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了数年的滞涨之后陷入了危机。抵押贷款利率高达17%，商业贷款利率则高达20%，生产力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80年4月21日，《时代》（Time）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还行得通吗？”今天，美国经济体系面临的危机比滞涨最严重的时期还要更为严重。29年之后，《时代》杂志的前商业版编辑、1980年那篇封面文章的作者前乔治·泰伯（George M. Taber）在这篇综述性文章中，提出并回答了同样的问题。
1980年4月21日，《时代》杂志的封面有这样一个赤裸裸的标题：“资本主义还行得通吗？”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了数年的滞涨之后陷入了危机。这篇文章历数了当时的苦难：抵押贷款利率高达17%，商业贷款利率则高达20%，生产力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文章引述了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左倾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卡西曼（Robert Lekachman）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经济事实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的活力和热情在逐渐降低。”文章同时也引述了处于政治倾向另一端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董事长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观点：“自由企业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文章陈述了在一场撼动美国经济根基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这篇长达12页的文章——比当时常规的封面文章长一倍——概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列举了佐证资本主义制度优劣两个方面的例证。我对自己得出的结论并不怀疑，直到现在，我依然对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表示赞同：“尽管存在显见的瑕疵，而且需要改革，但是，只有资本主义发掘出了任何文明都未曾发现的最大创造力和最大动力，那就是：自由的力量，雄心勃勃的个人的力量。”
今天，对美国经济制度受的攻击，更甚于这一制度在滞涨最严重时期所受到的攻击，但现在，愿意为根植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 （Wealth of Nations）（该著作出版于1776年）中的经济哲学起而辩护的人却更少了。
或许，下面的事实颇具讽刺意味——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与其目前的危机之间，是长达2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国享受到了经济史无前例的强劲增长、极低的通货膨胀、很低的失业率以及重要的创新成果。在此期间，其他很多国家也转向了更为自由的经济制度。1978年，中国开放了其国家控制的经济，让私有经济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印度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了同样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为整个东欧带来了更为自由的经济制度。
每个国家都会将其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带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同时，各个国家的国家路线和私有制路线也各不相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于日本的资本主义模式，法国和俄罗斯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都独具特点，而且与其他任何国家的道路也都不同。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就其核心及其最好的部分而言，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理论非常接近，这位经济学家于1883年出生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在奥地利接受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一直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执教。熊彼特最重要的著作是最初出版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其中心思想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这是基于俄罗斯的巴库宁（Mikhail Bakunin）以及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人的早期著作发展而成的理论，不过熊彼特使其发扬光大了。
创造性的破坏意指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功成名就的公司会丧失其活力，在公司官僚作风的压制以及自满情绪的影响下，这些公司会日渐衰颓。而那些通常与过去并没有什么关联的企业家，则会为新产品、生产技术以及产品的流通赋予大胆而新鲜的思想，并进而取代旧有的秩序。尽管这个过程往往具有破坏性，但同时也富有创造性。很多领域都曾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公司兴衰的周期：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是颇富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汽车公司超越了福特公司以及美国的其他汽车制造商；20世纪50年代，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一度统御着美国的零售业，但是，沃尔玛（Wal-Mart）现在则使其日渐式微；20世纪60年代，IBM公司在大型计算机领域居于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Apple）和戴尔公司（Dell）则在个人计算机领域后来居上。
熊彼特认为，创新和企业家是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美国的公共政策来说，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制订鼓励性政策，以激励企业家创业，比如，较低的资本利得税，以及创建新公司的障碍更少等。
在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北加州（Northern California），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携手引发了一场“创新大爆炸”。拥有绝妙创想的企业界人士找到了资金，并创建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公司。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公司都能取得成功，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公司获得了成功，这种冒险就是值得的。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从哈佛大学退学）和苹果公司（Apple）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从里德学院（Reed College）退学）就是在工作中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典型，他们为人们开创这个信息时代可谓居功至伟。一路走来，两人也都成了亿万富翁，同时，美国的社会也从中获得了无法估量的收益。
此外，硅谷也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外国人，比如，红杉资本公司（Sequoia Capital）的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这位出生在威尔士的风险投资家现在同样也成了亿万富翁。我还记得，1982年我作为《时代》杂志的商业版编辑第一次去硅谷时的情形。当时，我试图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这个真实的“魔幻王国”（Magic Kingdom），除了其他环节以外，很多亚洲人和欧洲人在那里创建公司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当我问到企业的创建者为什么会这样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因为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乡——比如，韩国和法国——创建公司要容易得多。在最近10年里，在硅谷所有的新公司中，外国人创建的公司超过了一半，这一潮流让大量宝贵人才涌入美国，从而使其经济能持续受益。
最薄弱的环节
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阿喀琉斯脚踵”（意指唯一致命的弱点）始终都是繁荣和崩溃交替出现的经济循环周期，换句话说，也就是贪婪和恐惧的不断循环。近年来，因为国内金融危机和国际危机日益增加，这一问题已经变得越发严重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迈克尔·保度（Michael Bord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1973年到1997年期间，共发生了139次这类危机，而1945年到1973年发生的危机则只有39次。这显示了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意外副作用，或许，这些副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总体而言，这一发展趋势是良好的。
毋庸置疑，在过去20年间，美国犯了很多错误。金融监管过分宽松，而且往往执行不力。政府内的监管者、被监管的公司以及立法监督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过从甚密、沆瀣一气。金融领域的薪酬高的无耻。事实表明，银行家和其他金融从业者对这次危机的核心——投资衍生产品——的风险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令人痛苦的显见事实了。或许，对这个乱局最具智慧的表述就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警告：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没有任何地方的政府会对目前发生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公众也要求他们有所行动。然而，就像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时期的智囊团一样，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同样没有可资依据的“范本”。他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有时相互矛盾的刺激举措了，但其中的有些举措弊大于利。美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公众信心的缺乏，而这一问题只能靠时间这剂良药来治愈。持续很长时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的历史经验表明，信心的问题只能慢慢解决。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进行愿望良好但并不明智的改变，只能导致其影响会持续数十年的破坏行结果。
正在寻求解决方案的公职官员，很可能会参考其他自由经济的模式，而且会在还没有对国家之间的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做出清楚判断之前，就将它们拿到自己的国家实施。最具吸引力的模式可能就是法国模式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国版本中，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制高点都掌控在一个官员精英群体手中，他们都曾在高等专业学校接受过教育，而且彼此之间往往还很相熟。为什么不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交由最优秀同时也是最聪慧的人来管理呢，同时为了驯服经济周期，而稍稍减少企业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作为记者在法国工作过三年半，亲自近距离见识了它的资本主义。我还从来没见过比他们更有才干的高层公务员群体，其中的很多人才华横溢。这个国家的学术精英会努力追求高层公仆的职位，而很少会去私营部门。不过，这已经成为法国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至少可以追溯到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路易十四（Louis XIV）财政部长——的时代。
而美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美国很少有最优秀的毕业生会在政府寻求终生职位，尽管其中的很多人也曾去华盛顿工作过几年。没有法国的教育体制和基本的阶层结构，你就无法在美国运作法国的制度，同样地，你也很难将美国的创造性破坏“粘合”到法国的文化上。我还记得自己在30年前与法国年轻人的多次交谈，当时，他们曾抱怨自己的政府说，他们创建或者运营一家私营企业有多么困难。实际上，这个曾经创造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语的国家在培养企业家方面的工作却很糟糕。
当华盛顿的决策者寻求解决目前这场经济危机的方略时，始终谨记这个国家的遗产和传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品牌的资本主义仰赖于创造性的破坏和创新，其根基在于企业家。试图通过破坏其基础而重建其上层建筑——也就是美国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沃顿在线发布 : 2009.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