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新帖，谈经济、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人。

捍卫主流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话，按照我的理解，和马克思说“什么是资本主义企业？比如说超过8个人”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里面有两层意思，值得说一说。其一，马克思没有搞过企业，就像丁学良不是学经济的一样，都是门外汉讲话，有点直。其二，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只是个说法而已。正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不是确指的数字。不过有一点，丁学良教授说得也没错，的确，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少了点。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媒体要说经济学者的事情，却去采访社会学家呢？虽然说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说法，但这很可能是针对天才而言的，而大部分情况下，纵然不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这里不是批评丁学良教授，丁教授作为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对中国的社会思潮的分析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后续的媒体评论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比如，有甚者气势汹汹，质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说话，“主流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反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主流经济学（main school economics）是指用现代经济学体系及其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学问，其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萨谬尔森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为标记。其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发表，这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当然为此作出贡献的还包括迪雷克特，阿罗，施蒂格勒，贝克尔，科斯，卢卡斯，莫迪格里尼等人。主流的“流”是什么意思，在英文中就是school，也就是一个流派的意思。要在学术史上，称得上流派，并不简单，芝加哥学派在其中也是历经沉浮，最终奠定其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上的睿智，也是因为方法上的便捷。当然把芝加哥学派称为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学者自吹自擂，他们就能变成主流经济学家，按照艾智仁的说法，所谓“主流”是市场挑选出来的。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和其他学派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才取得主流的地位。

所以在经济学上，所谓主流，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芝加哥学派。显然，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并不是说在媒体上经常露脸就能混充主流经济学者。没点真才实学，那只能是南郭先生。那么如何来分辨一个人是不是主流经济学者呢？幸好，芝加哥学派在杀出血路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武器。只要使用精当的，那就是主流的。否则就不是了。这些武器中又有五种非常有代表性，其一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说得是经济体制同效益不相关，这一模型是一个理论基准，此后解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别一定要超出这一模型的范围；其二是MM定理（莫迪格里尼－米勒定理），是说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这一理论基准要求解释现实中为什么不同金融工具收益不同时，要注意约束条件；其三曰科斯定理，说得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经济制度与效率不相关，要是有什么制度影响了效率，那么就要看什么约束导致了交易费用；其四曰卢卡斯货币中性理论，从微观到宏观，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货币，卢卡斯提供的理论基准是长期看，货币政策与经济绩效无关，这一理论基准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货币体制和金融体制中违反卢卡斯理论的地方；第五是BS模型（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这一理论揭示出执法体制（只要有独立法庭执法并切实可行）同执法效率无关，这一基准的力量在于能让人们清醒认识到其他的执法形式存在是因为法庭的独立性不够或者执行过程中有障碍。基本上，分析经济问题从这五个基准入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流。

中国的一些媒体搞清问题本事远远没有哗众取宠的本事大，所以只看见“主流”两字，而不想搞清楚真相。经济学者，按照芝加哥大学新闻处的分类，至少有这么几种：1，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2，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3，企业经济学者，包括经营的、做咨询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者作为利益集团代言，实际上也是正常现象。比如费尔德斯坦是总统竞选顾问委员会的，查尔斯·舒尔茨是总统经济委员会的顾问，格林斯潘曾是美联储主席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问题保持其个人的观点。而真正将所谓主流经济学者挑选出来的，不要忘记，正是竞争激烈的市场。

在今天，捍卫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意味着我要捍卫某几个人。因为芝加哥学派阐释得清楚，经济学家并不重要，市场才是重要。所以捍卫一个竞争有序的“学者市场”，淘汰滥竽充数者，将最终捍卫“主流”的尊严。

对丁学良观点的一些异议
Hammurabi

姑且把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当做丁学良的原话。

但丁的话明显是有着语境问题的。所有人都会在研究中体现出自己的利益倾向，哪怕是在纯粹学术上！这一点一定要明确，weber提出的价值中立只是个理想状态，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本质已经决定了理论研究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性，这是个人有限理性下的不可避免的主观。

不要怀疑对手的智商，更不要怀疑对手的动机。这是很符合博弈论精髓的辩论主张。一旦把对方的言语动机进行心理还原和道德化，辩论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正确永远会低于道德制高点。丁学良作为受过社会理论训练的学者，不该不明白这一点。

不超过5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修正为不超过5个在做纯粹理论的经济学家。因为丁学良的前后文里明显把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比如赵耀辉教授）、政策经济专家（比如吴敬琏先生）和投行经济学家（比如谢国忠先生）排除在他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范围之外了。这么看来，连邹恒甫都算不上他所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想破了脑袋，除了汪丁丁和中科大的罗云峰那几个做社会选择理论的人，纯粹理论的经济学家确实不多。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现在能把实证研究做好的学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真正有水平的机构经济学家，也不是很多。而这些学者，在美国那样的国家，美联储、投行和咨询公司有一大批。中国的经济学家加起来，不过是人家的九牛一毛，因此，先在较低的层次上（机构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培养起一批基本功过硬的经济学人才，理论研究才可能出现一些能和国际水平接轨的人。说白了，这和足球发达与否一个道理，群众基础好，业余队多且水平高，国家队才能上去。

至于利益代言，确实很严重。但这里面有个很严重的逻辑倒错，就是不是经济学家代言了，既得利益集团才得以保障，恰恰相反，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拿经济学家当枪使唤。把经济学家群体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沉了，对既得利益集团毫无损害，还会有法学家、社会学家冒出来。名利场，本来就是个野心家准备的。耐不住寂寞的人有的是，郎咸平这个妄人就是一例。

为什么改革20年经济学家抢了话语权？很简单，中国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获取财富和经济增长成为唯一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因此，效率优先公平兼顾是国家财富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前必然的社会价值逻辑。这正好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效率追求和规范追求分离的现状。（这要感谢萨缪尔森老先生，没有他的经典论文，效率和规范也许还沾在一起呢。）现在国家一天到晚给自己的经济成就唱赞歌，一些土头一夜暴富后的烧包行径，自然让大多数“无产者”和改革利益受损者形成“国已富，田不均”的社会不公共识。这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本着经济学的逻辑说一些理论正确但政治不正确的话，总会遭到道德上的抨击。（张维迎就是这么个“不识时务”的人。）加上经济学家队伍里的害群之马，中国经济学家从集体失语，变成集体代言甚至集体卖身，也就可以理解了。没办法，也怪中国的新闻媒体太弱智，就知道暴料跟风，没有大脑，全是小报水平。

我个人读过丁学良的一些文章，包括学术论文，对丁的水平毫不怀疑。所以，这里只是就事论事，绝非要否定人家的不同看法。

一孔之见。

郎咸平在经济学界声音最响 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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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2日 02:45 每日经济新闻

　　如今在经济学界掌握话语权的人中，声音最响的是郎咸平先生。因为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经济学界良知”的代言人，也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格外受到重视。

　　不过，暂时的支持者众多并不代表真理在握，而药方是否有效，也要看之后效果如何。郎咸平先生在抨击国企民营化弊端之余，将目光转到了技术层面：一是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经理层缺乏信托责任之故；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不好，是因为缺乏美国的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同时，为了论证此次股改的失败，郎氏拉出了撒切尔夫人时期的国有股减持作为例证。联系前几年郎氏所说，“大陆法系的强国之本，就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看来郎氏所开的药方是合剂，一是加强外在权威，二是加强美国式的法律威慑，如此内外兼修，中国式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企业自然水到渠成。

　　用外在权威建立企业信托责任，其实质无非是建立经济界的权威模式，但这一方法能否建立信托体制大有可疑，中国的秦朝、欧洲的中世纪，好像都没有建立起信托王国。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来，是特定时期的企业组织样式。如果市场以国企为主、而国企产权不清，如果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就无所谓信托责任。只有中国的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经理人信托才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可能。所谓的中国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不过是为缺乏信托责任的制度土壤辩解的障眼法。

　　辩方举证制与集体诉讼制当然是极好地保护中小股民的制度，但郎氏似乎忘记了如此良法无法施惠于中小股民，正是出于当年资本市场为国企保驾定位所致，现在的股改不过是在偿还欠账。尽管我们的《证券法》借鉴于美国，但由于现实约束条件，郎氏赞美的两项制度无法在中国股市发挥作用。

　　郎氏来自于西方市场，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不深，情有可原。但在中国决策层下决心开始股市的市场化转型之时，偏偏挑出这两项制度来说事，其用意何在？话说回来，中国股市目前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体制，不正符合郎氏加强行政威权的逻辑吗？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股改应该学习一下英国的经验，这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忘了提醒大家一下，撒切尔新政的另一个名词是民营化，出售国有企业股票不过是民营化的基本模式。在出售国有企业之前，英国政府善于包装，用先易后难、先出售赢利企业、后出售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及处于衰落的老企业的方式进行。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如简化购买手续、允许分期付款等，鼓励普通居民尤其是本企业职工购买股票，最大限度地吸收广大国民参加，从而既增加购买国有股的资金来源，又保证出售时的公平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成果，英国的金融与股市的改革也就丧失了必要性。

　　郎氏施展乾坤挪移大法，以西方的学术背景指点中国经济江山，先肯定中国经济的国有体制，现在又全部落实到技术层面，这样，如果一些改革失败，责任当然只能由经理人、法律制订者等技术人员承担。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时期的变种，在有志之士付出了百余年的改革代价后，相信对此会有自己的判断。

　　作者：叶檀 每经评论员

补充一下：
主流经济学：mainstream economics

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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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26日 01:00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 曲力秋

　　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看一下我加黑的部分，丁的原话其实说的一点儿都不过分。各位，无良的是这个记者，外行的也同样是这个记者。跟人家丁学良没多大关系啊。

不过有一点，丁学良教授说得也没错，的确，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少了点。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媒体要说经济学者的事情，却去采访社会学家呢？虽然说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说法，但这很可能是针对天才而言的，而大部分情况下，纵然不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这里不是批评丁学良教授，丁教授作为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对中国的社会思潮的分析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后续的媒体评论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比如，有甚者气势汹汹，质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说话，“主流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反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hehe,你看，我本来就是批评中华工商时报的。谢谢主席指正。不过我的意思也是明确的，要从理论基准入手来看是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是从媒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