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记的从汉朝起中国的土地政策就是随着财政政策这样变化的.先是把土地平分了,不许买卖国家收租.后来可以买卖了国家收税.

读羽良文章，深受启发。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的混乱和困惑可以理解成是国家功能转换以及社会习惯（由国家功能派生出的）调整中过程中的不适和茫然。
1、一个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国家在机制设计上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反复试错，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而复杂的制度体系，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互相依存，共同完成社会控制的任务。由于控制成本随着社会生活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所以国家机器的运转会越来越慢，直到最后崩溃或者转型。
2、尽管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都可以证明，一个以控制为功能的国家机器是可以转化成以服务为功能的，但问题是这种转化和调整从那一个环节和部件开始，所有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局部的修改会不会导致整体的坍塌。
3、在很多情况下，控制会带来安全感。在笼子中关久了，一旦放出来，人们感觉到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恐慌。而处于转型中的国家，仍然没有调整到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安全和保障，这时一种宁愿回到笼子中去的情绪就会滋生出来。
4、所谓控制与管制，就是国家将本来属于私人的权利拿走置于国家名下，土地、财产、自由契约权皆可包括自内。如巴泽尔所说的那样，由于存在着权利界定的成本，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界定，最后不能被完全界定的权利会落入公共领域，被最靠近它的人所攫取，并由此所派生出相关的利益集团，所以减少控制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权利重新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微观上的表现是丰富的曲折的，远远不是法律或规则可以直接描述清楚地，而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各种行为仅仅是这个过程中一些片断。
5、关于公费医疗。一个控制社会的保障要么由国家直接供给（如公费医疗、住房），要么由国家转嫁给家庭（包括小家庭和大宗族）承担，上80年曾有一个因照顾婆婆坚持不改嫁的妇女成为号召学习的对象，国家通过类似的意识形态的投资来督促社会提供自我保障。转型时期的问题可能出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当个人自由的增加在逐渐的解构原有的社会自我保障体系的时候，国家，尽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却仍然没有能力来接替这一重任。第二，医疗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对治疗的需求导致保障的价格上升，超出了家庭的负担能力，进一步导致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我保障体系的解体。保障价格的提高，使保障的租值上升，能提供保障的部门和不提供保障的部门的差距在拉大，当前的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1 9:23:13编辑过]

医保,养老金制度真是一种能够实现的保障吗?水中花看起来也很美丽.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比较安全吧.有很多国家的养老金好象是由缴纳者自己管理的.

1、读梁方仲先生论文知道，、官田导致明代浙东的重负。
2、屯田由政府组织农民开垦土地，类似于一种国家农奴制。而最近刚看了一本书（新屯田制与屯海制论〉，欧阳国华，200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竟然主张国家仿效明代屯田制来进行西部大开发。现在的学者，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倒也罢了，偏偏就做出了一堆似是而非道貌岸然的学问来，而且还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真是诚不易也。

呵呵，不奇怪，欧阳先生这番高论，和温铁军声泪俱下的强调用土地公有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险功能一样，说好听点儿叫好心办坏事，说难听点儿就是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对不起全国纳税人包养这些知识分子。

国内的史学界，有个不好的现象，仅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史学者缺乏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无论是工具还是观察能力都极度欠缺。以至于吴思那种功能主义先行的历史小品反而成了一种史学“流行工具”。

社科基金一向是tragedy，经济学的项目更差，简直想让人骂娘。

对了，桃花mm的论文蛮让人期待哟。呵呵

明年三月底交稿，估计是完不成了，准备申请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