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教育诗

作者：苏小和  南方人物周刊 2009年22期

　　吴先生的经济学体系宛如一首教育诗，他一个人做着开启民智，也开启官智的工作
　　
　　
　　许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叙说的顾准去世场景。
　　那是1974年12月的一个晦暗的日子，吴敬琏守候在顾准先生的病床边，顾准艰难地说，打开行军床，休息吧。这应该是顾准先生留给吴敬琏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在吴敬琏即将熟睡的时候，病房里忽然喧闹起来。吴敬琏迅速从行军床上跳下来，看见医生、护士正在紧急抢救顾准，插氧气，心脏起搏，一系列行动之后，顾准先生的心跳在吴敬琏眼前慢慢消失。
　　中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吴敬琏说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晚，他禁不住浑身颤抖，仿佛寒冷浸到了骨头里。可事实上医院里有空调，医生们还穿着单薄的白大褂。吴敬琏先生后来说，那应该是一种内心的冷，顾准先生走了，自己再也没有说话的人。他推着顾准先生朝着太平间走，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
　　按照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陈述框架，吴敬琏先生刚好处在被启蒙主义遗忘的时代。事实上，早年的吴敬琏秉承家族情结，可能有一些实业报国的雄心。但当他进入青年之后，一个国家的激进与偏执同样将吴敬琏引到了迷途。他像那个时代无数的造反青年一样，曾经鄙视过传统，曾经批斗过教授。后来吴先生回想起这些荒谬的细节，脸上仍然泛起羞愧，他说，这是一种年轻的无知与狂妄。
　　问题在于，当更多的热血青年，甚至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癫狂的时代里随波逐流的时候，为什么吴敬琏会突然走上理性之路？答案就在顾准这里。也许是历史的有意安排，就在年轻的吴敬琏试图批评一切、打倒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忽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连串的批斗之后，他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准监狱的场所，他遇到了伟大的顾准。
　　顾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深深影响了吴敬琏，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命题。吴先生说他和顾准是典型的亦师亦友，还说他通过顾准，终于发现了真正的经济学世界。这样的表述当然停留在感恩的层面，并不足以形成一种实证经验。但许多年之后，吴敬琏先生对自由经济的坚守，对法治市场体系的捍卫，明显具有顾准先生的传承。
　　我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见证了吴敬琏先生的独立风骨。有人反复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吴先生绷不住了，他拿过话筒说，“自从有的电视台用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看到吴敬琏先生如此言说，我真的禁不住眼泪。是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我一直对吴敬琏先生心存敬意。个中缘由，一方面吴先生乃顾准学术体系最卓越的继承人，另一方面则是经常被他的众多极有建设性的声音深深打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吴先生的经济学体系宛如一首教育诗，他一个人做着开启民智，也开启官智的工作，如同当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教育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一样。
　　提到门格尔，我忽然想起那个与他展开长期辩论的德国历史学派当家人施莫勒。在门格尔初步提出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施莫勒拿起国家重商主义的方法，强力呼吁建设一种伟大的“国家能力”。此情此景，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或多或少有一些类似之处。
　　我的一个不太恰当的联想，是我发现经济学家胡鞍钢和他的学术同仁王绍光有点施莫勒的影子。现在，我的手上就有一本胡鞍钢的书，《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749-1976》，封面是天安门城楼，豪迈的场面，宏大的标题，它显然试图总结历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钢却想将纷繁的历史整合在一种醒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
　　而国务院认可的“长江讲座教授” 王绍光的《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则是用了煌煌巨著来演绎政府之力。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这样的阐释与我们天天在报纸、电视里接受到的熏陶太一致了，我猜测高层肯定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大国崛起”。
　　我个人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著作有兴趣，是因为我在主流媒体里，似乎读到了他们的影子。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却与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
　　我花了如此多的笔墨来叙述胡鞍钢和王绍光，目的是想用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吴敬琏先生的价值。人们记得吴先生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阐述。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先生显然倾向于前者，而胡鞍钢和王绍光眼下的情势，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
　　
　　可是，问题在于吴敬琏先生较早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相反，设租和寻租活动，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等社会病害问题愈演愈烈。吴先生为此推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更多的人可能会被胡鞍钢和王绍光呼唤的“国家能力”所俘获，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教育背景下，人们非常容易认同这样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国家能力的指向，与形成国家能力的方法有直接关系。我读过《哈耶克评传》，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花了整整第一卷的分量，来考证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论战，其中就提到俾斯麦时代的德国能力，当时流行一种宫廷理财学，与今天的胡鞍钢、王绍光有一些类似。
　　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思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是如此地不喜欢“宫廷理财学”，所以更愿意沿着吴敬琏先生的思路往前走。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发展，究竟是国家能力提高所致，还是国家释放了一部分权力，导致民众终于有了经营市场的能力，再反过来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吗？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原因吗？
　　多年来，吴先生就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里从事着重要的纯粹教育性工作，他既开民智，也开官智。先生引用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的理论框架指出，“如果对科尔奈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例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
　　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体系事实上引出了我们对一些重要的价值范式的思索，这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上，是一些不可以绕开的课题。比如对法治的理解，对全球化的认识，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贫困问题，以及国家能力和个人价值自由选择、市场经济自由演进等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吴先生宏观性的思索，这些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价值范式就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几年前，我读吴敬琏先生《改革正在过大关》的时候，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信心；而今天，当我翻开他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内心忽然涌上一些伤感。显然，先生几年前深切的呼唤，今天并没有完全实现。所谓任重道远，我仿佛听到了吴先生略显沙哑的声音，他一次又一次阐述，一次又一次说明，像骑在羸弱的马匹上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更像这个时代最后一位极有使命感的抒情诗人。

敬仰吴老先生的人格。但不知吴老先生意识到没有，他的改革主张注定只是一场空想。

吴敬琏：夫人给他喂干馒头

2009年06月16日 09:44:59  腾讯评论
 

 
　　吴敬琏以一颗思考的头脑著名，人们有所不知，他还有一双干活的手。那时，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吃饭时间也不停，夫人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常常噎着。夫人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终于，吴敬琏下决心全面学习补课了。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学界和公众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大概非吴敬琏莫属。这不仅因为他的观点、政策建议，还因为他的价值取向、社会关怀和人格力量。

　　吴敬琏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经济学国际会议，颇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语言，这使他大受刺激。第二次出访是1979年6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法国。

　　多亏同行中有杨绛，见多识广，语言功力高强，令吴敬琏大喜：“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杨绛在对吴学昭谈往事时讲到过这中间的故事。

　　自从在干校和顾准结下忘年交，吴敬琏便开始广泛阅读东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对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做系统、认真的思索和探讨。二姐吴敬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干校在河南信阳明港，经济所的干校在信阳息县。敬琏给姐姐写信说行动受到限制，想利用这段时间把英文捡起来。敬瑜便给他寄短篇小说看。从干校回京后，吴敬琏一度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8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装电视机，还打了好多家具。吴敬琏以一颗思考的头脑著名，人们有所不知，他还有一双干活的手。那时，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吃饭时间也不停，夫人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常常噎着。夫人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终于，吴敬琏下决心全面学习补课了。他开始读英文版 《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1978年秋，吴敬琏、董辅秖、荣敬本三人去二外补习了四个月英文。他还参加经济所经济数学补习班，请北师大数学系老师辅导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文革”结束时的吴敬琏已经有了一些思想积累和准备，很快就显露头角，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成为“拨乱反正”时期的“高产作家”。吴敬琏一家四口在北师大一间14平米的房子里已经住了10年。房间里有双人床，上下铺床，书桌、饭桌、书架、钢琴、柜子。家人上班上学时，吴敬琏在书桌上工作；晚上，孩子做作业，吴敬琏就把一个三合板的象棋盘铺在大床上，坐着小马扎，趴在床沿上写。

　　虽然已经很大程度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还是沿用几十年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对于清除“左”的思想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没有清晰的概念。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的来华讲学，令吴敬琏辈如沐春风，感到他们确实高明。追根寻源，是因为他们跟西方经济学界有更多接触，了解现代经济学，而国内经济学界被隔绝得太久。因此，出国学习的紧迫性愈发强了。

　　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项目去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是在1983年1月，这年他53岁。经历了最初的改革实践和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他带着很多问题而去：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吴敬琏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与政策研究所（ISPS）做研究。主要合作者迈克蒙蒂亚斯（J.M.Montias’s）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山鼻祖式人物。早期的比较经济学处于“主义”阶段，只描述几种典型经济体制的性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很大程度是比较政治制度。是迈克蒙蒂亚斯和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斯 （Tj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ingCharlesKoop－mans）最先提出了比较经济体制这门学问的基本框架。研究所里有来自各国的学者，有东欧的、韩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事情汇聚于此，流动着新思潮，信息爆炸。所里经常召开讨论会，比较东欧和西方体制的区别，改革办法的优劣等等。吴敬琏每次都参加，也介绍中国改革。他们把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做了细致的比较，好像色谱，一端是命令经济，另一端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间的状态千差万别。把中国放进去，就看得很清楚了。

　　原以为有很多时间做研究，但是，吴敬琏发现，当务之急是补修经济学。他从大学本科生的课听起，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英语不过关，听不太懂，加上理论经济学底子差，十分吃力。从基础补起可能是吴敬琏与其他访问学者特别是资深访问学者的不同之处。因为他有教授头衔，美国教授自然很看重，时常送书给他，之后，就打电话约他吃饭，讨论书的内容。他们哪里知道，要让英文并不过关的吴敬琏短时间内阅读和发表评论谈何容易。大约20年后，当时耶鲁的一位研究生，现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 系 主 任 的 白 瑞诺 顿 （BarryNaughton）跟吴敬琏女儿聊天时被问到，当时知不知道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说，没人往那方面想。在生活上吴敬琏只能简而又简，最常吃的是清水熬白菜。

　　美国人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知之甚少，有人还以为中国人梳着长辫子、拉黄包车呢。一有机会，吴敬琏便宣传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1983年初，国内“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情绪波动，对祖国的前途感到迷茫。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来到耶鲁，吴祖光悄悄告诉吴敬琏，邓小平已经“叫停”了。吴敬琏和来自社科院哲学所的姚介厚应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处邀请到东部的大学开座谈会，报告中国经济改革，反响很好。

　　吴敬琏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批参加过“保钓运动”和祖国统一运动的台湾青年，彼此出身环境虽不同，但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有的朋友，后来在经济学上颇有建树，成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像钱颖一、拉迪（NicholasLardy）、肖凤霞、黄佩华等等。

　　1981年上台的里根总统采用新自由主义供给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用减税、解除管制等措施，激活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使美国经济摆脱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呈现复苏景象。吴敬琏仔细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头脑里萦绕着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1984年6月，吴敬琏出席在德国举办的比较经济学讨论会，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报告，提出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的问题。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构；“经济性分权”是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向企业分。吴敬琏认为，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结果是政出多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行政性分权也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经过这样的分析，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变成了惟一选择。7月份，吴敬琏在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所作的《1979－1983年中国经济概观》主题讲演中，再次讲到“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一位美国同行向他提出，前人已经对此作过讨论，称之为分权I、分权II。事后，吴敬琏找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关中国的“分权”研究，而美国学者对于文献的掌握给吴敬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对学生讲，写文章，要先看人家已经说过什么，理解现有的东西，然后你再提出新问题，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他对学界流行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构筑一套“理论体系”的做法表示怀疑。

　　吴敬琏的头脑里已经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这是建立在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他称之为“丰满”。1984年夏，他计划去夏威夷开会，经香港回国。可是长期劳累过度使他的舌头僵硬，转不动了，便直接回国了。老朋友周叔莲看到说，吴敬琏头发白了。不过，没几天，他就被马洪找去写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去了。那是他将所学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第一趟美国之行，还是长期的，吴敬琏给家人带回来被女儿称之为 “洋货”的东西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布拖鞋，旅馆发的肥皂、浴液、洗发精。最高级的是彩色胶卷。送人之后家里还剩下两卷。吴敬琏规定，每人只能照两张。爱漂亮的大女儿晓莲想多照，还和父亲闹了别扭。不过，吴敬琏还是斥巨资买了一个大件——一台Digital牌计算机，送给他所在的经济所。当时规定，公派研究人员每月拿450美元，福特基金会给的钱高于此，多余的交公。吴敬琏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就派了这个用场。可惜，直到他调离经济所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时，也没见着所里将其开封使用。

　　吴敬琏一路飞快地走在时代前面，从坚定地主张市场取向改革，到倡导法治的市场经济。说来，年过半百，才开始打基础，走上正轨，不可谓不晚。然而，以他的刻苦、执著和赤子之心，吴敬琏活生生地创造了大器晚成的人生，永久而光辉地留在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余年的历史上。

　　与吴敬琏共事多年，我深知他的理想，他的苦乐，他的忧患。所有的，都和这个国家相连。他一直说自己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他惋惜顾准、孙冶方过早地离去；惋惜薛暮桥年事已高，没有足够时间。他铭记着和顾准的最后一次长谈。顾准说：“中国的 ‘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吴敬琏努力做着。他一直自觉地背负起这些师长包括自己的父辈、祖辈的期望和理想，前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