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经济学园问学区经济史 200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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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论述评

刘兰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2004年中国经济史续有发展,经济史研究者在承继选题日渐细密化的同时,加强对理论的探讨,收到了丰硕的成果。

    史学理论与方法  罗炳良认为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1、历史观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猛发展。2、历史观是决定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3、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居于理论指导的地位.①李良玉认为历史学有丰富的方法论系统,既有基本的思想原则,同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又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历史研究应提倡深入调查,详尽地占有资料,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机械地模仿西方学者的范式,离开具体事实空发议论。②冯尔康认为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表达方法以寓论于史为特色。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一一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史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史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③蒋大椿针对人类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传统见解,提出正是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和改变了实际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合力论”不能成立。④邓京力在《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刊登题为《事实与价值的纠葛一一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的文章指出:历史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在诸多方面有明显差别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展现了事实与价值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复杂的交互运动。赵理文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期发表题为《论历史发展的合主体性》的文章说:历史发展除了具有合规律性外,还具有合主体性。合主体性是历史不同于自然史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人类历史活动既是客观活动又是价值活动的双重特性,是历史发展既具有合规律性又具有合主体性的客观根据。商景龙认为历史与实践是人类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同位语,两者互为对象性而存在,并在其相互作用中互相创造。历史重审是发生在历史活动过程之中体现着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的感性活动。它既体现人们以当代实践为基点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态度,又是人们在理解历史活动、经受历史活动本身检验过程中获得的历史评判的主观尺度⑤。萧致治探讨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根据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定研究选题。⑥张云在《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中谈到:“应用史学”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其特点是:田野化作业、市场化操作、多样化载体和职业化的史学家。发展方向应为:文物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知识的普及、口述史料的挖掘、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以及史学的影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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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炳良:《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②  李良玉:《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冯尔康:《“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④  蒋大椿:《历史与人的意志支配的实践》,《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⑤  商景龙:《论历史重审的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萧致治:《历史研究与现实》,《求是》2004年第13期。



如何看待西方史学理论是近年学界思考的问题之一。侯云灏主张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时不应照搬照抄,生吞活剥,食洋不化,而应把它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思想进程中来理解,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忠实把握其思想本质,进而进行改造,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朝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而努力。①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一直是国内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俞吾金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包含三个理论前提,即资源和生产发展的无限性;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起历史作用始终是进步和革命的;科学技术不是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三个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另一功能一一意识形态功能.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应对此做出积极回应:1、切人生态语境;2、重新认定生产力本质和历史作用;3、重新阐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4、重新表述意识形态概念。②隽鸿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具有双重内涵:在形而上学的层面,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自由自觉地存在的三个阶段;在现实层面,强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区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二者是统一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论。他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模式的演进提供了标准。③苏风捷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集中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④李维意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特征。系统要素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⑤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流派,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其对史学的冲击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为议题,组织“圆桌会议”,与会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没有提供有关历史发展的一般概念和模式,但它的批判态度及对“进步观”的批评,开阔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各种思考与联想。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有学者指出: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史学带来了新气象,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强调,使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一是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视野中,历史的客观性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只有在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能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⑥王晴佳强调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⑦陈启能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分为两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阶段说强调“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对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⑧李荣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认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具有“相近”、“相通”的性质。二者有着承诺本体论与反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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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云灏:《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俞金吾:《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③  隽鸿飞:《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苏凤捷:《关于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⑤  李维意:《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⑥  详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⑧  陈启能:《“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



论、坚持历史进步观与断裂历史观的对立。从批判视角的指向看,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事业内属必然灭亡的历史现象,而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则是躺在手术台上待诊的病夫。①

    在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学界日渐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总结。《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刊发6篇文章,分别探讨天人关系、通变思想、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民族观念与民族史观念。正统的政治内涵和在历史观上的意义及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遗产的部分内容。瞿林东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主要特点是:多种存在形式,如史书中的史论、历史评论专篇、历史评论专书等;深入探索的连续性及其在不同理论层面上的表现;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依事言理、据史发论;名篇、名著所具有的气势和魅力。②

    近年口述史学日渐流行。2004年《史林》编辑部举办了口述史研究座谈会,并就口述史学发行增刊。学者多强调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补对史学发展的意义,有的学者对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口述史学是建立在访问基础上的史学研究。王艳勤考察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在口述史研究过程中,存在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强调口述成果不是口述的简单汇编,而是访问双方共同完成的互动过程。③口述史学通常有两种访问方式:主访人预设问题。为受访人提供追忆方向;任由受访人自由陈说。游鉴明从实践出发,探究二者产生的背景,解说如何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建构历史。由于口述史学无法将受访人完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主访人能够考证的部分有限,无论何种访问都无法逃脱虚构的口述历史。主访人可藉考证及与受访人的互动掌握真实,降低口述史学的虚构之虞。④李良玉认为回忆录的本质是记忆资料,所回忆事件的史学价值、当事人对所回忆事件的参与或知情程度、当事人回忆的准确性决定着回忆录本身的史料价值。回忆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在使用时也应注意一些问题.⑤

    多学科交叉渗透是近年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纪念创刊50周年,于2004年4月召开“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涉及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历史学的时代特点与学科定位、中学与西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史实重建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了15位与会者的笔谈。张国刚论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都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强调知识和事件,社会学则强调以特定的方法与理论规范某一类事件和活动。社会学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提出假设,收集例子证明或证伪这一假设,具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特点,且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历史学要求正确描述事件,并不规定描述方式。但历史学的叙事需要观察角度和史实分析,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在这里发挥作用。⑥黄志繁指出,根植于人类学学科传统的历史人类学重视在历史中寻求对现在的解释,历史学家则追求重建“真实”的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自己是在“建构”历史,注意记录和描写局内人的看法、假设和感觉,并用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表达,而不是研究者的观察和论述。⑦

区域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映了方法论方面的偏差。陈支平指出:近年区域史的研究存在1、讲好的多,不能如实反映某些糟粕;2、只顾及本地区的情景,未能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3、运用地方文献时不加鉴别与选择;4、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论述等缺陷,如何排除干扰,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进行区域史研究是今后必须时刻警觉的问题。⑧陈春声认为,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1、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归纳特点,而应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2、鉴于中国的史实,不可以“国家一地方”“全国一区域”等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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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荣海:《相遇后的尴尬》,《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②  瞿林东:《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见《史林》2004年增刊。

④  游鉴明:《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史林》2004年增刊。

⑤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⑥  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⑦  黄志繁:《历史人类学:读〈走进历史田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⑧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立的概念为分析工具,实际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中。3、区域研究要有“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地域空间”实际反映多重叠合的动态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序列”。①行龙强调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区域史的分歧问题及其划分区域的客观标准;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研究者走向田野社会。②

    李根蟠回顾“封建”概念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演变,着重考察了近代引入西方"feudalism"概念以后人们的逆向认识过程:首先认识了现实社会的封建性质,据此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进而追溯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他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否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认真讨论,多数学者不但肯定了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而且认定它是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一些学者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③陈支平重新思考有关“封建社会”的理论,提出5大疑问:1、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分是否合理?2、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基础吗?3、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是对农民专制吗?4、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吗?5、地租、赋役、利息可以用“阶级剥削”一言以蔽之吗?④

    史学史  乔治忠指出: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⑤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姜胜利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的历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认为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繁盛局面,但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⑥陈支平认为:20世纪中华民族是在苦难深重的沼泽中步履艰难地走向未来,它使历史学家在传统扬弃与时代创新的磨合中,身不由己地形成许多难以摆脱、甚至有所偏执的人文情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道德、洋人三大情结。⑦孙云在《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的文章《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一一从“三年之丧”起源问题谈起》谈到:传统史学无法割舍的“政治情结”,过度影响20世纪的一些史学家们,由于具体国情的复杂性,众学者在研究中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给史学研究造成了消极影响。吴怀祺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治史特色。⑥陈其泰从三个方面描述了20世纪史家探索民族风格的故事:l、20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尝试;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3、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⑨冯胜君论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的学术背景,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具有空前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古文献新证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大量地下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对新、旧材料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在疑古思潮的刺激和古史新证的影响下,古文献新证研究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⑩侯云灏论说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揭示其各自的特点,认为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主题,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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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②  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李根潘:《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⑦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⑧  吴怀祺:《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陈其泰:《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⑩  冯胜君:《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的学术背景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只是手段,实证史学已不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的要求。①陈其泰追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分为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建国后17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至今等阶段,分别叙述各个阶段的特征。②

    王学典回溯近50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依学术取向的不同,将中国史界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沉浮等角度观察,把近50年的史学发展划分为前40年与后10年两个阶段,阐述了新中国史学的历史。他还提出:近20年来,在中国史学界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成长起一个融合史观与史料并超越史观与史料之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重史观与重史料两大史学取向的合流或会通,既重材料尚考证,又不轻理论卑方法,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特征。③刘宗汉对王文将史学家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史料派”提出异议,指出将建国后的史学家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史料派”不妥。④戴鞍钢着重论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史学理论探索进程,揭示了这一进程的坎坷曲折。⑤李振宏对近五年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诸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与总结、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等等作了概述与评论。⑥许殿才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⑦徐国利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史学界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四、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⑧

    陈其泰探究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演进之间的关系,认为由鸦片战争时期发轫的近代史学,在历史观、著述内容和体例形式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而导致变化的重要原因即是西学传播的推动。⑨李勇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认为论战中唯物史观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并被学者们争相引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学说受到广泛注意,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⑩张广智论民国时期外来史学输人中国的特点:由欧美输入取代由日本输入;归国留学生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传播内容以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为主;出版机构起重大作用。⑾他还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对中国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着重论述苏联史学东来的多种途径,以及它的历史理论在我国史学界所激起的回应。⑿邹兆辰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分不开,并以全球史观、长时段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例,概述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⒀

张桂萍指出:《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史记》实录的特征,“实录”的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人了实录精神。⒁方秋梅考察“近代”“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⒂王学典在《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中指出:19世纪以来,将历史学科学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一直是一种强劲不衰的倾向;澄清“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关系,也因而成为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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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②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④  刘宗汉:《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⑤  戴鞍钢:《坎坷前行一一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李振宏:《近五年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l期。

⑦  徐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陈其泰:《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⑩  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⑾  张广智:《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⑿  张广智:《苏联史学输人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⒀  邹兆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张佳萍:《〈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                                              与探索)2004年第1期。

⒂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历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FROM: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248
 

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



何世鼎  王万盈



(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在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使该领域研究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某些问题重复研究,研究视野狭窄等情况。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  抑商问题始终是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齐秀生认为,抑商政策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出一贯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抑商政策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是定型阶段,而魏晋以降则是抑商政策的推行阶段①。袁林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②周春生等强调,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政府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本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③柳思维认为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并未产生明显的轻商思想。战国时期轻商思想开始形成。轻商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延续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直接相关④。魏明孔指出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七个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的某些特征、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比较大、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⑤。

小农经济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程念祺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低投入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经济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重要性,导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种种的制度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忽视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⑥。张翔迅认为古代农业财税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历次改革所制定的农业税政策,都是遵循“什一而税”的标准,从不逾越。历代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不是正税,而是苛捐杂税、纳税不均和地租重等问题。就先秦秦汉而言,该时期共进行了三次农村财税的改革⑦。何平也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我国历史上部分重要的税收负担思想⑥。张守军论述了西汉时期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⑨。陈世英认为在不同时期,黄金的作用各异。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主要作为装饰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作用多样,除了用作货币外,还用于送礼、贿赂、赏赐之用;秦至西汉时期,黄金作为货币日益盛行;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黄金主要用于贮藏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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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秀生:《浅析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②  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③  周春生等:《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柳思维:《中国古代轻商思想的产生及其延续的探讨》,《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⑤  魏明孔:《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文史哲》2004年第6期。

⑥  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一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第3期。

⑦  张翔迅:《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⑧  何平:《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税务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张守军:《西汉的减免农业税思想》,《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10期。



唐宋时期,黄金的货币作用又上升;元朝以后,黄金的货币作用消失①。 

    农业  游修龄结合基因研究新成果重新思考了农业起源问题,从人种迁徙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追溯我国原始农耕人的来源以及南北农业如何起源和交流②。游修龄不同意《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范蠡《养鱼经》为范蠡所作以及该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的观点③。熊燕军对游修龄与曾雄生二人关于“却走马以粪”释义的分歧提出新的解读.赞同游修龄对曾文“拉屎粪田说”的质疑.但同时也对游修龄的“骑马播种说”提出异义,认为“却走马以粪”应该是“让好马去拉粪车运粪肥田”的意思④。李庆典等论证了种芋法的渊源、历代传承关系以及技术演进的脉络⑤。周昕对古代农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耦”做了新的阐释,认为历史文献中的“耦”字,多数情况下不是指农具,而是“耦耕”一词的缩写,是指耕作方法,而且是不断变化着的耕作方法。在中国农具史上,在局部时空范围内可能出现过名称为“耦”的农具,但没有形成定型的农具传流下来⑥。黄今言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在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领域中都出现了专业户。汉代专业农户的出现,不仅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也通过其产品的市场化,积极推动着商业的运动⑦。

    土地制度  朱绍侯认为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西汉王朝通过此举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名田制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豪强地主掌权时期⑧。于振波认为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以军功爵制为基础,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度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一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度田制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但名田制度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⑨。于振波还认为汉代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⑩。李炳泉认为汉代的“将屯”就是“将兵屯守”,不同意学界关于“将兵屯田”的传统说法。而“将田”的含义则是将兵屯田⑾。李翠丽强调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异常活跃与西汉实行授田制度和“弛山泽之禁”有密切关系。并认为汉文帝的“弛山泽之禁”不是山泽资源的私有化,而是复归以前“与民同财”即与民同利的政策⑿。

赋役制度与人口  张金光认为,秦代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但“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⒀。段伟认为西汉瓠子河决20余年未能堵塞的原因是由于田蚡等人反对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始时汉武帝不了解河决的真实情况。等到汉武帝觉察到河决的严重性时,又因以前财政决策失误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治理,致使问题延宕未决⒁。董平均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而非“半税”。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山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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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世英:《试论中国古代黄金的作用》,《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游修龄:《人种迁徙、语言演变与农业起源的思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③  游修龄:《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问世时间问题》,《动物学杂志》2004年第3期。

④  熊燕军:《也谈“却走马以粪”的释义一一兼论“骑马播种说”之不能成立》,《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李庆典等:《中国古代种芋法的技术演进及其对现代农学的贡献》,《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⑥  周昕:《说“耦”》,《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黄今言:《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⑧  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于振波:《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⑩  于振波:《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蟸测》,《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⑾  李炳泉:《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⑿李翠丽:《西汉授田制与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一“弛山泽之禁”新释》,《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段伟:《汉武帝财政决策与瓠子河决治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①。

  周书灿就目前在先秦史人口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提出看法,认为目前先秦史人口研究中主要存在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甄别和深入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突出问题②。施卫青对秦代自商鞅变法后存在颇为普遍的逃亡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秦统治存在的疏漏与逃亡者有新的谋生之处是许多逃亡者未被捕获的两大原因③。王庆宪指出汉初、匈奴冒顿时期和西汉末年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④。袁延胜认为东汉初年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该时期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⑤。孟古托力对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认为东汉时期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管理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⑥。

    手工业  杨伯达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⑦。屠恒贤、张培高认为我国的丝绸纺织提花技术大约形成于商周初期⑧。李超德认为先秦时期的染织纹样已经从商周时期的简约古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富于变化⑨。白云翔不同意传统认为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与区分。并认为“美金”与“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青铜⑩。蔡锋就先秦秦汉手工业诸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他认为原始手工业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有极大的作用⑾。他还指出,商代酿酒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酿酒原料充足、酒类有所增加、酿造技术有所发展等方面。由此奠定了商人饮酒、酗酒的基础。但不能从商代因酗酒而亡的结果去否定商代酿酒业的发展⑿。蔡锋对周代私营手工业的类型也做了讨论,认为西周时期私营手工业主要分为独立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⒀。蔡锋对秦汉王朝的手工业政策做了论述,认为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两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前后虽然稍有变化,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弛时禁的政策⒁。朱红林认为周代“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⒂。周琍认为江南手工业在秦汉时期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并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但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⒃。吴小平认为汉代的工商政策对当时的铜器产生了重要影响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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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周书灿:《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③  施卫青:《秦自商鞅变法后的逃亡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

⑤  袁延胜:《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⑥  孟古托力:《东汉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⑦  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⑧  屠恒贤、张培高:《商周时期的提花技术》,《丝绸》2004年第5期。

⑨  李超德:《试论先秦染织纹样》,《丝绸》2004年第8期。

⑩  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⑾  蔡锋:《原始手工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⑿  蔡锋:《商代酿酒业及其饮酒、酗酒风气》,《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蔡锋:《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⒁  蔡锋:《秦汉手工业政策略论》,《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⒂  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⒃  周琍:《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⒄  吴小平:《两汉时期的工商政策对铜器的影响与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4期。



商业、货币与市场  魏悦对先秦时期的借贷活动做了探讨,认为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以賑贫救急为主要功能的借贷居于主导地位。战国之后高利贷日益活跃,成为借贷活动的主要形式。从战国中期及以后各代借贷的整体情况看,除了高利贷之外,无息借贷甚至不用偿还的互助互济在民间及官府与百姓之间仍然普遍存在①。

    王子今认为秦汉时期女子经营工商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事实②。房占红认为秦始皇重视大商人的主要原因乃是富国强兵的需要③。崔锐认为秦汉时期的女性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秦汉女性的社会地位后世女性难望其项背④。张弘针对战国时期商人的参政现象进行了论述,认为战国时期的商人之所以能够参政,其原因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王朝的更替、国家政策的变通、国家经营与管理工商业以及卖官增收的需要⑤。张弘、李一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知识商品市场进行了论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巫筮卜祝、星相日者、医者、相者、教师、鬻歌舞者等,构成了当时知识商品市场的主体⑥。朱红林从春秋时期诸侯国市场的分布与管理、诸侯国的商业政策、诸侯国之间的商业交流、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的变化、借贷制度的盛行等方面探讨了当时商业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对春秋时期商业发展水平不宜估计过高⑦。

    黄今言认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在商品交换显著加强、都会市场呈现繁荣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三个方面⑧。王子今就两汉时期梁宋地区(以今河南商丘一带为中心的地区)的商路做了论述,认为“梁宋”地区与洛阳和陶之间有着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两汉时期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⑨。赖琼认为汉代长安城市场的布局与管理制度既有对先秦时期的承袭,同时又有因时因地的发展与创造⑩。施卫青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狱市”的含义做了新的阐释。认为“狱市”的“狱”不是指牢狱,而是用作确定是非曲直的“确”。“狱市”不是指“大市”,也不是指“狱”和“市”二市,而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①。

    赵德馨从货币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先秦时期的两种货币体系,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四个方面考察了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联系与异同。认为先秦时期存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个货币体系,楚国的货币是长江流域货币文化的代表。这两个货币体系之间虽各具特色,形成两个体系,但互相影响,趋向融合,同多于异,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⑩。查明辉对西汉时期五铢钱的数量问题进行了考辩①。徐基、刘家玉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于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布)类为交换媒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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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悦:《先秦借贷活动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主》,《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③  房占红:《从“封倮誉清”论秦始皇为何重视大商人》,《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④  崔锐:《从经济活动看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⑤  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2期。

  ⑥  张弘、李一:《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述论》,《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⑦  朱红林:《春秋时期商业发展的几个特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⑧  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⑨  王子今:《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赖琼:《汉长安城的市场布局与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

  ⑾ 施卫青:《“狱市”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⑿  赵德馨:《论先秦货币的两种体系一一从货币文化的视角考察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异同》,《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

  ⒀  查明辉:《西汉五铢钱铸造量问题之考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

  ⒁  徐基、刘家玉:《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

  ⒂杨华星、缨坤和:《试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与商品经济》,《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杨华星、缪坤和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这种专卖形式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两个环节而又影响了商品的消费,使大宗商人和小农均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也因此而结束①。秦开凤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了汉武帝时期工商制度变迁的原因②。明成满就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做了浅析③。

    区域经济  张爱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探讨了淮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家畜起源情况④。吴小平认为,福建原始农业出现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刀耕火种型的农业经济始占主导地位。西汉早期仅在靠近内地的闽北和政治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才发展为锄耕和犁耕农业,这说明福建的农业经济长期落后于周边地区⑤。王颍根据包山楚简资料相关内容,对战国中晚期楚国经济状况做了论述。认为当时楚国的土地私有已经合法化,农业、制盐业、关税制度都由国家调控和规范,商业贸易高度繁荣,货币经济高度发展⑥。张莉红认为经蜀王开明、秦蜀守李冰先后开凿都江堰工程,穿成都二江后,给成都地区的航运和灌溉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⑦。李奔、王雯、赵常兴等认为,关中地区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始于秦始皇,而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发达的农田水利网络则是在汉武帝时期⑧。王勇认为,从秦定都关中期间,关中的农业生产重心就逐渐向东北方向倾斜⑨。张泽咸认为,先秦时期浙江丘陵地区的生产方式仍是火耕水耨,处于荒野未辟状态。直到西汉盛世时期浙江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发展有限,以前通行的火耕水耨、与渔猎采伐并存的情况亦未发生根本变化⑩。陆建伟从人口聚居、水利兴修、次中心点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论述了该时期苕溪流域开发情况⑾。蒋晓春根据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三峡地区的耕地、农具、农作物、水利设施等情况做了探讨。认为汉代是三峡地区农业的第一次飞跃时期⑿。区域手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也引起学者关注。杨权喜认为,我国出土的早期铁器大都集中于楚国。春秋中期,楚国开始冶铁、用铁,已有了锻造的铁器;到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精工铁器和铜铁合铸的铁足铜鼎流行⒀。聂菲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巴蜀地区的漆器产地、漆器的形制、品类、制作工艺以及出土器物铭文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考证⒁。李昭和也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髹漆工艺进行了论述⒂。蒋廷瑜通过考古的方法对先秦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冶铸业进行了探讨⒃。孙华根据现场考古发掘,认为在商代晚期以前,渝东地区应当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陶器制盐的发展过程。渝东地区的专门化盐业生产有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⒄。朱永刚认为,东北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人青铜时代,虽然时间并不比中原晚,但整体水平不高⒅。

经济思想  傅光成认为,管子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顺道”、“重人”、“守信”、“求实”,而其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和”方面⒆。陈新岗从轻重论、财政收支理论及对外贸的宏观调控等三方面论述了<管子》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⒆。张建军认为《管子.轻重》提出了系统的重农抑商思想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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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开凤:《汉武帝时期工商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5期。

②  明成满:《浅谈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3期。

③  张爱冰:《淮河流域史前动物驯化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④  吴小平:《先秦两汉时期福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⑤  王颍:《从包山楚简看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张莉红:《古代成都的水利工程建设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⑦  李奔等:《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陕西农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  王勇:《秦、西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⑨  张泽咸:《汉唐间浙江丘陵农业生产述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⑩  陆建伟:《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⑾  蒋晓春:《三峡地区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5期

⑿  杨权喜:《试论楚国铁器的使用和发展》,《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

⒀  聂菲:《巴蜀地域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⒁  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2004年4期。

⒂  蒋廷瑜:《先秦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冶铸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2期。

⒃ 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一一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⒄  朱永刚:《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⒅  傅光成:《简谈〈管子〉市场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影响》,《管子学刊》2004年第2期。

⒆  陈新岗:《〈管子〉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现代价值》,《管子学刊》2004年第2期。⒇  张建军:《〈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环境思想是研究者较多关注的问题之一。蒲沿洲认为孟子的生态环境思想主要表现为爱护物产、保护环境以及协调天人关系等①。蒲沿洲也探析了商鞅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思想措施②。余卫国对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做了论述。认为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和道家讨论的中心论题。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③。刘厚琴对先秦儒家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儒道二家整体思想虽然迥然相异,但是根植于自然经济的儒道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却是殊途同归④。赵载光也对儒家礼制文化中蕴含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进行了论述⑤。刘厚琴对先秦儒家的农业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⑥,认为在儒家思想中,重农意识十分明显,其加强农时管理、大农业系统管理、田间管理、林业资源管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等一系列见解,形成了先秦儒家系统的农业管理思想。何晓蓉对董仲舒的“薄赋省徭”、“限民名田”、“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等赋税思想进行了论述⑦。刘蕴之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行政干预的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子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子的思想当作反面的参照系。而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⑧。唐凯麟等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⑨。于运洪就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进行了论述⑩。吕庆华认为司马迁的商业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商业的社会经济职能及发展商业的政策主张、商业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及管理、商业经营者的致富诀窍等三方面⑾。张弘、王力军、范翠红认为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善因”论、桑弘羊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的思想、贤良文学的重农轻商、放任发展的思想奠定了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三种基本模式⑿.赵永春、赵燕不同意学界提出的班固经济思想不如司马迁经济思想进步等观点。认为班固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工商业的“食货二本”新思想是班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⒀。赵玲指出,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⒁。张坤对汉代的消费伦理及其与儒道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家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⒂。

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  近年来灾害史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一些成果颇为引入注目。陈业新的专著不仅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发生原因、两汉灾害思想都有详细论述,而且对灾害与两汉社会经济、灾害与两汉文化气象以及灾害与两汉君主专制都有较为深入论述⒃。  卜风贤认为在周秦两汉时期形成了结构复杂的灾害链和灾害并发现象,其中以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最高,霜灾、河决、低温灾的发生频率最低,水旱灾害依然主要是周秦两汉时期危害性最大的农业气象灾害⒄。李辉总结了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下转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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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蒲沿洲:《论孟子的生态环境思想》,《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蒲沿洲:《孟子的生态伦理和环境保护思想浅析》,《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蒲沿洲:《商鞅生态环保思想初探》,《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余卫国:《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刘厚琴:《先秦儒道生态伦理的相通性》,《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赵载光:《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刘厚琴:《先秦儒家的农业管理思想》,《齐鲁学刊》2004年第l期。

    ⑦  何晓蓉:《董仲舒赋税思想及其启示》,《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刘蕴之:《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一一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唐凯麟、陈科华:《“善者因之”一一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⑩  于运洪:《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潍坊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⑾  吕庆华:《司马迁商业经济思想探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⑿  张弘等:《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思想》,《济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⒀  赵永春、赵燕:《论班固的经济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赵玲:《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⒂  张坤:《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学术论坛》2004年第4期。

    ⒃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⒄ 卜风贤:《周秦两汉农业灾害系统的要素构成》,《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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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②。李辉还认为两汉时期抗御自然灾害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水旱虫疫等灾害采取的对抗措施。其中还包括祭祀消灾活动③。刘厚琴认为两汉统治者面对比较频繁的自然灾害,提倡灾前主动预防,临灾迅速救济,灾后补救等举措,这就形成了社会系统对自然灾害的抑制作用④。陈业新认为,秦汉时期政府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所谓少府、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生态职官的设置、秦汉政府的人口政策、移民屯垦和兴动土木工程等对生态所产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⑤。王卫平对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研究⑥。鄢圣华对老子“祸福相依”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论述⑦。李亚光认为战国时期荒政有了飞跃发展,集中表现在防灾能力大大提高方面⑧。

    其他  沈建华认为商王朝建立的贡赋合一的模式表明了商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⑨。李云泉对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做了探索,认为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⑩。周永生、杨丽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外交问题⑾。祝建国认为国家意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⑿。刘蓉认为先秦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⒀上官绪智、刘玲娣对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的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应以官府供给为主⒁。臧知非根据张家山汉简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论述了西汉初年的马政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西汉马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西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政治方针⒂。王裕昌、宋琪对汉代统治者大修马政、鼓励和支持养马业的发展以及由于政治变革所导致的马政波折进行了论述。并认为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养马高峰时期⒃。

  ①  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②  李辉:《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③  李辉:《两汉时期抗御自然灾害措施初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④  刘厚琴:《略论汉代抑制型防灾减灾机制》,《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陈业新:《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  王卫平:《大同理想与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3期。

  ⑦  鄙圣华:《老子的思想与社会福利政策》,《新东方》2004年4期。

  ⑧  李亚光:《战国时期荒政的特征》,《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⑨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⑾  周永生、杨丽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外交及其启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⑿  祝建国:《国家意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⒀  刘蓉:《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刘蓉:《春秋依附关系探析》,《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⒁  上官绪智、刘玲娣:《秦汉时期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⒂  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相关问题》,《史林》2004年6期.

⒃  王裕昌、宋琪:《汉代的马政与养马高峰》,《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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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魏明孔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100836) 







    200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成果数量与上年度大体相当,而研究深度和选题范围均有所改观。本年度分别召开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唐史学会年会和汉唐盛世等学术讨论会,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经济史。出版的专著包括《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①、《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②、《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③、《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④、《唐宋变革期研究》⑤、《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⑥等。区域经济和唐宋变革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下面是该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介绍。

    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葛金芳研究的内容涉及唐宋之际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以及原始工业化金创、摊丁人亩、区域经济的发展路向等,系国内以专题形式研究唐宋变革的第一部专著。⑦有学者认为,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当时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迹象表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宋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要组合。⑧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税钱仅是田亩税的一部分,还有税米同时存在。吴、南唐田税始终是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⑨这一方面的成果有对20世纪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进行了总结。⑩谷更有认为唐宋之际,“乡村户”与“坊郭户”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⑾

土地制度、生产者  土地制度依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中利用新材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以来直到唐代开元时期的重要土地制度。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不了解“品式”制度,把北魏以“均田”名义制订的“户籍样”误解为国家向农民分配荒地的法令,提出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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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收集了作者的30篇论文,其中《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河北经济的发展》、《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等3篇系未曾发表过的新作。

  ③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由魏明孔主编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之第二卷。

  ⑤  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⑾  谷更有:《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田制”的说法,严重曲解了历史的真实情况。①有的学者通过走马楼吴简研究当时的限米和屯田。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手工业者,在外求学的书生,以及流亡在外而重新附籍的农民等,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并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种土地租税的总和。②唐代屯田在历史上享有盛名,亦可谓中国古代屯田之缩影。唐代盛世之凸现,与其大兴屯田且有积极成效密不可分。唐代屯田既有其丰富的成果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失误与教训。我国古代屯田集中体现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旨趣,屯田兴废受客观历史条件的严格限制,而屯田成败又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③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政府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广泛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④有的研究通过敦煌文书的考证,得出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步伐加快的结论。⑤通过赐封、购买、兼并等途径,唐代贵族官僚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大小田庄,对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田庄主或其派人监督下,田庄盛行以租佃制为主的经营模式。佃农是主要的生产者,具有自由民身份。唐代改造官僚的田庄没有发展成为西方的封闭、独立形态,同市场联系密切,它具有流世短、败亡快的特点。田庄后来成为贵族官僚安身立命的归隐地。⑥考古工作者于1996年在武昌阅马场发掘一方木质五代“买地券”,专家比对该地券与前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之格式与内容异同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古地券问题的讨论。⑦

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在北魏时期开始系统化。专家探索了其中的原因:一是该时期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及身份等级的复杂化提出了现实需要;二是北魏中央集权政府以强力推动体现代表儒家礼治理想的社会制度包括身份等级制度的建立;三是参与北魏政权的汉人士族较少受到玄学影响,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四是传统儒家礼治理论与中古社会、拓跋部早期社会的特征有着诸多契合之处。⑧王万盈《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及其演进》,《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就依附民而言,最初的部曲与宗主在宗法关系掩盖下相互之间的剥削关系不明显,但部曲逐渐向仅高于奴婢的地位演化,南北朝末期完成了这种演进,唐朝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部曲的贱民地位。苏金花的研究表明,唐五代敦煌地区农业劳动力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除自耕农、佃人及作儿等自由身份劳动力外,还存在大量非自由的隶属人口奴婢和依附性的农奴式劳动力。敦煌地区劳动力最大特点是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多民族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融合借鉴,逐步形成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农牧并重的农业传统和生产结构。⑨她还根据敦煌文献资料分析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寺院土地经营的特点:寺院土地主要分布在各大灌区,夹杂在俗田之间;土地规模较小,主要来源于僧俗信众的施舍及寺院自己购买;寺院土地以田庄自营、租佃等经营方式为主。敦煌寺院地产与中原寺院地产在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但在经营方式上大致相同。⑩唐五代一直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由此带来大量的逃田产权有待政府处理。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由于预期的激励机制收效不大,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出于保障国家财政的收益权考虑,法令逐渐加强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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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尚谦:《何物“均田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4期;张尚谦、范丹:《户籍法、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李宝通:《唐代屯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

    ④  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刘进宝:《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一一土地对换一一以P.3394号文书为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齐秀生:《唐朝改造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⑦  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

    ⑧  李天石:《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的法典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⑨  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农业劳动力的身份结构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寺院土地占有形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护;地方政府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民间一直存在逃户的亲邻私自处理逃田的非法行为。这是与地方官员的赋税“摊逃”互为因果的经济习俗。①

    林业、水利  六朝是我国园林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江南私家园林的崛起与寺观园林的出现,打破了皇家园林一枝独秀的局面。中国古典园林三大系统的形成,推动了园林风格的发展。六朝时期,人们在艺术审美上崇尚自然,趋向自然。园林艺术逐步向模拟自然山水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园林创作手法,推动了“妙极自然,宛自天开”的人工山水园的修建。②唐五代是我国花卉栽培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栽培的发展.促进了从帝王到平民的爱花风习,而爱花风习又反过来促进了花卉业的繁荣,有的学者以唐五代时期的史籍和诗文为基础,论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爱花赏花活动和花卉的产销状况。③

    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逐渐以陂湖为水源的坡地向濒江沿海低湿地带转移,其中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④

    手工业经济  唐政府不仅经营管理着门类众多、规模庞大、体制完备的官营工商业,而且通过许多明确的法规政策、制度,以政治强权对民间工商业进行多重操控。从而使得官营工商业在整个工商业结构中居于主要的和支配地位,而民间工商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法得到正常发展。⑤比较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的家庭规模与农民的家庭规模,个体手工业工匠的家庭类型相对复杂,其主要有5种情况,这是由工匠为了保持技艺不外漏以及工匠的不同工种决定的。因此,当时工匠家庭规模没有形成如同个体小农业生产农民那样比较稳定的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而是家庭规模形式多样化,不可一概而论。⑥唐和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分布广泛、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总体并未出现衰退或停滞的局面。虽然从唐代后期开始,桑蚕丝织业的地理布局开始发生变化,但北宋时河北地区的丝织业无论是生产普及率,还是产量、质量,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仍具有优势。⑦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的差别: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和反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止一个,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末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⑧手工业研究在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⑨石砚⑩、瓷器⑾、白居易故居⑿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

货币、商品经济、财政、高利贷、专卖制度  操晓理通过对十六国北朝时期钱币铸造、流通和使用等问题的考察,强调该时期实物经济虽居主导地位,但货币并未退出流通领域,钱帛并行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和流通区域日益扩大,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反映出商品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向上发展的态势。⒀殊途同归,也有的学者强调,北魏时期,商品经济虽处于低迷状态,但“钱货无所周流”并非事实,这一时期不仅有金属货币的流通,而且有谷帛实物货币的广泛使用,牛马等牲畜也曾经发挥交换中介的作用。此时国家对货币管理职能虽然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⒁唐朝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公牒”或“公据”仅是一种汇票,合券取钱,并不是纸币。飞钱的产生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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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明光:《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张承宗:《六朝时期的江南园林》,《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魏露苓、罗莉:《唐五代的爱花风习与花卉产销管窥》,《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④  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⑤  刘玉峰:《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⑥  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⑦  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桑蚕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⑧  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卢兆荫、古方:《略论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文物》2004年第2期。

⑩  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文物》2004年第4期。

⑾  付淑华:《从桃花山唐墓出土的青瓷俑看唐代初期的服饰和音乐制度》,《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⑿  王岩:《一贯白居易故居的几个问题》,《考古》2004年第9期。

⒀  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许昌师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币实体价值分离过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①另外,3世纪初在伊朗高原西部建立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在我国境内出土超过了1 900枚,其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商品经济局部畸形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城市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市场体系,各有分工的专业市场出现,初步建立了一套市场管理体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此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③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文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浮巧成俗”和“邺都俗薄,旧号难治”,以至“天公无奈何”。邺城“俗薄”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人情险波”、“妄起风谣”和“诉讼官人”等三个方面。其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④唐德宗贞元四年(788)设置户部别贮钱的来源,主要有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官俸料钱、外官缺官职田钱、现任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和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等6项,其后内容有所增加,主要包括税茶钱、外官缺官禄米、长春宫营田收入和诸色无名钱等。⑤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广义农业的许多方面均有所表现,不仅在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销售、磨粉、酿酒、榨油等农产品的技术加工业方面,而且在茶叶、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都有这种情况,代表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⑥唐代虽无系统的商贾家训,但商人家长对子女的“风化”作用值得注意: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教育价值观来看,唐代商人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许多负面作用,存在着一系列缺陷。这主要缘于唐代社会的制约和商人职业特点的影响。⑦“重农抑商”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经济政策的一贯特色,而六朝时的商业却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其发达的不是整个商业,而主要是世袭官僚所经营的商业,且范围上至皇帝、王公权贵,下至州郡守宰长吏。⑧唐代“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白宫市设置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在面对市场的官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宫市”为害,仅仅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时段的突出表现。⑨杜甫《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两个唐代井盐价格从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是可信的.杜甫一些关乎时政时事的诗作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也可视作旁证。⑩官商合流是唐朝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宦官势力的兴盛,大批工商皂隶跻身于仕流行列,形成官商合流。官商合流带来了许多负功能,形成异化的社会流动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危及到了唐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所以实施以律令圣谕为形式的诸多政策加以遏制和规范。⑾

曹魏确立并长期奉行的“修耕织,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下,曹魏通过分配屯田收益及自耕农征收租调,逐步获得稳定的粮食收入,有效地保障军粮供给,改善财政状况,实现其统一北方并积蓄国力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⑿唐后期一些地方官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地方官自筹财力,投入当地经济建设,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这是“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下,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地方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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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丽梅:《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②  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④  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

⑥  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⑦  宋军凤:《唐代商人家庭教育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王春红:《六朝官商发达探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⑩  李菁:《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

⑾  宋国恺:《唐朝禁官商合流政策之社会学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⑿  陈明光:《“修耕织,蓄军资”一一曹魏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因而在宋初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所取代。①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财政权力下放,出现了中央财政地方化趋向,这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②唐代后期,随着使职理财制度的确立。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这一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化。③有的学者对唐代外交出使的费用进行讨论.④为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唐朝下层士人迅速发展壮大,文章以唐朝与下层士人有关赋税和徭役制度为切入点,探讨唐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层面与现实之间的背离,进而考察下层士人的整体经济状况。

    助礼钱是唐五代时期藩镇进献给朝廷用于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经费。诸司礼钱主要作为各部门的公使钱使用,如用于公廨维修、食料开支、购置办公用品以及其他各种开支。唐五代的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弊政,是唐后期及五代时期财政开支紧张的一种折射,对后世尤其是两宋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为其所沿袭。⑤

    隋唐五代借贷契约的成立须具备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重要的还须有借贷方提供的担保和将已达成的协议制定成书面契约。当时原则上实行契约自治,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也对借贷契约进行了控制,包括借贷主体的控制、对借贷利息的控制和对借贷契约履行的控制。⑥

    唐代中后期的禁榷制度包括榷盐、榷酒、榷茶、榷铁,均是官营国有的垄断性工商业经营。以国家财政作为出台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唐代禁榷制度反映了封建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与操控,既促成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前后变化,也极大地摧残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难以生产壮大。⑦李青仓库、赋税、盐铁专卖、利钱等4个方面分析了唐代经济监察法。⑧

    区域经济  东晋南朝时期。皖南的沿江平原、丘陵岗阜及山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方面均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而各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总体发展水平在南朝时期达到中上水平,这为该地区经济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⑨隋唐时期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对外地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的研究考察了当时陕西境内人口迁移及其社会影响。⑩同时作者还考察了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情况。⑾隋初兴建大兴城(唐称长安城)时,充分利用“入水绕长安”的丰沛水资源,从城东、城南引沪水、谲水、汶水修凿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引水人城,萦回曲流于坊市、官署、寺观、宫苑间,以供全城生活及环境绿化用水。唐代中叶后各渠道陆续堙塞。⑿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吐鲁番就已有棉花种植,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也应有棉花种植。最新研究表明,棉花并没有通过西域再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人的。⒀

唐代是淮南道农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兴修、屯田的进行、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等方面,或超过前代,或居全国领先地位,致使淮南道农业迅速崛起,成为唐王朝的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⒁敦煌文献中有唐代轻税州的记载,通过考察后得知,唐前期的轻税州是指岭南诸州,其因汉人编户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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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

⑤  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⑦  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

⑧  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⑨  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薛平拴:《隋唐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⑾  薛平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⑿  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⒀  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一一兼论棉花从西域传人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⒁  陈香:《唐代淮南道农业的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税米的税收特点而命名。①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实行有科罚制度,科罚内容主要分为实物科罚和身体科罚,如罚酒、罚饮食、罚粮食等,这些科罚直接接受于敦煌地区社条和官府政令的某些规定。②郑炳林研究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业贸易市场与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及其贸易地区、商业贸易对经济的影响、贸易活动中的商团和商人等。③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麻作物品种主要有黄麻(今胡麻,即油用亚麻)、油麻(今芝麻)、大麻。④在敦煌文献中记载有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二类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在佛教经律的规定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置一系列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采取具体的管理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着比较严密的管理。⑤刘进宝研究了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⑥和归义军政权初期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⑦另外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经济往来也引起学界关注。⑧

    该年度还有对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进行总结的成果。⑨另外还有西域葡萄药用的论述⑩等。

    民族经济  一般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导致了当时北方社会经济的倒退和逆转,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北部社会经济倒退了2000年之久。蒋福亚的研究则表明,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⑾唐末宋初是于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尽管摆脱了吐蕃的统治获得独立,但是伊斯兰教势力进入中亚却阻隔了于阗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与西方丝路贸易的中断对这一时期于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内地的各种联系反而得到了加强。⑿通过对高句丽人口数量的发展演变和丧失王统后的高句丽人口流向进行分析考察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句丽人口初创时不多,三国曹魏时明确记载是3万户,南北朝时为9万户,盛唐之际达69.7万户。其人口在持续增长中,加入了汉、扶余、沃沮、百济等各部族或民族的众多人口。当高氏王统丧失后,人口渐次迁移,流人中原和东北的渤海、突厥、新罗等政权的辖区中。⒀王义康对唐代少数民族的赋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⒁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采取与唐朝政府不同的措施来发展当地酿酒业,使其酿酒业有着鲜明的特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酿酒业对归义军时期酿酒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归义军时期的酿酒业是吐蕃占领时期酿酒业的继续和发展。⒂

社会赈灾  唐代政府文书、实际政治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具有“燮理阴阳”的职能;宰相在灾时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请求,以示谢过负责,但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出现变数;灾害对宰相的影响是考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⒃因灾虑囚是统治阶级消弭灾害的重要措施,其源于“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唐代因灾虑囚主要有皇帝亲虑、歉收虑囚、州县自虑等形式,这在客观上可以清理冤狱淹狱,改善狱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⒄有的研究关注魏晋南朝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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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义康:《敦煌文献所见唐代轻税州》,《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人贸易市场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

④  徐晓卉:《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麻的种植品种试析》,《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⑦  刘进宝:《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⑧  陈大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净土寺与都司及诸寺的经济往来》《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Ⅱ期。

⑨  王劲、段金生:《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⑩  夏雷鸣:《西域葡萄药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⑾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⑿  王欣:《唐末宋初于阗王国的社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l辑。

⒀ 秦升阳:《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⒁  王义康:《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⒂  陆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酿酒业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期。

⒃  阎守诚、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2004年第l期。

⒄  阎守诚、李军:《唐代的因灾虑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其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官方主持的慈善事业、个人行为的慈善事业和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三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慈善事业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官私慈善机构一一孤独院和六疾馆,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慈善活动的形式多样等自身若干特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①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其社会救助,也是学者关注的视野。②

    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基础。③从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梅岭道),此道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举凡人口迁移、军队调离、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频繁的往来使道路破损严重,唐以后各朝对梅岭道及两旁行道树都加以养护,使这一中外商贸交流的孔道畅通无阻。梅岭道不仅是国内南北货物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域外珍货上贡必经之途。④灵州是唐末宋初中原王朝同西北诸族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使节往来会聚,俨然系国际重镇,同时灵州还是当时最重要的中继贸易地,在东西贸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夏占据灵州后,其国际地位和边贸功能削弱,中西交通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⑤丝绸之路的研究仍然有所收获。⑥

    人口  将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检到的户,加上平淮南所得的户和北伐契丹北汉所得的户,可得后周最后一年即959年所控制的户约254万户,但宋代文献说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原来后者只是后周、宋之交中原政权所控制的638县中431县的户数,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统计工作量大而没有及时上报。后周、宋之交确有一批7 000户以上的特望县。它们完全能够填平254万户与97万户之间的巨大差距。⑦学术界关于唐代婚姻年龄的实证性考察并不多见。有学者依据墓志材料,从中整理出样本,对唐代婚龄进行了探讨,指出女子婚龄集中在13一22岁,男子则集中在17—30岁。史书中的“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笄年与实际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⑧

    经济思想  陈金凤对诸葛亮的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作了论述。⑨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京师长安为摹本、加强军事防御性、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仓城的设立、规整里坊以繁荣经济、水陆畅通交通便利等5个方面。隋唐洛阳城对以后的都城以及邻近国家影响巨大。⑩

其他  《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有关食品加工利用的资料十分丰富,肉食的加工与烹制技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⑾另外,有的文章对吐鲁番文书中的“夏、边、舍、庭、玫围、获”等词进行了注释和诠释。⑿在经济活动中,唐代人表现出了非凡的经营才能和经营理念,在节约劳动时间、把握商机、研究消费心理,以及诚信经营等方面,均有值得借鉴之处。⒀坊与里是唐代两种性质不同的基层行政单位,唐代两京“坊即里”的论点受到了李厚培的批判:从坊与里的设置原则、长吏职责等角度进行比较,证明唐代两京坊、里并存,而这两种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和变更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⒁家庭的多种经营和财产管理活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均分原则是唐代家庭财产管理的一般特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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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兆望、蔡定益:《魏晋南朝慈善事业初探》,《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薛瑞泽:《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  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④  王元林:《唐开元后的梅岭道与中外商贸交流》,《暨南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⑤  陈旭:《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

⑥  杜斗城、王书庆:《敦煌与丝绸之路》,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⑦  张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⑧  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⑨  陈金凤:《诸葛亮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论析》,《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⑩  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⑾  杨坚:《<齐民要术>所记载的肉食加工与烹饪方法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⑿  卫斯:《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张海隆夏田契>之释疑一一兼与鲁山先生商榷》,《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⒀  徐美莉:《浅谈唐代人的经营理念》,《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

⒁  李厚培:《唐两京坊里设置的有关问题考辨》,《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外,唐代女性在家财管理中享有掌管管钥、处理陪嫁资财、财产继承等权利。①在唐初均田制和重农劝耕的政策下,农民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宽松的生产环境,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家庭收入还略有剩余。家庭收入剩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①唐朝在继承前代广建园林别业的基础上,在城内和野外建立了大量别墅。唐人在人仕前、为官中、致仕后皆与自己的别墅息息相关,是他们读书科举、自娱游乐、修道习禅和疗养归宿的地方。唐代别墅有一定的管理规则。②



①  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

②  王志胜:《浅析唐朝社会的别墅》,《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FROM: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259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037)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到160余篇。研究范围广泛,尤其是有关商业、贸易、城市、货币、市场受到较多地关注.虽然重复、应景之作仍占相当多的篇幅,但是也不乏具有新视角、新方法的力作。由湖北大学主办的“唐宋经济史高层研讨会”围绕葛金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政策转轨的互动关系”。就唐宋变革期诸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华蓥市政府与中国宋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讨会”,两次会议与会代表亦提交近30篇有关辽宋夏金经济史的论文。现据笔者所见,作如下评述。

    总论  袁冬梅认为导致两宋积弱积贫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文化的催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宋人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影响。①对此,李裕民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宋朝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②李晓认为宋代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普遍以兼业的方式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经营、小雇佣劳动,其家庭经济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式单元,从而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③史锦梅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茶叶生产中的表现,并分析未能顺利成长的原因。④

    区域经济  张国庆认为辽代中后期的农耕区域有很大变化,农业经济的繁荣,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梁中效认为宋代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⑥吴擎华认为四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地位,宋朝在该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促使四川经济演生出特殊的发展道路。⑦郎国华从人口、农业、矿冶、盐业等人手,对宋代广东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的变化加以考察。⑧李倩认为元代汉水流域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其重要因素是因为农业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流转。⑨蓝武认为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人口增长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等因素,促使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⑩

农牧业、土地、水利  孟庆山认为契丹民族对发展了自己的畜牧业、农业,建立了以牧业、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作了考察。⑾张志勇指出辽金统治者在长期的渔猎活动过程中认识到滥猎滥捕的危害,并产生了“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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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宋人的财富观论宋朝的民贫问题》,《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④  《从宋朝茶叶的生产看资本主义的萌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⑦  《试论宋代四川经济特殊性》,《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l期.

⑧  《试论宋代广东的经济地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1期。⑨  《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江汉论坛》2004年第¨期。

⑩  《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论纲》,《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l期。

⑾  《辽代的农牧政策与农牧经济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爱物命”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①李新贵结合西夏时期干旱、寒冷的气候,草原、荒漠的植被,对其牧业经济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②刘复生指出唐宋之际,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认识宋代社会的基础,宋代社会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③高楠认为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经济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④李爱军认为在北宋时期利用占城稻的耐旱特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并为以后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⑤沈慧认为宋代是湖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⑥方铁指出蒙元享国虽仅百年,却是云南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⑦瞿大风认为随着元朝在北方统治的逐步稳定与人口增加,山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恢复发展。⑧

    王尚义、任世芳应用水患频率5年滑动平均数法,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5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并指出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才是土壤荒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剧的根本原因。⑨王红、周志贞认为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⑩陈广恩认为元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⑾

    人口、家庭  韩茂莉认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⑿徐东升认为(中书备对)所载政区为熙宁十年(1077)之制,因此其户口年代也应是熙宁十年(1077)。⒀郑维宽针对官方统计数的缺漏,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⒁史金波对新发现的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首次展示出西夏户籍的面貌。⒂陈国灿指出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⒃温海清通过对于元代(延祐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人点,证明《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⒄宋乾、宋艳玲论述了宋政府针对略卖人口犯罪行为制定法律,颁布勅令、诏书进行严厉打击,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对被解救人员的安置工作。⒅李小红认为宋代南方不少家庭“计产育子”的生育观念和行为,说明传统中国家庭并非一味追求多子多孙、在人口控制上毫无作为。⒆

手工业  胡小鹏65万余字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是近年来宋元手工业研究的重要成果,全书分为两编18章,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了宋元时期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纺织业、矿冶业、铸币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制盐业、造纸及印刷业、制瓷业、漆器业等。⒇王菱菱认为宋代《舆地纪胜》对脉金矿开采过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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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②  《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西夏牲畜小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Ⅱ期。

  ③  《从土地制度的变化看宋代社会》,《西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④  《宋代的私有田宅纠纷一一以亲邻法为中心》,《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⑤  《我国北宋时期占城稻的推广与发展》,《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试论宋代湖州的农业经济》,《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⑦  《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元代山西地区的农业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⑾  《试论元代开发黄河》,《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⑿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2004年第5期。

  ⒀  《毕仲衍<中书备对>户口年代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⒁  《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⒂  《西夏户籍初探一一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⒃  《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⒄  《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一一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⒅  《试论宋代严禁略卖人口》,《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⒆  《计产育子:宋代南方家庭人口的自我调适》,《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⒇  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由魏明孑L主编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之第三卷。



草图经》、《龙泉县志》等书对银矿生产中灰吹法、火爆法等技术应用的记载,不仅印证了宋代矿业生产具有兴盛发展的技术基础,而且为探讨中国古代矿业开采冶炼技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凭证。①黎海波、熊燕军指出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并非大大落后于北方。②刘锡涛、肖云岭认为江西宋代手工业经济在瓷器、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③陈建标探讨了宋元时期闽南同安瓷业的兴起与繁荣,并走向衰败的内外原因。④刘景文、王秀兰对出土的大量辽代和金代兵器进行了类型研究和比较。⑤史继刚认为宋代是我国古代军工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⑥胡小鹏、程利英指出军工生产是元代官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从事兵器制造的官府局院及工匠占有相当比例。元代的武器种类不如宋代那么繁多,但吸取了中西兵器之长,多有发明,质量上乘且实用,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⑦杨满忠认为元代回族兵器制造主要有“回回炮”、“火铳”、“镔铁刀”三种.⑧杨印民指出为了适应大规模对外征服战争和对全国实行绝对统治的需要,元朝在腹里地区、环渤海地区内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兵器种类多、技术力量强、管理体系完备是其主要特点。⑨陈高华认为元代出版事业在金、宋基础上继续发展。⑩杨文新认为宋代僧徒不仅在福建桥梁的设计、募捐、工程监督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福建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与他们的奉献息息相关。⑾杜成辉、杨文义认为辽朝在医药、天文历法、书籍印刷、建筑、纺织业和手工业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在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⑿马建春简要叙述了蒙元时期西域工匠的东迁过程,以及他们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待遇。⒀

    经济关系  戴建国通过考察新发现的《天圣令》有关令文,认为反映了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亡。⒁郭尚武认为宋代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⒂高楠、王茂华指出宋代社会中,获取奁产陪嫁是女儿间接参与娘家家产分配的最常用方式。⒃谷更有、尹子平认为宋代乡村豪民的猖獗限制了宗族势力的发展,而地方宗族势力的弱势又限制了分裂中央政权的地方力量。⒄王华艳、范立舟认为在南宋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各种非政府势力。⒅王善军分析了范氏义庄的创建、发展及其在范氏家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⒆邵方探讨了西夏社会中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⒇王秀丽认为蒙元时期迅速起家的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士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态度,竟相礼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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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宋代金银的开采冶炼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江西宋代手工业经济发展概述》,《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  《浅析宋元时期同安瓷业的成因》,《南方文物》2004年第4期。

  ⑤  《辽金兵器研究》,《北方文物》2004年第Ⅱ期。

  ⑥  《论宋代的兵器生产及其质量》,《天府新论》2004年第4期。

  ⑦  《元代的军器生产》,《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元代回族兵器制造述略》,《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军事工业》,《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元代环渤海地区的军事工业》,《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⑩  《元代出版史概述》,《历史教学》2004年第11期。

  ⑾  《宋代僧徒对福建桥梁建造的贡献》,《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⑿  《辽代科技成就略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⒀  《元代的西域工匠》,《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⒁  《“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一一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⒂  《论宋代保护奴婢人身权的划时代特征一一据两宋民法看奴婢的人身权》,《晋阳学刊》2004年第3期。

  ⒃  《宋代家庭申的奁产纠纷一一以在室女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2期。

  ⒄  《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国家的内耗性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⒅  《南宋乡村的非政府势力初探》,《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⒆  《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⒇  《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1]  《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



货币、商品经济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料汇编》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宋代文献中的货币资料,不拘正史、政书、文集、笔记、碑刻等均予收录,共88.7万字。全书以类项为经、时间为纬,分为六编,分别为《铸币管理》、《铜钱》、《特殊货币区与铁钱》、《纸币》、《金银》、及《铜钱、铁钱、纸币的购买力》。该书是作者《两宋货币史》的姊妹篇。①汪圣铎还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②岳毅平从商品交换、铸币能力、财政需求等几个方面探讨宋朝纸币产生和广泛使用的原因。③李跃认为金交钞是我国的早期纸币之一,也是金朝主要的流通货币,它对元朝纸币的产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④李跃认为元代中统钞的发行,改变了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旧币制,具有以金银的同等价值。⑤李小萍对元代白银的货币职能和白银纳税的方式等问题作了考察。⑥屈文军指出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全国大部分范围内以纸币作为惟一货币形式的朝代,但其纸币制度实行不到百年就灭亡。⑦

    王兴文认为北宋时期,随着漕运业的大发展,商人们开始长途贩运粮食和茶叶,而来自各方的其他物资也得到了广泛流通。⑧李晓认为宋代市场流通商品的结构状况较以前有许多变化。其表现一是米绢类商品的跨区域流通空前发展,二是以茶叶、交引等为代表的新商品大量涌现,这是反映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⑨郑天一透过<岭外代答)的零散记述,可以体察宋代广西商品贸易的繁荣。⑩

    商人、贸易、市场  张金花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宋代商人的广告活动实践蕴含着较强的主观自觉,迈向讲文化塑品牌、重承诺讲信誉的较高层次。⑾王晓龙认为两宋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诸如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⑿张金花力图以诗证史,对范成大涉商诗中有关城市市场、农村市场以及各类商人描写与反映作了分析。⒀王仁杰认为宋元之际回回商人蒲寿庚叛宋降元加速了残宋政权的灭亡。人元后,蒲寿庚为元代海外贸易的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⒁

涂耀军、张洪春试图对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宋代社会风气作些探讨,从而使人们对宋代社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⒂谭元敏认为两宋时期商人们开始利用多种营销策略,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⒃杨家俊论述宋代外商政策的主要措施是积极招徕,大力优待,加强管理等。⒄王晓燕对两宋时期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的特点作了考察。⒅邓昌友、陈文源认为两宋时期中国与占城的经贸往来在传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⒆张伟认为在宋丽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过程中,明州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⒇吴晓萍指出宋代的私觌就是一种外交使节与伴使之间的礼物互赠,其实是一种私下贸易,或是变相的走私贸易,它不利于正常的对外贸易和交流。[21]洪富忠、汪丽媛认为元朝海外政策同唐宋相比,更具有开放性。但元朝也曾出现过“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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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  《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论宋代纸币发行的缘起》,《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④  《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2004年第Ⅱ期。

⑤  《略论元代流通纸币》,《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⑥  《元代税课银锭考》,《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

⑦  《元代纸币制度败坏的原因及对今人的启示》,《江苏商论》2004年第4期。

⑧  《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

⑨  《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从[岭外代答]解读宋代广西繁荣的商品贸易》,《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⑾  《论宋代商人的广告自觉》,《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⑿  《略论宋代商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4期。

⒀  《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⒁  《宋元之际的回回巨商蒲寿庚》,《江苏商论》2004年第3期。

⒂  《浅论宋代商业的兴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Ⅱ期。⒃  《试论促销策略在宋代商业活动中的运用》,《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l期。

⒄  《简论宋代的外商政策》,《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Ⅱ期。

⒅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⒆  《宋朝与占城经贸关系探索》,《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2期。

⒇  《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1]  《宋代“私觌”问題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下海”的海禁,中国海禁自元朝开始。①

    张金花指出宋代广告既反映了城市市场的繁荣,又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适应和推动了宋代城市市场的发展。②唐国锋认为宋代商业高度繁荣兴盛的原因与商业信息的传播密切相关。③邱树森认为元代广州是一个开放性城市,各国使臣、传教士、商人云集于此,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成为舶来品和岭南本地产品的集散地。④

    城市、市镇  梁国楹认为宋代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为了保护本行业同行的利益以及保证商业信誉和保证市场等,促成了宋代行会的产生和发展。⑤朱俊认为宋代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兴盛成为宋代城市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⑥姚培锋论述了宋代浙东市镇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日趋完整,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逐步呈现类似城市的特征。⑦马继武指出宋代山东是镇市分布较为密集和镇市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类型可划分为三类:商业型镇市、地方市场型镇市和产业型镇市。⑧姚培锋、陈国灿指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大致可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市镇的发展和兴盛,引发了浙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起步。⑨

    程遂营认为北宋中后期东京居民和部分手工业作坊开始把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这标志着我国燃料应用的一大进步。⑩余江宁认为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丰富的娱乐生活,与此前的城市生活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特色,即新兴市民开始占据娱乐生活的主体。⑾张劲南认为行都临安是当时南宋境内最大的商业中心。⑿杨金梅认为南宋时期,北方文化对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影响十分巨大,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江南文化加以渗透。这一现象在当时的一些词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⒀薛平拴认为与汉唐时期相比,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的市场格局、商业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⒁李晓娟认为由于蒙元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杭州成为元代东南的大都会.⒂王禹浪从实地调查的角度,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⒃汪兴和对元大都的商业经济作了简单的勾勒和探讨。⒄田志勇等认为城市经济和大众娱乐相互促进和影响。塑造着元代城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⒅

财政、征榷、赋役  李晓认为河北籴便司是转运司与中央利益悖离的产物,本质上属于针对财政集权所造成的体制弊端而采取的打补丁式的纠偏之举。⒆汪圣铎对宋代转运使是宋初藩镇替代者作了补充论述。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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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朝海禁初探》,《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②  《宋代的广告与城市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信息的传播途径》,《柳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

④  《元代广州的商业文化》,《江苏商论》2004年第8期。

⑤  《略论宋代城市工商业行会的形成》,《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⑥  《论宋代城市文娱消费兴盛的经济原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⑦  《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宋代山东镇市的区域分布》,《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⑨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H期。

⑩  《北宋东京的木材和燃料供应一一兼谈中国古代都城的木材和燃料供应》,《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⑾  《论宋代京城的娱乐生活与城市消费》,《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⑿  《南宋临安商业述论》,《江苏商论》2004年第3期。

⒀  《宋词中的南宋都城杭州盛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⒁ 《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⒂ 《元代杭州的商业经济》,《江苏商论》2004年第3期。

⒃ 《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一一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2期。

⒄ 《元代大都的商业经济》,《江苏商论》2004年第2期。

⒅  《元代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大众娱乐》,《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⒆  《北宋的河北籴便司》,《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⒇  《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李晓指出江淮荆浙发运司在宋朝财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①同时他还认为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主要是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②方宝璋认为宋代会计帐籍种类丰富,水平明显提高,其编制、申报、保管等均有一套严密、系统的规定。③高琳、李善修认为宋朝中后期,地方税制混乱,地方财政日益困窘,内忧外患终于导致了宋朝的灭亡。④王兴文认为宋代的市舶关税在宋代的经济地位非常突出。⑤潘锦全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⑥

    尹娜、黄纯艳认为杨允恭盐法改革是宋代淮浙盐法演变中的重要环节。⑦赵斌、张睿丽通过查阅有关史料,对西夏王朝盐政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⑧谭景玉对宋代实行榷矾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⑨杨印民认为元代腹里酒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酿酒业的发展水平。⑩陈杰林对有元一代的酿酒业和酒业政策作了评述。⑾

    郑锋认为北宋元祐更化时期,朝廷采取“差雇兼行”的役法措施,坚持了熙丰役法雇募衙前的做法,但对熙丰役法做了较大的变革。⑿刁培俊认为随着社会的演进,宋朝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⒀

    交通、地理  陈旭认为西夏占据灵州后,灵州的国际地位和边贸功能削弱,中西交通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⒁陈杰考察了宋元时期山东的商业运输。⒂卢山、郭湖生认为唐代中期至宋朝,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渠道,东南港市因之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⒃王秀丽认为元代江西行省的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与此相适应,商业交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⒄韩茂莉认为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的聚落是分析论证农业开垦范围与环境扰动的重要依据。⒅戴庞海考察了宋代的邮传制度。⒆

饮食文化  陈习刚认为与前代相比,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产地继续扩展,葡萄和葡萄酒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明显扩大。⒇何立波认为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21]魏华仙认为宋代东京肉类消费属生存资料消费范围里面食物结构中的副食类,是较高层次的生活消费品。[22]杨永兵指出宋代的茶肆、茶坊、茶楼或茶邸,是一种主要以售卖茶水,供顾客品茶赋闲、怡情养性的公共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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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朝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政府购买职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③  《略论宋代会计帐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宋朝地方财政危机及其启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宋代市舶关税的抽解制度及其经济地位》,《经济师》2004年第3期。

⑥  《元代海运综述》,《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⑦  《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⑧  《西夏盐政述论》,《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宋代矾的流通四题》,《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o期。

⑩  《元代腹里地区酒业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⑾ 《元代制酒业与酒业政策述评》,《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⑿  《北宋元枯役法与熙丰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⒀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⒁  《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

⒂ 《从南方瓷器出土看宋元时期山东水路交通》,《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⒃  《宋代东南港市研究》,《新建筑》2004年第5期。

⒄  《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⒅ 《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

⒆  《宋代的邮传制度》,《中州今古》2004年第6期。

⒇ 《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葡萄和葡萄酒》,《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1] 《略谈宋代饮食风尚》,《寻根》2004年第2期。

[22] 《试析北宋东京的肉类消费》,《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所。①马建春指出在元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汉儿茶饭、回回食品、女直食品、西天茶饭和畏兀儿茶饭等诸多饮食名称。②李祥林认为饮茶习俗在元代仍然盛行是不争的事实。③哈斯对元代宫廷的面饼制作种类、技术及特点作了论述。④

    荒政、社会救济  林文勋认为宋代富民在灾荒救济中提供大量物资的同时,还在平抑物价、安置灾民、救灾物资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⑤郭文佳认为宋代灾害发生后,其救助行为有一套较为严密的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札三部分。⑥李华瑞认为感召和气,以致丰穰,是朱熹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谭元敏认为两宋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福利救济制度。⑧郭文佳认为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重视婴幼儿生养与救助的时期,当时封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婴幼儿的生养和灾荒时期遗弃幼儿的救助。⑨

    经济思想  舒象彬认为功利主义是宋代一大显学之一,它的产生对社会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一是牵制理学,避免学界的话语垄断;二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提高了法律意识等。⑩周梦江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⑾陈金全认为庆历新政关于农桑、财税、商业等方面的变革政策体现了深刻的法律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法律制度演变中的经验与教训。⑿徐红认为两宋时期先进的封建士大夫们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开始重新审视商业和商人的地位问题。⒀袁德萍认为陈亮的财政思想是针对南宋政府持续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各种弊端提出的,从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革意识。⒁

    廉政与反贪  郭东旭认为唐律中确定的以绢价平赃,以绢数计赃定罪之法为宋朝所继承,但宋朝亦采取了以钱代绢,计钱定罪的原则。宋朝随着市场物价的变动不断调整计赃绢价标准。⒂涂耀军以宋代官员的经济犯罪为视角,集中论述了官员经济犯罪制约机制的建立、实施及效果。⒃李治安认为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官吏其所以贪赃猖獗,蒙古旧俗的渗人,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原因。⒄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改革、后勤保障、经济文书等问题。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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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试论宋代茶馆的功能》,《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②  《元代回回食品与西域茶饭》,《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2期。

  ③  《元代茶文化》,《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元代宫廷的面饼制作》,《烹调知识》1004年第2期。

  ⑤  《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⑥  《论宋代灾害救助程序》,《求索》2004年第9期。

  ⑦  《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⑧  《宋代福利救济制度论析》,《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10期。

  ⑨  《简论南宋的幼儿生养与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⑩  《宋代功利主义对社会影响的分析》,《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⑾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一一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期;冯娟<宋代“义利”争辩述论),<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⑿ 《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⒀  《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⒁  《陈亮财政思想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⒂ 《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⒃ 《宋代对官员经济犯罪的制约机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宋代官员的经济犯罪与时代特点的联系》,《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⒄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

  ⒅ 黄洁琼:《蔡襄与宋代的改革》,《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贾随生、李园:《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贾随生、李园:《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马彩霞:《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经济文书的考释》,《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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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高超群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100836)







农业、手工业与农村 

徐凯希认为晚清末年是湖北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侧重发展生物技术,大力发展农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显著特点。①苑朋欣、朱彦华介绍了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②直隶是创办农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最早的省份之一。苑朋欣撰文对此做了介绍。③抗战前在华北,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抗战爆发后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趋势。王加华归纳了这一变化,并总结了原因。④民国时期,陕西大规模引进、培育和推广棉麦良种,成效显著。王建军、陈钊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次改进的成就与经验。⑤王川以四川省档案馆史料为主,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农业改进活动。⑥唐咸明从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以及人口压力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甘蔗种植和制糖业落后的原因。⑦郑林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所引发的农业技术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的影响。⑧

武力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并非是由于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所致。⑨唐晓腾、曾绍阳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从而促进农业生产⑩。吴滔认为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⑾温锐考察了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⑿徐畅认为高利贷固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它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⒀梅德平考察了国民党政府时期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史讨程。⒁黄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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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徐凯希:《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述略》,《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苑朋欣、朱彦华:《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③  苑朋欣:《清末直隶的农业教育》,《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

    ④  王加华:《抗日战争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一一以棉花与粮食作物对比为中心》,《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王建军、陈钊:《民国时期陕西棉麦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王川:《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唐咸明:《试论近代中国甘蔗种植和制糖业落后之原因》,《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郑林:《现代化与三元结构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一一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与需求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⑨  武力:《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⑩  唐晓腾、曾绍阳:《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一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⑾  吴滔:《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一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⑿  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一一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⒀  徐畅:《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一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⒁  梅德平:《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问题。①刘芳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的原因。②

慈鸿飞从农垦、水利、林业诸方面,论述了1912—1949年间西北各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③任泉香、侯甬坚利用地方志文献考察了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④张天政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宁夏地方当局为增强其经济实力,采取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政策措施。⑤李群对苏、浙、皖民国时期畜禽饲养数统计资料进行了整理、校正和分析。⑥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羽离子将其与圈地运动做了对比,认为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⑦苏新留通过对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资料的爬梳,重建了河南省水旱灾害的等级序列,并进行了初步分析。⑧



工商业及市场研究 

对于抗战期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过去研究者较少涉猎。汪敬虞从人均生产量、值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对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一家,杜恂诚对其进行了考察。⑩戴一峰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闽行与侨批局关系演化的个案考察,揭示了两者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并进而重新检讨了以往学术界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研究中的若干理论偏颇。⑾以天津为例,宋美云认为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⑿郑会欣分析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二战前的投资经营活动,认为其在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⒀巩为为认为“官督商办”向“商办”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企业模式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官助商办”这样的中间形态,并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进行了阐述。⒁沪东棉纺织厂区曾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先行区,罗苏文认为其兴起过程伴随着近代私营工厂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官营工场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量、共存、离合。⒂周忍伟对芜湖近代工业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陈述,并分析了其内涵及相关环境。⒃薛毅论述了资源委员会对台湾工矿企业的接管。⒄胡玉海介绍了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交涉的有关情况。⒅陈志杰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关键作用。⒆王海虹论述了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的广告竞争。⒇赵娟霞以英美烟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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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刘芳:《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

    ③  慈鸿飞:《1912—1949年西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任泉香、侯甬坚:《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⑤  张天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述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⑥  李群:《民国时期苏、浙、皖三省畜禽饲养数探讨》,《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羽离子:《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⑨  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杜恂诚:《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一一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⑾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一一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⑿  宋美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一一以天津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3期。

    ⒀  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巩为为:《盛宜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⒂  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

    ⒃  周忍伟:《传统城市近代工业发展轨迹和特征一一芜湖近代工业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⒄  薛毅:《资源委员会接管台湾工矿企业略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⒅  胡玉海:《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⒆  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⒇  王海虹:《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广告竞争述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民族资本烟厂所发起的一系列商标侵权案件为基础,分析了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在执行时的失效问题。①贾鸿雁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旅游发展以抗战为界,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一系列近代化特征。②严亚明论述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③宋士云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有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历史过程。④李丹桂、何新易分析了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⑤张燕萍评述了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特种矿产统制。⑥杨在军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⑦严亚明综述了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的研究。⑧冯小红、光梅红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⑨

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⑩史建云顺着施坚雅的思路,采用同样的规则,对其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市场社区理论等,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探讨了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差异.⑾任放总结了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他认为尽管它存在局限性,但这一模式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⑿黄正林认为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⒀行龙、张万寿以山西清代、民国各州县地方志资料为基础,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近代山西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⒁张彩霞认为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的贸易,使山东内地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整合到了以海洋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市场体系中。⒂方书生从时间演进和空间推移的角度,描述了1843年广州开埠后,岭南商埠格局的发展变迁,并比较了各个商埠的开放及其腹地的调整。⒃1948年夏秋,国民政府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采取了严格的限价政策。马军认为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抢米风潮发生。⒄张建平分析了近代长沙米市的形成原因。⒅吴松弟、樊如森认为天津港的开埠直接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带动了腹地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牧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⒆陈晓鸣则认为九江开埠不仅促使近代江西商路变迁和货流逆转,也导致市场重心的位移与城镇结构变化,同时对外贸易使产业结构得到局部的调整。⒇霍新宾认为抗战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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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赵娟霞:《从英美烟公司对民族烟厂的侵权案件看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失效》,《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贾鸿雁:《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

    ③  严亚明:《论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宋士云:《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  李丹桂、何新易:《南通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一一兼与章开沅、田彤先生商榷》,《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张燕萍:《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⑦  杨在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⑧  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冯小红、光梅红:《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⑾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⑿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⒀  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⒁  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⒂  张彩霞:《以海洋为纽带:近代山东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⒃  方书生:《近代岭南商埠格局的变迁(1843—193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⒄  马军:《从限价到抢米一一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

    ⒅  张建平:《试论近代长沙米市的历史成因》,《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⒆  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⒇  陈晓鸣:《九江开埠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4期。



统一管理,致使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其结果促使了黑市和腐败的大规模滋生。①



财政、金融与货币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前夕的迅速扩张期、甲午以后的急剧膨胀期。申学锋、张小莉撰文介绍了这一演变及其原因。②马金华认为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③清代及民国时期云南的盐政经历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武晓芬分析了这些变化对云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④林建宇认为盐务稽核所是帝国主义勒索中国经济的工具,但它推行的盐务体制改革业促进了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董振平认为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比较注重民食,1942年以后其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⑥张立杰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⑦李建国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的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对当时边区贸易、财政、金融的巨大影响。⑧李铁强从四个方面探讨了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他认为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种种努力基本归于失败,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势力强大。⑨杨华山介绍了晚清裁厘时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方案均告失败的情况。⑩刘增合认为由于鸦片禁政使清廷的财政税收遭到削弱,致使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⑾

吴景平通过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认为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底,上海钱业公会虽然从对国民政府的垫借款、承销债券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时期里其所持态度趋于消极,仅据达成的各项协议文本便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则失之简单。⑿姜良芹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并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做了对比。⒀魏浩然、梁川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⒁朱荫贵根据中外文资料,对“孤岛”时期上海西商众业公所的上市证券、交易品种、交易从清淡到形成投机狂热的几个阶段、特点和原因,以及外商企业利用投机狂热吸收中国资金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⒂何品考察了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过程,并揭示了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互动关系。⒃陶水木、邹荣华认为由于操纵了上海的“银拆”和“洋厘”,上海钱业公会在北洋时期对上海自由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面前,上海钱业公会发挥着重要作用。⒄张天政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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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霍新宾:《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一一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期。

    ②  申学锋、张小莉:《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③  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一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林建宇:《盐务稽核所与中国盐务近代化》,《中国井矿盐》2004年第]期。

    ⑥  董振平:《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⑦  张立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李建国:《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⑨  李铁强:《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江汉论坛》2004年第Ⅱ期。

    ⑩  杨华山:《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⑾  刘增合:《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一一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⑿  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一一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⒀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魏浩然、梁川:《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⒂  朱荫贵:《“孤岛”时期的上海众业公所》,《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⒃  何品:《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⒄  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



定金融所做的重大贡献①。石涛、张军介绍了1890—1935年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②齐大之探讨了近代中国缺乏统一的交易结算方式,以物易物、以钱易物、早期商业信用几种新旧方式长期并存的原因。③1931—1937年间,由于国家金融势力的进人,以及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以较快地发展。李云峰、赵俊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分析了其对西北地方金融的影响。④诸静分析了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⑤董昕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领券制的兴废。⑥郑成林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参与银行法制建设的种种努力。⑦林星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研究了晚清福建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转型。⑧

    刘巍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⑨刘巍还对19'27—1936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与之关系密切因素的动态趋势做了分析;在数量关系的引导下,对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了理论分析。⑩吴景平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考察了金圆券政策的失败。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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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天政:《“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石涛、张军:《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③  齐大之:《中国近代早期的货款结算》,《新理财》2004年第3期。

  ④  李云峰、赵俊:《1931—1937年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⑤  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⑥  董昕:《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⑦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林星:《城市金融业的近代化一一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福建论坛》2004年第8期。

    ⑨  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一一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刘巍:《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⑾  吴景平:《金圆券政策的再研究一一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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