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

内容提要

    西方国际社会学（或称全球社会学）的蓬勃发展，略迟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发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帕森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占统治地位。七十年代，社会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影响广泛。现在，只有世界体系论硕果仅存。主要代表人物有颇郎伊、艾森斯塔德、墨尔、佛兰克、斯卡齐波尔、梯利、傅高义、林茨、蔡斯-丹，而影响最大的是沃勒斯坦。在亚欧非世界大体系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一千多年，欧洲是边缘。1865年前后，英国产值超过中国；1900年前后，美国产值超过英国；中国成了边缘。今后几十年内，中国产值有可能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以中国为核心，就是人类世界体系的常态。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was slightly later than that of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development. In 1950s and 1960s, Parsons’ theory was in domination. In 1970s, there wer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Analysis. Now only World-System Analysis survived. The important figures are Polanyi, Eisenstadt, Moore, Frank, Skocpol, Tilly, Vogel, Linz, Chase-Dun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Wallerstein. In the Afroeurasian world system, China was the core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nd Europe was the periphery. British GDP surpassed Chinese GDP around 1865, American GDP surpassed British GDP around 1900, and China became periphery. It is possible that Chinese GDP surpasses that of the U.S. in decades, and keeps number one after that. If it is so, China as the core would be the normality of the world system. 

 

 

关键词

 

国际社会学    全球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世界体系论 全球化研究       

 

 

正文

 

        国际社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ogy)，或称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探索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国际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是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国际社会学囊括了全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Perspective）、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的主要部分。我认为，全球社会学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摩尔之前是第一阶段。摩尔开启了第二阶段。埃文斯与斯蒂芬的总结文章开启了第三阶段。

 

一.      帕森斯占统治地位的第一阶段

 

颇郎伊

 

        颇郎伊（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了《伟大的转变：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颇郎伊分析了当代世界的起源，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的崛起、尚未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市场经济是方向，但有显著的缺陷；法西斯主义就是对市场社会的缺陷的反动。工人和农民不应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人类社会应该走向使工人和农民得益的市场经济，避免法西斯主义。直到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一些教授还把这本书作为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教材。这本书，可以看作这门学科的起点。

       

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兴起

 

        全球社会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兴起之后。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薄西山。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过去是怎样发展的，第三世界现在应该怎样发展，成为当然课题。罗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是发展经济学的力作，指出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前，3）起飞，4）走向成熟，5）大众消费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历史，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关对策，都有精辟的分析。奥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了《政治发展的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1）初步统一，2）工业化，3）社会福利，4）富裕社会，对每个阶段的历史、问题、对策都有翔实的分析。

        即使今天看来，这两本大作的观点也是基本正确的。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按照奥甘斯基的政治发展四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应该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搞得太早，比如印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害。搞得太迟，比如苏联，可能促成社会分裂。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决不可操之过急，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艾森斯塔德

 

        全球社会学的起步是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1963出版的《各大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这本书比较了中华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欧洲诸帝国，发现这些帝国不仅包含了现代专制的种子，也包含了现代民主的种子。这些种子包括：一个相对统一和集中的国体，科层化的行政管理，精英之间为了获得有关社会集团的支持而进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争。这本书现在很少有人用作教材了。

 

帕森斯

 

        二战结束后，近三十年时间，帕森斯（T. Parsons）是美国社会学占垄断地位的领袖人物。那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学社会学理论就是学帕森斯。帕森斯1966年出版了《各种社会：进化的观点与比较的观点》（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把他此前的有关思想集中放在一本书里。这本小册子是一本人类社会发展简史，正文只有一百页。反马克思、反共、反华、反革命、西方中心论，愚昧、狂妄。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是从古希腊到今日美国的历史。美国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顶峰（或顶点）。人类社会其他部分的发展（包括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都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轨道。这本书集中体现了美国打冷战、打朝鲜战争、打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想基础，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今天美国的社会学研究生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本书，更不知道这种社会思想曾被奉为圭臬。美国大学社会学概论教材一般在第一章的后面列出几个社会学大师的头像，以示尊重。我1994年初来美国的时候，几乎每一本书都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现在没有一本书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绝大部分倒是列出马克思的头像。美国社会学现在已经完全从冷战思维中摆脱出来了。但帕森斯社会思想教育出来的那代人，还有不少是精英人物，这些人现在在电视上咒骂中国的语言，其社会思想基础还是帕森斯的这一套。

        其实，在社会学界，当时就有人知道帕森斯这一套在学术上根本不能成立。帕森斯在哈佛曾经是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学生。我的硕士是在密苏里大学主校读的。系上有个有些名气的老教授叫班森（Benson）。我亲耳听班森讲：班森做研究生的时候，索罗金到班森的学校讲学。那正是帕森斯如日中天的时候。下课以后，班森等几个研究生把索罗金拉到酒吧喝啤酒。问索罗金对帕森斯的评价，索罗金不讲。喝下几杯以后再问，索罗金说：帕森斯的东西，百分之五十是胡说八道， 百分之四十五是老生常谈， 只有半分之五是好东西，都是从我这儿偷的。

       

二.      摩尔开启了第二阶段

 

摩尔

 

        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了《专制与民主的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这本书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还普遍用作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教材， 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

        这本书五百多页，一共九章。头六章篇幅很长，分别分析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的社会发展道路。后三章很短，做一些总结和分析。为什么英美走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中苏走了革命的道路，德日走了法西斯的道路，而印度又有所不同？摩尔认为，这要从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不同关系中去找原因。他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不同形式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摩尔是哈佛教授，这本书写了十年，一边写，一边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本来还有德国和苏联两章，写不完。这本书在资料上下的工夫非常之大。我认真研究了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中的中国部分。可以说，当时英文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摩尔全都用了。

        这本书的巨大贡献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它通过研究历史、确立典型、解剖麻雀，通过分析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试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使得这门学科从帕森斯那种意识形态挂帅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下面马上要讨论的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课堂上教出来的学生。

 

斯卡齐波尔

 

        斯卡齐波尔（Theda Skocpol）1979年出版了《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这是一本关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人类三大社会革命的比较研究。与摩尔研究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直接研究国家与革命，探寻三大社会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无能，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滑。而三大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三个全新的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是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简言之，革命有理，革命有功。这就把帕森斯的那套反革命理论完全颠覆了。

        美国社会学界有些人直到现在还说这本书在处理资料方面有问题，不够严谨。这本书我认真读过不止一遍。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的参考资料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参考资料之全之精不在摩尔之下。有关中国的行文中也没有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有关解放后的部分，线条的确粗了一些，但这不是她的问题，由于中美长期隔绝，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只有这些。

        这本书是美欧社会学的划时代著作，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今天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必读教材。斯卡齐波尔因此成为著名社会学家，但也因此出了一件著名的案子。一般情况下，美国大学讲师转副教授叫做评终身教授，相当一部分人评不上，必须走人。斯卡齐波尔留哈佛任教，有这样的大作在手，评副教授时居然评不上，被开除了。这显然是政治报复，但难以回击。斯卡齐波尔上法院告了哈佛，不说是政治原因，说是性别歧视，打赢了官司，拿到了哈佛终身教授。此事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美国政治学会还曾把斯卡齐波尔选为会长，明确表示了对美国社会学界有关人士的不满、反感、抗议。

 

梯利

 

        梯利（Charles Tilly）也是摩尔的学生，有两本名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这本书现在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方法论讨论课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正文最后一页有一个著名的段落，代表了美国社会学目前的共识、境界、水平：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梯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强制，资本，欧洲国家，990年到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这本书研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用作教材的情况不多。我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见过梯利给一、两千人作报告讲这本书。这本书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无论防御或进攻，都需要榨取：纳贡、租金、现金流通税、债券和收入，这些都反过来使得国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产、监督、社会一体化。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常识，秦以后两千多年这个统一的中国，就是五百多年春秋战国打仗打出来的。

        这本书还试图探索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正确答案（第127-130页）。梯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梯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在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第二章讨论了梯利的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此不赘述。

 

《大国的兴衰》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年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一经出版，即成经典，成为各国政治、军事、思想界领导人的案头书。中文版1989年出版，多次重印，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故此不赘述。我在美国曾用此书作本科生教材，一些学生反映，生字不少，读起来不容易，我才明白，为什么该书在美国没有普遍用作教材。我认为，在全球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世界体系论 、全球化研究所有这些领域和学科中，不要说超过，目前还没有一本书能接近《大国的兴衰》的境界和水平。这本书可以成为中国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关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秦统一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和灯塔，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和一、二百年的蒙古帝国只是昙花一现，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产值才超过中国。要讲大国兴衰的实践和理论，首先要研究中国这个大国是怎么兴起来的，又怎么衰下去被英国超过了。下面要讨论，直到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才变成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现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已经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这两种理论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现代化理论把一切事物都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认为二者可以截然分开，认为只要勇于抛弃传统、走向现代，社会就能很快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误。比如，美国有个参议院，古罗马也有个参议院，日本有个天皇，英国有个女王。参议院、天皇、女王都是“传统”的，但美国社会、日本社会、英国社会却都是“现代”社会，可见传统和现代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可以找出无数这样的事例。正是现代化理论在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核心概念上的失误导致了自身的解体。我们在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必须把它严格界定于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这三个要素，不可以随意附加任何其他东西。

依附论源于拉丁美洲研究。一百多年前，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和美国发达程度差不多，现在差了很远，为什么？依附论认为，是因为美国强大以后控制、掠夺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被迫依附美国。到了八十年代，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情况一比较，依附论显然就有问题了。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并不在拉丁美洲之下，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能发展，拉丁美洲就不能发展？显然，除了外因以外，还要找一找内因，下面就要讨论傅高义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依附论能否解释拉丁美洲，可以讨论。依附论不能解释全世界，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这两个理论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体系论就自然变成了这门学科的唯一理论。

 

三.      归于世界体系论的第三阶段

 

埃文斯与斯蒂芬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在介绍这篇文章之前，先介绍一下美国社会学界的出版情况。做学者，做学问，就要搞研究。研究出来一点东西，就要写文章。研究出来的东西多了，就要出书。和中国一样，美国大一些的大学都有出版社。和中国不一样，美国众多有关社会科学的出版社是私有的出版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中有几个在竞争中成了大的出版公司（集团）。

        美国数得上的社会学刊物有一、二十个，大一点的有三个。一个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是美国社会学会办的。一个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办的。一个是《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是北卡洛莱纳大学社会学系办的。这三个杂志的大多数文章，不要说美国老百姓不看，社会学本科生不看，就是大多数社会学研究生和大多数社会学教授一般也不看。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分科很细，细到只有很少同行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些杂志的多数文章一般只讲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事情，而且是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不仅与社会大众无关，就是与其他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也无关。

        在这些杂志之上，有一个《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每年出一本。美国社会学有几十个分支领域，每隔五年八年，《社会学年鉴》就请一个人，把这个分支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写个总结，介绍一下。这些总结篇幅都不长，但内容都很丰富，因为是几百部著作、文章的总结。研究生要考试，或者要做学问，教授会介绍你去《社会学年鉴》看你这个领域的总结。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的研究，《社会学年鉴》已经发表了四个总结，我在拙著第一章第一节介绍了这四个总结。

        在年鉴之上，是《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ology）。《社会学手册》不是一个小手册，而是一本很大很厚的书。一般有二十多章，每章介绍社会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总貌。1943年出了第一本，1988年出了第二本，2006年出了第三本。由于在这里不便讨论的原因，第三本的质量和影响力没有超过第二本。

        埃文斯与斯蒂芬（Evans, Peter B and Stephens, John D）的这一章，是1988年出版的第二本《社会学手册》中关于这门学科的总结，标题是“发展与世界经济”（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总结，全面介绍了发展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论从马克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发展概貌和主要成就。在《社会学手册》中给这个学科一章，说明这个学科已趋成熟。这么好的总结，后来再也没有见到。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第三阶段的开端。

        该文总结到，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对迟发展者，市场的有效运行常常与强大果断的国家政权相连，而市场失灵往往源于国家没有自主权和政府低能……战后的日本、四小龙和目前中国的强劲崛起，都显示出国家干预同市场导向相结合十分有效。有关研究表明果断的国家机器有助于有效的市场导向政策，同时也表明使私营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政府低能的国家机器必然破坏市场、伤害发展。

 

        国家政策和市场当然不会只向一个方向运动。政治考量决定了通往工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但这些政策反过来对国家的政治基础产生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增加财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发展大众传媒、促进收入平等、扩大中产阶级，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面，是典型的迟发展者。

 

傅高义

 

        与美欧相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其中公认的经典，则是傅高义（  Ezra F. Vogel）1991年出版的《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傅高义发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包括五个发展环境要素（第85-91页）和四个制度文化要素（第92-103页）。五个发展环境因素是：1）美国的援助；2）旧社会秩序的瓦解；3）社会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切性；4）一只渴望工作的、数量庞大的的劳动大军；5）亚洲四小龙熟悉日本模式。四个制度文化要素是：1）基于学历和政绩选拔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式的政府精英；2）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科举）；3）社会的集体主义；4）自立自强、自我奋进的个人奋斗。傅高义把这四个制度文化要素合称为“工业化的新儒家”。

        目前，国内外都在探索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以为，如果我们把美援换成中国革命，傅高义总结的这个东亚发展模式就是今日中国成功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毫不足奇的，中国本来就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主体，台湾和香港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就，只不过是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和主体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重新崛起的一个前哨战而已。

 

林茨和史蒂芬

 

        林茨和史蒂芬(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han) 1996年出版了《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的问题：南欧、南美、苏东》（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一经出版，该书即刻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有关民主化课程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有力批驳了民主化研究中的流行的谬误，把有关民主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新阶段。这本书是多年研究的结果，林茨作了三十年，史蒂芬作了二十年。该书第二编分析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第三编分析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第四编分析俄国和东欧诸国。该书的精华是第一编第一章，建立了关于民主的系统的理论。

        林茨和史蒂芬这本书是对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s Century）的强力批判。亨廷顿这本书是欢呼苏东剧变的。认为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可以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时候，实现民主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到了第三次浪潮，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实现民主。民主并不难，只要一搞市场经济，一普选，民主就实现了。市场经济加普选的民主化，必将很快席卷全球。“民选的政府可能没有效率、腐败、短视、无法采纳为人民服务的政策。这些特征使这些政府不理想，但不能说这些政府不民主”（第10页）。亨廷顿这本《第三次浪潮》，文笔有很强的煽动性，很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全球热卖。

        林茨和史蒂芬这本书，全面批判了亨廷顿的观点。他们直指亨廷顿的观点是“选举谬论” （electoralist fallacy  ）。他们指出，认定民主化就是“选举加市场”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为民主化可以成为一种“浪潮”。林兹和史蒂芬指出，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和五个重要条件。先决条件是必须先有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国家认同有问题或有人闹分裂，民主就搞不成（第7页）。五个重要条件是：1）一个有结社和通讯自由的公民社会；2）一个有自由和包容性选举形成的凝聚力的政治社会；3）法制的立宪政体；4）一个有理性和法制的科层规范的国家机关；5）一个有制度化的市场的经济社会。这五个条件，没有一个条件是能够在短时间形成，更不用说完善。

        在前言中，林茨和史蒂芬实言相告，该书本来有亚洲一编。在研究了几个亚洲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西方的这一套关于民主的概念、理论、制度、政策，和亚洲的社会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亚洲的民主实践很难找到连接点，因此他们干脆把亚洲这一编放弃了。该书还专门提到台湾，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独统问题，不符合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世界体系论”

 

        1995年《社会学年鉴》有一个专章就叫“世界体系论”，由蔡斯-丹和格莱姆斯（Chase-Dunn, C. and P. Grimes）撰写，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社会学年鉴》出专章这件事本身就是美国社会学对世界体系论的学术地位的再一次正式确认。世界体系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正式创立的。这一年，他出版了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当代世界体系1：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periphery）。发达国家是核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国家。体系一经形成，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变成发达国家，如同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那样。相反，体系本身倾向于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地位。除了个别向上、向下流动的事例以外，核心国家总在核心，边缘国家总在边缘。两者之间是一些半边缘国家，兼有两者的特性（第389页）。与中国或罗马帝国不用，现代核心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其中有一个是霸主。与以往的藩属进贡制度不同，现代世界体系来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第390页）。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以往的世界体系是由尊贵商品交换（prestige goods exchange）形成的。由此，亚非欧大陆世界体系的产生，就不止500年历史，而是5000年历史，那时候同样有核心，有边缘（第391页）。在那个亚非欧大世界体系中，中国是核心。欧洲是落后的边缘，向中国出口银子，换取丝绸和瓷器。这个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宋朝的时候，差一点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十七世纪欧洲的那些资本主义城市是半边缘。这种半边缘状态，使资本主义便于产生（第394页）。中国的影响力早就远达中东，比多数世界史学家们以为的要早得多。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是边缘，中国是核心。1825年的时候，伦敦要比北京小得多（第395页）。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而言，核心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边缘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后从边缘流动到了核心（第396页）。美国更是成功地从边缘流动到半边缘，到核心（1880），最后成为霸主（1945）。核心和霸主地位源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国家是核心还是边缘，最终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产值和世界军事费用中的比重所决定的（第397页）。

     

世界体系的演变

 

        蔡斯-丹和霍尔（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体系，分析了亚非欧大世界体系怎样从公元前500到1400年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怎样演变，后来怎样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本书学术价值很高，但文字很晦涩。美国的研究生看起来都很吃力。我以为这些研究生小时候没有好好学语文，所以看起来吃力。后来，有个老教授给我说，他看起来都很吃力，我才明白这本书的文字真的晦涩。这是一部力作，解决了一些世界学术界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该书直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一直是亚非欧世界体系的中心。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落后的边缘，向中国输出金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满足欧洲上层阶级的需要。对欧洲人来讲，寻找能在对华贸易中替代金银的东西，是个艰苦而漫长的事情。他们最后找到美国西洋参和印度鸦片作为进口替代。“欧洲和西亚都力图获得进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贵的对华贸易，并通过卖给临近的国家赚钱”(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国在亚非欧世界体系中坐头把交椅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先进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换……‘技术寻租’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基础。” (同上，191-192) 。

        过去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该书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尊贵商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白银资本》和《大分流》

 

        佛兰克（Andrｅ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了《重新定位：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9年中译本就出版了，名为《白银资本》，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故此不赘述。佛兰克是依附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体系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七十年代就是大家。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可能难以想象，他的导师居然是自由主义大师佛里曼。毕业后先在美国作教授，1962年去南美。1973年尼克松、基辛格把智利阿连德政府颠覆在血泊中，佛兰克不得已逃往欧洲，重新作教授。佛兰克在南美十年，有时候行踪清楚，比如在智利作教授。有时候行踪不清楚，对此所有英文出版物都讳莫如深。一般认为他参加过南美游击战，和中央情报局血拼过，他本人不承认，不否认。他不是一个在书房里玩学问的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实践社会理论的英雄。2005年，英雄辞世，特此向英雄致敬。该书出版后，北京学术界热情接待过他。正如中译本读者所熟知，和上述早一年出版的《兴起与衰落》一样，这本书彻底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还原了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体系中心的历史真相。这本书虽然在美国学术界有很大反响，但也没有普遍用作教材，原因也是生字太多，学生不容易读。     

        正是在这样一个恢复历史真相的潮流之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本即刻出版，也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故此不赘述。如中译本读者所熟知，这本书也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这本书的文字也不容易读。

 

韦伯错了

 

        十多年来，在一些像佛兰克、蔡斯-丹这样的名家、名著带领下，美国社会学界也开始从以往对世界历史、欧洲历史、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美国社会学的这些错误思想有不少来自韦伯。众所熟知，韦伯认为欧洲先进、中国落后是有原因的。在思想上，儒教落后，新教先进。中国虽然有科层制，但欧洲的更为正式而理性。在法律上，中国法律不理性（rational）、不正式（formal），西方法律正式而理性（formal rational）。韦伯这些思想，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都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傅高义就论证了，古代中国的一些思想和制度不仅不阻碍工业化，更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玛仕（Robert M Marsh）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 韦伯对传统中国法律的误解”（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韦伯自己不懂中文，连韦伯自己也承认没有看到多少中国法律的资料。中国法律要比韦伯想象的系统、正式的多。中国法律的随意性远比韦伯想象的小。中国法律专家远比韦伯想象的多。即使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中国法律也比韦伯想象的要“理性”的多。而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韦伯时代的欧洲法律的“理性”也很有限。玛仕的研究成果并非偶然。玛仕1980年就出版了《中国官员：中国精英的循环，1600-1900》（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1600-1900）一书，我认为，这是英文世界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的最佳著作。

        凯瑟和蔡勇（Edgar Kiser and Yong Cai）2003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战争与科层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央政府。古罗马也没有。中国是例外，秦朝就有了（第511页）。秦朝的政府制度一传就是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一脉相承（第512页）。秦朝的战争最频繁、最惨烈，秦朝比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更为科层化。战争产生国家（第513页）。韦伯认为，战争促成科层化，不打仗的政府没有科层化的动力，要打仗就要有更有效的科层化，不能有效科层化的政府就要打败仗（第514页）。1450年以前欧洲没有科层制政府，因为没人知道科层制政府是个什么样子。战国时代，要打大仗，要有大部队，大部队的科层职为文官政府提供了模式（第516页）。修运河，修驰道，修长城，都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文官政府。韦伯只认识到科层制有自我的持续性，实际上，科层制的持续源于科层制保持和提高了通讯、交通、文牍的“技术优势”（technical superiority）（第517页）。春秋战国时期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的首要原因是战争规模巨大。战役用兵一般十万至五十万，战役伤亡一般一万到四万，长平之战伤亡竟达四十五万。秦军最多时带甲百万（第520页）。大型军队的规章制度、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为科层制文官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模式（第521页）。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最先在中国实现，主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超过了1800年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第522-525页）。和古代中国相比，古罗马根本就没有一个领工资的专业政府（第534页）。

 

今日世界概论

 

        今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有一本学术著作向读者介绍一下当今世界的概貌？没有，当今英文世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2001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二十一世纪的外交》（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出版就碰上九一一，基辛格马上在重印时加写了一个序言。该书在美国是畅销书，也普遍用作辅助教材。该书共七章，以美国为中心分析世界，第一章是美国概论，第二章是欧洲概论，第三章是拉丁美洲概论，第四章是亚洲概论，第五章是中东与非洲概论，第六章讨论全球化，第七章讨论美国继续称霸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基础。语言隽永、典雅、平实，既有恢宏的气度、充满智慧，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学究气。基辛格是美国现实主义思想流派的大师和领袖。在理论上，他是哈佛年轻教授出身，从政之前就有多本大作。在实践上，他为确立美国今天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立过赫赫功劳。美国今天能独步全球，与美国统治阶级中有基辛格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分不开的。该书中文版2003年出版，成为国内的畅销书，故此不赘述。和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样，这本书可以成为中国大学有关课程的通用教学参考书。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能够写出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服务的当今世界概论的思想家、学问家。

 

《当代世界的起源》

 

        九一一之后，在美国成为畅销大学教材的是麦克斯（Robert B. Marks）2002年出版的《当代世界的起源：一个全球性的和生态学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该书是一本不到二百页的小册子，全面介绍了当今世界体系是怎样从1400年发展过来的。该书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说九一一之后，美国人民想了解世界，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恨美国，为此就要了解当今世界是从哪里来的。麦克斯坦陈这本书受到《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很大影响，佛兰克还帮他校阅过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麦克斯直言，这本书就是要把学术界一、二十年来以《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为代表的有关成果综合起来，用作本科生的入门教材。这本书成为近年来美国大学的畅销教材，决非偶然。蔡斯-丹、佛兰克、彭慕兰花几百页篇幅、用很艰深语言都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麦克斯只用一百多页，象讲故事一样，说得清清楚楚、生动流畅，实属不易。这本书2006年重印时，副标题加了几个字，变为《当代世界的起源：一个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的和生态学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建议尽快出版该书中译本。麦克斯有这样的成就，并非偶然，他1998年出版的《老虎、大米、丝绸、煤炭：中国帝国晚期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一部力作。

 

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

 

        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该书解决了西方学术界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一经出版，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一、欧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为的。

        战国七雄中，秦本是弱国，秦灭六国，是以弱胜强（第65页）。六国的战略是合纵，秦国的战略是连横（第67页）。连横最后战胜了合纵，为什么？因为六国之间也是争斗关系，难以真正合纵。等到不真正合纵就要灭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第74-79页）。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第80-84页）。秦国得以富强的制度政策，六国也可以学，但他们学得太慢、太迟，最后学也来不及了（第85页）。秦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慎战，轻易不出手（第88页）。非打不可的时候，也善于以少击多，分而歼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国力一决雌雄的时候，秦国从不手软，例如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第89-90页）。欧洲分裂、中国统一，与地理无关。欧洲多有一马平川，中国多有高山大河、天堑屏障。黄河与几个险关隘要，曾经是秦国东进的天然屏障（第90-91页）。秦灭六国，以弱胜强，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时间，打了57场战争，殊为不易（第96-97页）。采用郡县制使秦的扩张更为便利（第97-99页）。秦最后终于一统天下，主观条件决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气吞山河，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破釜沉舟，发起最后一战，九年时间，荡平六国，一统天下（第99-101页）。为什么秦国能制定聪明的战略？和六国统治者相比，秦国君臣更为雄才大略、聪明睿智。秦国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怀宽广、用人不疑、放手让大臣将帅做事（第101-107页）。

        早期欧洲则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论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第111-120页）。1661-1715年，英国走向自强，法国则继续自我消弱（第120-126页）。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法国，才接近古代中国的气度，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的战略。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一直走上坡，之后就走下坡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但最后成功了，为什么拿破仑败了一次就起不来了？秦国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这次败了，回去生聚修养，下次再来。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败就不可收拾。简言之，和秦国相比，拿破仑自强的制度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够有力，国力还很有限，还达不到统一的要求（第127-136页）。早期欧洲士兵是雇佣兵，军官是雇佣军官、贪污腐化，资本家唯利是图，容易自我消弱（第139-142页）。欧洲长期英法相斗。英国走富国的道路，国富兵不强；法国走强兵的道路，兵强国不富；都没有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于直接学习中国，后来普鲁士最先找到了接近于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第142-149页）。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欧洲中国，盖莫如是。但如果比较战争时代的长度，战争频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数量，伤亡的数量，战争所引起的人口的减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古代中国的战争都要比欧洲惨烈的多。春秋战国打了500年，从100多个国家，打到几十个国家，打到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欧洲打来打去，并没有灭掉多少国家，早期欧洲君主实属无能。拿破仑之后，要想改变多国并存的状况，为时已晚（第149-156页）。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臣子经常直谏君主，君主经常从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从大臣到百姓，都可能弃你而去（第168-179页）。为了自强，战国七雄都搞征兵制，都搞中央集权政府，都搞以法治国。商鞅变法后秦国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办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力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方面，欧洲都是在拿破仑之后才逐渐赶上来。秦律虽然严苛，但公平。英国税率比法国高，但法国老是因为征税闹事，因为法国不公平。秦国比英国还公平（第178-190页）。早期欧洲国家，国不像国。没有常备军，雇佣兵腐败。国家向资本家借钱，还不起就要破产。国家自己收不了税，雇人收税，弊端丛生。后来瑞典、英国、普鲁士、法国都变法改革自强，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第190-195页）。古代中国不用雇佣兵，政府手上没有现款也垮不了。田赋用来支付政府行政费。商业税收用于宫廷，现款多了，则会重赏有功之士。而欧洲君主离了商业税收就活不下去。为了富国强兵，春秋战国秦汉都重农。欧洲则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欧洲国家搞弱了（207-214页）。秦国用民力用得太狠，讲法太多，讲礼太少，重武轻文。汉承秦制，但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的统一遂成为定势（第216-223）。

        没有什么是命定的，秦国的统一，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势上扬，都是秦国、德国、日本变法图强、自强不息干出来的。世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未来如何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国际社会将继续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让他们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第235-237页）。

        我花了一页半来介绍许田波这本书，是因为该书还没有中译本。建议尽快出版中译本，和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麦克斯《当代世界的起源》一起，作为国内大学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关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四.      关于全球化的研究

       

        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下子热了起来，出了一些奇谈怪论。九一一以后，头脑逐渐冷静了，奇谈怪论逐渐少了。有两篇总结值得重视。2000年，《国际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Sociology）出了一期有关全球化的专集，邀请十几位世界各国著名社会学家各写一篇文章，包括沃勒斯坦。该期的主编是戈仑（Therborn Goran），他在卷首写了一篇近30页的长文，“好几次全球化：方向，历史浪潮，地区性影响，标准化管理”（Globalizations: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我认为这篇文章是目前关于全球化的最佳研究。

        2001年，《社会学年鉴》给全球化出了一个专章。作者是贵棱（Mauro F. Guillen），叫做“全球化是文明的、破坏性的、还是微弱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全球化的五个重要问题的争论”（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贵棱把几百个有关全球化的著作和文章，归入这五个问题。

        首先，全球化真的发生了么？确实发生了，但并非1991年开始的，已有久远的历史。世界体系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过去是世界体系的核心。后来美日欧成了核心，中国成了边缘。现在中国想回到核心。

        第二，全球化产生趋同化么？答案取决于“趋同化”的定义。如果趋同化是指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趋同。但是，趋同化并不等于同质化。参议院、天皇、女皇（或者皇帝）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趋同。同样，中国的社会体制终将保留先秦和秦以后积淀下来的一些中国特色。全球化不会是美国化。

        第三，全球化会颠覆民族国家的权威么？答案是否定的。1991年之后，有些人主张民族国家正在消溶，国界变得模糊了。九一一之后，说这种胡话的人少了。2002年5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大标题就叫“地球村愚妄症” (Global Village Idiocy)。批判的这种民族国家正在消亡的胡言乱语是一种  “地球村愚妄症” 。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主要大国的主权正在消溶，美国的主权一点也没有消溶，中国也不允许主权消溶。甚至伊拉克的主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溶的。边界也不容易模糊，美国现在就已决定花巨资，在美墨边境修一道小长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所谓民族国家消亡了，边界模糊了，这是霸权主义国家为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理论借口。众所周知，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的基本理论基础，就是这个倡导主权过时的地球村理论。

        第四，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么？全球化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一样，仅仅是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全球化可以被视为构成现代性这个整体的一个部分。

        第五，一种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美国文化可以分成农业美国文化、工业美国文化和后工业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这样划分。今天的中国文化，像一百年前的美国文化一样，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文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文化会越来越像美国工业文化。另一方面，即使都是后工业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各国语言不会趋同。中国人还是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

        经过认真研究，目前中国思想界对全球化的定义是两句话：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这是完全正确的。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文化多元化。

 

五.      沃勒斯坦

       

        2000年，美国社会学会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一名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去世的和在世的都可以入选，结果沃勒斯坦以高票胜出，当选为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是年美国社会学年会专门举行仪式，庆祝这件事，会场爆满，地下坐人，墙边站人，外面走廊上挤满人。先是三位大社会学家每人二十分钟当面评价沃勒斯坦，然后沃勒斯坦做四十分钟演讲。整个仪式多次被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热烈鼓掌所打断。作为一个搞社会学的，身临其境，与有荣焉。仪式结束后，我握手向沃勒斯坦表示祝贺，问他，“祝贺你！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的世界体系论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大同小异。是毛影响了你，还是你影响了毛，还是互不相干？。。。” 他直答：“当然是毛影响了我。”（Of cause Mao influenced me.）

        关于欧洲崛起、中国落后的原因，沃勒斯坦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 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 (Wallerstein, 1999, 139-140)。依我之见，简言之，古代农业中国民族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两千年来没有受到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化民族国家的挑战。

        沃勒斯坦1999年对世界体系今后五十年的基本格局作了如下预测：

 

        如果我们沿着形势1的思路发展，假设世界体系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重复霸权衰落早期阶段的变种，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世界形势向下列情况发展，我把它们简单地假设为几条定理：

 

．        基于前二十年出现的领导科技革命的新产品，一个新的诺卓惕夫阶段A将迅速开始。

．        就谁会成为这些新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日本、欧盟、美国之间将产生激烈竞争。

．        日本和欧盟之间将同时开始继承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

．        残酷的竞争通常会使三边减少到双边，最有可能的组合是日本连横美国对抗欧盟，这种组合受制于双方的经济考虑和矛盾的文化考虑。

．        这种双雄世界格局让我们回到经典的形势：一个由前霸主支撑的海空强权，对抗一个大陆强权，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预示着日本的最终胜利。

．        三边的每一方都将继续加强自身同某一特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美国与美洲、日本与东南亚、欧盟与中东欧和前苏联。

．        在这个地缘政治重组中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是将中国纳入日本-美国区域和将俄国纳入欧盟区域，但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都可以搞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预期今后五十年欧盟和东亚之间会相当紧张，而东亚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在那之后，中国能否夺取日本在新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就很难说了。(Wallerstein, 1999, 46-47)

 

        从1999年到2006年，经过七年时间，沃勒斯坦对未来世界体系有了全新的看法。从1998年十月一日起，每月一日和每月十五日，每月两期，沃勒斯坦以近三十种世界主要文字，包括中文，向全球发布“沃勒斯坦评论”，讨论有关世界体系的大事，至今已有205期。免费网上阅读（http://fbc.binghamton.edu/c-scmpg.htm）。2006年第186期全文如下：

 

       

评论第186号

2006年6月1日

 

                        21世纪是谁的世纪？


    1941年，亨利．卢斯宣布20世纪是美国世纪。从那以后，大多数分析人士都同意他这个看法。当然，20世纪不只是美国世纪。它是亚洲和非洲非殖民化的世纪。它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政治运动蓬勃兴起的世纪。它也是发生了大衰退和世界经济二战后25年空前巨大扩张的世纪。

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个美国世纪。美国1945-1970年期间成为无庸置疑的霸权大国，它按照自己的好恶塑造了世界体系。美国成为世界体系最大的经济产出国、主导的政治力量和文化中心。简言之，美国操纵着事态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如此。

现在，美国处于显而易见的衰落之中。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愿意公开说出这一点，尽管美国体制的官方路线竭力予以否认，正如一些世界左翼也坚持认为美国霸权还在继续一样。但是，各方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都承认，美国之星越来越黯淡。这样，所有认真的预测所提出的问题就是，21世纪是谁的世纪？

    当然，现在还只是2006年，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但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都在这个答案上下赌注，并据此形成自己的政策。假如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提问题，问问世界在例如2025年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至少能说出一些道理来。

    对2025年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答案。第一个答案说，美国将享受它最后的狂欢即霸权复兴，在缺乏任何真正的军事挑战者的情况下继续称雄。第二种回答是，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第三种回答是，世界将变成一个无政府和相对不可预测的多极化混乱无序的舞台。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三种预测的可信度。

    美国继续称霸？有三个理由怀疑这一点。第一个是经济理由，即美元作为世界经济唯一储备货币的脆弱性。美元目前依靠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购买债券的大量资金注入得以维持。这一点将很难继续下去。当美元急剧下降的时候，暂时可能会扩大制造业产品的销售，但美国将失去它对世界财富的控制，并丧失其扩大赤字而不立即遭受严重惩罚的能力。生活水平将会下降，新的储备货币将会大量涌入，包括欧元和日元。

    第二个理由有关军事。阿富汗以及特别是伊拉克近几年都表明，光有飞机、军舰和炸弹是不够的。一个国家还必须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以便应付当地的抵抗。美国并不拥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将来也不会拥有。所以，它注定要输掉这类战争。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上的。世界各国都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即它们现在可以在政治上不睬美国。最近的例子是，联合俄国、中国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准备扩大，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伊朗包括进来。伊朗正是在美国试图在全世界发起反对该政权运动的当口受到了邀请。《波士顿环球报》正确地称之为“一个反布什联盟”和一次“地缘政治的地壳大变动”。

    接下来，中国到2025年是否会成为世界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经济上表现相当好，它正在积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它甚至开始在远离本国边界的地区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2025年的中国无疑将比现在强大的多，但中国面临三个它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国内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尚未稳定。一党制结构得到经济成功力量和民族感情的支持。但它面临大约一半人口由于被甩在后面而产生的不满，也面临另一半人口由于其国内政治自由受到限制而产生的不满。

    中国的第二个问题与世界经济有关。中国（与印度）消费的极大扩张将让世界生态和资本积累可能性双双付出代价。过多的消费者和过多的生产者将对世界范围的利润水平产生严重后果。

    第三个问题涉及中国的邻国。假如中国统一了台湾，协助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并与日本（在心理和政治上）实现和解，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个能够获得霸权地位的统一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

    这三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将是不容易的。中国到2025年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是不确定的。

    最后一种预测是多极化无政府状态和失控的经济波动。在无力维持旧霸权、难以建立新霸权以及世界资本积累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第三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看来最大。

 

六.      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产值才超过英国。

  2005年
GDP

（十亿美元）
人均GDP

（美元）

世界
44,433
约7，000

1.美国
12,485
42,101

2.日本
4,571
35,787

3.德国
2,497
33,922

4.中国
2,224
1,703

5.英国
2,201
36,599

6.法国
2,105
33,734

7.意大利
1,766
30,450

8.加拿大　
1,130
35,064

9.西班牙
1,126
27,226

10.韩国　
793
16,422

11.巴西
792
4,316

12.印度　
775
714

13.墨西哥　
768
7,298

14. 俄国
766
5,369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nominal)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28nominal%29-per-capita

 

        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或2008年，中国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如果不出意外，若干年后，中国产值有可能超过日本。在超过日本若干年后，中国产值有可能超过美国。中国超过美国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如果中国产值能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之后这一百多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产值超过美国的时间点，有多种研究结果，时间点从2025年到2050年不等。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是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中国产值能不能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如果超过了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第一，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常态；1865年之后这一百多年，就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人类社会能不能从变态转回常态，人类社会历史能不能成为基本上以一个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今后几十年中国人怎么干。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人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认清障碍、明确战略，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acon Press.

Rostow, W. W. 1991 (1959.)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Illinois: Free Press.

Organski, A.F.K. 1965.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Sage.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Random House.

Evans, Peter B and Stephens, John D.  1988.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New York: Sage.

Tilly, Charles. 1989.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Blackwell.

Vogel, Ezra F. 1991.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se-Dunn, C. and P. Grimes. 1995. “World System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387-417.

Linz, Juan J. and Steph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 1997.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Frank, Andrｅ Gunder.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lerstein, I.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sh, Robert M. 2000 “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2000): 281-302.

Therborn, Goran. 2000. "Globalizations: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5, 2: 151-179.

Guillen, Mauro F.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235-60.

Kissinger, Henry. 2001.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Emeryville: Simon & Schuster.

Pomeranz, Kenneth.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ks, Robert B. 2002.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led.

Kiser, Edgar and Yong Cai. 2003. “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511-539.   

Li, Yi. 2005.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bber, Vivek. 2006.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学习






恶汉
大魔王

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李    毅
                

-------------------------------------------

提要：本文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初步探讨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的某些方面。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第一是常态。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超过中国。 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保持至今。2005年，中国总产值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五年左右，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此后二、三十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几千年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而1865年之后这一百多年中国不是第一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变态。何去何从，就看中国人今后几十年怎么干。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人要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要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要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要建立政治强国，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要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要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要准备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物竞天择。谋事在人。人定胜天。

关键词：  大战略 经济强国 军事强国 金融强国 政治强国 文化强国

--------------------------------------------

一．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这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才超过中国，之后英国做了三十几年世界第一。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才超过英国，美国迄今做了一百年多一点世界第一。
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百年国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之后，以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了。六十年来，中国顽强奋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5年，中国总产值成为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再有五年左右时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后，再有二、三十年时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总产值能够如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后代人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之后这一百多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人类社会能不能从变态转回常态，人类社会历史能不能成为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如何奋斗了。


2007年    GDP
（十亿美元）    人均GDP
（美元）
世界    54,311    7,987
1.美国    13,844    45,845
2.日本    4,384    34,312
3.德国    3,322    40,415
4.中国    3,251    2,461
5.英国    2,773    45,575
6.法国    2,560    41,511
7.意大利    2,105    35,872
8.西班牙    1,439    32,067
9.加拿大    1,432    43,485
10. 巴西　    1,314    6,938
11.俄国    1,290    9,075
12.印度　    1,099    978
13.韩国    957    19,751
14.澳大利亚    909    43,312
15.墨西哥    893    8,479
资料来源：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nominal)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28nominal%29-per-capita

        今后二、三十年，中国有三条道路可以走。其一，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从世界第二掉到世界第十八，土崩瓦解，万劫不复。或者，顺利在五年左右总值超过日本，并在二、三十年之内总值超过美国。即使总值超过美国，也有两种可能。其一，不能自主创新，变成一个大墨西哥，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这就是现在经常讲的拉美化道路。其一，自主创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面赶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使中国世界第一，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何去何从？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中国人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认清障碍、明确战略，至关重要。

二．    全面自主创新    建立世界经济强国

中国要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就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创新的世界经济强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六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站在了超日赶美的起跑线上。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等等。但今日中国和美、日、欧相比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不能自主创新。今日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今日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  在国内超市看到的情况，实数触目惊心：外国品牌不仅仅是垄断了中国的飞机和汽车，而且垄断了中国许多日用品，甚至包括肥皂、洗衣粉和擦脸油。市场换技术，完全失败了。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欧美日处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不管人民生活多么坏，不管社会多么不公正，不管环境污染多么严重，都能坚持做到自主创新。
        外国人有的，中国人要有，外国人没有的，中国人也要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装备制造业，要有自己的计算机硬件、软件，要自己建北斗系统，自己造大飞机，自己造航空母舰，自己造汽车，自己造药品，自己造手机，自己造子弹列车，自己造核电站，自己造海上钻井平台，自己搞环保技术。要有100个世界500强企业，要有20个世界100强大学。要有先进的国防工业，要有自己的太空武器体系，要自己造第五代战机，要自己造先进潜艇，要自己造中国的太平洋舰队、印度洋舰队、大西洋舰队，要自己造航天飞机。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在实质上赶上美国，对人类就没有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要靠自主创新。
搞不成自主创新，从长远讲，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都将受制于人。搞不成自主创新，经济就不能转型，就会继续作世界加工厂，不仅中国品牌不能进入世界市场，中国市场还会为更多的外国品牌所占领，水污染更严重，更缺水，更缺土地，更缺电，空气更坏，蓝领更多，白领相对就更少，贫富差距更大。
搞不成自主创新，不仅国内市场拱手相送，变成殖民地经济，人才也跑光，变成殖民地教育。1949年建国时，美国有6000多中国留学生，多数人与国民党有关系，与共产党无关。建国后不久，4000多人回祖国服务，多数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现在，十个留美博士，九个不回国。多年来，在美国，身边环绕的大多是中国名校毕业生。北大、清华、中科大，整班多数出国者，屡见不鲜。原因有多种，但国内在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没有全力以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安于落后、安于作世界加工厂，是最主要的原因。任务带学科，这是两弹一星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全力以赴在所有领域和行业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有领域和所有行业都会人才辈出，科学和教育自然就会有大的发展。不搞自主创新，就出不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出不了大批高精尖人才；名校拔尖的学生，都会努力往美国跑，多数不回来。
中国现在有足够的钱、足够的人才全面自主创新，完全可以为所当为。今后能不能搞成自主创新，不在于资金不足，也不在于人才不足。从1949年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资金缺乏、人才缺乏，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面，一直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完全不同了。银行存款余额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二十五万多亿人民币，政府财政收入五万多亿人民币，外汇储备一万七千多亿美元。外汇多的成了灾，拿在手上就贬值；想花外汇买来个自主创新，根本不可能。中国虽然大专以上文化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6%，现在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的就业都成了问题。本来，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在所有行业和领域都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百业待兴，钱根本就不够用，需要借钱，人才根本就不够用，需要引进人才，怎么会钱和人才都多的成了灾？就是因为不搞全面自主创新。
如果搞不成自主创新，不在于没有钱、没有人，就在于没有一口气。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成昆铁路，都是在很困难的形势下搞出来的。造大飞机，二十年前中国自己停了。计算机软件、硬件，当年中国自己停了。京沪子弹列车，是中国自己不造。一汽、二汽、上汽的轿车，都是自己丢了中国品牌，合资作了别人的加工厂。奇瑞能做的事，一汽、二汽、上汽谁不能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要有中国自己的品牌，都要用中国品牌争夺中国市场并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百，连百分之一百零一都不可能有。你多百分之一，别人就少百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多一个，外国就少一个。世界100强大学，中国多一个，别人就少一个。  这里不可能有双赢、多赢。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亮剑。世界经济强国，都是这么拚出来的。敢拼才有可能赢，不拚根本没出路。
如果一切向钱看，自主创新不容易搞，因为自主创新的企业、行业、地区、领域、学科并不见得多赚钱，这是我最近这一、两年研究的初步结果。现在，就轿车而言，奇瑞并不比一汽、二汽、上汽多赚钱。自主创新，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搞自主创新的企业、行业、地区、领域、学科，在短期、中期并不见得能赚钱。说不定要赔钱，说不定要赔大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要有巨大的牺牲。要在法律、制度、政策等所有方面，鼓励非国有部门自主创新。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更要依靠国有部门自主创新，更要依靠政府牵头组织自主创新。搞自主创新，争夺中国市场、打入世界市场，不能算短期的经济账。几十年来，日本汽车，在美国一直比在日本卖得便宜。十年来，我亲眼看着，韩国汽车赔本赚吆喝，生生打进了美国市场。在自主创新方面，要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要一切向中国品牌看，要一切向市场份额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即使暂时赔钱，也要创中国品牌，也要争夺中国市场，也要打入国际市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如果中短期内非赔不可，国家要垫钱。当然，中短期可以垫钱，但不能长期垫钱，就长远讲，最终至少要不赔钱。
要支持民族工商业。政府要带头。比如汽车，国有集团购买力，必须买国产汽车。要给定一个不长的时限，限令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出齐国有品牌。党政军警国安公检法工青妇，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国有集团购买力，都必须买国产汽车。不是买合资车，是买真正的中国品牌车。如果中国的高级军官都坐美日欧汽车，那还为谁而战？周总理的手表都是国产的，要恢复这个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座车、服装、手表、日用品，都必须是中国品牌。要把这个作为考核、任用、提拔干部的硬指标。在美国，坐外国车，就不要选了。韩国官员如果坐日本车，韩国汽车工业哪有今天？这首先是有没有一口气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的集团购买力都不带头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那中国品牌还有什么希望？
搞不成自主创新，从长远讲，政治上也不能长期稳定。大陆现在这个政治体制，有利于统一祖国、抵抗列强入侵；有利于应付洪水、地震、非典这一类的大型突发事件；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特别有利于自主创新、全面赶超。 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就是要和世界500强企业拼杀，就是要和世界军火巨头拼杀，就是要和世界100强大学拼杀，就是要和好莱坞拼杀，就是要和CNN、纽约时报、欧洲金融时报拼杀。就像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能杀出40多岁的元帅、30多岁的兵团司令、20多岁的军长、师长、杀出一代英雄豪杰一样，全面自主创新、在所有领域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然使出类拔萃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不断涌现。战争年代，因为基层干部本人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而拒绝被提拔，提拔基层干部经常需要上级作动员。全面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仗，不是那么好打的，不要说跑官、要官，没本事的人，你要他干他都不敢干。大陆目前这种体制，不打仗，没有突发事件，如果不搞自主创新，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内对外均无激烈竞争，久而久之，明白人、能人就上不来，庸人就下不去，坏人就会越来越多。只有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才能保证执政党人才辈出。从长远讲，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执政能力，主要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全面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全面自主创新能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现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为了钱，为了权，为了利，交相争夺，有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竞争在某些时间和空间是必要的，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同等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主创新，为了中国品牌能够争夺中国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为了中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然要求全国一盘棋，必然要求个人、单位、企业、地区、行业之间，抛弃恩怨，同心协力，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是有共同利益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搞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就没有这种凝聚力，就容易窝里斗，就容易成一盘散沙。
中华民族要有浩然正气。现在，有钱人、有权的人、名人，广受推崇，这是正常的，但不全面、不协调。更受推崇的，应该是中华民族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者和领导者。提拔什么人，使用什么人，推崇什么人，表彰什么人，宣传什么人，是全民族的指挥棒。一定要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提拔、使用、推崇、表彰、宣传自主创新、努力赶超世界第一的奋斗者和领导者。  可以不给钱，可以不给官，但一定要推崇，一定要宣传，因为他（她）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只有这样， 社会风气、民心士气才能端正到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来。
能不能搞成自主创新，在于对自主创新重视到什么程度。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教育卫生、腐败、台独、疆独、藏独，等等，都是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也没有自主创新重要。自主创新是纲，其它事情是目，纲举目张。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必须超过对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的重视程度。不如此，就搞不成自主创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似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专门搞自主创新，不如此就无法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必须督促各行各业：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行业、你这个领域、你这个学科，世界第一在哪里？世界先进水平在哪里？你有多大差距？你准备怎么赶超？你需要多长时间？你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你做什么？
大千世界，矛盾重重。对中国来讲，主要矛盾是能不能超日赶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能不能自主创新。中国现在有足够的钱全面自主创新，中国现在有足够的人才全面自主创新。只要中华民族有一口气，敢于亮剑，有全面支持自主创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舆论、风气，一定能够全面自主创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个能够全面自主创新的中国，才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

三．  自力更生  建立世界军事强国

没有一支中国的军队，便没有中国的一切。没有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便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出强国。中国国防实力和中国经济实力一样，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要当真正的世界第一，就必须是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建立世界军事强国，比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还要难得多。建立世界经济强国，可以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对后发国家来说，建立世界军事强国，主要靠政府，主要靠自力更生。就中国而言，现在还面临着美、日、欧联手武器禁运，且目前还没有看到解禁的可能。
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日本人，老是问，你中国在军事上究竟想干什么？你中国在军事上为什么不透明？这个不能完全怪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把话说清楚。中国人自己也还在讨论。2007年，北京高校有两个教授，一人写了一篇文章，在全世界中文网站广泛流传，针锋相对，一个说中国为了海权必须要有航空母舰，一个说航母是过时的活棺材，不要为好。这里从更宽广的角度，也讨论一下中国的国防军事建设大战略。要什么？不要什么？要花多少钱？造多少？什么是永远不称霸？
第一，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美国过去有过、现在要淘汰的东西，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考虑不要。但是，美国现在有的和正在为将来造的东西，中国都要有。美国有八个航母舰队，而且还要增加，可见有用，因此中国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用，美国为什么还要增加？只要美国有的，中国就一定要有，一定要自己造。现在能造的，现在就造。现在不会造的，也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加紧研制，争取早日造出来。
第二，要花多少钱？和平年代穷兵黩武，必然损害经济建设。因此，中国花钱要和美国成比例。美国总产值2007是中国的4.25倍。中国总产值现在是美国五分之一多。美国在军事上花多少钱，中国现在就花大体五分之一。等中国总产值达到美国一半了，美国在军事上花多少钱，中国就花一半。在和平年代，按照这个比例花钱，按照这个比例逐步提高国防军事费用。
第三，造多少？也和美国保持比例。美国有八个航母舰队，中国现在总产值是美国五分之一，先造两个用者。等中国达到美国总产值一半，就造四个。现在造不了航母怎么办？那就一边加紧研制航母，一边多造可以打航母的潜艇。其他东西依此类推。比如，第五代战机造不出来，就一边加紧研制第五代飞机，一边多造能打第五代战机的导弹。比如，好卫星造不出来，就一边加紧研制好卫星，一边多造能打卫星的便宜武器。陆基和海基的洲际导弹，也要按这个比例搞，现在和美国比太少了，根本不成比例，更不用说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进展迅速。
第四，什么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是中国总产值赶上和超过美国之后，国防军事费用和美国持平，永远不超过世界军费第二名。你家现在有100块钱，有十条枪，我家现在有20块钱，有两条枪，我对你没有威胁，是你对我有威胁。将来等我家也有了100块钱，或者100多块钱，我也只要十条枪，绝不比你多。美国人、日本人老是追着问中国人军事上要干什么。把这四点都说明了，就透明了，就清楚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就都安生了。
当今中国和经济建设最不相称的，就是中国的国防军事建设。八十年代，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运10飞机下马，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下马，093潜艇、094潜艇、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中国早期航母下马，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直－8下马，歼8II拖延，歼9只留样机，歼10搁浅，多项核潜艇搁浅，只留下了民用火箭。十年未造一艘核潜艇。这样做，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经费，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助于今日中国总产值超日赶美。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小了，国际敌对势力和搞台独的人胆大了。
中国国防军事建设的长远大目标，应该是准备对应强敌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国防军事建设的长远战略大目标来讲，无论遥远的太空，无论深邃的大海，无论地球上任何角落，中华民族利益所在，中国国家利益所在，中国军事力量都要有所准备。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长远讲，准备对应强敌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才是战略重点。正是因为当年充分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中国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正是因为九六年之后努力备战台海，今天台海才有和平。只有努力建立世界军事强国，充分准备对应强敌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才能保证中国在和平环境中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要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航天军事力量，要有能和GPS相媲美的北斗系统，要有庞大的卫星体系，要有全方位攻击卫星的能力，最终一定要有航天飞机。中国一定要有相应的核打击力量，常规和非常规的短程、中程、长程、洲际导弹（陆基、海基），大型、中型、小型弹头，都要对照美国的数量按比例发展。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电磁、激光作战能力。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空军，要有日常巡航世界的战略空军，要有全球、全天候作战的常规空军。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一定要有中国自己建造的太平洋舰队、印度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对C4IRSK 为代表的新军事变革，要跨越性全面追赶。在适当时候撤销国内大军区，比照美国的世界各大军区，建立相应的中国军区。
建立世界军事强国，二十年做不到，争取三十年做到。三十年做不到，争取五十年做到。在战略大目标上面，决不能自我矮化。在长远战略大目标上面，决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定要为所当为。和世界经济强国一样，世界军事强国是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其下，不知其所也。在这方面，很多东西，都至少需要提前二、三十年动手，一延迟成百年恨。大飞机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知难行易。

四．  敢打国际货币战争  建立世界金融强国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大目标究竟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金融强国，就是要把人民币建设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相鼎立的世界大货币，就是要争夺世界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总产值正在超日赶美，因为人均产值还很低、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增长没有问题，中国现在有一万七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的储蓄余额，有五万多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外贸有顺差， 周边国家和地区加速使用人民币。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确到了起步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立成为世界大货币的大战略，没有向前大步推进。原因是遇到了一些枝节问题的干扰。这些枝节问题，都很棘手。比如热钱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比如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问题，比如外汇储备迅速升高的问题，比如拿着外汇储备买不到外国企业的问题，比如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问题，比如国内银行贷款质量、服务质量的问题，等等。就事论事，都很棘手，但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应迟滞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的实施。我不懂金融，这里只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说几句外行话，供内行参考。
        不管有没有热钱，不管热钱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影响人民币变成世界大货币的进程。搞自主创新要花钱，搞城乡基本建设要花钱，搞国防建设要花钱，普及高中要花许多钱，就是建乡镇卫生院也要花很多钱。现在这一点热钱，上面这些事情，干哪一件都不够用。海外热钱如果不听话、不自觉，非要往中国冲，就花掉它。花掉以后怎么还？有很多办法还，比如，国内的油、气、煤、水、电、土地的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一点，或者经济过热的时候观望一下，或者多印一点人民币，只要国内有一点通货膨胀，这点债务就变小了。逼急了人民币还可以贬值，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更简单的办法，是引导热钱进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涨了大家都高兴，股市和房市一跌，也就没有热钱问题了，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中国现在阻挡海外热钱进入股市和房市的做法，匪夷所思。问题不在于有多少热钱，而在于能不能把这些外币热钱变成人民币，能不能把这些人民币投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投入城乡基本建设，变成中国的机场、港口、公路、铁路、水库、高中、乡镇卫生院。只要能变成人民币搞城乡基本建设，海外热钱多就不是坏事，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越多越好。
        中国现在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储蓄余额，二十五多万亿人民币的总产值，五万多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一万七千万亿美元外汇底存，这么大的块头，还不敢升贬人民币？还不敢自由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升贬问题，更不应该成为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障碍。人民币要升值还是要贬值；如果要升值，应该升多少，应该升多快；是一步到位，还是缓步慢走；是一路慢升，还是有升有降，降一点，升两点。所有这些，固然有市场的基本作用，但主要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这里面，没有那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为了实现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那种方法都可以用，没有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如果决定自由兑换三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三年到位，如果决定五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五年到位。当降则降，当升则升，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欲升还降，欲降还升，大升小降，大降小升，可快可慢，操之在我，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国际货币战争，是大战役，同样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迂回包抄，要敢升敢降，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升到了几块几毛几，降到了几块几毛几，要敢于在运动中歼敌，要有勇气吃掉敢来炒卖、阻击人民币的海外投机资本，要有勇气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来多少、吃多少。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起点，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劳师误国。人民币的可兑换，是不是一定要同人民币升到哪一点挂钩呢？是不是可以把两者脱钩呢？为什么老是怕别人来炒我们呢？拿着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外汇底存，拿着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只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别人就不怕我们去炒他们吗？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建立金融大国、向全球推广人民币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个人、单位、企业、地区、行业在所有时候都得利。应该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但不可能没有损失、没有牺牲。中国的油、气、电、水、煤、土地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价格，再加上便宜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利益是明显的，中国总产值大了。害处也是明显的。中国出口一块钱美金，有时只赚到几分钱加工费。研发、销售两头在外，使中国老是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科技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还丢了很大一块国内市场。多雇了一些农民工，却造成中国博士、硕士、学士失业。更不用说，在资源、环境、劳工利益方面的损失。沿海有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利润微薄，人民币一升值，就很难维持。对这类企业，当然应该尽力帮助。但如果实在无法维持，也只能顺其自然。这类企业的难以维持和消失，一方面，强迫中国资方为了生存自主创新、自创品牌，从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资本密集型过渡，另一方面，同时，为中国自主创新节省和提供了更多的油、气、电、水、煤、土地、资金、劳动力。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坚挺，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稳中有升，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底存过多，在这种形势下，沿海一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退出市场，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且是有利有弊、就长远来讲利大于弊的。实在看不出，这件事情，对人民币自由兑换有什么阻碍作用。
        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大到一万七千亿美金，不是好事，但绝不是坏事。如果把钱用坏了，用丢了，那就是坏事了。现在成立一个部级单位，专门来花这笔钱。想用这笔钱买个自主创新，完全不现实。几年前美国人自己就反复就讨论过了，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说中国要想变成发达国家很容易，只要买下英特尔和沃尔马就可以了。但无论中国出多少钱，美国都不会卖给中国英特尔和沃尔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仅英特尔和沃尔马，一切有关高科技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谁都不会卖给中国，不管中国出多少钱。买美国国库券，现在也吃到苦头了，美元一贬值，中国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就打水漂了，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什么时候想贬美元，就什么时候贬，是不会和中国商量的。投资美国房市、股市，现在也吃到苦头了，套进去，套牢了，还是轻的，美企一旦破产了，中国几百亿、几千亿美元就会血本无归。用来在国际上搞石油、木材、天然气、铁矿、战略物资，是大好事，但用不了这么多钱。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大部分外汇储备花掉，用来搞自主创新，用来搞城乡基本建设、包括大规模现代大城市化，用来搞国防建设，用来普及高中，用来建乡镇卫生院，等等。自己家里有这么多事急等钱用，有钱不用，非要借给别人，借给别人拿不到利息还赔钱，怎么讲道理都不通。外汇底存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汇底存多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汇底存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外贸顺差大，本来是好事情。只是，顺差拿到手上不花，外汇越积越多，拿在手上不断贬值，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只要敢把顺差花掉，花到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上，外贸顺差就不是坏事，就是好事，越多越好。外贸顺差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贸顺差大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贸顺差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国内银行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改革，似乎更为重要。该贷的款是不是贷不到？不该贷的款是不是贷多了？银行贷款质量出问题，就是致命问题，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一年来，我在国内三个银行各开了一个账户，也使用了银行卡，虽然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不错，但和美国银行的服务比起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信用卡、个人支票的使用很有限度。主要问题在于方便程度，在国内给对方付款、在银行之间转款、在地区之间转款，不是很方便；从海外转款，特别不方便。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如果人民币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的国际大货币之后，贷款质量问题依然如故，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不解决，一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就有外国银行占领中国金融市场的可能。要说有什么事情阻碍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阻碍人民币成为世界大货币，我看就是国内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这完全是操之在我的问题，本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最好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降低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币现在汇率币值不得不比实际价值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这直接降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生产总值，直接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世界霸权，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的三位一体。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是世界的一极。现在，建立在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上，人民币在世界上地位坚挺、前景上扬，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条件业已成熟。要在全世界自由兑换人民币，要把人民币建成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齐驱的世界大货币，要不禁止周边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要在全世界推介人民币，要鼓励中外双边贸易和国际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要鼓励外国像用美元、欧元、日元一样用人民币做外汇底存，要鼓励美、日、欧国家和股民持有中国国库券和人民币债券、股票。现在做这些事情，不是搞早了，而是已经搞迟了。只要这样做，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直接变成了中国的金融力量，中国社会经济就不会再任由美元升贬摆布，中国就部分拿到的国际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就可以向全世界发行国库券和人民币股票、债券，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就更紧密更直接地影响世界经济、世界金融， 中国就可以用人民币的升贬影响世界。上面提到的那些枝节问题，多数都会自然消亡。作为金融强国，中国的金融力量和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相结合，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自由兑换人民币，进而建立世界金融强国，不宜再拖。

五．  建立世界政治强国    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小平同志一九八七年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点总结，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迟早要搞。第二，现在不能搞，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会把中国搞乱。第三，大约五十年之后（从1987年算起），等社会经济发展了，条件成熟了，就可以搞。一年来，我面对面接触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早日普选，看好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这里有不少误解。
        普选绝不是灵丹妙药。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促进过经济发展。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解决过腐败问题，使政府和社会更廉洁。普选从来不保证能选出有才干的人，更不用说选出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只要有普选，权利和金钱的交易和结合，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公开的。目前中国搞村级直选，权钱互动就已十分普遍。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不会使中国政府不腐败，不能保证选出有才能的领导人。全世界搞普选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百十个，搞得好的不多，搞得坏的不少。一般说来，在发达国家搞普选，好一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搞普选，十个国家搞，九个国家搞坏。普选的优点，是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内战，避免统治集团内讧，不论选出的领导人有多笨。正是因为这个优点，为了长治久安，中国迟早要搞普选。
        即使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也有巨大的危险性。一个是出戈尔巴乔夫的危险性，一个是印度化的危险性，一个是拉美化的危险性。戈尔巴乔夫乱党、乱军、乱国，自毁长城，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瓦解，自我投降，使苏联分崩离析，社会经济崩溃，裂土分疆。生产总值从世界第二掉到了世界第十八，经济损失超过苏联二战期间经济损失好几倍，比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经济损失加起来还要大好多倍。十年期间，俄国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十几岁。曾经攻克柏林的俄国军队，1994年在车臣首府遭叛军设伏围攻，伤亡上万人。2000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看到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崩溃后的浩劫，我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俄国人民这样热爱普丁。当时俄国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在精神上崩溃了，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一片恍惚，一片茫然，全社会处于脑残状态。天不灭俄国，出了一个普丁，挽狂澜于已倒，扶大厦于已倾，覆巢之下，保得完卵。八年时间，从世界第十八，回升到世界第十一，收复车臣。现在普丁向俄国人民保证，再有八年时间，俄国能回到世界第六。普丁不仅在物质上挽救了俄国，更在精神上挽救了俄国。不久前，普丁代表俄国政府正式宣布，苏联七十年历史上，贡献最大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这也是目前俄国各种民调的一致结果。
        没有内战，没有外战，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连个突发事件都没有，世界两霸之一，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几近覆灭，这种事情，五百年里，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有学者认为，原因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好，责任不在戈尔巴乔夫，我反对。北朝鲜、越南、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能说比苏联更好。北朝鲜、越南、古巴2008年一个都没有解体，为什么苏联一定要在1991年解体？更不用说，尼泊尔共产党打着毛泽东的旗帜2008年打出一个红色政权来。苏联在最后一刻民族问题处理坏了，因而解体。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倒行逆施，民族问题再怎么严重，也发展不到把苏联搞解体的程度。为了在苏联搞一个什么普世的、尊重人权的、美好的、道德的、真善美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一个从来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居然把世界两霸之一给葬送了。如果不亲眼看见，谁敢相信？2000年我在莫斯科就反复想，中国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后果不堪设想。苏联是两霸之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社会政治崩溃了，经济跌到谷底时，人均还有两、三千美金。中国是个第三世界穷国，人均不到1000美金（2000年），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社会政治经济崩溃，裂土分疆，不仅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成为幻想，很可能搞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的境地。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普选。
        将来在中国搞普选，印度化的危险性也很大。在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领域，中印比较研究是一个显学，成果卓著。六十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印度几乎全面领先中国，今天，中国几乎全面领先印度。为什么？美国学者、印度学者必须这个问题。基本一致的答案是，虽然印度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优于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印度好得多。较之印度政治体制，中国政治体制更加能够统一国家、团结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相比，印度的民主政治难以统一国家，难以团结人民，尤其不利于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2006年，一本专门研究印度政治体制如何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书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大奖。 
        北京奥运开幕式结束后，英文世界有很多评论文章，有几篇广为传播，其中一篇是一个印度名人发在一个印度大报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盛赞中国是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榜样之后，痛批印度的民主制度：

                  可行的民主制度不只是基于选举，它要求一个均衡运转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基于妥协和尊重
法律的自信的政府机构。
一些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什么我们印度人总是选出干不了事儿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能容
忍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却能忍耐腐败、仇恨、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什
么印度民主在民族团结方面完全失败？尽管印度的民族构成比中国略为复杂，为什么我们比中国
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出了大得多的问题？为什么攻击印度国会的恐怖分子被赦免了？我们怎么
能容忍国会议员拿了现钞就抛弃自己的政党？为什么年复一年，在那些无辜的女人、男人、儿童
被炸弹炸死后，我们才有个所谓的“高度安全戒备”？为什么我们的肚子里能装下这么多的腐败
法官和这么腐败的司法制度？
        简而言之，除非我们有守法的、负责的、有纪律的公民在和谐中团结起来，除非我们有胜任
的、不腐败的司法和行政官员，我们就没有民主。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的、不成熟
的、幼稚的、不守规矩的民主。
       
        有关拉美化的问题，近年来国内研究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中国将来搞普选，如果搞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搞成印度化，或者搞成拉美化，那就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那还不如不搞。对上述看法，一些朋友很难接受，说中国不会搞苏联式、印度式、拉美式的民主，中国可以搞美式民主。 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无法展开。同样是普选，基于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条件，美式民主非常特殊。且不说今天的美国政治，和七十年代比很不同，和三十年代比大不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普选模式，和美国都有很大的不同， 谁都不敢照搬美国模式。连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不敢照搬美国的模式。
亚洲、特别是东亚更为特殊。东亚（儒家）文化圈很难搞美式民主，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也无法展开。美日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差别巨大，日本宪法是几个美国下级军官花几天时间仿照美国宪法制定的，但实行起来，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了近六十年，且日本一党执政的局面目前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新加坡至今没有一个成型的反对党。南朝鲜政治还没有成形，还在混乱中过渡。照搬美国的是菲律宾，完全搞坏了，把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搞得倒退了好多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将来搞普选，也肯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定要搞继承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为中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普选制度。
罗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提出经济增长有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前，3）起飞，4）走向成熟，5）大众消费阶段。按照这个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奥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的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提出政治发展有四个阶段：1）初步统一，2）工业化，3）社会福利，4）富裕社会。按照这个四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中国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或许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决不可操之过急，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讲到经济发展，中国人脸上就发光，讲到政治发展，中国人就顾左右而言它，大可不必。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然不是尽善尽美，当然有很多问题，讲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缺点和错误，可以写好多本书。但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讲，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来讲，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一，横向和全世界所有2007年人均产值2461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二，纵向和美日欧发达国家在中国现在这个人均产值阶段时的政治体制相比，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体制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这么好的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百代尚行秦政法，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求索的成果。要把中国最好这个问题在国内外讲清楚，要大声讲，不然，对外严重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对内严重伤害中国的民心士气。如果有人要骂中国政治体制，不要怕对骂，不要让人觉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心虚，当今世界上哪个政治体制，都有很多不足之处，都有很多缺点错误，找事儿骂人谁不会？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之后，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后代中国人的事，现在不用操心，操心也没用。要相信后代中国人比我们更有智慧，相信将来在普选条件下，相信中国变成发达国家后，继承中国五千年政治智慧，中国政治体制会成为那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

六． 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建立和谐社会

关于户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逐步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多有讨论，特别是第七章“高考 户口 单位”和第八章“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七．  高举中国大旗  建立世界文化强国
       
中国要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就一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持续上升，中国军事在世界上先停后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停多升少。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三十年来，有升有停，停多升少，整体而言，没有大的提高。只有体育是例外，凯歌高奏，直冲世界第一。
有学者认为，在文化领域不好衡量谁中国第一、谁世界第一，我反对。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谁市场占有率第一，谁就是第一。文化领域和体育界一样，谁排名第一，谁就是第一。在某个领域，在某个学科，世界先进水平在那里，大师大作在那里，谁排前几名，外行可能不清楚，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的。
        三十年前，中国是美苏中大三角之一，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任何方面，任何领域，除了华盛顿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自然还要听一听北京的声音。即使中国自己不刻意去说，别人也会列出中国的一家之言，重视中国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当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声音很大，很强，压倒华盛顿的声音，压倒莫斯科的声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敢骂中国，相反，在很多方面，是中国在全世界追着骂别人。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三十年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时候，中国人印的书有人看，中国人说话有人听，中国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在世界上呼风唤雨，在世界上总是抢先说话，经常在联合国代表多数国家讲话，从来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不仅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的思想界，中国都很有地位。三十年前，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声音，在世界上是很清晰的，别人很容易猜到在某个问题上中国要说什么。
当然，中国当时说的话，现在看来，并不都完全正确。但是，这几年我认真比较了一下，较之美国当时说的话，较之苏联当时说的话，中国正确的话最多，错误的话最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九评》和中美《上海公报》。除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句话之外，《上海公报》的其他部分，全是中美吵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中国说的话几乎全对，美国说的话几乎全错。浩浩青史，无法磨灭，  难怪基辛格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敬意。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早在《九评》的时候，苏联就完全输了。可以说，三十年前，虽然中国经济上、军事上明显在美苏之下，在世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赛中，中国金牌总数第一。
        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国不是战绩如何的问题，是根本不参赛。除了电影和经济学之外，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拒不参赛。电影参赛，不是主动的，是被迫的，是有人自己拿出去的。经济学我只看到一本有地位的书，就是林毅夫那本中国经济。  不参赛的恶果有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别人以为中国弃权了、认输了、投降了。中国没有声音了，被人遗忘了。当今世界上，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没有人认为，存在着中国思想、中国意识、中国声音、中国学派、中国大师。 
更严重的恶果，还在国内。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国内市场基本上被外国产品垄断了，实属怵目惊心。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盛行猖獗。不参赛，国内同行就和国际同行不接轨、不竞争。由于不接轨、不竞争，一部分国内同行的能力、水平、产品，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文化市场和世界文化市场联通了，国内产品没有竞争力，海外产品就在国内畅行无阻，国内市场遂告不守。电影要看海外的，电视要看海外的，报纸杂志要看海外的，文史哲的书要看海外的，经法社政的书要看海外的。中国人也研究，写好多文章，写好多书，但理论是海外的，使用海外理论来套中国现实，用中国实际来证实和检验海外理论，于是中国就越来越没有思想、越来越没有理论了。中国在理论上、方法论上、观点上，完全放弃与海外理论、方法、观点的竞争了，完全没有自主创新了。长此以往，中国就要变成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殖民地。这与中国现在总产值超日赶美的形势极不相称。
前面讨论的建设经济强国的办法，很多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前面讨论的建设军事强国的办法，部分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后面要讨论的对美日比学赶帮超的办法，完全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办法是现成的，就是要像组织实施奥运战略那样，在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所有领域，打出中国大旗，高举中国大旗，组织中国军团，组织中国国家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向国家队倾斜，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亮剑，用有中国气魄、中国精神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中国成果去竞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自主创新，攀登世界高峰，争夺中国文化市场，打入国际文化市场。谁也不能保证拿到所有金牌，但要冲击所有金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能争夺中国市场，只要能打入国际市场，无害就是有益。体育界能办到的事，在理论上，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没有理由做不到。只要党和政府像实施奥运战略一样办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这些事业都会像中国体育一样，夺回中国市场，争夺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前列。
要取消高考外语。要取消大、中、小学的外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要取消职称外语考试。全国人民学外语，首先是对民族精神的极大戕害，其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毫无用处。学外语，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大学本科所有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专业，开设专业外语必修课，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学那一国的专业外语。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取消公共外语考试，改考专业外语，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考哪一国的专业外语。非专业外语，留给外语学院的学生去学。凡是中国世界第一的专业，一律取消专业外语必修课，如中国文学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国哲学专业、中医专业、中餐烹调专业、武术专业、乒乓球专业、体操专业、跳水专业等等中国第一的专业，本科生免必修外语，考研免考外语。不是要鼓励中国人都去学外语，而是要鼓励所有中国人努力奋斗，争取永远不学外语。美国就不要求美国人学外语。真想学美国，不用开英语课，大中小学都可以开橄榄球课。
要把全民学外语的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在全世界推广中文上来。在国内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上海人现在都不怎么说上海话了，要在全国大力推行上海经验。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教学，要以与当地名牌大学中文系联合办学为主、在全世界建立500个孔子学院。要免费送一些教材。用人民币在中国印教材卖给他们，也和免费差不多。中国人力便宜，要向全世界大量输出合格的中文教师，不是成百成千的输出，要成万成十万的输出。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水平考试。中国大学要取消单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留学生食堂，中外学生统一管理、统一待遇。对通过全国高考、硕士统考、博士统考的外国留学生，比照同等成绩的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对毕业以后愿意在中国工作的博士、硕士，择优提供中国绿卡。在所有官方场合，特别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一律只使用中文，不能说几句中文、翻几句外文，不能现场接受外语提问后现场翻译成中文，确需翻译，可以使用戴耳机的同声传译，不懂中文的，不欢迎来中国当记者。
要高度重视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的问题。电影对产生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有重大作用。电影是当今社会最主要的艺术形式，甲骨文、金文、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美术、音乐、电影，现在电影的影响力，比其他所有艺术形式的影响力加起来还要大得多。要恢复和扩大中国电影市场。美国2007年人均产值45845美元，在美国小地方，看电影不到五美元，在大城市，不过十美元。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13786人民币，可是一张电影票动辄几十元人民币，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演电影的场所大为减少，电影观众总量大为萎缩。要大力兴建廉价电影院，露天的也行，有顶棚无围墙的也行，要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农民能看上五元人民币的电影。大城市也要多建十元人民币一张票的廉价电影院，哪怕建到远郊也好。要坚决取消上演商业译制片，上演外国电影一律打字幕，不认识中国字，就不要看外国电影。电影译制，要只限于非商业的科技、军事、历史、文化、体育、教育，要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服务，要坚决取消为商业目的译制外国故事片，包括儿童动画片。要建立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定要用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
有个问题，国内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建设世界文化强国，中国需要改变战略，要借用奥运战略。在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方式上，奥运战略，与三十个省市区各自为政的全运会战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要用不同的体制，要用不同的人，钱的用法也大不相同。中国体育上得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施奥运战略，使奥运金牌高于全运会金牌，用奥运金牌可以兑换全运会金牌。中国体育界如果不搞奥运战略，就是窝里斗，就只能搞窝里斗，中国体育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搞上去。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拒不参赛，现在中国文化绝大多数领域都用全运会代替奥运会，不是高举中国大旗搞国际竞争，而是都在搞窝里斗，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再多，也与国际文化竞争无关，与在世界上把中国建成文化大国无关。结果外国文化产品趁虚而入，横扫中国市场。因此，目前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停止窝里斗，确立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不是要取消各自领域的全运会，而是要各自领域的全运会服从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为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服务。
文化上面，不好说话，容易说错话，容易得罪人。这里拿社会学举个例子。1979年三月中国社会学恢复，三十年了，现在有了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成就巨大，但在国际社会学界地位不高，在理论、方法论、主要分支社会学都严重依附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人类社会、亚洲社会、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规律，美欧日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中国没看法，或者脑子里面有，不说出来，人家以为没有，所以人家以为中国社会学没有理论。既然没有理论，那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理论的方法论。既然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就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那无论怎么研究，中国社会学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中国分支。实际上，从周公、孔子、司马迁到毛泽东，中国人都有理论、有方法、有观点，现在也不难有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社会学有十几个主要分支：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论、分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在每个分支社会学，世界上都有几个活着的名人，每个人都有名著，三十年了，对这几个人是谁，有那几本书，国内社会学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得，其中有不少也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这些书都是好书，但我没有发现有一本是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相反，我看都是中国人努力奋斗可以做出来的。只要中国社会学能够集中、协调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高举中国社会学大旗，组建中国社会学军团，在十几个主要分支社会学组建十几个中国社会学国家队，剑锋直指世界社会学高峰，发奋图强，自主创新，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创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方法论、观点，只要有十年左右时间，在所有领域都能赶上社会学世界先进水平，夺回中国社会学市场，在世界社会学界成为一极。在哪些领域能拿到世界第一，不知道，但至少发展社会学应该是世界第一，当今世界，有谁比中国人更知道应该怎样发展？
与经济发展、军事发展相比，思想文化发展虽然也要钱，但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需要能够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略、制度、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中国建立世界文化大国的步伐完全可以更高、更快、更强。

八．    以美为师    以日为师

秦汉之后，在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的先生，世界是中国的学生。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二章第四节讨论了欧美列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学习中国。现在，总的说来，发达国家是中国的先生，中国是发达国家的学生。其中，中国特别要以美为师，以日为师，对此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英文本前言有所讨论，这里再补充几句话。
2007年，美国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四分之一，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三个代表。经济、军事、文化，全面领先，目前全球无敌手；苏联解体后，连个挑战者都没有。2007年，美国总产值是中国的4.26倍，美国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8.6倍。中国人均产值赶上美国，一百年不可能，二百年很难说。如果不能自主创新，中国总产值即使赶上美国，也不见得就可以不做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人均产值只要达到今天墨西哥的水平，总值就可以超过美国，墨西哥就是一个全面落后、严重依附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穷国。在几乎所有方面研究美国、学习美国、借鉴美国，是中国民族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史任务。
特别要学习美国艰苦奋斗、勇攀世界高峰的亮剑精神。1812年的时候，美国还是个很弱小的国家，5000英军就能轻取华盛顿、火烧白宫。内战前，虽然美国还很贫弱，美国已有人萌发了美国要全面赶超欧洲、攀登世界第一的念头。用英文讲，简单说来，就是要使美国成为人类社会的Shinning city upon the hill，要成为人类社会举首仰望的高山顶上的光辉城市。1865年林肯打内战统一美国后，美国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搞了三十年，终于在1900年前后，总值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总值世界第一，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1880年前后，不要说美国海军远远不如中国海军，连智利海军都敢到美国海岸欺负美国。直到老罗斯福总统手上，美国才挺起腰杆，发展海军，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老罗斯福总统殚精竭智搞富国强兵、在美国提倡和推行大国风范，美国国内阻力重重。文化上站起来更要迟一些，直到1910年代，美国大学教师还主要是欧洲回来的海归，美国还在讨论究竟什么时候美国文化、美国高教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二战前和二战过程中，小罗斯福总统雄才大略、纵横俾合，使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杜鲁门和约翰逊不懂事，认识不到毛泽东有多伟大，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损伤了国力。但美国从来没有放弃世界第一的意思，在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登上太空后，肯尼迪立即组织了登月工程，全面推进了美国的科学技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所有领域攀登世界第一、保持世界第一，成为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带头人的共同信念。什么叫有错误？什么叫出问题？在某个产品、行业、领域、学科美国不是世界第一了，或者不处于世界前列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就要检讨，就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争取早日把世界第一、至少是世界前列夺回来。美国学生从来不需要学外语，但全美国的学生从小就高唱美国是人类社会举首仰望的高山顶上的光辉城市，从小就牢牢灌输了美国应该世界第一、美国不第一就不正常的牢固思想。不畏艰难险阻、勇攀世界第一、保持世界第一，这就是中华民族要努力学习的美国精神。
学习日本与学习美国同等重要。2007年，日本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4倍。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十倍，中国人均产值只要达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总值就能超过日本，所以，几年之后中国总产值超过日本，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中国人骄傲的事情。中美地理、历史、人文差异太大，美国有很多事情，中国没有办法学，日本则不然。中国资源贫乏，日本比中国更加贫乏。中国人多地少，日本比中国更加拥挤。中日同文同种，日本在学习欧美之前，学习中国文化一千多年。不少日本人认为，真正继承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的，是今日日本，而不是今日中国。在学习欧美的过程中，如何把欧美的好东西和日本具体实际相结合，日本殚精竭智，下了很大的功夫，下了很苦的功夫，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美国能做的事情，中国有许多的确做不了，但日本能做的，中国理论上都能做。学习日本，是中华民族今后的长期任务。
特别要学习日本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2007年元旦，美国上演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硫磺岛来信》，讲的是日军二战时在硫磺岛的顽强抵抗。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当时就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正是因为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和蒋介石的豫湘桂大溃败，在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欧送给斯大林，换取斯大林答应消灭希特勒之后出兵日本。正是因为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杜鲁门不敢进攻日本本岛，放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日签订密约答应保留日本天皇、保留日本国旗、保留日本国体等等。2008年元旦，同样是讲战争，大陆上演当年贺岁大片《集结号》  ，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不是歌颂，而是质疑。对比这两部电影，当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在精神上与当今美国、当今日本高下立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中国今后很长时间都要学习美国、学习日本。中国人均产值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赶不上日本，这是个简单算术。现在美国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8倍，日本是中国的14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何建立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美日一百多年来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以美为师，以日为师，总结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以美为师，以日为师，对内对外应该公开讲、大声讲。对外讲，世界就知道中国是清醒的、理智的、谦虚谨慎的。对内讲，有助于消除部分国人盲目的仇美心理、盲目的仇日心理。
以美为师、以日为师，不是要崇洋媚外，不是要洋奴哲学，不是要爬行主义，而是要比、学、赶、帮、超。在所有产品、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所有学科，和美国比，和日本比，和世界第一比，搞清楚中国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搞清楚差距之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学习世界第一，学好，学深，学透，学全。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努力追赶，在学中赶，在赶中学。在学习和追赶过程中，中国人要互相帮助，不要窝里斗。最终目的是超。美国、日本、世界第一，那是那么容易超过的？在很多方面，虽然尽了力，可能长期超不过。不要紧，只要在追赶过程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望其项背，能并驾齐驱，就达到目的了。对于已经超过的，还要努力奋斗，争取保持世界第一。就像四年一次奥运会，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以美为师、以日为师，中国就要敢于亮剑，准备亮剑。抗美援朝，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49到1972年，美国封锁了中国二十多年，中国什么都有了。现在中国好多东西造不出来，要是美国再来封锁中国一下，很多东西很快就能造出来。九六年台海风波美国出动两个航母、美国的新军事革命、美军飞兵轻取伊拉克，帮助中国确立了国防军事建设的正确方向。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取消高层往来，给一代中国青年补上了历史课。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日安保条约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美日欧联合对华武器禁运，对中国的国防建设、科技建设、思想教育工作都起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和促进作用。美日从不讳言，二十一世纪美日军事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中国，美日联合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第一假想敌就是中国，第一假象战场就是台海。中国一定要充分准备应付美日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陆海空天电磁，大打，打核战争，一定要有不怕牺牲西安以东城市和人口的战略决心。中国核反击力量，在遭遇美国第一次核打击之后，一定要确保能够突破美日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确保覆盖美国一遍，确保覆盖日本五遍。只有充分准备亮剑，台湾问题才有可能和平解决，中美、中日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九．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中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借用毛主席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可能性。这决不是历史的必然。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
物竞天择。从古到今，世界第一只有一个，谁都想当世界第一。为此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为此又打了几十年冷战，为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契而不舍。日本绝不愿意放弃世界第二，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美国更是绝不愿意放弃世界第一，为此美国今后要干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德、英、法、俄、印、巴西今后会干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最难说的，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干什么，要怎么干。中国能不能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能不能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敢不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土崩瓦解？能不能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敢不敢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有没有决心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所有这些都没有命定的结论，都有可能成功，都有可能失败，都是事在人为。能干的都干了，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根本不敢干，或者不好好干，肯定失败。每一项事业都困难重重，都需要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偶然性。
谋事在人。如何建立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是有经验教训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包括中国自己五千年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遵循发展规律，老老实实向发达国家学习，以美为师，以日为师，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就有可能少走弯路，就有可能事半功倍。但是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久，好多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时也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也有的时候，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就在旁边放着，不知怎么搞得，就是没看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候看起来什么都算准了，一干起来才知道完全失算了。有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形势比人强。将来中国搞普选，有可能选出普丁这种水平的人，也有可能选出布什这种水平的人，这都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事。古今中外，越是重大的决策，因为时间紧迫，越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失算、失误、缺点、错误、教训都在所难免。这里会有许多偶然性。
人定胜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就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国能不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能不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主要在于能不能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能不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秦皇汉武，缔造中国，开疆拓土，二百多年，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扫灭六国，荡平匈奴，消灭封建制度，创立民族国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领先世界两千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缔造新中国同样辉煌悲壮，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长征两万五千里，设伏平型关，攻上孟良崮，打下济南府，守住塔山堡，拿下大王庄，跨过鸭绿江，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战役，四次战役，五次战役，拿下汉城，守住上甘岭，三年半建成现代工业体系，五六年造出战斗机，六二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搞出两弹一星，完成三线建设，修通成昆铁路，凿出红旗渠，把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三十多岁提高到1976年的六十多岁，形成美苏中大三角。从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到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有气吞山河的浩然正气。中国今后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不会比秦皇汉武、比毛泽东更困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无论有多大的牺牲，无论犯多大的错误，无论摔多大的跟头，无论有多少曲折，只要世世代代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只要世世代代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敢于亮剑，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收复台湾，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2688 满100免运费
代购点免费送货 ￥27.0元
(2688网店价)
*查看送货信息*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新华书店 成都三环路内免费送货 ￥28.5元
(新华书店价)
*查看送货信息*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蔚蓝 高校运费免
满150免5元运费 ￥29.6元
(蔚蓝1星会员价)
*查看送货信息*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当当 全场免送费 ￥32.1元
(当当价)
*查看送货信息*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卓越 满30元免送费 ￥32.3元
(卓越价)

人定胜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就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国能不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能不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主要在于能不能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能不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秦皇汉武，缔造中国，开疆拓土，二百多年，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扫灭六国，荡平匈奴，消灭封建制度，创立民族国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领先世界两千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缔造新中国同样辉煌悲壮，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长征两万五千里，设伏平型关，攻上孟良崮，打下济南府，守住塔山堡，拿下大王庄，跨过鸭绿江，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战役，四次战役，五次战役，拿下汉城，守住上甘岭，三年半建成现代工业体系，五六年造出战斗机，六二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搞出两弹一星，完成三线建设，修通成昆铁路，凿出红旗渠，把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三十多岁提高到1976年的六十多岁，形成美苏中大三角。从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到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有气吞山河的浩然正气。中国今后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不会比秦皇汉武、比毛泽东更困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无论有多大的牺牲，无论犯多大的错误，无论摔多大的跟头，无论有多少曲折，只要世世代代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只要世世代代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敢于亮剑，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收复台湾，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李毅主要著作可免费阅读，请上网搜索、点击：
1．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2．西方国际社会学述评
3．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4．李毅：我的社会学观点
5.  中国社会能否稳定？
6.  美日中台台海战略的历史社会学背景
7.  祖国统一的时机与方式
8.  1840年至1949年中国落后的原因
9.  社会学中国研究英文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