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荣

国外理论动态 2009年1期 
　　民族主义是当今理论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随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两大阵营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这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潮粉墨登场提供了可能，但潮起潮落，众多理论和思潮都只是昙花一现，唯有民族主义始终保持生命力，成为“统治性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
　　民族主义理论绝大多数都以民族主义的起源、形式和表现为研究和争论的重点，很少涉及民族主义与经济的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中，通常将解释经济政策的视角区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三大理论，正如吉尔平所说，“在过去的150年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分化了人们的思想……虽然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许多多‘理论’来解释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这三种思想最为典型，对理论研究及政治活动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事实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视角在解释经济政策方面已经形成了有历史延续性的理论体系，而民族主义却只是一系列的论点或看法，尚不具有继承性的、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使得经济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分析的对象，而非分析的视角。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国外有关经济民族主义的解释进行分类，从中梳理出粗略的发展脉络，并对这些研究进展进行相关评论。从总体上看，国外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分布广泛。从学科上来说，既有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也有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者。第二，基本概念相互交错。在不同的研究中，相同的名词和概念有着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第三，研究的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大致可以将20世纪以来的这些研究分为四个周期：20世纪20、30年代，60、70年代，80、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这种周期是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周期大致吻合的。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民族自决运动，60、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冷战格局，80、90年代的自由化浪潮以及前苏联解体和中东欧社会发展的转向，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的破灭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快速发展，这些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事件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存在粗略的研究进展脉络。较早时期的研究只将经济民族主义看作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然后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偏好和一系列政策组合，最近则强调它的独特性和社会性。
　　
　　作为一种特殊偏好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偏好，与个人理性是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一般被认为是肇始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视角，主要以利益集团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认为经济政策是由各利益集团通过讨价还价和各种交易而产生的，因而国家只是一种开放的竞争场所，所反映的利益也只是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独立的国家利益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只是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简单加总。
　　在自由主义视角下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众多研究中，“布雷顿－约翰逊模型”(Breton-John-son Model)是典型代表。布雷顿提出，民族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产品，对其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回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然而，不同形式的报酬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货币回报以高收入工作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利益属于中产阶级。非货币形式的回报属于工人阶级(比如民族自豪感等)，这使得他们是在支持并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因而，布雷顿认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只是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没有创造收入；并且从全社会来看，收入衡量的回报率远低于将资源用于其他用途。这意味着新的中产阶级会利用民族主义来接近财富和权力；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必然的事实，而是因为它无法应对技术的变迁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约翰逊从两方面发展了布雷顿的分析。第一，他诉诸贝克尔有关种族歧视的经济理论，认为贝克尔的“歧视的口味”(歧视者为获得心理满足而牺牲经济利益)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口味。第二，他基于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认为尽管民族主义政策的净收益是负的，但是由于在收益与成本的分配上存在不对称，前者集中于特定生产者手中，后者却广泛分布于大众消费者之中，这就便于民族主义政策赢得政治支持。布雷顿一约翰逊模型的核心有两个，一是认为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偏好，二是认为民族主义是收入分配型的，不是收入创造型的。这个模型在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很有影响，比如马瑟斯奇认为：“就经济政策而言，民族主义主要涉及对一些目标的意识形态性的偏好。这包括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部门实行公有制，对私营的和国内外的各类企业都严加管制。一般来说，在很多政策领域偏向于国内成员。”他甚至提出了经济民族主义在政策上的一些具体表现，比如通过牺牲农业的发展来集中精力追求工业化，侧重于经济规划，歧视甚至敌视巨大的跨国企业。在最近，阿克特提出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的期望模型”，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人们期望他们的政府、国内企业和一般公众去约束外国公司的活动。
　　这种不顾历史多样性事实的研究引来了很多批评。沃特金斯认为，“约翰逊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坚信存在一种没有时间的、也没有空间的科学经济学”。为此，他在方法论和经验证据两方面都对“布雷顿一约翰逊模型”提出了挑战。帕格罗则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既可能会引起寻租效应，也会增加民族财富。也就是说，经济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收入再分配，也能创造收入。皮克尔将这种研究视角归纳为四个方面：“1、经济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可以不用考虑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而用严格的经济术语来给予恰当的解释；2、同质性：与经济自由主义一样，经济民族主义指涉不同时空下相同的经济主张；3、利益：民族主义的经济主张由伪装成大众利益的特殊经济利益所推动；4、有效性：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有效性可以由现代经济学来判断，不像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经济成本，因而很难获得经济科学的支持。”
　　正如布雷顿所言，民族主义之所以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注意，但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是多维度的，很难确定哪些维度是基本和持久的，哪些维度又是偶然和暂时的。加上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带有先验观念，情况变得更糟。”经济自由主义者先验地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恶的，因而强调其破坏性的一面，并将其作为基本的和关键的内容。同样作为经济学家，奥尔森则认为经济民族主义能够促进社会福利。他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必然要求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就需要取消内部关税，消除国内贸易障碍，也就是将各个小市场整合为一个大的国内市场。按照他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的逻辑，在统一国内市场的过程中，一些固有的利益集团或者被摧毁，或者失去特权地位，这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欠发达的反应
　　
　　大多数人都认为李斯特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肇始者，但很多研究不仅忽视了李斯特有关生产力的论述，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省略李斯特对关税保护主张的前提条件，即他认为各国由于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不同，因而才需要关税保护。他的观点在书中再鲜明不过了，“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以后，再逐步恢复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至于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地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李斯特是将关税保护的立论基于各国发展程度的差异。他不仅不反对自由贸易，反而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追求是自由贸易，只是欠发达国家当前的实际使得只能选择关税保护。
　　李斯特的这种立场在现代的经济民族主义研究中也有很大反响，比如罗斯托认为，在一个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现代化是一种单向扩散的过程，除英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都是“始于一些海外的入侵”，都受到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促进。坦塞也接受李斯特的论证，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追求经济自主，并不必然拒绝对外经济交往，即“经济民族主义不一定意味着全然拒绝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外国文化，虽然这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看法在拉丁美洲已被作为20世纪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加以接受了”。
　　奈仁认为，“民族主义的真实起源，不在于神话传说，也不在于个人对某种集体或认同的热诚的欲望，而在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机制之中”。世界政治经济的机制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机制，如果民族国家没有在全球经济中争得自主，那么发展将由全球资本所控制，因而欠发达国家只有通过构建民族国家来赢得发展的自主权。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商业的发展和扩张将产生一个和谐世界，奈仁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全球资本的快速扩张恰恰是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民族主义，并产生国际摩擦。安德森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奈仁有一些相似，他认为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不均衡发展正在制造出新的民族主义形式，“‘最后一波’的民族主义——大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就起源而论乃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全球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
　　根据奥里奇的论证，奈仁的上述观点有深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有类似理解，而且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根据多斯·桑托斯的定义，所谓依附，是指“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当有些国家(主宰国)能够扩展和自力更生，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不过反映这种扩展时——前者的扩展对后者当前的发展要么产生积极的影响，要么产生消极的影响——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在各种依附理论中，“中心一外围(边缘)结构”的假设无疑是最基本的，这种假设认为国际体系中只存在一种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有的国家(无论发展程度如何)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市场之中，但是不同国家在这个市场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发达的中心区和不发达的外围区(或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因而，“依附理论暗含着一个理论逻辑，即依附就是民族控制的丧失，就是民族自决和独立的丧失”。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也是基于这种立场，他甚至认为，将经济民族主义视为弱者反对强者的国家政策是正统学说。正因此，吉尔平认为，“形形色色的依附理论都是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糅合在一起。依附理论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并且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关心国内财富的分配。他们从经济民族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国家建设的政治纲领，并且同样强烈地关注各国财富的分配”。
　　但是，奥里奇认为，各种依附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只解释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分裂性，而没有解释政治分裂的形式。也就是说，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成为对世界不均衡发展的反应?为什么民族国家会成为必然的形式?
　　而且，历史上经济民族主义绝不只是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区域出现过。比如，张夏准根据各种数据资料提出，“当今发达国家过去常常采用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法来刺激出口，并提供产业补贴，启动各种政府投资计划，尤其注重对基础设施及制造业进行补贴和政府投资；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引进外国技术，其中，合法途径包括资助留学，非法途径包括支持工业间谍活动、走私违禁机器、拒绝承认外国专利权、通过向研发、教育和培训领域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内技术实力；通过建立样板工厂、组织展览会、向私人企业提供免费进口机器措施，提高先进的科技意识。此外，一些国家还制定制度，为公私合作(例如公私合营企业和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行业协会)提供便利”。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只是发展中国家对欠发达状态的一种应激反应，怎么解释英国以及其他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又怎么解释美国现今出现的保护主义浪潮?早在1931年，海斯就写道，“工业革命的进步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兴，也使最‘进步’的民族得到倾向帝国主义的新刺激”。而格林菲尔德更是论证说，“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动力”。
　　
　　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过去十多年里，在国际政治学中出现了一种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的特征有两方面。第一，将经济民族主义的含义限定在“民族”(nation)而不是“国家”(state)上。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一样，需要置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来考察，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因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族认同如何塑造和影响经济过程。第二，它以民族主义的内容而不是以特定的政策来界定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具体的政策或政策组合，而是特定民族主义计划和目标的产物。通过“把民族带回”(bring the nationback in)到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一路径重新界定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边界。一方面，它排除了17世纪的古典重商主义，认为古典重商主义产生于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另一方面，它认定19世纪一些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事实上是经济民族主义性质的，因为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民族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这一路径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经济民族主义》一书中。
　　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有三方面。第一，认为民族经济体(national economy)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概念。虽然经济全球化使民族经济体在地理概念上逐渐失去意义，但是包括消费和生产在内的经济活动主要还是集中于特定的民族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因而，跨越民族边界的经济活动的扩张不能等同于民族经济体的终结，以政治、社会和文化为表现形式的民族经济体依然是主要经济活动的基础。第二，认为民族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什么特定的政策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政治互动，包括政治争论和政治行动等内容。第三，认为各国内部的经济文化差异较少，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则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经济文化不仅是一种符号体系，更是一种社会体系，因而文化间的差异会影响到管理、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使得市场或经济有一种“嵌入性”的特征。民族经济文化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件，也形成了经济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背景。
　　这种分析路径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有密切关联，将民族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其认同的形成和利益的产生都来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而也不再像现实主义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常量。在其中，民族化机制(the nationalizing mechanism)是联结民族认同和政治经济的最重要渠道。“民族化机制包括国家的政治合法化；再生产为协调政治和经济行动提供基础的共同的认知和道德基础；不断演化的民族话语；以及民族认同，作为分享社会代表、社会实践和集体行动形式的过程。”
　　中野武史的一些研究也属于这种路径的范畴。他尝试着利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政治社会学框架对经济民族主义进行理论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民族主义和国家凝聚力，为了动员经济资源，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有效地执行经济政策，国家需要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和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政策内容上，更应该分析其政策目标。经济民族主义者会选择不威胁国家凝聚力的经济发展政策，并且，经济发展的收益由整个国家的人民来分享，代价也由整个国家的人民来分担。因而，经济民族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政策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会有不同的政策表现。
　　将经济民族主义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背景下，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这不仅突破了将经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普世观念或政策的传统理解，也突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元偏好——计划或目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分析在经验研究上会遇到很大困难，即如何识别政策中的民族主义目标或内容?因为在现实中，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导都不会公开声明其政策是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为目的，相反，所有的公开声明都是以维护和促进民族(国家)利益来赢得其合法性。毕竟，“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正是依赖于其维持现代生活的成功；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其合法性的危害，远甚于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以前的体制的冲击”。在无法有效识别政策目标和内容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所有政策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所有人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
　　
　　结语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可见，尽管经济民族主义一直被视为政治经济学中三大理论视角之一，但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深度，都非常薄弱。第一，基本概念还处于争论之中。对于“经济民族主义”，不同领域、不同取向的研究都有不同的理解。第二，经济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没有得到体现。尽管众多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分析，但只有少数研究将其融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去理解和分析现实问题。第三，经验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少数区域。尽管有一些例外，但大多数研究都还是集中于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必然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紧密关系，而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以及众多东南亚国家。如果失去对这些国家的经验分析，很难深入推进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