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郑成林
（联合论坛·北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南财经大学与湖北大学协办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8月14日至17日在湖北武当山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围绕会议主题，中外学者分为三组，分别就商人、商人组织与商业网络，企业制度与中国早期市场的发育，现代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等问题，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和学识特点出发，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与争鸣，将中国经济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商人、商人组织与商业网络
与以往历次经济史会议一样，商人与商业问题仍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但此次会议学者们的视野更开阔，既有宏观综合的探讨，亦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既有文献资料的细心考辩，也有实地调查的具体分析。
郭蕴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中国传统农工商关系作了新的探讨，认为最初农工商的排列似可认为是由其出现的先后次序而言，并不含有重此轻彼之意。在春秋战国以前，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只是到了战国后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变，统治者才采取了“抑商”手段，以捍卫自身的利益，促使农工商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总政策依然是三者并举。
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文谟典条约》对一个徽商典铺的经营实态，从文谟典的人员结构、设备、经营范围、收当与取赎手续、计息办法、让利和额外收入、会计制度、伙计的待遇及其对伙计的要求和惩罚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考察，同时着重探析了文谟典的经营特色，指出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中，传统商人及其店铺字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清代前期的传统市场和商业较我们过去所了解的要繁荣得多。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系）在研究清代的盐商组织时，指出清代11个盐区的组织各有特色，每个盐区组织的阶段变化也较大，但盐商组织的职能较为全面，对清政府制订盐业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强调在研究盐商组织时应充分考虑其积极的方面。
谢放（四川大学历史系）通过对“绅商”词义进行考析后，指出“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亦绅亦商”的“绅商”群体中，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仍有偏重于绅或偏重于商的区别。
毛蕾（厦门大学历史系）依据翔实的史料分析了唐宋以降牙人在田宅典当买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认为牙人在从事田宅典当买卖中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行业的习俗，牙人的中介交易对于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双重影响，即在促进商品流通、沟通买卖需求的积极作用时，也存在扰乱市场、病商病民的消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商会档案史料的发现，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愈来愈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城市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和经济史诸领域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在回顾近十年来商会史的研究时，指出90年代中国商会史在商会的成员构成及领导权、商会的社会属性、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关系、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对商会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对商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深入、具体。认为商会课题的研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在商会的经济职能与振兴实业活动、商会的法制化建设进程、商会与晚清市场、商会与同业公会、商业网络与商会网络、商会与近代商业精神的培育、商会自身的现代变迁等方面。
商会与近代中国政权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亦颇为引人关注。蒋伟新、汤可可（无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系统考析了近代无锡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用一个模式对这种关系加以概况，可能会失之于简单和片面，二者关系在经济、社会、政治的不同层面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仅仅归结政治上的互动就很难全面把握其整体状况。同时指出我们在探讨商会与政府关系时只有在联系其他社会组织与商会和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剖析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刻画其本质特征。
冯筱才（浙江大学法学院）以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考察了近代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指出近代中国商会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政治变革的进程，可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这种缺乏政治立场的特点是由其职业的性质所决定，而非政治上的“短视”或“愚蠢”，商会政治上的“不作为”不能仅从革命者的逻辑去演绎，而必须基于商人自身的思维去考量。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结合清末以来广州商人团体的状况和广东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拟对“商团事变”予以重新讨论，指出自清末以来商人团体凭着自身的经济、组织力量在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较民国以来所有的广东政府都激进且强大，其工农政策、税收政策又加剧了政权同商人的矛盾，因此民国以来商团与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二者终因购械问题而发生了全面冲突。同时还强调从事变商团的表现，可以得知广州商人从经营到思想意识较晚清并无多大进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企图将商会等民间团体纳入既定的政治轨道，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风潮。张志东（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从政治学的角度，尝试以“社团主义”为分析框架，以天津商会为个案，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这一事件予以探讨。认为这次风潮实质上是一个制度选择的过程，是近代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商会团体，就应选择何种合作形式共同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博弈，改组后的商会团体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形式就是双方最终确立的制度合作形式，这一形式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抗战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效。
商会与近代市场的发育和调控是检测商会功能与作用的基本指标之一。胡光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对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的商会、行业公会和国际商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近代中国商会、行业公会的性质功能剖析后，认为商会、行业公会的发达与健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目前社会各界转变观念，学习和借鉴国外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组建名实相符的现代商会、行业公会系统，在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体系中发挥“中观－微观”调控功能，作政府调控市场有力的助手。
史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商会与农村经济之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商会与农村经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会在行使代表和维护商人利益，发展市场经济的职能，尤其是在农村赋税的征收、交通运输的管理、度量衡的调整整顿、商情的调查等方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影响；另一类是商会在推动农村手工业发展、引进农业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直接介入农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将网络论应用于中国商业史和商会史的研究，是一种刚刚开始的新趋向。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指出天津商会与国内商会日益频繁的交往，初步呈现出一个经济活动相互交错的立体网络运动状态，并对这个网络的内容、特点和形成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这个相互交错的网络在推动华北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利于商人认同意识的加强等方面起了十分有意义的作用。
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纳入了商会的组织系统中，加强了商会对各行业的控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王翔（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通过对苏州同业组织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嬗变的个案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后重建的云锦公所实处于由一个旧式行会组织向一个资产阶级同业团体的过渡状态，已经具备了早期资产阶级同业组织的特征。民国初年由于铁机丝织业的发展，从云锦公所里分离出来的铁机公会逐渐成为丝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同业组织。30年代，随着一系列同业公会法规的颁布，铁机公会行会的胎记进一步淡化，资产阶级同业组织的色彩进一步加深。
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了政府与同业公会的关系，指出由于双方的需要，二者结合日益紧密，经过民国政府改组的同业公会实际上不仅没有游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反而紧密的依赖政府，成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途径；政府在加强对同业公会的控制同时也通过培训公会管理人才，将一些现代经营管理观念逐渐灌输到同业公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同业公会由传统行帮制到现代同业组织的演变。
此外沈雨梧（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就上海总商会首任会长严信厚所创办的企业考察了他的活动，葛金芳（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初步剖析了宋代东南地区的海洋中国倾向，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力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三年天津工商界的演变过程，魏文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简要讨论了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演变的原因。
二、企业制度与早期市场的发育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对生产领域问题的研究远胜于对市场流通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重生产轻流通问题的倾向。近几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市场体系不仅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重视，经济史研究者也日益关注。
刘佛丁从制度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发育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市场性质上看，中国古代的市场制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唐以前，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政权统治下的市场体系；而在宋及其以后各朝，尽管在一些方面仍然受到政府的干涉和管制，但已是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国内市场并开始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不过至鸦片战争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其市场规模扩展的速度十分缓慢，要素市场的形成过程与商品市场基本同步，甚至还要缓慢，而在近代市场制度的建立的方面更落后于西方，造成市场交易活动的不规范，增加了交易成本，限制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提出关于中国早期市场的研究应该注意对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研究，指出以前城市史的研究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关系，对城乡复杂关系研究不够，尤其是忽视了从乡村的角度来看问题；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展，但八大区域市场体系过多关注的是各个市场的内部关系，对市场之间的关系研究略显不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从市场网络体系的角度切入研究，我们对环中国海与内地，城乡关系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的兴起，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相互促动，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单强（苏州大学历史系）认为区域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并从现代化的角度，对19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区域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江南区域市场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市场主体买办化导致江南传统商品流通网络向国际市场聚集；2，区域市场上主要商品的国际化；3，土货外销的不断增长；4，区域市场价格日益依赖国际市场。
徐凯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甲午战后，荆沙地区社会经济的演变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传统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加之受到新式交通工具和机制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影响，荆沙城乡经济联系明显加强。
张海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大庾岭商路为中心，对明清时期江西与江南地区的经济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明清时期江西与江南两地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两地在经济上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但与江南地区密切的市场联系并非江西经济真正发展水平的体现，而是清政府限制海外贸易尤其是一口通商的结果。
石莹（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系）通过对清代汉口木竹的来源、数量、销量及其市场规模的考察，论述了汉口木竹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指出汉口木竹市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1，清前期，即汉口木竹市场发展的高峰期；2，清中叶，也是汉口木竹市场发展的曲折时期；3，清末，为清代汉口木竹贸易发展之最高峰和市场规模最大的时期。认为大规模的木竹流通在汉口市场及城市经济发展乃至全国木竹运销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史的研究不仅涉及宏观的经济问题，而且必须深入各种微观经济问题，所以企业史一向被看作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企业制度的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按照经济理论，资本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独资、合伙、合作与公司制度四种基本类型。但每种基本类型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明清时的合伙经济进行了探讨，指出合伙经济具有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它们的异同，认为相同在于按照所贡献的资本及可能得到的利润进行分配，以协议形式组织并承担无限责任；不同体现于合伙股份均分为“等额”，人数多于二三人，除了“资本股份”外还存在“收益股份”。这种双重股份的区分在合伙经济中形成了极为行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对于合伙企业的有效运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杠杆作用。
梁四宝、刘建生（山西大学经济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明清晋商资本运营最重要的形式��股份制的效率性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在产生初期，晋商股份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但到了后期，它并未随环境的变化而创新，其弊端日益显现，从而在经营机制上对晋商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认为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运营制度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刘方健、蒋斌（西南财经大学）指出与清末相比，1912－1927年中国股份制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股份制在这一时期的变迁过程是潜在利润的内部化的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认为股份制变迁是股份制与既有制之间由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有能力打破不理想的均衡状态，推动股份制向更高的均衡点演变。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从企业的资本构成、体制和企业精神等方面阐述了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的家族特色，指出这种特色的形成演变自有自己的特点，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家族企业的权力交接方式也容易带来弊端。但是企业家族制并不是现代化的羁绊，更不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交易、协作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状况的影响或制约。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分别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市场组织进行了考察，指出在19世纪末，由于市场主体的分散、市场交易环节过多，导致了交易成本的昂贵。进入20世纪后，中国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和运行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中国的买办制度为企业高级职员的雇佣制度所取代、股份公司的出现、新型交易机构的建立、商会调控市场作用的发挥等等，从而使得企业协调经营机制代替市场协调经营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国市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当然从商业资本在全部资本额的比重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交易费用仍然很高。
陈争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清末中国棉纺业的市场条件与张謇的经营对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清末中国棉纺业的市场条件比较差，能容实业家活动的空间极小，但是张謇的大生企业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于张謇摸索出了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使纱厂的生产与农村植棉业、手工业有机的结合起来，即“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工农商协调发展的乡土发展路线”。
陈自芳（浙江省委党校）在分析中国近代市场环境与企业的联合时，指出在不同市场状况下中国近代企业有着不同的联合方式。这些联合是当时条件下企业的积极行为，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保护和推进作用。同时指出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联合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并在某些方面制约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依据原始档案资料，对20世纪30－40年代几家合资经营的民航公司如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和中苏航公司的股份分配、人事安排、经营管理以及飞行路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尽管国民政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力图维护国家主权，但欧美国家对于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争夺依然说明所谓平等互利最终还是要依国家的实力来体现。
交通是商业的基础。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近代交通运输与晚清商业的演变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产业的专门化、市场的开拓以及建代城市的兴起等方面，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对晚清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指出这种影响会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整个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交融，经济史要求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去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拓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对近代侨乡社会、茶馆和庙会的研究便是明好例证。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利用丰富的侨批业档案对潮汕地区侨批业经营的范围、性质、特点及其已周边农村地区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指出侨批业在那个日渐近代化的社会中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网络体系中，侨批业的经营习惯和经营理念组织可以与近代的邮政机构和金融组织形成良性的互动。近代东南沿海侨批业者所进行的不但是经济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有着丰富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王笛（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认为茶馆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单位，是一个城市社会的缩影。并以成都为中心，剖析了茶馆与市民经济生活的复杂关系，指出成都茶馆的娱乐功能仅是其外表，作为商业交易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茶馆还可称之为一个“自由市场”。还从地方政府把茶馆的控制和改造作为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环节的角度提醒我们不应忽视茶馆多层次、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庙本是人们从事祭拜的场所，但由祭拜的聚集形成的庙会则具有市场和贸易的功能。刘克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分析了庙会的起源和分布状况后，将庙会分为城市庙会和农村庙会两种，并对两种庙会的功能作了对比性的研究，指出与以迷信、娱乐为主的城市庙会相比，农村庙会则主要是以贸易和娱乐为主，并认为尽管农村庙会存在封建迷信和对农民造成精神毒害与经济负担，但它依然是近代农村商品流通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形式和渠道，是集市贸易的重要补充。Eugene Cooper(美国南加州大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浙江金华庙会和会场的整个历史发展概况，论析了在当前改革形势下庙会兴起的原因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动力，认为这种以传统方式为现代服务的合作形式对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此外，江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清代前期地权转移的时间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久保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从社会统计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的探讨，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考察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郑成林、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就1930年全国工商会议的性质、内容及效果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
三、现代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
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科中的一个新领域。因与现实最接近，对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为经济工作的宏观指导提供更为科学的基础，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市场化已被用来概况或反映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那么市场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又如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进行测度呢？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总结了世界500年和中国150年来经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指出：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还有市场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并认为无论是先发型国家，还是后发型国家，当工业化与市场化同步前进时，经济现代化绩效就好；若工业化与市场化逆向而行，经济现代化一定受挫折，并最终回到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工业化轨道上来。
郑有贵（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从市场化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农业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论述了市场化改革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认为市场化改革可以使资本、劳动力、科技等各种要素保持较好的流动性，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此外，市场化改革还使得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有利于农村的民主化进程。
市场化的测度是指通过某种预设的指标体系（指数）针对一国（部门或地区）的市场作出测算和评估。赵农（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理论与方法后，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对不同省区市场化的测度就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市场化测度的不仅在于尽量客观地反映的真实进程，更在于通过相应的评估发现市场化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及其因素，从而推动这一进程。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商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建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指出建国初期，政府在“公私兼顾”原则的指导下，采取了各种政策，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以扩大商品流通，对城乡物质交流、保证物质供应、沟通各地经济联系、活跃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推动了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作了一初步的阐述，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初步形成具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各类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在沟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行业规范、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甚至国际交流中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在现阶段我国中介组织在管理咨询方面还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在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从市场作用的兴衰来研究建国后经济的发展和曲折对探讨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可能大有裨益。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析了建国前后市场供求情况，指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产品市场的控制，对于治理长期战争和剧烈通货膨胀造成的短缺和市场畸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恢复了国内商业和城乡贸易，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显示了国家调控市场的必要性。当然庞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垄断也必将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竞争，压抑了其他经济充分与其公平竞争和发展，也使其本身缺乏压力，忽视了经济核算和效益。
朱文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通过对建国后河北省清苑县农村集市发展曲折历程的个案剖析，指出清苑县集市至少有过4次较大的曲折：解放初期为恢复旧的商业网而关闭了一小部分集市，因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而关闭了粮棉油等主要集市，人民公社化时取消集市，“文革”中关闭大部分集市。认为在物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是别无选择的办法，它对支援国家建设和保证群众生活的基本需要起了经济作用，但也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村集市贸易中的作用，影响了集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陈廷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1949－1952年间的城乡物质交流进行了考察，指出针对建国初期城乡商品交流不畅，政府通过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鼓励私人商业从事城乡商品运销、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举办城乡物质交流会、展销会、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增加对商业的贷款、扩大通汇网点等有力举措开展城乡物质交流，促进了城乡商品市场的繁荣，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7－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是有着自身的内在要求，还是照搬前苏联的呢？在当时体制下，除了计划经济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充分呢？赵凌云、王年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从形成过程与路径、影响与决定体制生成的因素及相互关系、体制的中国特色等方面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析，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形成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前苏联模式的一些具体内容，但内在因素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照搬论”无法解释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中国特色。也正是这种体制的内生性和中国特色，决定了它的可改革性1978年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式道路的选择及其成功。
苏少之、向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认为在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外，也存在中一部分非计划经济，并从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与历史环境、发展概况等方面对非计划经济作了实证的分析，历史地描述了其发展过程。阐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计划经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非计划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不足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是计划经济的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1978年后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条件，为渐进式改革的实现提供了体制内的支持。
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我们已不能就中国而论中国，而必须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整体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陈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从边疆理论的角度就中美西部开发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现在中国西部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迫在眉睫，但在开发西部时必须注意几个事项，如搞好产业的开发、怎样发挥政府在开发中的作用、吸引外资的方式、人才的培养等等。王德祥（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重点分析了战后外国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及其金融影响，指出外国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外国银行进入的时间、区域和方式主要由两个国家的状况决定，所以发展中国家应从中心与外围不对称的角度来认识外国银行的影响，并制定灵活的金融开放战略。
此外，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对世界产业结构变动的历史趋势进行了分析，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宝钢为个案就如何做到现代管理制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化结合作了探索，辛江（郑州大学商学院）对如何发展风险投资、培育中国高科技产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洁（江苏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经济安全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安全现状作了详尽的考析。
综上所述，此次学术会议在学术选题、视野、学科方法手段及多学科交叉等方面都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显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日趋成熟，与国际日益接轨的进展。
（郑成林：1973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职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