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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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 》精彩内容
第一篇 开首的话
八六年六月三日
序
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花了一年半载的心血作研究，写完了文章，或一本书，就会觉得若有所失，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空虚」。也许这是脑力与劳力的不同之处吧？
我在八五年五月发表了《为一丝希望写文章》，完成了二十一篇关於中国大陆制度改革的论文，再鼓其余勇，花了一个月时间将《中国的前途》整理成书，难以形容的「空虚」又照例地来临了。这感受我是惯了的，但这一次有点特别。我已年近五十，好的创作日子无多。
记得四十岁那一年，我无意中读到史德拉的关於经济学者的「最佳创作年龄」的统计数字，曾对自己说，到年近五十时，我多年来所积聚的理论思想就不能再等了，要倾全力出击。七十岁的人还写得出好的经济学文章，但有创作性的重要作品呢，五十五岁之後是史无前例的。如今既已年近五十，我想，就算我得天独厚，可以写得出石破天惊的论文的日子，最多也不过四、五年而已。
所以在《中国的前途》完工後，我就来一次「沙场秋点兵」，计算一下我积聚下来而自己认为是非写出来不可的「剩余思想」。但屈指一算，写出这些作品一共需时八年！一时间心乱如麻，也体会到高斯的困境：他有多个想了几十年的题材，文章还未问世，但他已七十五岁了。
那是去年六、七月间的事。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想，在学术上搞了这么多年，多三几篇国际性的文章，对自己的事业前途无足轻重；没有「里程碑」水平的，不写也罢。我於是决定花点时间，把要写出来的「剩余思想」权衡轻重，然後逐步由重要的写起，写到哪里就是哪里，尽己所能，心安理得，也就算了。言行一致，甚么事我都以自我为出发点。能写下自己认为是重要的思想，使後来的人能加以改进，我就不会埋怨自己有负教导我的人的期望－－这不是自我是甚么？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恰巧在那时，深圳特区却出了问题。甚么「输血」、「拔针头」的大字标题，在香港的报章及杂志上触目皆是。我当时想，经济特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但毕竟「特区」是大陆开放的代表作，若不成功，大陆的前途又会怎样？虽然这么想，我的集中力还是放在那些「剩余思想」的处理问题上。
有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朋友，是我四十年前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她念高三时我是小六；但因为我的顽皮远近知名，她倒记得我。由於这一点微妙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见面时就多谈几句。又因为大家都喜欢说说往事，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姊弟之情。
去年的八月初，我跟这位师姐谈起深圳的问题，我建议假若我真能得到大陆的合作，毫无保留地给我所需的关於深圳的资料，而又不干涉我要发表的意见，我会考虑用一年之功去分析深圳的经验的。这是强人所难，就是香港政府也难以这样「开放」，我又何妨口出大言？毋须付出代价的建议或承诺，与「慷他人之慨」，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岂料到了九月，师姐给我电话，说我所要求的半点问题也没有。这把我吓了一跳。几天之後，深圳派了两位先生来见我，用语肯定，转述那边对我的要求完全接纳。我还是半信半疑，请他们把我写的两本书，《卖桔者言》与《中国的前途》，带返深圳，指明要让那里的主事人先看。我想，我对共产制度的观点，明显不过；虽然书中这些观点都是学术性的，但毕竟措辞尖锐，得理不饶人，而有感而发的牢骚又往往跟分析连在一起，要他们接受也非易事。
去年十月，我到深圳会见那里的有关人士，再三重复对资料开放与言论自由的要求，但想不到他们再三加以肯定的承诺。我提出了要在深圳雇用三位助理研究员的条件，他们也同意了。
回到香港後，我跟两位朋友进午餐时，无意间透露此事，说自己如何口出大言而「惹祸上身」，可能要花一年或以上的时间作深圳特区的研究。我又说到需要一笔经费。过了几天，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跟查济民先生说了；查先生认为这项研究有意思，乐意资助。我後来会见查先生，谈天说地，而关於研究经费的事只说了那么一两句（其实，为了研究大陆而向人提出任何要求，我当时是相当犹豫的）。但不久之後，查先生却把一张捐赠给香港大学的支票寄来了。作为一项研究金，港币数十万元不算很大的款项。而令我佩服的是，查先生一概不过问，毫不顾虑，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这态度，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是不容易见到的。
有了大陆的承诺与查先生的资助，我怎能裹足不前、临阵退缩？既然「弄假成真」，我又何妨「将错就错」，把「剩余思想」转为《再论中国》？我也想起四年多前高斯对我说过的话：「选择研究题材是一项赌注，哪个题材是重要的，事前往往难以定夺；但假若你一定要作出取决，我的答案是，我再也想不到哪一个题材能比大陆的制度改革更重要！」这样，我的选择就决定了。
大陆的思想开放是真实的。当我跟朋友如此说时，他们都有怀疑。有的不了解我的新交，竟然联想到「统战」那方面去。当然，目前还有很多的中国人，作茧自缚，不敢畅所欲言；大陆的传播媒介，还是往往报喜不报忧，浪费了重要的资源，也对中国青年的知识大有损害；而某些香港人的言论，越来越莫名奇妙，往往深不可测。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了的。
反而从深圳实地调查研究所获的经验，却有力地支持著思想开放这一观点。我的调查作风从来不变－－单刀直入，百无禁忌－－而在大陆我不觉得我这作风是需要改变的。深圳的主事人显然是言而有信的：他们对我要调查或索取哪一些资料，从来不加以婉拒。从事实证研究工作二十五年，资料的可靠与否我一目了然，本领再大也瞒我不过。这种明来明去的合作，不是思想开放是甚么？
深圳的研究工作只做了几个月，我就发觉这经济特区有两个事前没有想到的特点，增加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可能因为深圳与香港为邻，那里的演变现象比大陆其他地区的有较大的极端性。这就是说，办得较好之处和遇到的困难，都远比其他地区显著。同样，深圳的兴盛与倒退，一上一落，也特别令人瞩目。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比较极端的现象倒是大有帮助的，因为研究者不需观察入微才能抓著要点，也不需依靠详细的数字来衡量情况的演变。另一方面，比较极端的现象能让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准则，藉以理解大陆其他地区的不大明显而又有同类性质的演变。换言之，很多有关深圳的经验，其实是大陆整体经济的「聚光」的写照；若不研究深圳，我们就会忽略了其他地区的不太明显但却甚为重要的发展。
深圳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某方面而论，它确是邓小平所说的试验区。这不是说深圳所行的某些政策是大陆所无（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特惠」及特别受到中央的「关注」之外，特区没有一个与大陆他区不同的制度），而是说，中国大陆所试行的新政策，在深圳往往较有力地推行。因此，研究深圳，可使我们较易推断大陆制度改革的去向。
是的，上述研究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们可以从深圳的角度去看大陆的制度转变，以及这个转变所遇到或行将遇到的各种困难。这可以说是深圳对大陆的一大贡献。但在我个人来说，经过了八个月的研究，要开始作具体的分析了，我究竟应从哪一方面下笔呢？写中国大陆，还是写深圳特区？当然，大陆的整体比深圳重要。但我这些日子来所累积的关於该经济特区的资料，怎可以弃而不用呢？
我想了很久，就决定了如下的解决办法，把文章分为两个系列：先写《再论中国》，然後再写深圳及其他地区的经验。前者以理论为主，以事实资料为辅，论点是集中於大陆改革的困难，而且尽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後者以地区的资料及经验为主，以理论分析为辅，而论点也是偏重於「困难」那一方面，虽然值得一赞的地方我是不会低贬的。
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写给一般读者看，我会尽可能将理论简化。话虽如此，有些文章，读者还是要多看几遍才能体会其意的吧？另一方面，我从来不相信做调查研究的人的艰苦经验，一定要让读者分担的。所以关於资料的处理，我不会不厌其详地「表达」无遗。我只会将自己消化了的资料的大概，像「故事」般陈述。图表及注脚都不用了。
经济学可误导大陆的经济改革
八六年十月一日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的派别很多，而经济学者之间的纠纷或不同的见解又层出不穷，所以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没有肯定的结论的。因此，在实证或实用上，经济学就派不上用场了。
不同见解是科学上应有的事。倘若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没有科学可言了。事实上，经济学行内的高手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比外行人所说的小得多。他们都明白：见解不同是由於假设的不同、重点的处理不同，或资料及经验的可靠性不同。在逻辑推理上，大家都大同小异，往往是毫无二致的。就算是近二十年来的货币理论的争论，撇开大家所同意的不说，剩下来的不同之处，就只不过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大致上是否固定（资料证据不容易量度）；人们的预期是否明智（预期是怎样形成的不易明白）；及货币是甚么（有了电子核算及国际间的需求，货币量的增减益形复杂）。
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都会彼此同意的。我同意这句话。但在某种情况下，有道理的经济学者彼此不同意，就正如任何科学上有道理的学者彼此不同意一样，是因为大家要强调不同的见解而增加辩论的机会，或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互相提出不同的假说，希望达者为师。那是说，强调不同或把不同的观点扩大，是科学的进步必备的条件。很不幸，由於进步的需要而引起的不同观点或争论，往往为不明其中奥妙的人所误解，以为经济学的结论五花八门，毫无标准可言，没有科学实证的价值。
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说得好：一个物理学的门外汉，胆子再大也不敢在物理学上发表谬论；而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却会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这经济问题应如此这般解决。」为甚么不少发言者，甚至一般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准」经济学家呢？这显然不是因为眼见经济学的行内人常有争论（其他科学的争论是不相伯仲的），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可以无师自通或甚至是一门连自修也不需要的学问（翻阅任何专业的经济学报，其艰深的程度与其他严谨的科学没有分别）。
我以为「任何人都可能自以为是经济学家」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有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学是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既然是人，对自己的行为当然有自知之明，所以认为自己的解释是对的（但「自知之明」不能一般化，所以算不上是科学）。第二、经济效果的利与害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所以对经济的特别关注便溢於言表（报章是有经济版而没有物理版的）。第三、有一些算是学过经济学的人，的的确确是一窍不通，但又乱说一通；这使行外人一听就觉得不大对劲，於是认为经济学不过如此而已，自己似乎更胜一筹（有师而不通，令人有无师胜有师的感觉，而这感觉也可能是对的）。
中国大陆要搞经济现代化，重视经济学，并且在经济观点那方面思想极为开放，这是令人欣赏的。然而，背诵马列经典这么多年，一旦引进外间五花八门的经济理论，花多眼乱，何去何从的困难是不能轻视的。长久以来，中国人对「圣贤」、「伟人」的言论深信不疑；马列理论之所以误导中国大陆这么多日子，无知的「崇拜」是原因之一。问题是，目前大陆难得的思想开放－－尤其是经济思想开放－－中国人会不会由於五花八门的理论引起的「满天神佛」而「信」错对象呢？
经济学可以「误导」！对思想「新」开放的中国人，我担心的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那些完全不是经济学范畴内的经济「理论」，这类经济言论在香港触目皆是。例如，没有外汇管制的人民币的汇值会永无休止地下降；减价不会增加需求量；某些国家的市民怎么也不用外国货；为国争光可以不论代价，等等。第二个困扰，是那些经济学上的谬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五十年代兴起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便颓然倒下的经济发展学的怪论。这些怪论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使经济发展学的学者无地自容，但国内的人似乎还不明白，以为「大有名堂」的就是对的。最後一个困扰，就是在发展的问题上，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是无关宏旨的。中国大陆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产权的问题，其他的经济理论对大陆都不重要；那是说，无论在金融、市场、管制规例等问题上，大陆应重视的是这些问题对制度（产权制度）的影响或决定性。甚么宏观与微观之别，甚么生产函数，甚么数量经济，对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都无足轻重。这并非说这些问题不重要，或没有可观的科学成就。但因为它们与经济制度无关，对大陆就不重要了。政府在左抽右抽，削弱了人民的收入权利，是重要的制度问题－－远比抽税的「宏观论」重要；工作散漫，是制度问题－－睡午觉的工人的生产函数是莫名其妙的；生产因交易费用的增、减而减、增是制度问题，数量经济所能推断的是否准确，是次要的。
目錄
前言
壹、開首的話（二篇）
再論中國──序
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貳、中國進展的大略（五篇）
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
與鄧小平商榷
（附後記）
《與鄧小平商榷》的一點補充
拋磚引玉與急功近利
福建行
參、資產的權利界定（四篇）
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
出售土地一舉三得
資產轉讓為何重要
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
肆、勞力的價值（三篇）
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捷徑
件工制度有所不逮
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
伍、外資、外貿、外匯管制（四篇）
外資的中國觀──並論匯管的影響
毋須優待外資
外匯管制可以休矣
外匯管制非去不可
陸、為幼者語（三篇）
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楊小凱的訪問
也談學 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