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向群 东岳论丛 2009年第4期
[摘要]清代以来，随着山东人在北京的聚集，成立同乡组织成为必然。会馆和同乡会都是旅京山东人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二者不同的是，会馆是传统意义上的同乡组织，而同乡会则更具有现代社团的特征。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开放性、民主性的现代特征，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同乡组织与时代同步发展，机构设置日臻健全，功能渐趋完善，在社会变迁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助作用。
[关键词]同乡组织；近代变迁；北京；山东
[中图分类号]K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4-0113-05
会馆作为同籍贯的人在异地自发建立的一种民间机构，肇始于明代，至清代已遍布各大邑。北京作为首都，更是集中了各省的会馆，山东人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建立起会馆。清末民初，由于时代变迁，会馆的形式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向现代性的同乡组织——同乡会转化。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上更具开放性、民主性的现代特征，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
一
明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盛和人口的流动，各省纷纷在北京设立会馆。至清代，会馆的建设达到了繁盛阶段，正如时人所描述的：“外城各省会馆，近年创建日繁”。当时各省在京建立的会馆一度达341个，“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腾贵。”随着山东来京人员的聚集，建立鲁籍会馆成为必然趋势。
据有关资料统计，有清一代，山东人在北京市设立了13所会馆。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的会馆是建立于清乾隆年间的登莱胶馆和山东会馆；晚的成立于清光绪末年，如山左会馆。这13个会馆中，省级会馆中有6个：山左会馆、山东会馆、山东试馆、2个齐鲁会馆(同名)、齐鲁义园；府州级会馆有4个：登莱胶义园、武定会馆、济南会馆、青州会馆；县级会馆有3个：章丘会馆、寿张会馆、海阳会馆。省级会馆一般为旅京鲁籍同乡在京的总联络点，其中山左会馆因规模较大，设施齐全，故影响力最大。
从功能上看，鲁籍会馆的建立起初是为在京同乡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后发展为供赴京应试举子食宿，故基本上都为试馆性质。如清光绪末年由王垿、王懿荣、柯劭卷等鲁籍京官发起成立的山左会馆，“以为来京考试同乡暂居之所”。会馆的传统功能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在京鲁籍会馆供奉孔圣先师，通过每年举行祭典以维系、凝聚人心。山东人或在会馆居住，或在会馆里举行同乡团拜、祀乡贤、会餐宴饮、唱戏、为考中进士的同乡贺喜等活动。会馆的“义举”主要表现为对病故同乡的丧葬服务。山东同乡在京设有登莱胶义园，海阳会馆以及齐鲁义园，为旅京同乡提供养病、死亡停灵、埋葬、运输灵柩回籍等服务。如海阳会馆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由海阳籍旅京人士王乐义、李天阶募创，“专为邑人之客都者养病停柩之所”，至解放初期，“办理义举一百余年”。登莱胶山左义园于清代乾隆年间为同乡停灵、埋葬及养病而设，至解放前已有二百年左右，“洵盛举也”。
在管理方式上，会馆实行馆长值年制，所谓“京官有资望者轮流值年”，即一次选出若干馆长，按年担任实际工作。馆长对外代表会馆，负责会馆的簿记银两和处理会馆的事务，同时安排同乡在京的生活和交往事宜。馆长任期多数为一年，也有两三年的。馆长的身份一般为本籍在京德高望重的高官。此可见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右厅对会馆的调查：山左会馆由时任法部侍郎的王塘管理，王塘还负责管理登莱胶馆；济南会馆的管理人为军机章京邢翰经。
在组织机构上，一般而言，会馆无组织章程，机构设置也不完备，对职能的规定也不具体。值年馆长下设看管人，指挥馆役做会馆的日常收发、传达、洒扫等勤杂事务。如据1906年的调查，登莱胶馆的看管人为牟俸，有8名勤杂人员；山左会馆看管人过钧，37名馆役。经费上，会馆主要靠同乡京官临时、偶发的自愿捐助及考中进士的喜金，经费来源不稳定。
同乡组织的组织体制与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数量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作为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社会组织的会馆，其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移民数量较小和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相一致的。
二
清末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会馆开始向新式的同乡组织——同乡会转变。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会馆失去试馆功能。民初，旅京山东人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929年，外来人口已占北平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河北人最多，为34.1％。山东人数次之，为6.3％。1936年6月，北平外来人口中，河北籍为40.2％，山东籍为5.6％，其他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亦相类似。至解放前夕，旅京山东人总数约为四、五十万。大量鲁籍人员来京，需要有同乡组织提供社会扶助服务，如慈善救济、生计、教育等，而传统的会馆已难以适应需要。
民初，《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这为新式社会团体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一时间，各种同乡互助团体大量出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会馆开始向新式的同乡组织转化。山左会馆率先向山东旅平同乡会转变。其后，又有济南十六邑馆改组为济南十六邑旅平同乡会，海阳会馆改组为山东海阳县旅平同乡会，登莱胶义园改组为登莱胶旅平同乡会等。
此外，还新成立了一些鲁籍同乡会。沦陷时期，山东人“纷纷逃来北平，流离失所者为数过多”，为便于救济工作的开展，1946年始新的鲁籍同乡会成立。至1947年，根据北平市社会局的登记有：山东昌邑县旅平同乡会、山东黄县旅平同乡会、山东福山县旅平同乡会、山东省蓬莱县旅平同乡会、山东荣城县旅平同乡会。
在这些同乡会中，山东旅平同乡会是省级同乡会，其他的同乡会是由山东省各县的同乡成立。山东旅平同乡会是总的同乡会，在整个民国时期活动较为频繁，影响较大。从档案资料来看，旅京山东同乡的成员跨几个同乡会的情况很多。如邱尚质既为济南十六邑旅平同乡会的成员，也是山东旅平同乡会的成员；赵序宸既是山东黄县旅平同乡会的一员，也是山东旅平同乡会的一分子；权仲安既为山东福山旅平同乡会的理事长，也为登莱胶旅平同乡会的成员。这就使各同乡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三
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原则、组织建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社团特征，其组织功能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
1、组织原则。鲁籍同乡会采取同乡会管理制、理事会、董事会制的现代管理方式。领导成员均由选举产生。如在1946年8月，山东荣成县旅平同乡会改选理事会，到会会员109人当众投票选举，选出11位理事，以单书成得票最多，选为理事长。鲁籍同乡会的发起人和理事身份比较广泛，为政、绅、工、商、学等社会各界人士，尤以商界为主，具有很强烈的平民色彩，使同乡会真正成为同乡的异土家园。如1947年的《山东济南十六邑旅平同乡会职员简历表》所列36名职员中，包括军政、工商、文教、新闻、交通、学生等社会各界的济南同乡。同乡会中军政界人员以新进为多，不同于会馆董事中的前显示出一种新气象。
会员的入会资格也有所扩大，凡本省、本县旅京同乡，不分性别，经同乡介绍都可为会员，入会人数得以不断增加。以山东旅平同乡会为例，1935年会员人数为122人，至1949年人数增为301人。同乡会会员享受的权利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提议权、受助权，应尽的义务有缴纳会费、担任会务。每位会员的权利与义务均等。会员之入会、出会及除名均须追提会员大会报告。
2、组织建置。同乡会作为新型同乡组织，把为全体同乡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增加了为同乡平民服务的内容，如山东旅平同乡会“以联络山东旅平同乡乡谊，以增进桑梓福利”为宗旨。山东海阳县旅平同乡会，“以联络山东海阳县旅平同乡感情，增进共同福利”为宗旨。山东济南十六邑旅平同乡会，以“联合乡谊，共谋福利”为宗旨。
为实现其宗旨，保证组织的运作，同乡会不断完善其组织机构。抗战前，同乡会管理体制上有取董事会制者，抗战时期有实行同乡会管理制者，抗战胜利后又有改行理事制者。但无论哪种管理方式，它们都职责明确，分工细致。具体为：先由在京同乡组成同乡会，再由同乡会选举成立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设理事25人，互选常务理事五人，并就常务理事中选举一人为理事长为主席。理事会下设四组(股)：“文书组(股)，掌理撰拟文稿、收发文件、保管文卷及印信各事项；会计组(股)，掌理经费出纳及预算决算编制各事项；庶务组(股)。掌理庶务及筹备开会各事项；调查组(有的称交际股)掌理调查统计及灾害冤抑查报事项。”每组(股)各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均由理事会就会员中选举之。监事会设监事11人，互选常务监事3人，作为监督机构。同乡会职员任期一至三年不等，可连选连任。
实行理事会管理制者，由在京同乡选出理事五至十一人，从中推出常务理事若干人，再由常务理事中推出一名理事长。理事任期一到四年不等，可连选连任。
同乡会有较为规范的会议制度和议事制度，有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临时会四种。临时会是遇有临时紧急事项时召开的会议。会员大会每年定期召集一次，主席临时公推。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以理事会代行其职权，并设监事会负责监察一切进行会务。理、监事会“分别由理事长及常务监事召集之，”均每月开会一次，理事会开会时“监事得列席。”作为共同意志的体现，会员大会和理监事会的决议通过取多数原则，各项会是法定人数过半数方得开会议案，以出席人员过半数的同意来决定。这就使同乡会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范性、民主化的近代社会团体特征。在会议制度中，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和理监事长均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章程的制定、修改，重要事项的决议、财务收支状况的审核等也取决于会员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属于执行机关，负责具体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监事会专司监督。这种组织架构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制衡，保证了同乡会的正常运转。
同乡会的经费来源于会员每年交纳的会费，数额“由会员大会决定之，临时捐款无定额。”一些鲁籍同乡为实力雄厚的工商业者，为同乡会额外提供充足的经费，保证了同乡会的日常运作。经费的开支制度化，由理事会负责监督，会计组经管，每月收支均由理事会送交监事会审核，于会员大会上提交报告。
3、组织功能。旅京山东同乡组织从会馆到同乡会的嬗递，突出表现在组织功能上由原来祭祀丧葬娱乐转为社会性服务。清末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加剧，政局动荡，鲁籍同乡会更加关注现实生活。
(1)开展各项慈善活动，济助在京鲁籍同乡。民国年间，山东省天灾战乱频仍，旅京山东同乡会对逃难至京的同乡进行救助。1935年，鲁西南黄河溃决，大批灾民逃难至北京。山东旅平同乡会遂成立鲁省水灾筹赈会，除将募集赈款随时汇送灾区救济外，考虑到入冬后“天气渐寒，灾民无衣无食，饥寒交迫”，向北京社会各界募集旧衣，将募得北平大学医学院所捐衣服19件、帽16顶，分发给同乡灾民。日伪时期，为便利同乡往来于鲁京两地，山东昌邑县旅平同乡会曾填发过旅行证明。国共内战期间，大批山东人民逃到北平，生活无着。1946年冬，山东旅平同乡会成立临时难民救济会，并在中山公园连开三天筹赈游艺会，由“大力士彭飞及兄弟剧团等表演藉筹赈款”。12月6日，又邀集国剧公会各艺员，连续六日在戏院演戏，“所得票价余资全数充作救济鲁籍难民之用途。”山东旅平同乡会还将15岁武城县籍失学青年孙金彬介绍到救济院。1947年6月，山东旅平同乡会将德县籍难民封玉华介绍到妇女教养所救济。因“山东惨遭兵燹累月经年，各校鲁籍贫困学生亦皆断绝接济，天寒岁暮冻馁堪虞”，1948年1月，山东旅平同乡会委托各已定居同乡为各校鲁籍贫困学生劝募。
(2)赈济山东故乡。每当山东有重大灾情发生，旅京鲁籍同乡会都会及时赈灾救济。1920年9月，鲁北大旱，旅京鲁人发起成立山东旱灾救济会，公推山东旅京同乡会成员赵尔巽、潘复为正、副会长，潘复当场认捐五千元为调查灾情资费，并议定由山东各县派员分赴灾区救济难民。1921年7月，利津黄河决口，旅京山东同乡又发起成立山东水灾急赈会，赈务尚未结束，又接到巨野、肥城、长清等县灾民“具报县境被灾，请予募款赈济春荒”的函电，旅京山东同乡会遂成立山东灾区救济会，推举赵尔巽为会长。1928年春，山东大旱，旅京鲁人组织鲁省灾赈协会，潘复为会长，柯劭忞、王占元为副会长。1933年黄河决口，山东旅平同乡会等组织鲁省水灾筹赈会，办理鲁省水灾赈济事宜，致电中央请求援助，并推举包价臣、孙寿岑等人筹备义演。1935年，黄河在董庄溃决，8月25日，山东旅平同乡组织了鲁省水灾筹赈会，公推吴佩孚和宋哲元等14人负责筹备义演和义卖，并分发捐启，由旅平鲁籍名流自由募捐。山东旅平同乡会还联合山东灾民请赈代表团，向行政院发出《请救济山东水灾的呈文》，请求中央救济。旅京鲁籍工商业者也积极赈灾。1935年8月2日，北京商会临时执会决议改名为北平市商会水灾捐款委员会，山东旅平同乡会成员高理亭、滕子超等人为执监委员，议定“商会之人募一万元。”1939年山东武城、临清之卫河、运河决口，旅京山东同乡会向华北救灾委员会山东省救灾分会捐洋三千元。
(3)为贫寒鲁籍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近代，为旅京鲁籍子弟提供教育成为同乡会的重要职能。山东旅京同乡会办有山东中学。该校原为晚清鲁籍京官宋庆、左宝贵所设之北京山东试馆。清末新政时期，废科举兴学校。在“各省竞立学校，助行宪政”的大趋势下，1906年6月4日，鲁籍京官王培左、张英麟、柯劭忞等人公议，将山东试馆改为齐鲁学堂。这样，原为科举士子提供服务的会馆，转向为迎合近代资本主义的“以培植本省旅京之青年，养成其普通完全学识”为宗旨的新式学校。民国成立后，齐鲁学堂易名为京师私立山东中学。1914年，山东中学招收黄元方等4名朝鲜学生，首开京师中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先例。
1917年，该校校长由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聘任。学校设首席董事一员，以旅京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充任；设董事一人，以旅京山东同乡会之董事充任成为定制。1941年，该校收回前同乡会所捐潘家沿十八号校 清官僚。这就使得同乡会和会馆相比，产为宿舍，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一时间“声誉日隆，四方学子慕名来者争先恐后”，生源一半来自山东省外。学生数一度达到400。山东中学办学一向严谨，所毕业学生，“国内有名之大学几莫不有其踪迹”。1915年，京师学务局曾发文表彰该校教学成绩优异。
山东中学的经费来源稳定，主要收入有每年山东行政官厅协助费银5000元、每年收入西珠市口之房租、每年收入所存商号本银13000两之息银、客籍学生每人每年收学费10元，寄宿校内者加收5元，另外还随时募集经费。
旅京山东同乡会还救助鲁籍贫困学生。国共内战期间，北平鲁籍学生生活陷入困顿。为救济平津鲁籍贫困中学生，1946年3月，山东旅平同乡会呈请北平市政府教育局，代为调查北京市公私立各中学鲁籍贫困学生无亲友资助者，“分校开列姓名籍贯现址”，以便将山东省政府汇到北京救济鲁籍各学校学生国币500元，及时分发给学生，救济他们的生活。该年调查并得到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有1116人。1948年初，山东旅平同乡会又请教育局展开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并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约124名。寓居北平的鲁籍学生，因天气严寒，衣食无着，人地生疏，告贷无门，旅京山东同乡会还准予这些学生组织流平学生同学会，并向各界呼吁，“以解目前冻馁之苦，并免学业之荒芜。”
4、传递家乡政治呼声。传统鲁籍会馆基本上不涉及地方政治，山东同乡会则关注家乡政治。近代以来，日、德、英等列强入侵山东，山东的安危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在涉及山东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山东同乡会都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相对于传统同乡组织——会馆的局限，山东同乡会具有现代性、民主性和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会动员上也更具优势，并且能以同乡观念带动其他群体的反应，使桑梓意识能够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这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最为突出。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准备放弃收回青岛的要求。2月5日，山东旅京人士数百名聚集到英子胡同水灾筹赈会举行茶话会，研究青岛问题。会议由旅京山东同乡会会长马龙标(时任京师军警督察处督军)任主席。与会者组织山东外交调查会(又名山东外交后援会)，声援支持收回青岛。鲁籍议员王讷、潘复、艾庆镛、沙明远、王锡蕃和商界孙学仕等被推选为主任，国民外交研究会主任李文权也参与讨论研究。5月4日，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发动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此期间，北京各界的鲁籍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与北洋政府进行沟通，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支持，保护爱国学生。如吴佩孚曾通电全国，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就这种意义而言，五四运动是旅京鲁籍人员爱国行动的扩大。
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从结构到功能上都发生了变迁。从传统会馆到同乡会的转变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现代变迁的典型。旅京鲁籍同乡组织的嬗变就为考察这一复杂过程提供了视角。鲁籍同乡会在放弃传统会馆的试馆功能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传统会馆的社会服务功能，不仅继续提供慈善服务，而且提供廉价教育服务。政治空间功能的生成和强化，更是鲁籍同乡会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同乡会不仅为鲁籍旅京人员提供了联络乡谊的空间，而且提供了政治活动的场所。有关山东地域的政治需求汇集于此，使旅京鲁籍人员和在乡人员在政治上有了沟通的可能。这不仅有益于维护旅京山东同乡的自身利益，也促进了旅居地以及故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