律和规则会被重新界定。在私人组织领域和市场中，新的行为方式会得到尝试，并在演进中得到筛选。各种有关可取的变迁方向的不同观点，在公共论坛中，会得到表达和辩论。政治领导也起着作用。只有通过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复杂的互动，明确的变迁方向才会从多种可能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人们对于新的博弈方式抱有一致的期望时，才会出现，不论个人是如何达成这种一致的：意识形态偏好，还是利益驱动。
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可以说，东亚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之中。通过跨国界的市场交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政治、学术和私人的交往和接触，一个国民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会对同一地区另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东亚各国的制度变迁会汇合成一种单一的模式。不过，与此同时，在这一地区，的确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制度演进模式，它或许可以被假设性地追溯到共同的(农业性的)遗产。
在学术界和通俗读物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所谓的“飞雁模式”，来描述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性。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有些实际上涉及到了当前的讨论：“飞雁模式”是否因中国工业的崛起和日本产业基础的空心化而最终瓦解了。“飞雁模式”这一概念，无论是最初在已故的AKAMATSU教授那里，还是在当前的讨论中，都讲的是跨国的工业结构发展模式，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概念借用到跨国的制度变迁模式上。
让我们试着假想，工业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演进，有这样三个现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政府的中介作用下，资源和剩余从农业部门转移，用于工业发展。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和援助特定的工业集团(工业家)。铁板一块的政府和工业精英共谋，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我们可以把这一结构称为“发展式国家”。这一国家的效率，取决于政府能否进行可靠的基于绩效的补贴(青木，前引书，第6章)。在工业部门中，会出现一个极权的组织结构，类似于政府的结构。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的顺利进行，一部分成果以补贴的形式转移到了生产率低下和处境不利的部门，以便实现社会稳定。此时的国家可以被描述成以政府为中介的某种经济多元化。在工业部门，包括工人在内的内部人控制会出现。此时，工业公司的效率将决定于，在绩效不佳时，是否有可靠的机制，从外部对内部人管理进行干预 (“相机治理”，参见青木，前引书，第11章)。
第三阶段：随着后来者在工业能力上的赶超，对生产率低下部门进行跨行业补贴的工业基础受到了削弱，以政府为中介的多元化最终变得无法持续下去。对效率低下的部门实施分阶段关停势在必行。这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冲突，会在政治体制内的多元竞争中得到表达。
上述的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假设性和试验性，需要得到经验上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阶段并非彼此泾渭分明。在各个经济体中，它们可能以一种复杂和独特的方式，彼此胶合在一起。然而，这一假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结构，以便把握东亚各经济体中的工业和制度发展模式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最近在中国，对乡村发展的重视，以及将私人企业家纳入到统治阶层，可能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可能正变得更像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机器，虽然它与西欧的自由民主模式相去甚远。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式国家阶段，具有一些独特品性。此后，韩国的政治体制逐步向第二阶段过渡，逐渐包容了多元的成份。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改变，以便去适应新的阶段。随着谈判能力上的平衡变得不利于政府，工商界的精英集团越来越不受外部监督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导致1997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促使韩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最后的结果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第二阶段体制上的脆弱和矛盾之处，可能促使人们展开对第三阶段制度的更大规模的探求，以便解决所面临的危机。
很难说日本是何时从第一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在环境危机和与其相连的政治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种得到巧妙控制的多元体制。我曾将这一政治经济制度描绘为“官僚--多元主义”或者“部门分隔式多元主义”，并在不同场合下分析过其特性和影响。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制度一方面保护效率低下的部门，一方面支持高效率的部门。我在1988年指出，这种自相矛盾是“官僚--多元主义的困境”，下面我引述当时写的一段话：
官僚--多元主义的困境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自由民主党和官僚的联盟可能继续扮演利益集团、落后集团和衰败经济部门的准代理人角色；与此同时，在私人企业首创性活跃的领域，逐步约束自己的权限，实行自由放任式决策。但是，这一转变无法最终解决上述困境。这一困境所导致的紧张状态是否会导致停滞的消极的保守主义，并对效率、公平、政治稳定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构成威胁；或者，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以其闻名与世的灵活性，继续设法满足高难度的政治要求，并最终找到某种与多元主义和未来的国际环境相和谐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有待于观察。(<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和谈判>，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
不幸的是，解决上述困境的社会方案还没有找到，我所预计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与韩国相反，脱胎于第二阶段的日本的精致的紧凑的制度结构，其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可能更具惰性、更为渐进。
看来，飞在最前面的头雁似乎已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飞了。然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绘出向第三阶段发展的路径。尽管如此，在不断的探索中，未来的道路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明确了。目前，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征兆。例如：
政治制度：地方化的公共决策，通过私人利益集团(协会)、相关行政部门和特定部门的相关政治家之间的部门分隔式的三角共谋，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越来越频繁给其他部门带来外部不经济。这损害了官僚多元主义的政治基础。例如，去年，为对付日益增多的中国农产品进口而建立的正式的保护措施并没有成型，尽管那些受到影响的农民和有关的政治家进行了强大的游说活动。由于中国可能进行报复，日本的保护措施会对日本的制造部门带来不利的外部影响。农产品纠纷后来是通过两国的谈判得到解决的。如果日中两国能够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合理的谈判，将会促进市场的一体化。
组织架构：由于ICT的发展，大组织中排他的信息处理和分享机制的价值在衰减(如Mizuho体系的瓦解)。模拟组织能够更快地处理信息，能够更灵活地进行系统革新。通过与同类的其他组织相连接，模拟组织可以形成高效率的供应链。日本有名望的企业，在改变组织惯例以适应新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方面，往往行动迟缓(因为许多知名企业还陷在以往成功的神话中不能自拔)。但是，也有一些新老企业，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正在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以增加其灵活性和模拟性。
市场：大学改革即将到来的突破，将不仅促进知识从大学向产业界的转移，而且，通过一些可能出现的中间层(如TLO，风险资金和各种职业服务机构)，促进人员在大学和产业界的流动。这将导致终身雇用范式全面的瓦解。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将减低那些保护既得利益的产业协会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官僚多元主义的作用。最后，外国进入日本市场和组织领域的势头，将会大大加速。
规范：强调组织忠诚的规范在年轻一代中消蚀了。新的职业规范(如网民的职业规范和自愿的行动)正在出现。由于这些规范原则上可以得到跨国界的认同，它们将促进跨国界的一体化，反之亦然。亚洲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共同接受，可以被视为新规范出现的一种征兆。
这些发展趋势还不足以在日本产生出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它们表明，在日本的制度变革和亚洲的一体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系统性的互补。我猜想，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但具有独特性的互补。我非常希望从本次会议中了解到它们的可能性。有一点我非常肯定，如果不考虑到邻国的发展状况，不考虑到市场之间或其他制度机制之间的互动，我们就无法理解制度变迁的本质，无法制定有效的全国性的公共政策。这一点要比五年前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明显得多。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