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戈:新主席的提前“卸责”
新主席的提前“卸责”
唐学鹏/文
世界上一流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伯南克教授将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将接替格林斯潘的职,这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学术界比较支持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他是世界最有名的财税专家(诺贝尔奖迟早要颁发给他),美国经济研究局的局长,曾经是里根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减税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从学术观点来说,比较符合布什目前的减税政策。但是,他可能厌恶财政赤字,因为如果减税导致财政赤字,减税的效力就大打折扣。他因此直接批评过里根。哈伯德(Glenn Hubbard)深受右翼势力的爱戴,他对减税和国家社保福利私有化有着狂热的偏爱,他主导了布什经济政策的灵魂。但是,他的情况同迈尔斯女士(Harriet E. Miers)相近,都是太右了,与布什走得太近了。后者被布什提名为联邦大法官,让布什遭到了“任人唯亲”的攻击。哈伯德如果成为美联储主席会让人觉得美联储没有政治独立性。而美联储另外一位委员科恩(Donald L. Kohn),他是格林斯潘的人,但是格林斯潘本人在决定继任者的权力上声音并不大。
于是,伯南克在折中和妥协的气氛中登场了。
现在媒体谈论得比较多的是伯南克所热衷的“通胀目标区”理论。伯南克认为,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应该向外界发布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区域,比如2%-3%。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和稳定。这个思想的理论源头是出自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信仰,尽管伯南克并不是这个学派的中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越是坦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政策目的,越有利于市场预期的正确形成,正确的市场预期会让政府的政策更好地实施和达到效果。
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的风格,是“通胀目标区”理论的坚定执行者。所以,欧洲央行对伯南克提名为美联储主席非常欢迎。但是,欧洲央行对通胀的警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欧洲央行对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非常小心,甚至不愿意使用,宁可付出失业率10%的代价。因为,通货膨胀让欧洲产生了希特勒和纳粹,欧洲人对这个灾难记忆犹新。
通过在SSRN上搜索伯南克的论文,我们知道伯南克在1996年向德国央行风格致敬。(论文名“WHAT DOES THE BUNDESBANK TARGET?Ben S. Bemanke,Mihov,1996)在这篇论文里,伯南克澄清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货币主义的一个流毒,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央行通过控制M2就可以直接决定了通货膨胀的幅度,伯南克认为这个观点非常肤浅。他认为,M2的数量控制或者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控制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很多时期,即使M2控制得很好,依然存在着6%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且,每年公布M2的控制指标,市场很难消化和吃透这个信息,作出合理的预期调整。
伯南克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刻板,认为通胀“猛如虎”,他曾经表示过,欧洲人有点过于敏感,他说,我不太相信通货紧缩,因为即使其他方法都不灵了,只要一个国家还有印钞厂,还可以造出足够多的货币,想要多少印多少,而且基本没有成本。但是,他又说,“正是因为我不承认通货紧缩,所以,我只关注通货膨胀。”(Ben Bernanke 2003)
伯南克一直主张将美国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在1%-2%的区域内,因为他最欣赏的,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中央银行——加拿大央行(注意,世界上最棒的中央银行并不是美联储,公认是加拿大银行,只不过中国人不关注加拿大经济而已)就是把通货膨胀的目标区设在1%-2%。加拿大的物价非常稳定,从来没出现过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现象。而这是一个国家中央银行的最高境界。
伯南克和弗里德曼一样,也研究美国大萧条时期(1929-1933)的货币问题。弗里德曼的意见是,当时愚蠢的美联储紧缩了银根,M2数值大幅度下降,是造成美国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凯恩斯胡扯的消费不足(三大边际递减定律)。伯南克认为,弗里德曼也比较武断,他认为,大萧条时期的M2的总量变化并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在1932年,M2就开始掉头直上了,但是,32年,还是存在着颓势深化的趋势。伯南克认为,是银行信用配置的收缩,导致了萧条。即使M2有很大的增量,但是M2却很难传递到市场上去,就像有了活水,没有印渠,依然无法解渴。
对大萧条时期的货币研究,坚定了伯南克对M2指标有效性的怀疑(前不久,弗里德曼也承认了自己货币主义理论的错误)。在97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里,伯南克认为,美联储采取联邦基础利率微调的做法是一种非常有的有历史沉淀的创新。在1965,联邦基准利率被纳入美联储的货币工具箱里面,最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在1979-1994年,未借出准备金(nonborrowed reserves)被纳入政策指标群里,更是丰富了美联储的工具理性。(INFLATION TARGETING: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1997,INFLATION FORECASTE AND MONETARY POLICY 1997年)他本人将会继续这一“格林斯潘”式的做法。
谈到与格林斯潘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都在说,他和格老的关系不错,格林斯潘对他相当满意。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是根据伯南克的一篇论文,在2004写的一篇论文《WHAT EXPLAINS THE STOCK MARKET’S REACTION TO FEDERAL RESERVE POLICY?》(Ben S. Bernanke Kenneth N. Kuttner 2004)。在这篇文章里,伯南克做了一个自变量回归计算模型,他的模型故事是这样的:美联储如果在市场上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将联邦利率削减25个基准点,那么将导致美国的股票指数会上升1%。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非透明性带来了非常大的股票市场的反应。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繁荣”。
伯南克强调,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从长期看,是中性的,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在短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美联储的统治者不愿意让市场上知道他的想法的话,那么市场将会做出非常混乱和错误的反应。这篇论文隐含的指责非常关键,因为众所周知,去年美国经济学家的一场大讨论,就是认为,格林斯潘应该对“非理性繁荣”负责,因为他有多次错误的减息。
毫无疑问,伯南克非常讨厌格林斯潘那种“相机抉择”,随机应变的凯恩斯主义式的作风。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式格老非常敏锐的相机抉择成就了格老的名声和美国的新经济繁荣。当美联储向欧洲风格靠拢的时候,当伯南克把机制建立在信息透明的规则上的时候,当美国处于零储蓄高负债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人心不稳的时候,这是否是伯南克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警觉,甚至提前卸责?
随便说一下,伯南克并没有发表对中国汇率机制看法的文章,但是,他曾经表示过,他痛恨所有不透明的机制。中国的汇率机制在他眼里看里,应该是隐藏潜规则和不透明的,相信,他是不会喜欢的。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立性,我们也不强求他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