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的态度-->北望转移
对经济学的态度张五常先生说，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科，它崛起于过去的模糊不清，发现的是明确而严峻的事实。和大多数学习经济学的人一样，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跨入经济学之门，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如果按照任何经验性科学的判断标准——确凿的事实来检验它的假说——来检验经济学，那么经济学太不成功了。经济学家一直只愿接受空想的理论而对事实漫不经心。
乔治•斯蒂格勒曾说，与现实一致的标准应该强调——坚持理论要用可观察到的行为来检验其含义。但过去不但很少探索和检验这种具体含义，而且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在看来要受到经验的检验时，就重新构造理论使检验变得无效。说到底，经济学家们并不想接受事实得挑战。这是十分危险得倾向，正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对待政策，经济学才给人以“沉闷科学”的称号。
可气的是，现今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又太多：什么洪水有利于第几产业；什么要靠花钱恢复信心；什么中国底子薄不能搞自由贸易。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两回事。说，可以有很多套。做，却只能是一套。如果都按照想的去付诸于行动，则要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正因为这样，思想上的伪劣商品要比实物世界的伪劣商品多。其实，不应该把经济学弄得多么高深莫测。应该开诚布公地告诉人们，经济学不是什么都是。经济学是解释人行为的经验科学。他解释的对象是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而不是不可观察到的动机、愿望、观点和感受。经济学只能解释——也仅能解释——人们“做了什么”。而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经济学知道的只是一个企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更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怎样达到这一点。经济学无言以答，也无能为力。经济学家也一样，老实说，经济学家提出的更多的只是对现实现象的解释。而非切实可行的指导性理论。
事实胜于雄辩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引用一个经典例子：1953年纳克斯写了一本关于不发达国家的书，在他的影响下，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量文献谈论各国贫困之苦，提出了大量不负责任的投资标准和经济增长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晦涩难懂，加上当时对这些理论无法进行检验，因此很少能证明它们的错误。直到70年代，亚洲发生的事给了发展经济学家当头一棒。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不顾增长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增长“药方”依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环境进行发展，而印尼，印度，越南，老挝等国大量邀请发展经济学家，按照他们的理论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以上这些国家几乎处于相同的条件：战争破坏，资源和资本匮乏，人口稠密。 事实是前一类国家发展迅速，从贫苦中站起来了，它们的模式几乎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一类国家则仍然停滞不前。这个例子恰恰说明经济学也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而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称为经济学理论的。
我们知道，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经济理论成功与否的最终考验在于是否与观察到的行为一致。不幸的是，经济学发展到现阶段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和概括现实复杂的经济现象，在预测和防范上也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但是，如泽尔腾教授所讲的一样，我们并不能因为冰箱不能用来打字而说它无用。更何况现在的经济学不是说没功能而是我们对这些功能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弗里德曼曾以台球游戏为喻，经典力学中关于速度，动量和角度的定律是台球游戏恰当的理论模型，台球手在打球时似乎都遵守这个模型，但如果问他们是否懂得这些物理知识，大多数承认不懂，既然这些物理定律能对台球手的操作做出正确的描绘和预测，我们就不能因为台球手们不了解这个模型而否定它。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厂长，经理们没意识到或不承认追求目标最大化而否认追求目标最大化这一理论模型。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批判的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所谓的经济学家，而不是经济学本身，更不是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正因为这样，在理论的探索道路上我们将一如既往而又坚定地走下去，何况，无知才激发求知。要做的是，我们首先要端正对经济学的态度，我们感谢那些秉着对经济学和人类负责而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经济学才在坎坷与喧嚣中成长，才不至于把晦涩当作深刻。我们也始终相信，实事求是，利用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踏踏实实去学习，去研究。我们终将为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做出一份贡献。经济学终将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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