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陷入了“信任危机”，关于建立信誉机制的呼声很高，张维迎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研究，但我认为张维迎的研究不会再有大的进展，除非他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下面，是我关于建立“信誉机制”的一些思考：
（一）“信誉”是否可以看成一种商品。
这就涉及到信誉的定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均衡的信誉水平是多少？
（二）如何将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信誉机制的建立。
如果将纵轴表示交易成本，横轴表示社会信誉水平(这里采取和“效用”一样的分析方法，认为信誉可以用单位表示)。则信誉曲线是一条凸向原点的曲线，随着信誉单位的增加，交易成本越小，但有极限，当交易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就不会在降（类似“流动性陷阱”）。
但要确定社会最优的信誉单位，就必须找到令一条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社会所需的信誉水平。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条曲线，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北望于2002-7-27 1:56:24编辑过]

坚持诚信，能得到更合理的理性预期，更合理的理性选择
一、长远的利益动机，不会为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声誉，用博弈论的语言就是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商人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就是同他人进行无数次重复博弈，同时由于根深蒂固的家族和宗法观念，他还要关心子孙后代的福利，他的名声会为子孙后代所继承，所以商人们重诺信义，即少做一锤子买卖。
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较为狭小，“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之声相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较为迅速，而信息正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一个人在舆论的压力下就肯定有收收敛。同时信息的传播也使得人产彼此知根知底，矫正了“信息不对称” ，能给予彼此更多的信任。
三、违约者会得到严历的惩罚，失信成本及其高昂。在晋商中，欠债不还者祖孙三代不是从商，只能种地，同时人们还有积极性去惩罚违约者，成员的不当行为会损害家族，乡党，行会的声誉，人而损害家族，乡党，行会中每个成员的利益，这样家族，乡党，行会就有积极性惩罚内部行为不轨者。

回乾隆兄:
(一),人们为什么要关注长远利益?
张维迎在其"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中将这一问题讨论的比较清楚.人们不会短视与产权密切联系.他引用孟子的话"有恒产者有恒心",也就是"有恒产者有信誉"来说明这一问题
(二),消息的快速传递确实能够促进信誉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我国建立个人及企事业单位信誉档案很有必要.但问题是这一档案应由谁去管理?
(三)社会需要信誉这毫无疑问,但信誉制度的建立和维护需要成本,因此,一个社会最优的信誉水平因为多少? 信誉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来确定,但如何计算信誉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四)舆论监督对于信誉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但如果传媒被政府控制,传媒将不会有效的发挥作用.
(五)信誉的多学科性决定了研究信誉问题的难度,只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进行分析局限性太大.如何引入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工具进行新的分析?(当然,这些方法必须与经济学有效的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充分和不规范促成了诚信意识的缺失和沦丧，只有充分发展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竖立与保护全民的诚信意识。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利用市场机制的充分身由竞争和健全的法制建设，惩罚违约者，维护诚信意识。市场经济本身就有优胜劣汰的效应。消费者在不断的鉴别比较过程中必然弃劣取优。制假售假必然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败退下来。但是，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操作的不规范，一些地方和政府从地区利益角度出发，为假冒伪劣撑开保护伞。假冒伪劣才得以大行其道。使市场经济机制的优胜劣汰效应无法得到正常发挥，坚持诚信息意识的经营者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而目前采取的“行政查处”和“政治教育”以整顿市场秩序和唤醒诚信意识的办法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目前采取的“行政查处”和“政治教育”以整顿市场秩序和唤醒诚信意识的办法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以为依靠政府的立案查办和打假运动就能根治失信现象和制假贩假行为的假设的前提是：一、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二、政府工作人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这两个前提可遇而不可求，因此，靠清官“为民作主”、“奉旨查办”，或者进行几次严打运动来杜绝假冒伪劣和舞弊诈骗是靠不住的。而且，“运动式执法”并不能建立起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因而不是一种适合于法治竞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它使执法尺度时松时紧，容易偏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而运动的风头一过去，就难免故态复萌。此外，赋予行政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力，还会产生新的寻租机会和执法机关自身腐败的可能性。
    过分强调政治号召、道德宣讲的作用，而在实际上使失信者得益、守信者吃亏，也会使宣传教育会变成苍白无力的说教，甚至培养说大话、说假话、口蜜腹剑的风气。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是导致信誉失灵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失信和欺骗的成本。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公正司法，没有法律人们建立诚信意识的积极性就可能降低很多。严格的法律制载可以使人们更讲诚信
  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我想道指的就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吧。市场上形成的经济秩序是这种自发秩序，典范和坚实基础。“无为而治”不是完全撒手不管，而是“为” 要遵循着“无为”的原则去做，换言之，要对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社会依赖制度而不依赖人的道德人格、自律、自觉更可靠，也更持久和深远，我们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应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而事实也证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通过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有力鞭挞毫无诚信，缺失道德的不良行为，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秩序，竖立保护了全民的诚信意识。

  我相信，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市场竞争逐渐加剧，高信誉的跨国公司成为“打假英雄，”民营化步伐加快；加入WTO迫使国有企业更快退出经济，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成为市场主导力量，政府部门减少不规范操作，决策更科学，透明化，为诚信意识创造更良好的政策环境，一个诚信的社会是可以期待的。

[此贴子已经被潜龙于2002-7-26 20:02:08编辑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的设立，维护和创新也不例外。
正如我前面所言，一个社会信誉的水平虽然与交易成本是负相关的，但交易成本是有极限的，当交易成本降至一定的量，他将不会在随信誉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因此，一个社会必然有一个最为合意的信誉水平，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信誉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但问题是：如何确定信誉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张维迎虽然在其《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及相关论文（参见《经济研究》2002年第一期）中论述了建立信誉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影响信誉的因素，但却忽视了建立信誉机制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也是其论文的致命缺点。

不好意思，我完全无法认同这里讨论问题的方式。
信誉是什么，如何看作一种商品？什么叫信誉的均衡，信誉的需求是什么，供给是什么，信誉水平是什么，难道信誉也可以加总吗？且慢运用一切工具，先弄明白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吧。

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基础平台，一个benchmark，否则如何进行讨论。
我们就沿着潜龙说的，单个个体与单个个体之间的重复博弈这个框架开始讨论吧。先别自定义那么多落不到实处的概念，我们只需要成本，收益，效用函数最大化。
离开了这个基本框架，我一无所知。

不错！自定义一些概念是很容易胡涂的，把问题简单化就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