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
一九八九年夏，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成书后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亨廷顿发表《文明
的冲突？》，一九九六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极具轰动效应。这两本书都名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代表了西方世界在冷战出人意料地结束后的心理变化和对未来的预测。
转眼之间，冷战结束快二十年了，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然而大量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事件已经冲击了世界，预示了后冷战的世界走向。现在再来审视福山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冲突论”，可以有点检验的意思了，它们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吗？
一
福山要证明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他预言其胜利乃历史之必然。
首先，他从现实层面叙述了自由革命的进程。一七九○年，实施该制度的只有美国、法国和瑞士，现在增加到了六十一国。三百多年来，世界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视民主为唯一合法制度，无法想像一种与之根本不同而又更优越的制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更高形式的制度取代。
史实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何以一定胜利，福山就重提世界普遍史这个古老的话题，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会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的、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
为了证明历史确实朝着有规律的方向进步，福山先是借助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性。科技是决定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的发展只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决无逆反的道理，这就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机制。可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导向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因为专制政府雷厉风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麻烦，他无从证明科技经济高度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共生关系。
于是他就求助于黑格尔—科耶夫有关“获得认可的斗争”的理论，试图从人性的内在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根据黑格尔，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最初的人是为了认可，为了荣誉而不惜拿生命做赌注浴血奋战。不怕死的那个人战胜了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从而战胜对方成为主人，怕死的失败者就成了奴隶，人的独立自我意识也起源于此。在黑格尔看来，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政治以“认可”为中心，人类历史以“认可”为线索，几千年的政治问题——宗教战争、民族主义、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解决认可问题。然而以往所有社会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只有当历史迈进到法国革命，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终于取代了不平等的认可，主人和奴隶的道德合而为一，人类社会进入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状态，历史因此走到尽头。
由此，福山找到了连接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环节，现代自然科学满足了人的欲望，民主政治则满足了人的精神。既然获得认可是人性的基本诉求，又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更好地满足它，那么这个制度在全球获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结论一发表就招来众多非议，喝彩者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反对者却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有德里达这样反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倒是不必解释的，他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愤，奚落嘲讽，可谓势不两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美国保守派也持反对态度，那么他们反对的又是什么呢？
一是终结论的可信度。
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未必对所有社会都行得通，它不是那么容易确立的，其实现过程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动荡，欧美能走到今天堪称幸运之神的眷顾。但即便欧洲在十九世纪就实现了这一制度，后来还是爆发了一连串反民主的极端事件，危险至今犹存，敌人很可能就是自由民主本身。人类历史的种种挫折表明，没有理由对未来过于乐观，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就人性而言，永远存在作恶的可能。一切政体都是过渡的，均不稳定，无论从自由民主的外部或内部来看，这一制度都不会是终结，终结论这种关于绝对平等和谐社会的政治承诺属于早已声败名裂的乌托邦。
二是终结论过分依赖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保守派中几乎无人接受黑格尔唯心史观，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一个预设的终点，更不承认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的目的、方向和未来。黑格尔赋予历史的这种固定模式徒有美学价值而已，这不仅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不了他的模式，更因为在他的宇宙自我实现中，历史成了目的，人只是需要去自觉配合宇宙的工具，这种模式贬低人的作用，把人类活动视为历史自身发展的陪衬，以至于某些人动辄以推动历史的名义，任意牺牲在历史面前无足轻重的个人。
有论者指出，福山的口气表现出一种智性的傲慢，其“思想最终将统治物质世界”的论调让人震惊。就人类本身有限的视野和知识而言，谁能知道什么是历史的偶然？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对历史划线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事，不能强加给历史。在这种诠释中，人类的命运似乎都已一清二楚，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方向，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现实中的纷乱打扫干净，为历史必然性铺路。这种理论当然很诱人，遗憾的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现实脱节，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却丧失了真实。
该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取得往往是偶然的，完全可能被逆转。决定历史的是人的选择，而非历史本身的绝对理念。
看来，政治哲学化也许原本是福山期望该书的最大特色，结果却成了它的最大争议。早就有人指出，哲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癫狂的，哲学家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任何问题，不必顾忌其实际效果。而政治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扎根现实，具有可行性。政治和历史中虽然都可能包含哲学理念，但不可能要求政治和历史无条件地去服从哲学。
当代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暂时倒退、回到野蛮、出现断裂等，根本无法预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也未必不会失败。至于将“认可”视为“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是否可信，也是大可怀疑的，人是精神和物质不可分的结合，没有人确切知道“最初的人”拼搏的动机，怎么能证明他们是为了纯粹名誉，而不是为了食物、家园和生命去殊死战斗呢？
三是终结论提供的前景令人沮丧。
《终结》一书的第五章为“最后的人”，描述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生存状态。“最后的人”这一概念来自尼采，尼采痛惜地感到，所谓的现代化只是欲望战胜了精神，“财富”替代“光荣”，成为现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力挽狂澜，重新确立精神对欲望和理性的优势。“最后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弃优越感，只有欲望、只求舒适和自我保存的人，他们自以为幸福，卑琐地活着，没有抱负理想，千人一面，全盘接受奴隶道德观。他们甚至不知道轻蔑自己，算得上最可鄙之人。
福山无奈地预言，当人的认可最终得到满足后，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气等一切可贵的美德，沦为“最后的人”。这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内伤，这一制度解决了认可问题，但人却不能没有这一问题而有价值地活着。
对如此远虑，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历史终结所创造的只是不完整的、无法令人向往的“最后的人”，那么自由民主的实现还算得上胜利吗？这个目的是否值得追求呢？更何况终结后人类倘若还要重返历史，那么历史不过循环而已，还奢谈什么终结？福山岂非在自相矛盾？
二
冲突论呈现的是一幅迥异的前景，内容也要复杂得多。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使各国摆脱了意识形态认同，在一阵纷乱之后，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文明认同。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极和多文明的格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把握未来一个时段内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至八种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他的文明划分中，宗教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他认为，“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文明具有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但也是动态的，有其产生、崛起、成熟、鼎盛、衰落、消亡的生命过程，虽然这过程可以延续很久。各文明的力量此消彼长，当前最重要的两个趋势是：称霸世界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正在相对衰落，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在复兴，伊斯兰世界正在崛起。
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威胁下，处于弱势的文明一直在向西方看齐，竭力发展本国的经济现代化。然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亨廷顿反复强调的一点。在他的概念里，现代化指的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这些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而西化则是价值观和体制方面的。非西方文明要的是西方的富裕，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和多元。当其国力增长后，就会日益鼓吹自已的价值、体制和文化。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没有促使他们在价值观上更加认同西方，反而有了更多肯定和张扬自身文化的资本，相继出现本土文化的复兴，变得更加非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尤为突出，西方的自由民主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生根，伊斯兰主义运动迅速兴起，导致许多穆斯林国家政治上的伊斯兰化，其中不乏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它们将西方视为侵略和堕落的。
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被亨廷顿称为“上帝的报复”，他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现代化的反应。世俗的现代化无疑是对传统群体社会的巨大冲击，瓦解了宗教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无数人感到灵魂无所适从，迫切希望“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基础”，两个后果就是反西方和宗教复兴，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现成的替罪羊。
当前，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各文明大都有自己的核心国家，它们正取代冷战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各国大都按照文明的归属，被纳入了以核心国家为家长的大文明系统或“大文化圈”，在各自的系统内协调行动，而且只有同质文化国家间的合作才最有成效和持续性。
亨廷顿预测，冷战后国际政治将以文明冲突为主，从全局看，主要矛盾是以西方为一方，全部非西方为另一方的矛盾。文化上距离最远的还是亚洲，中国正在恢复其霸主地位。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个最重要的挑战者文明有组成联盟反对西方的趋势。从局部看，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文明交界的这条“流血的断层线”上。
西方该如何应对？如何在冲突中保存自己并维持优势？这是亨廷顿最关心的。他的对策是，从外部讲主要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维护人权与民主、限制移民迁入这三个方面。从内部讲主要是“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吸纳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团结壮大联盟，积极争取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这两个比较接近的文明。在亚洲要防止日本顺应中国，致使儒家文明坐大，同时要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瓦解反西方联盟。
法律和秩序被公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因此亨廷顿认为，维持世界秩序是最可靠的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办法，具体原则有三：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以遏制或制止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加深认识各文明的共性，人类毕竟拥有某些共同的道德观念，并且是绝对的。
文化文明问题早已成为西方的一个敏感话题，政府亦不便涉足，亨廷顿直言不讳，以文明为全球冲突划界，激起批评居多，乃理所当然。批驳角度很广泛，具体的如文明划分的不科学、国际冲突动因的简单化、文明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武断、文明冲突的夸大、冷战思维模式、对伊斯兰文明的偏见等等。
那么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现实又是怎样呢？不可否认，各地冲突频繁，甚至很血腥，发生地点还正好相对集中在亨廷顿所言的文明断层线上，“九一一”的发生更是证实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难怪“九一一”之后，亨廷顿保持沉默，有点不幸言中的味道。文明冲突在他心目中是噩梦，是世界范围内向部落冲突的复归。
冲突论有其有用的一面，但推向极端就会走到谬误。将文化政治化的趋势其实在亨廷顿之前就颇为盛行，不少对于文化的思考和再思考都具有相当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文化被用做通向政治的路径。很可能正是美国国内的这种趋势启发了亨廷顿将其运用到国际政治，但这样做肯定会产生很多误区。
一是将文明差异绝对化容易否定人类共性。横向看，他否认了人类共性和普世价值。如果不同文明间真的水火不容，人类还能交流，还能延续到今天吗？同时他也忽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在冲突发生的频率和激烈程度上，同一文明内部的争斗一点也不亚于不同文明之间，这些争斗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全球政治。
纵向看，人类难道没有发生变化吗？世界各地人民对那些促进人类进步的基本价值的认同不是在推进吗？有论者指出，这些共同价值从功能上说已经无所谓西方还是东方。当今世界上公开反对自由、民主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虽然各自的概念不同。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文明的演变正朝着全球化的趋同方向发展。有论者认为，“一个既非西方、亦非非西方的世界文明或者为全人类所认同的普世文明正在形成之中”，各种文明都在为它的形成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是不利于具体对待每种文明的优缺点。任何文明本身都是多元的，有长处也有不足。倘若先将某些特征赋予一种文明，然后再因这种文明而肯定或否定它，不是很荒谬吗？难道仅仅因为它是“西方”或“东方”就反对或支持吗？“西方”、“东方”、“伊斯兰”、“儒教”都不是科学的衡量优劣的尺度，更好的办法也许是个案处理，将每个文明的具体特征拆开来分门别类地问问是好是坏，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例如评判一下是政教合一好，还是政教分离好？领袖是选举产生好，还是世袭指定好？好的就肯定，就保留，也值得学习。不好的就否定，就抛弃，就引以为戒。这样做不仅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博采众长。一些不适应时世的传统被淘汰了，乃文明生存发展之必须，又何必抱残守缺，仅仅因为它曾经是“我们的”就再不能舍弃？
三是容易忽略文明的动态变化和相互影响。任何文明都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不存在一种固定而纯粹的形式，因此狭隘地定义一种文明是不合适的。文明承上启下，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维系在一起。一种文明要延续下去，就必须顺应时世，本着理性而开放的心态，善于从别的文明中吸纳养料来完善自身。文明虽然千差万别，但为什么差异的结果一定导致冲突，而不是取长补短，相互丰富呢？
冲突论的要害就在“冲突”二字上，应该强调的是对话。越是强调文明间的差别并将其政治化，差别和冲突就越有可能得到强化。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一种文明的移民能够融入另一种文明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人作为政治动物，倾向于按某些共有特征将人分类，这种做法粗暴地将生动的个人格式化，但无论是家族、部落、种族、族裔、血统、阶级、意识形态等分类都被证明不能永远适用，也都抵挡不住另一种更强的倾向，那就是人类的同情和团结。
将全世界的人都归到各大文明的麾下，再认定各自会为自己的文明背水一战，亨廷顿的推理确实有些过头了。然而与其说亨廷顿要挑起文明冲突，倒不如说冲突论更多地透露了他内心可怕的凶兆。他知道西方强势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积怨甚多，如今其他文明迎头赶上，正在挑战西方霸权，他不能不为西方的命运担忧。在他的想像中，不仅西方文明在衰落，更严重的是后院隐藏的不安——美国本身正在非西方化，这点在他后来的著作《我们是谁？》中表白得很清楚。他忧心忡忡地写道：“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个世纪以来起核心作用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了攻击”，更有甚者，“美国信念”中平等和个人主义这两条主要原则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攻击。作为西方文明的信徒，亨廷顿尽管在冲突论中纵横捭阖，却掩饰不住他的焦虑和悲观。
（摘自《万象》2008年第3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