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焱
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由“政治－道德－教化”型向“经济－利益－消费”型的转变，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高歌猛进，扮]起这个时代文化英雄的角色。
正如尹鸿所指出：如今所指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平民文化”①。大众文化借助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美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通过猎奇趋新的方式，向大众的无意识欲望献媚，为大众营造了一个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
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因为它与社会发展、文明延续息息相关。对此，人文学者各执一词，赞同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底层民众的心灵鸡汤，是社会民主与平等的硕果，是话语霸权解体的历史进步；反对者则把大众文化视为人文精神的式微，是资本对信仰的挑战，欲望对理性的专制。诚然，大众文化确实以它全新的姿势，冲毁了原有似乎不尽合理的文化秩序，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大众文化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换取大众的青睐，以卖出产品获取利润。这种商业利益与文化精神的媾和，使得重建后的大众文化秩序仍然包含着诸多文化危机。而如果我们对这种危机缺乏认识或者无动于衷，那么也许将会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一、娱乐本位动机导致文化理性意义的丧失
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涌入，封建传统道德迅速解禁，大众开始充分张扬享受生活的权利意志，强调通过消费实现享乐的权利。于是，娱乐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成为近年来普遍流行的美学趣味。借助现代媒体的强大传播力量,“娱乐化”这一文化病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大众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大众文化为了赢得市场，将自身定位为一种游戏性文化，娱乐就是其本位动机，为了娱乐而娱乐。它不需要人们殚思竭虑，它甚至可以把人们的智力消耗降低为零，它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放浪形骸的狂欢节，让人们获得低层次的愉悦。而与此同时，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独有的理性精神，却被快乐原则蚕食鲸吞，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正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淡出。
这些年大陆影视文化流行的皇帝格格热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一群古装打扮的现代人，在零星点缀了若干似真非真的历史碎片的幕布下，]绎起了当代语境下的嬉闹与纠缠。就这样，一部部本应展示历史逻辑的宏大叙事，却以“无厘头”“戏说”的形式作为杜撰虚妄的底本，历史的厚重在能指符号的堆砌中分崩离析，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港台的娱乐文化，则在电视节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来了》《全民乱讲》等脱口秀节目，可以把任何严肃的公共事件，都转化为公众共同参与的集体狂欢。大众文化放弃了对终极关怀的理性思考，不再用人文精神来彰显救民济世、普度众生的人生理想，来张扬普罗米修斯悲怆的人格力量。大众文化仅仅是一些新奇的浮浅故事，一些华丽的虚幻场景。它供人消遣，却缺乏阐释空间；供人嬉笑，却模糊价值判断。它包裹着璀璨的感性外衣，顾盼生姿，却在理性意义上空空如也。
二、复制性生产方式消解人类的美学理想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②。他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已经进入到了机械复制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就是一种复制文化，它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它不仅在胶片、磁带、复印机上不停地自我复制，而且也对美学的风格、语言、个性进行表象的复制。这种复制抽空了现实的生命力，消解了文学艺术独一无二的“光晕”。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感性的完成（物质属性），二是某种完全蕴含在感性中的意义（意义内涵）③。而大众文化则一味地复制审美的物质属性，并因审美经验不符合市场原则，将审美内涵作为奢侈品弃置一边。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在最初还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某些特点，其原创性色彩较浓。然而，这种原创性的美学意味，随即会在复制性的生产方式中消解殆尽。批量化生产使得大众文化迅速蹿红，因此，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难免模式化，甚至僵化。如《大话西游》之后有《春光灿烂猪八戒》《东游记》《齐天大圣》等一批仿作，模仿的手法愈来愈拙劣，人物形象越来越脸谱化。此外，大众文化的复制性生产方式，还表现为故事的类型化。故事片中人物角色的搭配、情感爱恋的纠葛、顺逆境的转化等等要素，都是按照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甚至还有些故事片是专门按照某明星的类型化特点量身定做。在文化工业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冲击下，思想的博大深邃、信念的崇高坚定、想象的辉煌奇诡、技法的独特巧妙等等人类不懈追求的美学理想渐行渐远，大众审美能力亦日益钝化，从而失去了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热爱，失去了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和鲜活情感。
三、虚幻性导致对现实的错误判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的紧张和焦虑也日益加剧。而大众文化则以画饼充饥和望梅止渴的方式为人们编织了一个栩栩如生、五彩缤纷的虚幻世界，使得饱尝忧患和匮乏的心灵得到象征性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商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其实就是在金钱神话的驱动下制造着一种虚假生活。由于大众文化只在乎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和迎合性，很少涉足生活的真实悲怆。制作精美的MTV和广告，向人们昭示什么是最单纯的幸福，向人们提供廉价的避难所，夸大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让人们忘记今夕何夕。而在这种滥情的表]中，人生的真正艰辛与弱势群体的疾苦被视而不见。在这种虚幻的心理慰藉中，大众可能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大众文化所编织的美好梦境中，在忘川般的快乐中自我陶醉。然而由于不再追问终极意义，大众文化只能对冷酷现实进行一种平庸的补偿，它很少去启发一种认识现实的意识，更不用指望去唤起一种改造无情现实的热情。
大众文化一遍遍地渲染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朝为田社郎，暮登天子堂”以及灰姑娘变公主的世俗神话，用一种虚幻的现实，调和人们心中“超我——道德原则”和“本我——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对立，从而使人们将幻想当作现实来体验。大众文化往往将种种复杂的现实矛盾，简化为赏罚分明的道德寓言，这容易导致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简化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对现实产生错误的判断，并以一种冲动去处理和解决实际困境，以逃避对真实人生的理性介入。
四、多元化倾向降低普遍的文化水准
随着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机制的逐步确立，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日益松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也日渐边缘。而与此同时，个人主体意识却日趋膨胀。于是，具有某种强制性的文化主旋律已不复存在，各种文化价值多元共存。至此，文学艺术已不再是某些文化精英的特权，而是公众自由表达其欲望、情感、意志的传声筒。为了赢得更多的消费者，赚取更多的利润，大众文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精英化的格调和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情结，降低自身高度，以求被更多人接受，满足各色人等的多元口味。
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民主化、平等化，然而多元会直接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打倒权威、磨掉标准。权威有一个特征，就是承认事实上人与人的能力有高下之分。而没有了权威的存在，就会将伟人与小丑、精英与庸人置于同一平面；没有了一定的标准，自负与懒惰就会从中滋生。在这种普遍的自负与懒惰中，文化水准的退化不难想象。近来存在的对鲁迅、巴金等经典作家肆意贬损的文坛风气就是其打倒权威所带来的恶果。古训有之：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取法其下，一无所得。而大众文化对经典与权威的消解，势必造成价值标准混乱，使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难以适从，甚至焚琴煮鹤，以劣为师。这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水准而言，无疑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
五、欲望煽动性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产生负面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需要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系统，正如马斯洛所理解的那样，它一般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的低级需要，食、色和拥有权力是其中最主要的动机；二是高级需要，它包括尊重、爱、理解、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两种需要相互依赖，低级需要是高级需要的基础，低级需要应该向高级需要升华。而大众文化则往往以性、暴力、财富作为调用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来煽动刺激人的生理本能，发泄那些根深蒂固的幽
暗欲望与幻想。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吞食这些诱饵时，也吞食了一种对世界的歪曲认识和心灵的可卡因。以文学为例，从对“性描写”的迷恋，到“暴露癖”式的自我表现；从“美女作象”的标签到“下半身写作”的狂欢，写作者一次次地突破道德禁区，挑逗大众最低层次的生理欲望，教唆大众成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
大众文化一味地煽动人的低级本能，夸大低级需要的意义，夸大性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夸大在现实中面临暴力威胁的可能性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却把人的高级需要搁置一边。人的高级需要，可以丰富人对世界的感受，深化人对生命的理解，坚定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进取心，唤起人们的爱心与同情，陶冶人们的灵魂与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因此，人的高级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质。而大众文化，则通过一味刺激本能欲望的方式，消除了人性中的美好与高贵，甚至使人玩物丧志，人格萎缩、自甘堕落。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潜伏着一种人格建设的危机。
大众文化在新时代的兴盛，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文化的平等化和民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快节奏、高竞争所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但它正如安徒生童话《夜莺》中的人造夜莺一样，缺少真夜莺的生气与真诚，缺少一种使人的人格、理性与智慧获得提升的人本价值，它所给予我们的毕竟只是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因此，作为文化看守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看到其存在合理性的同时，更应该对其不合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
注释：
①尹 鸿：“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②董学文等：《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第170-1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1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