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习惯和多元化

交易成本固然重要.如何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却并非如同经济学家一厢情愿所期望的那样.产权清晰的社会基础是信任感.信任的社会基础是除利润最大化外的习惯因素.因习惯性因素使然,源于"经济人"的交易成本假设并未考虑到权力,文化,习俗对经济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言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并未考虑到这些习惯性社会因素。

举一例,中国农民到城里打工,往往通过亲戚,老乡,同学的网络,并非完全因为这些途径能降低交易成本.也许,他们也打过小算盘,比较一下中介费用.但在某种程度上,非确定性的存在,往往迫使他们用在村里习以为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去寻找机会.那么,农民选择的动机既是非理性,社会习惯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结构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表现。

习惯,使我们对已熟悉的路径产生依赖感,服从性别,权力,文化,制度的裁决.一方面,这些内生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如同凡伯伦（Veblen）所说"个人不断调整方式以适应目的"终归于一不断学习,渐进,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其之前的道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逐渐适应,并加已修正.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对经济变革的了解应该综合靠量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并考量当前的形势，做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社会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foun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The tradition of all the dead generations weighs like a nightmare on the brain of the living.”

出于经济人假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反历史的观点，即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一切可存在的制度即是能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制度。这种趋势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不可否认，利益最大化是一重要的假设，但不要忘记，如果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交易，关系都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那么，我们也无须谈论历史给予的道德和价值观。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往往把习惯性因素如文化，政治，视为外部变量，事实上，这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索洛斯增长模型的剩余（Solow's Residual）能达到80%，并不能完全由技术创新来解释，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应是制度演进的结果，如欧盟的保护性政策，这些广义的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由国家，民族，文化的底蕴。同时，也是该国当前政策选择的产物。如同韩国有所选择的，偏向大企业的，纵向联合的产业政策。

值得争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制度的选择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的多元化。所谓多元化，即具有主导功能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非纯洁性"（霍奇逊）。因为有所选择，所以能迁就。举一例：市场经济之所以被中国所利用，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本身具有某种创造性的模糊，设计上的方便。如果交易成本能够决定制度的合理性，那么，是否决策者就能找出并做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决策。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交易成本是很难确定的，不但如此，比较各种交易成本以确定某种制度设计的合理以否，基本上是不可比的，如比较台湾和大陆对产业地点的交易成本结构。

社会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其功能并非为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变革是不以交易成本为前提的。相反地，社会变革是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对习惯性势力的不断修正，从而改变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终归如凡伯伦（Veblen）所说：个人不断调整方式以适应，归于一不断学习,渐进,调整的过程。

好文，很早哈耶克就注意到传统对制度演变的影响。叶朋友这篇小文写的很不错。

感谢鼓励！

前文谈多元化不够详细，再补充一点。
多元化发展的目的是消除技术及社会结构中的‘路径依赖’。社会选择需要多元化的社会做为基础，这样才能有所选择。这同样适用于社会体制演变过程中政府对政策的选择，只有渐变地调整，才能使新规则演变为习惯。多次博弈到一定程度，某些规则会固化，引进新的规则，打破衡平点，才能使经济发展。Schumpeter(熊彼得)说过的‘创造性地破坏’，Albert O. Hirschman的‘非平衡增长’, Allyn Young的‘不断增加的收益’,Gunnar Myrdal的Cumulative Causation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即经济增长是动态的，不断演进（Evolutionary）的过程。抛开了过程谈结果，是纯粹的假设。只有搞清楚过程的历史，才能了解结果的公共选择意义。而发展的结果是需要多元化为前提，以避免陷入制度固化（僵化）的路径。

叶兄其实可以把这篇小文的逻辑在梳理一下（我看起来很费力，并且肯定不是我一个）。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叶兄是在对社会变迁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进行批评，强调了文化、习惯等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同时，“社会变革是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对习惯性势力的不断修正，从而改变意识形态，生活习惯”表明叶兄把制度全部还原为了习惯，这似乎还无可厚非。问题上是，“主观能动性”为什么要对“习惯性势力”进行修正？能够仅用非理性和路径依赖进行解释吗？
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确存在问题，但还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

十分感谢断刀朋友的指点，撰文的目的是看看能不能引发一些对交易成本经济学批判性的讨论。十分同意你的观点，也承认确实没有什么‘创新之处’，逻辑也需要理一下，匆忙之下写的。

关于主观能动性为什么要对“习惯性势力”进行修正？同意是不能够‘仅用’非理性和路径依赖进行解释的。非理性和路径依赖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例子。用来总结，有点不当（可能是想早点写完吧）。最后说的社会多元化，才是要点。当然，论述不够，后来又加了一贴，望能指正。

关于‘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确存在问题，但还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理解是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方法论。而且基本上是‘反历史’的，归结起来还可以多盖几顶帽子，如‘机械’和‘决定论’的分析方法。最后还是没有解决生产和交易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交易可以决定分工，但并不能完全决定生产。生产是渐进的，积累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资本积累’。坚船厉炮和洋买办都是同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孰是，孰非？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方法一无是处。事实上，交易成本论还是很有影响的，如讲一些新古典主义不想听也不想讲的东西，现在也‘同流’了。旧瓶新酒最后还是能领导出世界新潮流。题外话：是否只有在小资产阶级得意的年代，交易成本论才越来越吃香？

叶兄见笑了，我的评论谈不上指点，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这里，K博士、李茶兄、萧敢等更有发言权，叶兄不妨听听他们的见解。
如兄所言，我只是重点的看了你第一个帖子，没有认真看第二个，所以的确有些忽视了你强调的重点：“社会的多元化”，见谅！
你的关于交易费用范式基本上是“反历史”的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交易费用范式完成的是对组织、制度等的起源、演变的逻辑输理，它并未否定对以上问题的历史考察，相反它还是以史来佐论的，如诺斯的工作。
至于社会的多元化问题，我同意叶兄的“社会选择需要多元化的社会做为基础”的论断，但是对兄的“社会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我还不敢发表评论，因为演化博弈理论教给我的刚好是相反的结论。
至于别的问题，由于叶兄思路的跳跃性和行文的简约化，我仍然需要时间继续理解。

综合断刀朋友的观点，换一种说法，交易成本论本身并不‘反历史’。但以‘交易成本论’为理论框架的经济学应用往往代表了‘反历史’的研究方法。如认为‘交易成本’可以决定制度选择的结果。这种方法忽略了交易成本背后的制度决定因素。交易成本只是对某些制度为什么能存在，并不断演进的一种解释，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所以，正如您所说的，交易成本论‘完成的是对组织、制度演变的逻辑输理’。这是很重要的。不过，这种‘逻辑输理’只是完成了部分的探索，并未真正达到足以解释‘组织、制度’的‘起源’。

就您的第二个提议，不知道您所说得是‘演化博弈理论’在哪一方面的论述？演进博弈论的领域是很广的，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不知道您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举一个并不是很专业的例子。我们知道演进(Evolution)需要有（1）突变机制（mutation）和（2）选择机制(selection)的存在。如果突发的灾变改变了博弈的人数(Population)的大小和状态，某种制度（或策略）将难于延续。这是否合乎你所说的（对有关社会多元化）：‘演化博弈理论教给我的刚好是相反的结论’？

叶兄这次的表述很清楚明白，这可能是叶兄对我的阅读理解能力的一种体谅，感谢！
同意“交易成本只是对某些制度为什么能存在，并不断演进的一种解释，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释。
不过，“这种逻辑输理只是完成了部分的探索，并未真正达到足以解释组织、制度的起源”表明叶兄认为存在着一种更能解释以上问题的理论范式，如果没有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做参照，叶兄是不会得出以上结论的。不知道叶兄心中的参照系（那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是什么，请指教！
对于第二个问题，不怕叶兄笑话，演化经济学我还处于学习阶段，对于演化博弈论的应用我还是一知半解。这也就是我在上面的帖子中说“我还不敢发表评论”的原因。至于我说演化博弈论给我的是相反的结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灵感，我现在的演化博弈论的知识存量还不能让我给叶兄一个完整的逻辑推演。
其实，关于叶兄的“社会的多元化”的问题，K博士、萧敢等很有研究，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参与与叶兄的探讨。我很想通过你们的探讨多学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感谢您的回复。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受您的帮助，指点写文章的方法。很长时间都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了。表达不当的地方，请读者见谅。同时，如您所建议，希望K博士、李茶兄、萧兄，北望园长，及诸位网友，能加入我们的讨论。

‘解释组织、制度的起源’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并不是单个学科，部分的研究就能解决的。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交易成本论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更多的探索。按卡尔·波普尔的分析方法，还需要更多地‘批判和提问’(Refutation and Conjecture)。

因此，就您所提到的，是否有‘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做参照’。我想这需要先找出不足，提出新问题，再去考虑某种理论范式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理论是用来解释问题的，我们还需要去验证。而且，验证不应只是去验证某理论的一般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验证的方法，再去寻找出新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的讨论还停留在第一步。

您也同意理论只能代表部分（一种），而非整体（全部）的现实。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否应该是更多元化的，具体的，能更有效解释部分现实的理论？ 我并不认为我们能通过一‘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去取代交易成本论。因为理论科学的发展是在批判地同时加以归纳，只有当我们批判和归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侯，才能演变出较新的，能更好解释部分现实的理论。前面说到，我们的讨论还停留第一步。

事实上，交易成本论本身的发展历史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威廉姆申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在其之前几种不同学科，如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部分理论的归纳和综合。如康芒斯(Commons)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耐特(Knight)的‘道德危险’（Moral Hazard），西蒙(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通过威廉姆申的综合，而并非创造，终演变为一解释‘交易’行为的理论。

最后，记得在这个论坛的哪里看到有人提到‘话语霸权’。我想这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学派里很有创意的警语。理论家做为人，最终是脱不开社会性的影响（如同之前引用马克思名言里所说的）。那么，理论本身也应带上一些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吧。我想，在引用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是，最后还是需要考虑我们的国情。

说了这些，不知道是否回答了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