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1965）
作者：李丹慧
一 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考虑和担忧
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取向及其变动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议题是文革的起源。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在晚年时说过，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加入这一讨论：在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定式中，苏联情结、革命冲动和忧患意识这三个支撑点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变化的，以至他最终决定必须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从而彻底解决他多年萦绕于心的中国政治走向和前途命运问题。所谓苏联情结，即指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其命运就与苏联的发展、动荡和变化息息相关，毛泽东所作出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几乎都把苏联作为参照物，都是“以苏为鉴”。所谓革命冲动，即指从个性上讲，毛泽东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一向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擅长于“破”，钟情于“乱”，其表现形式就是发动群众。所谓忧患意识，即指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希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对于众多可能影响中国命运因素的担心，构成了他内忧外患的思路。毛泽东性格和思维中的这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他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决定着他在各个时期作出的战略抉择。循着这样的逻辑，笔者以为196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毛泽东思考并决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转折点。
1964年，在毛泽东担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外患和内忧思路中一直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自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便从经济、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采取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一直到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亲印立场，特别是在越南南方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和生存。美国是中国的首要敌人和第一威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种状况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第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尤其是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已成定局。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中国必须引以为戒。那么，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产生甚么影响？第三，自毛泽东提倡和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国际和国内反对者不在少数，对此毛泽东并不放在心上。问题在于这两场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破坏和引起社会不满的严重后果，不幸为反对者所言中，并且在反右倾运动后，党的主要领导人竟停止政治运动，转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恢复和调整，这不能不令毛泽东耿耿于怀。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些就是1964年毛泽东思考和担忧的问题，而这些考虑和担忧导致他作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二 美国不是也不应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此后不久，在不断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到美国并没有视中国为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于1963年底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斯特朗（Anna L. Strong）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并表示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
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这种转变，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就毛泽东此时对越南的支持而言，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他一贯的世界革命理念。事实上自1964年初以来，毛泽东就曾多次鼓励越南扩大印度支那的战争事态。他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应当多派些部队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他还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不过，即便有这样的激情宣泄，在美国将越战升级以后，毛泽东的思路也并没有改变，即一方面继续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进一步在国内开展战备动员，一方面则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针对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关于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的声明，以及英国对此信息的确认，周恩来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同时，他在4月12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於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 P. Bundy）；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覆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中美双方暗中频密互相发送信息，反映了两国都在竭力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谨慎、克制行事；同时也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双方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意图。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毛泽东开始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三 从中苏论战到国家关系不和、边界纠纷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双方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党内转为党外，从半公开走向全面大论战，其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甚至也不是诸如苏联撤退专家和驱逐中国外交官等国家关系的不和，而是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事部署和调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邻国蒙古是苏联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但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却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覆照询问：为甚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1964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为了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毛泽东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于是，在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问题，他说：“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帐我们还没有算。”这个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苏联方面指责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苏联的反应显然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而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开始思考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问题。
为此，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扭转当时中国决策层只注重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的倾向。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会议期间他则进一步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大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最初定在甘肃的酒泉。对此，毛泽东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可以直接开进来，故而予以否决。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也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依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他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而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故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中苏分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此后，毛泽东又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三分之二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侵犯中国；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具有防备苏联的成分。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共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可为他继续强化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在国内动员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四 国际反修斗争必须转向国内巩固政权
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当然是认为自己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为此，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中共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是，他更加关注的还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问题，这关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毛泽东对修正主义似乎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修正主义颠覆中共政权的威胁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毛泽东很早就把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和路线的不同意见，视作是受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这集中反映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毛泽东不仅注意到赫鲁晓夫所持的怀疑和否定态度，更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下战表”的表现与他此前访欧同赫鲁晓夫的会见联系在一起。庐山会议后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要整肃党内的修正主义苗头。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危言耸听地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然而，毛泽东在反修斗争中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做法，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促使党内有识之士相继发出不同的呼声。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通过给周恩来等人写信和主持起草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性报告，明确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同苏联的关系，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在国内发展战略上，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这一主张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并由此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时期。
党内这股呼吁休养生息的潮流，引起毛泽东极度不满。在王稼祥等人提出纠正激进外交方针的建议后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与国内各种问题联系起来。虽然鉴于上述一类意见均是由中央领导人提出，毛泽东因此也对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表示支持，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迳庭。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而这即需要渲染氛围、制造舆论和创造有利条件。
到1964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国内修正主义有具体表现，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后果十分严重；而且，已经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第一，必须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存在。1月份，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春节期间，他找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联络部（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统战部（李维汉只讲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不讲阶级斗争关系）；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
第二，需要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
第三，必须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造成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已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此后不久，他即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并于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在6月14日接见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目的不仅是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中共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章强调，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第四，要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即有人出来翻案，就是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如果说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九评”和公开与苏联论战是在群众中为这场斗争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尝试。
第五，最后，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的十三陵水库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此后他又曾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显然，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底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时，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他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即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