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读书

2010年大热美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讲述了历史里著名的奴隶革命领袖的早期崛起故事，剧情从最初即埋下了两条线索并且发延至尾端：斯巴达克斯的寻妻与复仇，奴隶主巴泰特斯在角斗比赛的激烈竞争与市场博弈。在末集两条线索交汇，巴泰特斯进入了罗马帝国政界，邀请各界名流参加他们的庆祝晚宴，与此同时，斯巴达克斯率领所有奴隶起义，血洗馆场。巴泰特斯家族刚体验鲜花着锦之盛却不到几个时辰便满馆哀薨。

假如现在的学术界去分析此次“社会冲突”事件，会是什么样一个图景？在当时哲学界里流行兴起的“历史相对论”会认为这是一个唱衰罗马帝国的信号，当然他们的终点不是宗教与个体价值文化的觉醒，因为他们认为人事规律如同自然生物生长，极盛之后步入死亡。而如果用社会学叙述此，大概会用“市场失灵意外应由政府监督”这样的观点，应由外力加以管理，但实际上馆内早有部分罗马军队驻扎，而这次惨案的源头，斯巴达克斯，复仇愿望蓄池已久，而奴隶们对自我权利概念的认知近乎为零，奴隶主与外界发生的一些的故事。前加后减使得惨剧发生，前减后加，凭借斯巴达克斯的勇气与聪慧也能玉石俱焚。会有几人幸免于难但必定罗马的角斗界会遭受重创，一时难以恢复。一言归结此：惨剧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掌握在馆主与一个奴隶的手里。

回到书中，于建嵘教授的《抗争性政治》中认为农民几次对抗政府基层的的根源是“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党政行为失范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既然“制度错位”造成了“错误的农民利益代言人。”那为何不引入其他机制管理，比如市场利润作为调节润滑，缩减一方规模使之双方增加个体主动权？显然全书中“市场”完全被无视忽略，而到末尾作者举出林林总总的历史数据更是表明在完全摒弃了市场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利益分配制度缺陷之多根本让人难以生存。

让我们回到社会学的发源点，社会学的理性分析在柏拉图与孔子的著作中即可以找到踪迹，促进古文明国的法律规则建立。社会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作家西哀士的未出版的论文中，哲学家孔德对这一词所表达的概念作以定义，他试图将各类学科的经验论同时交汇在这门新学科，并且将理论的边界停驻在“社会”一词上，他在法国革命后发表了他的论文：《积极哲学的课程》与《实证主义论》，他认为社会的弊病可以由实证主义作以矫正。

实证主义是社会学的理性模型，即使日后社会学在各方学术领域里延伸，除了黑格尔的辩证学与符号学对实证主义抵制，实证主义即是社会学的基石。他的起源非常“现代”而“人性”。在科学不发达时期，人们为世间疾苦与自然现象而发展思考出种种解释与对抗方式，其中广为流行的一种信仰即是先将抽象的理性与具体的实物结合为各种各样的人形化的“神”，他们掌管驾驶着人世间一切法则并且保证他不会出航，这些就是人事的因果解释：他代表正义，他代表惩罚或是她代表美貌。而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幻想谬论统统失效，雷电是云的摩擦不是宙斯手中的武器，风吹雨打也与人间事件无任何因果关系。

这给了实证主义的灵感，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一步：实验方法，不仅适合解释云电雨雷，还是人类行为的唯一诠释，完全摒弃掉传统的哲学，历史学，文学与现代历史。显然这种“大跃进”在当初是无力而狭隘的，于是孔德先是参考牛顿的物理经验论，他的追随者着认为“社会”既是一个“生物体”，血管心脏的在“体内”的作用是社会上不同人类的存在意义的重要参考。显然这样的解释是荒谬的，而日后的涂尔干吸取18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在德国重新兴起的历史相对论中的法律论述糅杂，于是实证主义该头换面重来，他们似乎对市场有着天生的厌恶，支持独裁，反对自由言论，支持大政府，赞同压制异见者。他们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解释经济现象为泛物理主义与行为主义。在他们眼里物理学是宇宙的唯一法则，人是其中的物理元素，但人类社会中人的行为才是基本元素，而人受到他的感性情绪与理性计划的各种支配，五光十色但有因果法则，两个人同时去买手机，一个可能是手机收集狂热者，每一部新品他都要收藏回家才肯罢休，而一人只是做日常通话无任何偏好。但这些均被实证主义所无视，他们认为两人的购买举动只是“在那里”，人事的规则如同自然科学，只剩下“刺激”与“回应”。那么促进繁荣与稳定就是继续生产，当然最后必定会造成大幅浪费。

回到书中的论述，作者在最后章节表明“社会冲突”即“规章失灵”，既然利益分配是冲突事件之根，人类文明历史上人们获取利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暴力掠夺，另一种是劳动合作，第一种人的利益分配方式是依靠上层人士对下层人士的喜恶情绪，虽偶有施舍，但他们的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另一次侵犯做“人本投资”避免损耗失败，个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些人们的手中。第二种人的利益分配方式是依照工程中个人贡献的大小优劣，即利润分配，细软虽可能相差巨大但是以个人劳动成果为衡量标准，将自己的命运回归到个人手中，而利润是在剩余价值的交换中产生，而历史证明剩余价值的最佳利用地点即在市场，为何将此解完全抛出门外不予考虑论述？与此同时，集体冲突的对抗既然大多为社会不公，利益失衡，为何企图寻找其中理性规则的社会学理论去到政治学里求索？虽然市场中的商贩，公司与行政界的政府机构充满了至下而上的指令，但政治的管理运作是“命令”，强制性，而市场的运作管理是“利润”，是经济核算与预测，有时间偏好的，预测成功了利润奖赏他，预测失败惩罚他但因果是由他个人选择所掌控，而每个人既是创造者也是消费者。前者是刻舟求剑，后者这才是把选择的机会与权力放在民众自己手里。

自然现象背后的成因只有一个，古时亚里斯多德认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而后人将其纠正并且此真理延续至今未被也不会被驳倒，但人类的行为活动绝非只有一个原因，仅从一角探寻结果，就好比古希腊的那个角斗士馆长临死前依旧认为自己是给予了斯巴达克斯新生的意义为何要遭到割喉，整幅图景只看一角必定不会找到真正意义。但人类行为规律只有一个，因果关系，历史上人类用艺术，文学，哲学，经济与宗教去寻其中解释探寻其成因与规律，于是有了今天的文明的繁荣，而后期发展的社会学在此维度的体现是在社会事件上套以其学科专属的学术分析作为理性模板，社会学巨擘韦伯即试图找到这样的的Reason（理性），适用于过去与未来的社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反人性的任务。于建嵘教授的《抗争性政治》论述逻辑清晰具体，是一本引起人们对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产生兴趣的优秀读本，但当面对人的行为的“真伪”问题，如同其他社会学著作，它依旧缄默不详。

子遇：民主宪政与公权力适当退出
——基层权力架构重建之可行性分析
凤凰网读书


囿于文史的专业背景与读书旨趣，笔者对于政治理论类的书籍一直较为疏远，总觉得这类文字似乎略显冰冷，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难逃空洞；要不就流于琐碎，近乎冷酷，让人觉得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奔张热情与人文情怀。但于建嵘先生的著作绝对是例外，当年其《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一书刚出版时，即成为笔者与好友秉烛夜谈的上佳聊资，深深地为文字后面所蕴藏的作者的知识分子真我本色所吸引，论及绝佳之处，两人夜半三更而拍案叫绝的情景至今尚历历在目。从此之后就一直较为关注于先生的文章，而今年的“拆迁语录”事件更使得于先生为一般社会公众所认知，网络舆论的介入与推波助澜，在提高作者知名度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作者的非学术性质，而《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的适时推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抗争性政治》），则又使得公众与读者的视野转回学术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争性政治》一书可谓非比寻常。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于建嵘先生的《抗争性政治》一书中来。先解释何谓“抗争性政治”，作者开宗明义，“抗争性政治就成为一种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框架，并构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书导论第4页）。笔者纵观全书，无论是第一章节有关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的分析，还是第二章中对有关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第三章中对群体行动与社会泄愤的研究，以及第四章中对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概括，作者无不忠实地“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在秉持政治学者理性思维的同时，将视角定位在底层民众的基本政治需求上，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种解释并不预设抗争主体行为的合法性，而只是一种相对于传统的精英政治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即以底层社会的眼光看待底层民众的行为”（导论第5页），以及“抛弃原来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看待底层社会的行为，而要求从底层社会内部的结构解读底层政治的运作逻辑”（第14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于建嵘先生在《抗争性政治》所阐述的中国当代底层政治，既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先进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延续，同时又是梁、晏诸公不朽努力的超越，毕竟梁、晏等人，尤其是梁漱溟，依旧是传统社会熏陶出来的儒家学者，“吾辈不出如苍生何”的精英观念根深蒂固（可参阅[美]艾凯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一书），而于先生笔下的“抗争性政治”，则更具草根性、时代性，也更真实，同时更能突出其底层社会的性质。
其实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再到今日中国底层的“抗争性政治”，如果将这条线索略微扩充与延续的话，就成为《抗争性政治》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中作者所要介绍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第175页）。在这一基层治理方式变迁的过程中，无论是“清末的王权止于县政”、“民国的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体制”，抑或“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体制”（第175-203页），无一不凸显百年来中国政治生态中嵌入式的国家行政权力与温和态的基层自治力量的对抗与博弈。这两种不同性质力量的对抗与博弈，在今日的政治社会学术语中虽只被定性为阶层性的，然其背后却是百余年来重建基层权力架构这一历史探索与进程之使然。上文所讲作者所提炼的基层治理方式变迁，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人民公社时期直至今日，无一不是在传统社会式微、国家权力扩张下的一种重建基层权力架构的探索与努力。在此不妨套用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理论”（在唐氏看来，中国近百余年的历史，是上到国家权力机关、下至走夫贩卒，各行各业在其各自领袖的带领下实现现代化，由帝制转向民治，此一进程如同舟行三峡，不可否认，唐氏的历史三峡论不免有决定论之嫌，这是我们所有的研究者当慎之又慎之处，但具体到中国基层政治的现代化转型，笔者认为还是有说服力的，可参阅唐氏著《晚清七十年》），我们若是较为粗略地观察这百余年的历史，从清末到如今，我们就是在梁漱溟、晏阳初以及于建嵘等等诸位的领导下，带领着我们的传统社会（尤其是传统农村社会）穿越这历史三峡，从而实现其现代化转型。而抗争性政治之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即是现阶段我们重建基层权力架构的现实反映。从底层民众视野着眼，较之梁、晏诸公之努力已更见民治色彩矣。
历史三峡的终点是民治（民主宪政）的社会，巧合的是在于建嵘先生的笔下，解决我们当代基层政治中抗争性政治所呈现的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策还是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导论第7页）。或许出于学术话语的谨慎，作者有关民主法治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更多的是从宏观方向立论，缺乏较为具体的操作建议。但即使如此，在笔者看来，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与出版环境中，充分体现出当代政治学者的价值取向与人文情怀，已属难能可贵，在此笔者向于先生致以崇高敬意。但除了宏观层面的民主宪政努力方向外，在笔者看来，公权力的适当退出，在具体操作层面，对于我们解决当代基层因为抗争性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笔者有幸曾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对于因抗争性政治而引起的农村基层政治问题，因所在不同地区的原因，感受虽没有作者在书中所揭示的尖锐，但也能够或多或少感受到当代基层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曾经历过一些《抗争性政治》一书中所描绘的维权抗争、群体行动甚至类似于社会泄愤的事件。笔者认为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是导致这类抗争性政治事件产生的深层原因。就历史而言，从清末到人民公社时期，基层权力架构的重建之所以举步维艰，归其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不断下沉与嵌入难辞其咎。公权力在汲取基层养分的同时，相应地增加了与基层民众直接面对面的可能，挤压了社会组织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用作者的话讲就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代表国家权力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导致基层政权退化的现象”（第204页）。这种公权力对于基层的嵌入式扩张，既是现实利益之驱使，也是理想主义型的“全能政府”之标榜，同时更成为执政当局宣扬其执政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政治缘由。正因为如此，即使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述这三类人在现行抗争性政治困局中依旧作为既得利益者而勉力维持这“排斥性体制与刚性稳定”（第37页）；另一方面是公权力扩张下民间社会组织的式微以及社会转型时期新兴力量对于自身权利的呼唤与努力，在此双方力量的交相作用下，抗争性政治困局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民主宪政当为解决问题的最佳与最终答案，然就现行的政治体制而言，不免理想标悬甚高而远水不济近火，当务之急是政府当从基层政治中适当退出，让基层民间有一定的自治空间，同样也给基层政府一定的缓冲余地。要实现政府的适当退出，除了政府的自身努力外，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以及基层组织不断增强独立性外，法律制度的保障必不可少，由此更可见实现民主宪政的现实意义。在有关政府退出这一点上，笔者与作者的观点略有出入，在于建嵘先生看来，“政府治理功能的完善和强化是当务之急”（第236页），然笔者却呼吁政府从基层政治中适当退出，毕竟更多的时候技术性完善不能掩饰体制性的问题。
有公权力适当退出与民主宪政这一前一后的两张巨帆护航，从抗争性政治到平安渡过历史三峡，中华民族指日可待。
后记：此篇小文草拟于2010年12月31日，岁末天寒然因于建嵘先生的大作确实精彩，就匆匆完稿，不留跨年遗憾，不足之处还望诸位方家多多指教。前段时间与好友张君闲聊之时曾提及于先生之书，张君工作在公务一线，所感受者较之笔者定当为多，在此权且抛砖引玉，以此小文作为赠张君新年之祝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张君即诸好友共勉。

子遇 龙川 2010 12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