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2005年10月26日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 曲力秋

　　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捍卫主流经济学家

李华芳

社会学家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话，按照我的理解，和马克思说“什么是资本主义企业？比如说超过8个人”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里面有两层意思，值得说一说。其一，马克思没有搞过企业，就像丁学良不是学经济的一样，都是门外汉讲话，有点直。其二，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只是个说法而已。正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不是确指的数字。不过有一点，丁学良教授说得也没错，的确，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少了点。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媒体要说经济学者的事情，却去采访社会学家呢？虽然说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说法，但这很可能是针对天才而言的，而大部分情况下，纵然不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这里不是批评丁学良教授，丁教授作为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对中国的社会思潮的分析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后续的媒体评论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比如，有甚者气势汹汹，质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说话，“主流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反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主流经济学（main school economics）是指用现代经济学体系及其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学问，其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萨谬尔森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为标记。其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发表，这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当然为此作出贡献的还包括迪雷克特，阿罗，施蒂格勒，贝克尔，科斯，卢卡斯，莫迪格里尼等人。主流的“流”是什么意思，在英文中就是school，也就是一个流派的意思。要在学术史上，称得上流派，并不简单，芝加哥学派在其中也是历经沉浮，最终奠定其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上的睿智，也是因为方法上的便捷。当然把芝加哥学派称为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学者自吹自擂，他们就能变成主流经济学家，按照艾智仁的说法，所谓“主流”是市场挑选出来的。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和其他学派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才取得主流的地位。

所以在经济学上，所谓主流，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芝加哥学派。显然，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并不是说在媒体上经常露脸就能混充主流经济学者。没点真才实学，那只能是南郭先生。那么如何来分辨一个人是不是主流经济学者呢？幸好，芝加哥学派在杀出血路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武器。只要使用精当的，那就是主流的。否则就不是了。这些武器中又有五种非常有代表性，其一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说得是经济体制同效益不相关，这一模型是一个理论基准，此后解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别一定要超出这一模型的范围；其二是MM定理（莫迪格里尼－米勒定理），是说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这一理论基准要求解释现实中为什么不同金融工具收益不同时，要注意约束条件；其三曰科斯定理，说得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经济制度与效率不相关，要是有什么制度影响了效率，那么就要看什么约束导致了交易费用；其四曰卢卡斯货币中性理论，从微观到宏观，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货币，卢卡斯提供的理论基准是长期看，货币政策与经济绩效无关，这一理论基准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货币体制和金融体制中违反卢卡斯理论的地方；第五是BS模型（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这一理论揭示出执法体制（只要有独立法庭执法并切实可行）同执法效率无关，这一基准的力量在于能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其他的执法形式存在是因为法庭的独立性不够或者执行过程中有障碍。基本上，分析经济问题从这五个基准入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流。

中国的一些媒体搞清问题本事远远没有哗众取宠的本事大，所以只看见“主流”两字，而不想搞清楚真相。经济学者，按照芝加哥大学新闻处的分类，至少有这么几种：1，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2，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3，企业经济学者，包括经营的、做咨询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者作为利益集团代言，实际上也是正常现象。比如费尔德斯坦是总统竞选顾问委员会的，查尔斯·舒尔茨是总统经济委员会的顾问，格林斯潘曾是美联储主席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问题保持其个人的观点。而真正将所谓主流经济学者挑选出来的，不要忘记，正是竞争激烈的市场。

在今天，捍卫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意味着我要捍卫某几个人。因为芝加哥学派阐释得清楚，经济学家并不重要，市场才是重要。所以捍卫一个竞争有序的“学者市场”，淘汰滥竽充数者，将最终捍卫“主流”的尊严。

《第一财经日报》首发

大陆经济学家为何屡遭诟病？

羽良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表示，大陆改革过去的25年里，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科学里的公众明星是不正常的现象。同时，丁学良批评了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忙于为利益集团代言，并声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此文经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后，再一次引起大陆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话语立场的争议，成为一时舆论焦点。

回顾一下这两年大陆学界爆出的公共话题，多与经济学家有关。其始作俑者，当属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去年著名的“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一句“大陆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不仅改变了大陆国有企业改革默许MBO的政策现状，而且将公众淤积已久的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惊人的释放了出来。而释放的路径，恰恰就是对大陆主流经济学家言行立场甚至学术道德的指责上。可以说，这是个颇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在中国贵为显学的经济学一下子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以往那些备受人们尊敬的经济学家却接连遭受公众的信任危机？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先明确两个立场，即一不要怀疑经济学家的智商，二不要怀疑经济学家的动机。这两个立场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开立场先行和道德指责的陷阱，更有助于把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放到大陆改革的背景中去理解。事实上，在主流经济学和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的背后，凸现了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至今所积累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所有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在大陆独占第一显学的位置，与这二十多年来大陆改革奉行的“渐进路线”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政策确立，奉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土崩瓦解。可能至今少有人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社会控制手段，也随之发生剧烈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个体自由选择为代价的收入平均主义，以及严格的人口流动控制，使得人为分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得以长期的维持。在今天看来，这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控制住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虽然丧失了通过自由市场进行个人选择的权利，但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中国人，在这种平均主义面前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幻象”。传统中国社会所珍视的家庭和社会伦理也得以保持住一些天然的底线。在这样一个有计划无市场的社会中，经济学最多成为一种经济控制论。

然而，在邓小平“不争论”的政策默许下，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只有指标考核没有明确规划的经济改革之路。无论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是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都是一种倒推式的由下向上的改革，以至于后来海外研究者提出的“中国财政联邦主义”观点，亦是雏形于这种倒推式的经济改革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名为“倒推”，但这一改革过程是得到了各级政府当局的认可和配合才得以顺利进行的。如此造成了以往政府通过经济体制进行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幅度削弱或者转为隐形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主义也随之消散。与经济改革大踏步推进相对应的是，官方对于政治改革一直持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加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东欧巨变给官方带来的消极信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争论”几乎成为某种社会“共识”。在这样一个改革大背景下，经济学家有着比政治学家、法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更多的天然话语权。当年汇集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官方智囊机构体制改革办公室，便是这种天然话语权的实际体现。

更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转折”（语出历史政治学家卡尔·波兰尼）时代。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是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再造。当市场得以建立发展，积累个人财富不再是一种“罪恶”的时候，微观上个人积累私人财富、宏观上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成为二十年来唯一得到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努力做个有钱人”代替了“干什么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个人价值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针，等于从政治当局的角度承认了“效率优先”的合法性。如此一来，经济学家作为“教人们如何致富，如何经世济民”的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进入公共领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也的确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初期极为有限的政策话语空间中，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外脑”作用。举例来说，今天广为争议的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早在其出国留学之前的1986年便发表了他对于国有企业经济性质的研究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国有企业五个不可能”判断，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今天，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史。经济市场化的后果便是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社会分化的新格局也为之形成。在经济总量日趋庞大，经济发展速度依旧高企的时候，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改革失落群体。这其中包括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逐步丧失既得利益的“被改革者”，更多的还是改革中受惠有限的普通民众。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名义收入翻了几倍，但实际购买力越来越低了。而社会中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出位表演，令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一种“社会只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冲突心理。更为根本的是，面对着经济转型冲击下的社会巨变，政府当局的管理能力没有相应的提高和改进，以至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稳定因素，如计划体制下由企业和集体负责的个人福利保障，丧失殆尽。而本应接替这一职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社会政策制订和实施的滞后，导致相当多的社会成员丧失了起码的社会福利甚至社会救济的权利，失去了对社会的安全感。社会冲突的根源由此而生。主流民意，也从追求发展的效率，逐步转变为追求社会公正和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奉行效率与分配分离、价值中立，且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很多时候的言行就难免不那么让人容易接受了。

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渐进改革之路上，政治改革相对经济改革的缓步慢行，已经愈加显现出可能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苗头。如留德政治学者吴强曾撰文指出的，改革以来，市场几乎成为唯一一个政治控制之外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力量。如今大陆日嚣尘上的对经济学家的指责，已经隐隐把公众的愤怒引向了市场化改革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近来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后，人们愈加怀念计划体制下公费医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计划体制中的“社会公正幻象”已经暴露了中国改革至今社会正义缺失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潜在的严重后果。清醒的人必须警惕这一点。

如此看来，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只是表象。改革过程中的是是非非，仍是今日中国的主旋律。

《凤凰周刊》本周专题

从高小勇、羽良文章说说经济学家是否可为利益集团说话

魔鬼教官

何帆（人大法学博士）推荐的高小勇的《无知无畏的疯狂》，羽良找错啦，高小勇的《无知无畏的疯狂》地址应为：http://www.jingjixue.com/wmnewshtml/5/2003-10-25/20031025224056.html。

本来在线打字讨论这两篇文章，发现跟帖长度受限，贴不上去，索性再展开些，单独贴上来。

我找的这个地址，也许并未把高小勇这篇文章都刊载了。但就这个版本来说，看到最末，我依然认为，就认识上来说，高小勇这篇文章从立意到认识深度都远不及羽良这篇——虽然这么比较不公平。

先容我分析评论高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具体观点，然后再做总结分析：

一、高不点名批评的《非典不会感染中国经济》（奇怪居然没在网上找到链接）这篇文章，作者是钟伟。老实说，看到钟伟这篇文章的确当时和高的观感相似（尽管钟伟是我最喜欢的青年经济学人之一），但是，就年度统计来说，钟伟这篇文章倒是无意中说对了，中国ＧＤＰ经济增速提高，确实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的。不过，这个结果与钟伟预言的方法和逻辑是否存在问题，看不出有多大的相关性，虽然这个结果会要钟伟想起那篇文章时，至少不那么惭愧。

高小勇批钟伟这篇“丧心病狂”的文章，我觉得可与他批赵晓等鼓吹基督教救中国的那篇《在苍生和鬼神之间》一样，打得正是痛处，而且，这种圈子里的熟人之间少的就是这种毫不留情的剥脸皮扒裤子，这要我想起那个方舟子。如果中国经济学界圈子里有些些这样的气氛，易宪容博士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胡说八道么？我猜，何帆对高小勇此文的激赏，未必不有不敢者对敢为者的钦佩之情在里边。：－）

二、《经济半小时》的伊战与欧元的节目。老实说，ＢＢＳ上脑袋正常些的人都会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打南联盟与欧元无关。如果一个人肯用心搜集一下两次战争的决策过程，不用知道经济学也会觉得这种牵强附会可笑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打南联盟，可是法德比美国还积极主动，是开打的游说者，难道他们是傻子？可怕的是，赵晓现在开专栏专门谈国际政治，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位哥们了，感情他觉得作为一个一方学术权威，竟然比不得媒体评论员过瘾么。而经济学家捞过界远非赵晓，茅于轼老爷子为台海问题专文献计，吴敬涟谈开放色情业……如果他们还嫌被社会批评的还不够，那就放开胆子乱说吧。

这段，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动机的简单陈说，我严重同意高小勇，不过，大部分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ＣＣＴＶ教化的中国人可不会认为他吧。

三、ＳＡＲＳ与股市。没看过或不记得赵晓怎么说的，所以无法多做评论。要不断在媒体上出现，以免自己被遗忘，当然会要著名经济学ＩＤ时不时没话找话，而且要注意捡漏，自然就会把ＳＡＲＳ与股市扯到一起。赵晓不说，钱晓、孙晓、李晓总会说的。

四、盛洪、王建讨论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相关性的观点，其基本前提假设是错误的。虽然有盛洪的“一点反应”。但是，高小勇说的前提假设基础：中国的产品价格低，欧美经济不景气时，居民会更倾向买最便宜的中国货，这倒是真正说对了——这两年欧洲美国轮番的景气兴替，确实证明了当市场景气时，会倾向于购买价高质好的商品而非中国货，而不景气时，中国货需求反增加。盛洪的观点是我不喜欢的，不清楚为何应当与盛洪观点相左的茅于轼怎么能和他在天则搞到一块去。说到这种常识错漏或逻辑硬伤，这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子里，当是普遍现象，我很记得何帆在一篇谈专利问题的文章里，第一自然段就出现了有处严重类比错误的硬伤。那篇文章我感觉大致观点与盛洪对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性的愤怒，多少有些相似。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平问题，我觉得看过何帆那篇《哈佛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顺带说一句，高提到他写过《大面积缺电泄露中国经济走势》一文，我怀疑他恐怕未把中国电力系统垄断和条块分割造成的电力分配不均考虑进去，有此系统内人的说法是，中国总体上不缺电。

总结：

前面分析的四点，其实可大致概括为如下几个意思：

一、惟ＧＤＰ说事，完全没了丝毫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关心。

二、成名成家后，滥用在经济学界的声望，喜欢随意对任何话题开牙，而且全无常识。

三、不扎实做学问，而是时刻努力保持自己的“注意力经济”，没话找话自然经常胡说八道

四、中国经济学家基本功很成问题。

归纳结果，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基本集中在道德自我修养和学术水平上。这当然概括总结的非常对，而且因为专业和熟悉的原因，远比一般人举例举得更是地方。但是，这文章所有的意思，都没有超出今天社会上对经济学家质疑的范畴，甚至还不够全面。尽管就文字的性情来说，我显然喜欢高小勇的文章更甚于羽良的。话又说过来，我认为拿两篇文章来从我看中的角度来比较，是不适当的。毕竟，高的文章任务压根就不是讨论经济学家群体被整体诟病这个问题，其目的就是直接用高小勇的方式向几位熟人“问候”。如果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相信高小勇绝不会这么来写的。

而就今天经济学家群体整体被质疑这个现象而言，首先最被诟病的道德良心批评就该拿掉：经济学家研究讨论的是实然问题，而非应然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社会本该由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领域专家讨论的应然问题，因政治大环境原因，不容得由专家从这些角度真正发表看法，最后只能是只谈效率的经济学家替代发言，他们当然会从效率而非公平、公正角度来谈问题，——这两者事实上几乎总是互相矛盾冲突的，这当然会显出经济学家在评议公共问题时显得全无心肝。

讨论这个问题时，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发展决策能兼顾到各个群体的利益，绝非专家建言就可影响的。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们能通过言论影响社会发展决策中各群体利益分配，完全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作用过高估计的一种错觉。言论从来不能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社会决策能否公平、公正，只来自社会群体间力量的均衡，在中国，则是弱势群体在公共决策中是否存在议价能力。当中国弱势群体不存在议价能力时，经济学家再有良心也没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家承担了不必要的道德责任。

这里举个最近关于最低薪酬保障立法的问题做例子。

张五常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当然是中国不设最低薪酬的限制、使工人长期保持低薪为好，因为这是中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所在。但是，这种单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的观点，实际上却使得中国劳工阶层不能从全球竞争中像资本家阶层那样同等获得好处。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劳工阶层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获得议价能力，要求涨薪。最后的薪水，是由资方和劳工达成的一个中间妥协。劳工的最低保障，不但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来讨论社会公平问题，甚至也不需要政府来专门立法——当工人不能自发组织时，这种立法本身效果就很扯淡。

如果还有必要去讨论经济学家为利益说话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说一句，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和律师为雇主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任何可指责的。只有在一个畸形的社会，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指责和严重的问题。

还是羽良那篇文章说得对，经济学家被指责，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政治问题。而经济学家被指责，是因为他们无意中承担了合法性来自惟ＧＤＰ的威权政治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当然，他们也活该，因为他们享受了远远大过正常社会所应享受的话语霸权和社会关注度。

顺带说一句，中国自由主义者今天整体上几乎遭遇了与经济学家同等的信任危机，从几年前的无往不胜到今天的日渐被大众疏离和质疑，我觉得几乎全是他们在公开言说中对中国社会矛盾焦点认识上出了严重障碍。他们更在意于与官方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却没想到，其实官方自己就压根没把意识形态当回事，不过无法一下就改口而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权贵集团早就不相信的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公平公正问题时，往往会被国民目为为权贵分赃的理论代言者。譬如李方那篇《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虽是认识不清，但却代表了普遍的民意。言论的自由，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根本意义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报警器，而不是知识分子表明自身存在以及存在价值的途径，工会等这类组织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没有这两个前提，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旗帜之一的市场经济被强调和施行，这个社会必然是不义和不道德的社会。

今天，中国民间舆论中的压倒性的声音是愤青的声音，愤青的声音高度集中为民生问题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在理论上高度与之契合或有亲缘性的，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形形色色的左派，发展下去，则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生存土壤极端危险的局面，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理论与民生问题紧密相联，如果不能正视与协调自由主义的精神故乡美国，与自己的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即使中国真如他们所愿迎来了政治民主，也根本没有他们未来的舞台，在将来的历史上，也许和明代的东林党一样，所占有的地位，无非是“党争”的一个注脚而已。不信，请看看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

自由主义大家殷海光是穷死的。

和谐元年１１月８日凌晨

http://huangzhangjin.blogchina.com/

经济不是由商品和资本构成，而是由无数次支付构成。人人在支付中交往和学习。
--论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不是在研究经济

陆兴华

〖1〗本文要讲中国的经济研究者常忘了自己是在做社会科学，而是钻到社会的政治中去了。

一个民主社会里最重大的政治是两件事，如何抽税和如何用税款来办公用事业，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money, public spending。

经济学家应该中立地来讨论这种如何使用分款来达到更好的社会公正，他们是专家。他们至少不要忘了，他们在社会和媒体中的写作，是政治的。是在影响集体政治意志的凝聚，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

中国公共政治几乎还是空白，全体公民无法以通过民意渠道及其政治代表来讨论如何使用全国的公款，独裁者无兴趣来把脑筋用到这里，于是，阴错阳差，经济学学者以谈经济的名义，来承担了这种全国性政治的重点的讨论。

再说一遍：在民主国家里，抽税、公用事业和经济势头这三样，几乎就是政治的全部，别的社会问题在政治讨论中都是第二位的。在中国当前，经济问题讨论之混乱，又与我们的没有议会这种民意和政治装置相关。从议会到媒体的话语和政策一通畅，经济学学者就用不着象他们现在感到的那样替我们日理万机。他们只好缩回大学做研究。

〖2〗我讲过研究社会是七种主导眼光之外，自己还可以另找我的。但你顺着一种眼光来观察社会时，应该向你的读者坦白，你偏局在哪种角度，也就是在哪种approach下来看社会的。人不可能全方位来观察社会的，就象你不可能同时观察到硬币的两面。

中国的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个卢曼说的观察悖谬。

但狗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人人都有全方位的眼光，所以其眼光全是空荡荡，象儿童端着照相机的乱拍。

〖3〗我们下面全是从卢曼的观察社会之经济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经济或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他的看法是这样：经济总是要脱开社会自己成一个运行系统，高度自治的。经济不是由商品和资本构成，而是由无数次支付构成。人人在支付中交往和学习。本来，我们会受政治、道德和宗教影响的，但由于支付中的赤裸裸的钱的关系将其余的这一切都还原，所以，它使我们的经济行为真实。支付使经济使社会真实。

社会象儿童，经济是陀螺。是一个很听话的陀螺，儿童抽它一鞭子后，就想走开去玩别的了，只要它在那儿自转，想起来了，才再去抽它一次。

社会不搞经济，经济在自搞。社会通过政治来决策，作风险决策，作利益和偏好所决定的集体政治选择。

经济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关于如何来搞经济的意见不一而造成的政治僵局。经济学家常常不是象钳工或工程师那样去解决经济中的“问题”，而是象牧师和诡辩家一样煽惑民众，在几种看上去一样好听或危险的选择里作出选择。经济学家在在教导和建议全体民众对选择作出选择。

在独裁和专制社会，由于那些愚蠢的党人和英明领袖弄不懂关于经济的那套术语－－经济学家其实也并不是象接生婆那样真懂孩子怎么生，会从娘胎里伸手去掏出孩子来的，他们也就是懂了点谈经济的术语而已，其有关的数学公式降低一个模态后，也仍是术语。独裁经济里的经济学家所以自比巫师，想比谁的话更“灵”。

〖4〗经济学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只在搞自己感兴趣的种种“社会理论”。

所以，这些武大郎们也都遇到这样一个悖谬：不对社会有一个总的看法，就不可能对其子系统－－经济系统－－有一个可靠的看法；反过来，不对经济子系统有一个可靠的“社会理论”，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一个可靠的总的看法－－但他们总是已经大言不惭地对社会应该怎么样先发言。

〖5〗他们碰到的另一个悖谬是：经济学家也都是落在社会分工里的，一个是从货币供应角度，那个是从通胀周期角度，经济学家自己就不是从同一角度去看经济中的问题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自己也是先有了社会劳动分工，才获得观察资质，才有看法的。而张维迎们总是隐瞒自己的劳动分工来向社会发言的，把自己的观察当真是全景式的。

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方面的经济学家，只有在其小组和领域里，其话语才有合法性；但他们一到全国性媒体来说话，就是在百姓面前老三老四了。把他们的话捉回到其研究者共同体，其实还是要同行间就先打破了头的。

上面讲了，经济学家讲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选择，是不同于复印机修理工和心脏外科大夫传授的那些技术。经济学家只是在劝说我们对选择作出选择而已。是无法作出跟踪比较的。弗利民老说劳工部听了它的建议，后来问题就迎刃而解，这里严重地忽视了一个关于时间和历史的问题：听了另一条建议可能也一样管用或更管用，但时间走过了，历史条件不可重复，不能证明另一条建议比你这一条更好的了。经济学家靠这一点才能做巫师而仍充专家。

不是要贬经济学家，我再贬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最多也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只在向我们提供各种三脚猫式的社会理论而已。

（待续）

http://aletheiagon.jsphome.com/bbs/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受信任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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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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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回应近来对全体经济学家的猛烈批评时，再次回到“效率与公平”这个经典问题上来。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随意鼓吹提高工资，“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任何一个学过一点劳动经济学的人都会承认，李剑阁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但需要有一系列前提假设，即市场必须是完善的。只有用法律严格地保障劳动者各项权利的基础下，看不见的手才会把工资定到那个恰当的位置上。

可惜，现实中并不总是这样的。这两年，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感受到了“民工荒”。很多劳动岗位供需存在缺口，特别是缺纺织女工，招也招不到人，即使把工作机会放在人家打工者面前都不要。很显然，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有那么多，当然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给的工资实在太低，不足以补偿各项基本权利缺失所造成的成本。民工荒说到底是权利荒，民工必须比城里人支付更多的生活成本而只能获取最低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自然是失灵的。

很多经济学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体制的缺失也会抬高劳动力成本，也会抬高民工的工资水平，扭曲的市场里会有扭曲的价格。也许这个价格不符合理想的经济学模型，但却符合现实状况。完全无需经济学家来鼓吹抬高劳动力价格，只要上述的那些社会保障体制不得到改善，市场就不会自动出清，民工的工资就会一直往上抬。没有经济学家，投资者也会把产业转移到越南之类的地方去，最终倒霉的还是本国的民工。

其实李剑阁大可不必为那些“否定经济学家”的声音而感到担忧，反正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倒是那些整天传播“群众不信任”的媒体和记者应该担心了。他们面对财经问题时，找来找去找的都是信誉极差，水平拙劣，为各自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这些媒体和记者的立场又何在，是否真的代表了广大读者的权利？要知道，广大读者都是花了钱来买这些新闻和评论的，结果看到的都是这些人在发言，读者的权利谁来保证？

事实上，远不止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失去公信力。某著名法理学家在招生程序上设置黑幕，某著名哲学家在学术专著中犯下抄袭，某著名儒学大师在私人生活上爆出丑闻，各类学科的明星学者在群众视野里早就失去公信力了。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把这句话当中的“经济学”换成“法学”、“政治学”、“哲学”、“传播学”或者“社会学”，我看也完全成立。甚至我们还可以追问，中国有很多合格的记者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们总在媒体上看到这些大家都不信任的经济学家？

术业有专攻。李剑阁有他的专业，有他的工作，丁学良也一样，没有人有这个义务为全体经济学家辩护或者进行控诉。那群倍受质疑的经济学家们，本职工作多半只是在大学里按照教科书来教授经济学理论。我们有那么多金融专家，财政专家，社会保障专家，三农问题专家，可出风头的偏偏是哪些“不受信任”的经济学家，其中的原由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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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敢同学从书斋走向社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吵关于“经济学家”的话题已经成了报纸和记者出名的不二法门了！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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