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季羡林鞠一个躬，老头儿一定去的是天堂，一路绿灯，不遇交警和城管，也不遇喜欢把字画弄丢的组织上派来的助手或亲人们。

然后列举一下季羡林代表作：翻译的，《罗摩衍那》《优哩婆湿》……学术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散文随笔的，《牛棚杂忆》《天竺心影》……即使大家只看过印度歌舞片没看过印度史诗，还是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搞错了，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来说，一个穷其一生研究印度史和翻译古印度长史的人，那不该叫国学大师，该叫印度国学家，或者偏门史诗翻译家，其实印度国学家或偏门史诗翻译家也很好，但强安上中国国学的头衔，就不怕遇到国籍问题。

幻想，那些好心肠们在追思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成就时尴尬得挠肺、挠胃，因为全世界能看懂《罗摩衍那》的人不超过三十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但又非得装下去,就放弃进行作品追思，而跑题地去进行人品追思。比如帮北大新生看守行李，比如永远穿着蓝中山装推自行车别英雄牌国产钢笔，甚至还比如作息时间准如钟表逢人求字不予拒绝（详情见善良追思文章若干）……中国人太爱把谁谁的一生用人品来总结，这就太没技术，所以我觉得这该叫人品大师，不能叫国学大师，而人品大师在中国实在太多，又不好人人都去准国葬级别。有层窗户纸没捅破的是，大家管老头子叫国学大师，这么叫着叫着，实是在自己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目的其实是方便徒儿们去上书房行走、行走。

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头子一辈子烦躁别人安排的帽子，他终于走了，大家突然就变得方便戴帽子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自行摘掉。虽然他只是一个好的学者，但在中国，大师已经是一个政治头衔了，因为天朝怎么能没有大师，怎么能没有学术泰斗，怎么能没有国宝，政治需要大师，政府也需要大师，这得拿去跟一切反动势力相 PK的，这跟过去我们常常把科学家弄成思想家，把艺术家弄成革命家是一个调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干，钱学森最后都被弄成革命的科学家，所以后来也没什么科学成就，郭沫若最后都成为革命的甲骨文专家了，所以他的人格变得跟甲骨文一样，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了，日后再也没有好的作品了，此时王蒙该读王 meng，一声，蒙别人也蒙自己。

季羡林一生最帅的时段不是他翻译《罗摩衍那》，而是他固辞大师，而别人一定要加上，这个镜头很好莱坞的坏小子肖恩潘，很有个性很叛逆很牛逼，可架不住人民日报的同志把这个过程写成谦逊，写成传统文化中的温廉恭俭让。老头子逃无可逃，从了是大师，不从是更大的大师，要是被这个气死了就是更大大大的大师。就是这样，季羡林一生遇过无数运动，这是最后一场运动，当御封大师都成为一场运动时，怪不得中国没有大师。

大师是应该用来济世而不是自保的，而不是只有三十个人才懂的吐火罗文学者和翻译家，我反正没看过别国把翻译家当作国学大师的，所以他是印度国学家、翻译家，因长期做学术研究影响到文笔连好的散文学家都算不上，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很有良心的教育者，一个平静的公民，本来这已是一个很够级别的谥号，可大家觉得这还玩得不够狠，非得把老头子当文化炮灰打出去，打向一切反动势力才过瘾。这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想老头子天堂有知一定不会骂我，因为小的我说对了。新浪那些贴子里也只有柴静的可以看，这不是喜欢用激动的口吻播报新闻的柴静问得好，而是老头子答得好，他揭发了当初叫他大师是有来源的，但来源除提到人民日报外具体是什么不方便讲了……一个学者被评为大师，这里面是有阴谋的，和谐的中国需要大师，学术繁荣的中国需要一个大师来代表，其实大家也没见过大师长成什么样子，学术标准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加之中国学术界一直是最勾心斗角的地方，所以选来选去最后就选一个人缘最好的人品最佳的，就季大师吧。这跟过工会组织过中秋节抓阄是一样的，最大一盒月饼总是人缘最好的那个得的。

好的，我被迫承认季老先生是大师，可中国需要的不是大师而是知识份子，就是那种不要让能把季羡林这种老实知识份子打得睾丸血肿的时代再回来的阶层涌现，这个国家才和谐，可是现在的知识份子都忙着还按揭付油钱评职称，他们没有钱，因为没有钱就变得没有正义感，因为没有正义感就变得很猥琐，因为猥琐就开始到处抄袭论文，就开始搞女学生和收红包，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腐败，但天朝怎么可以学术腐败呢，所以大家腐败完了后就忙着去评选大师，用一个大师去顶缸，以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是没有那么坏的。

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老头子临死前一段话里瞎想的，他说中国不需要大师，凡人过十八岁之后都有常识，哪个坏哪个好，不需要国宝，不需要大师。老头子这句话说得感伤，因为这是一个教育水准十分低下的国家，我们的教育制度很落后，教育投入很可怜，看不到教育的前途和学术的春天，甚至连身心愉悦、不脱裤也不摸奶的学生都不敢打保票人人都是，为了假设非常幸福就开始凤毛麟角选个大师昭告天下，这学术大师的道理跟体育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平时锻炼的场地没有好的教练没有真正独立的体育精神没有全民健身的保障，但不妨碍我们花重金培养出一些奥运金牌选手，我们管他们叫体育大师……其它的各行各业也一样，各行各来的大师就是为了掩饰行业心虚。总之，中国有太多的大师了，结果是建筑大师的房子塌了，音乐大师跑调了，教育大师的学生持刀杀人了，电影大师去搞开幕式团体操给政府办堂会了，文化大师诈捐了，剩下人民鼓掌通过的大师，只是说相声讲段子演小品的了。

中国太需要大师来达到高潮了，可中国没有大师，中国活着的没有大师，死了的因历史总被改来改去，也弄不清谁是真大师谁是假大师了，有学养而能济世的胡适、鲁迅、李敖？像，但都不敢肯定，我只可以肯定，我们的妈是才我们的大师、傅，她们喂过我们最甜的奶做过最好吃的菜。

很好的学者、很善良的老头，很长寿的寿星，但不是大师，因为这不仅是对他的恶搞更是对这个国家学术的恶搞。要是我，就用文革时期的报纸烧给这个可爱的老头，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理由只有一个，老头居然睾丸打血肿了还能活过来，还能在中国的牛棚里翻译古印度长诗，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生存大师、康复大师。

可就这样，也没能写出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品，对于智商这么高韧劲这么足的季羡林老先生，这真可惜。

注：此文与季羡林老先生无关，与中国特色文化现象有关，下附人民日报列举的季羡林相关著作，自行了断可敬可爱的老头子是不是国学大师：

翻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

学术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现代佛学大系》、《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敦煌学大辞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敦煌学大辞典》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塌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

转自李承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0e5io.html?tj=1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240060/
豆瓣读品小组讨论帖

逝者”——季羡林 任继愈  季羡林、任继愈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5期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20日
文/汪丁丁

季羡林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2009年7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98岁


任继愈 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家，2009年7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93岁



汪丁丁/文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如同三条生命的联合：其一是“身-心-灵”的发展，也称为“个体生命”；其二是对他人“身-心-灵”发展的感受，可称为个体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其三是“族群-文化-制度”的演变，可称为“社会史”。

　　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而言，可载入社会史的最大事件，莫过于“满清王朝”的倾覆。这一事件在后来的演变中呈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就此消失了。导致了这一重大社会史转折的力量，其一是“外力”，由以往数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偶然接触所累积的后果汇集而成；其二是“内力”，由以往数百年或数千年社会史演变的后果汇集而成。时至今日，我们仍生活在由这一事件标志的社会转型期之内，而且，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还将延续百年之久，不如此则难以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按照他们“个体生命”和“社会自我”的特质，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一时间，中国不仅面对着许多“问题”，而且有了许多“主义”。比任继愈和季羡林更早成熟且更早成名的梁漱溟，这样概括他自己的“身-心-灵”状态：“……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彻。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于是，如李泽厚所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主旋律。

　　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妻子抵达中国，由胡适陪同。四天之后，他目睹了“五四运动”并延长了他在中国的访问时间，将离境时间推迟至1921年7月11日。两年间，杜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一系列演讲与稍后抵达中国的罗素的一系列演讲，从两个几乎相反的方向，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

　　杜威告诉中国人：没有基于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不可能发生改变。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它纯然依赖于外部的力量，只具有革命的形式，只触及制度层面，它未能改变大众的生活观念。罗素告诉中国人：尽管儒家“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远比西方人倡导的爱国主义危害小得多”。因为，后者导致了“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呼吁西方向中国学习“正当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但不可学习西方人的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不过，罗素的声音被杜威的声音淹没了。西学兴，对现代生活观念和工业化的追求，主导了20世纪中国。

　　1930年，季羡林，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业，从吴宓和叶公超习英文、梵文、比较诗学，从陈寅恪习佛经翻译，从朱光潜习文艺心理学，从俞平伯习唐宋诗词……；约五年，考取清华赴德国研究生，一年后，定专业为“东方学”；又五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德宣战，季羡林受聘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

　　此时，1941年，我们这篇文章的另一人物，任继愈，18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业师熊十力，23岁考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生——从贺麟、汤用彤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已毕业并于次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四年后，中德战争状态结束，季羡林返回中国，于南京拜访业师陈寅恪及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获推荐，由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聘任，创设并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

　　此时，任继愈在哲学系开始讲授宋明理学、隋唐佛教、逻辑学和中国哲学史。

　　关于季羡林先生的生平与学问，已有大规模的宣传和介绍，此处不赘。作为对照，关于任继愈先生的学问与思想，《财经》读者或尚缺少深切了解。

　　据任继愈的回忆，他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时，北大的老师们，只有熊十力是在家里讲课的。因为，熊先生受不了上课和下课时间的约束——“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这封信是写给全体选课同学的，被贴在哲学系办公室里，很长时间。熊先生的课，规定是2学分（两节课的时间）。他在家里讲课，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并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可结束，且无课间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讲，边讲边踱步，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老师）围坐四周听。讲至兴起，他会随手在听者肩头猛拍一掌，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也是北大教师的张东荪先生，被他拍了一掌，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熊十力不仅讲授佛家名相通释，也探讨“中国问题”。他讲课时大骂蒋介石“卖国”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任继愈和北大文学院一起辗转迁移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加入西南联大。历时一年，数千公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也是这一年，1938年，熊十力先生北平脱险之后，辗转至四川壁山，为着奋力抗战的民众，开始撰写《中国历史讲话》。任继愈跟随贺麟先生前去拜访他时，只听他不倦地谈论“五族同源”说，尤其是他新近考证所得“回族的起源”问题。与此“中国问题”探讨的同时，熊先生正撰写“新唯识论”，或因民族之命运的思考，在求解“人生问题”时，他由信仰佛家转而信仰儒家，因此而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公开论争甚至被迫绝交。这样的性情，任继愈誉为“昂首天外，挥斥八极”。在北大，熊先生从不过问自己的职称，直到“七七事变”，他仍是一名“专任讲师”——每学期只讲一门课（月薪120元），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

　　任继愈受熊十力先生影响极深，对熊先生情感也极切。2005年，任职18年之后，他再三请求，终于获准辞去国家图书馆馆长职务。次年，在北京南沙沟家中会见记者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任继愈的人生，他的学生概括为“三个阶段，两层角色”。熟悉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动荡的读者，应当明白，这里的“两层角色”，意味着任继愈先生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保持学术研究“中立性”的努力。1949年以后，在武汉，林彪主持中南局工作，与李先念一起请熊十力吃饭。席间，熊先生只讲唯心论哲学，对当时的政治视若无睹。1964年，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语，任继愈离开北大，奉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文革”开始，他和季羡林先生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练。

　　季羡林先生，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北京大学“关于季羡林先生逝世的讣告”里，这样写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次日，北京大学发布的关于任继愈先生辞世的唁电是这样写的：“惊悉原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因病辞世，北京大学特向任继愈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向他的家人和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任继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师德风范和学术成果将成为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任继愈而言，“从熊先生和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悬一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下面是任继愈先生的评论：“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今天，我们缅怀逝者，最要紧的，是承担他们未尽的责任。虽然，学或有不逮，精神却是不容怠懈的。■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季羡林小传】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任继愈小传】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