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kathryn bernhardt
感谢萧敢帮助，总算读了kathryn bernhardt有关长江三角洲1850-1950地租、税收和农民抗租的书，感觉颇有收获，试做简单的经济学解读。
这本书所提供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19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村契约关系发生改变。大量的不在地主的出现，导致地租收取的方式发生改变，地租收取的难度增加，特别是田底权和田面权的日渐分离，使地租的收取不得不借助第三方——职业的收租人或收租局（费孝通1936年江村经济调查中描述这种收租局，想来应该和上世纪差别不大）。契约网络的扩大增加了相应的交易成本，要求有国家权力介入通过相应的法律和保护来降低交易成本维持复杂的契约网络的运行。但19世纪开始，一方面白银短缺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不管上农民承担的租还是地主承担的税都因银价上涨而加重了，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抗租尤其是抗税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基层的力量日益薄弱，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地方政府几乎无能为力，既不能保障政府的税收收入，又不能保护地主的地租权利，乡村社会陷入一种霍布森丛林状态。这种情况下，大户地主只有自己组织力量来保护财产并收租，从而形成私人的保护力量。如果将国家视作一个以保护换取税收的垄断企业，这无疑意味着在国家的垄断之上悄然兴起了众多的私人保护公司，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国家的市场份额不断被侵吞，19世纪中后期的乱世局面就是这种状况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安徽为例，捻军就是在这种私人保护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力量的。捻军研究的资料表明，捻军的五支之中，有四支是大户组织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贫困无发解决生计的农民。
史学和社会学的内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入的理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不表明它的野心，而是说它为处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