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闻学研究》第100期专题：评价中国媒体
編輯室報告
評價中國傳媒
《梅鐸的中國大冒險》去年出版，剛好碰上資本主義危機以金融核爆的形式現身蔓延，中國即將在2030年取代美國霸主的鼓譟，風風雨雨飛滿天。眾人在問，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世界會更好嗎？
周翼虎的〈抗爭與入籠〉則說，現代化及批判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的傳媒，1978年迄今的蛻變，很弔詭地顯示中國眾多改革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傳媒，特別是相比於教育及醫療。但這個「成功」是畸形的，中國的傳媒經濟收入幾乎全部依靠廣告（與美國並無不同），而其贏家通吃的程度，讓人咋舌：本世紀前幾年，報紙230億人民幣廣告的40% 集中在2千家報紙的前1%；中央電視台的10餘個頻道約佔中國3千多個電視頻道廣告收入的1/3，央視一台又居1/3的90%，另一說法是40~50%，也就是佔中國所有電視廣告收入的25% 以上。黨國「軟控制」傳媒能力一再增加，從業人員內化了官方價值，市場因此並「沒有成為新聞業獨立的推動力」，反倒可能會讓「記者…陷入…犬儒主義」。
格局如此，則政治力宏觀調節中國傳媒，是不是已然存在或至少蘊藏著正面要素值得探討、開發、修正與擴張，似乎很難進入人們的意識。惟撇開政策層面的總體探索不論，另有傳媒的個別表現，等待挖掘與評估。
王毓莉選取廣州《南方周末報》頭版報導209則（2003年4月至2007年5月），發現2005年的17省上書事件後，異地「輿論監督」的篇數「明顯減少」。不過，輿論監督的總數仍大，5年來佔所有專題近6成，其中96%（119則）針對廣東以外的地區而行，「代表公眾」監督「中央級」機構或幹部、監督中央級企業或事業，以及監督省級行政機構或幹部的比例，分別是25.2%、20.2% 與18.5%，近65% 更「直接指出批評對象」。
徐桂權以2005年6月20日至2007年12月26日，三家日報與三家週刊（報）關於醫療改革的報導與評論為對象，取其文本並訪談部分作者。他審慎地關照這些話語，指出中國的新聞固然「強制」地生產社會「合意」，卻同時醞釀「參與」乃至「抗爭」，致使權力的「收編與合法化過程」無法一帆風順，「隨著公共事件的積累…媒介的表達仍具有…改變社會政治語境的潛能」。曾繁旭分析的是環境保護，通過NGO的投入，1990年代中後期至今，金絲猴、藏羚羊、大熊貓、川西天然林、江河建壩、雲南毀林、基因稻米、北京動物園、圓明園與狩獵權等等，陸續成為媒介議題。作者集中於闡述2003年7月由《雲南日報》開始報導的「反對怒江建壩議題」。通過五家刊物的分析、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他指出中國NGO並不完全被動，而是主動運用媒體、捲入民眾的情感，甚至有若干對抗姿態。曾繁旭也辨認其侷限，一是國家「一紙禁令」就可干預議題，二是「合法度高、財務好、國際化程度較高的NGO」比較可能建構議題，但有更多NGO「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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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枫 最后编辑于 2009-08-16 11: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