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经济学园问学区经济史 读《读史阅世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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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史阅世60年》

读《读史阅世60年》

昨日下午带孩子去吃肯德基,顺路进三联书店购书数册,皆与史学有关。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2、唐德刚《袁氏当国〉
3、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4、吴敬琏<比较〉20(上有邓刚《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评述〉,经济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与史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的比较和融合对于获得深入、清晰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已由校图书馆的借阅,为便于日后查阅,自己购置一册)。

自昨晚8点多孩子睡后,开始读何著,有齿颊芬芳之感,遂一口气读至深夜,上半册读完才睡。关于何著的各种评述已经很多,在此不做重复之言,只拣一些细节说出自己的感触。
1、关于思想史的研究。第66页谈及早年师从冯友兰学习哲学史的事,说自己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下太多工夫。“我一生治学‘保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何氏说出了我存在心中已经很久的话。经济思想史或其他思想史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经常看到一些不知所云的相关的著述,心中颇不以为然。诚如何氏所言,对思想史的把握应该建立在关于经济、社会等具体的认识之上,就思想而论思想必然陷于“空、迂、浅”中。何氏读史阅世60年得出来的感悟,是真实而中肯的,于后进者颇有醍醐灌顶之效。
前一段与小贝等在cenet上曾有李贽与蒙德维尔的讨论,现在看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知识深广度都不足以驾驭我们的好奇心,要解开心中的疑团,仍然需要以后的若干年的学习和探讨。
由此也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最难以处理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诺斯将意识形态处理成自我实施机制,并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于上,这使其理论根基显得有些脆弱,acemoglu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干脆完全忽略掉意识形态问题,以一个多国回归证明文化、宗教与经济增长不相关,就一笔代过。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而是根本处理不了。格雷夫等借助于博弈论来刻画微观的制度、文化,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将这些微观的文化活动纳入到宏观的分析框架中。何氏表达的应该是类似的疑虑:如果不能把思想的问题纳入到一个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框架中,这样的思想研究,即使在细微处能做的很深入很细致,又有什么意义?
2、关于冯友兰与大学自治。(午睡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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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冯友兰与大学自治。第191-195页记1939年秋-1940年春夏之交,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要求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等新规定,遭联大教授反对。冯执笔《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成常委会函(1940年6月10日)〉驳斥陈立夫的三训令。何氏称此文为“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熔古铄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读过冯文,确有此感。
冯文从四方面驳斥了教育部要求统一课程的训令:其一,大学唯有包罗万象,才能推陈出新;其二,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全能分职,事乃以治”;其三,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易变,如果内部事务听命于教育部,则不受时局变动的影响不能保持其连贯性;其四,大学讲究“师严道尊”,如果教授所授课程及课程内容均需教育部确定,则教授就沦为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这不但使教授不能“自展其才”,而且使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
长期在高校教书,读这篇“至文”感慨颇多。现在各高校正为了迎接国家教委的本科教学评估而鸡飞狗跳。老师们被要求补齐三年的教案、讲稿,考卷,点名册等,甚至要求为三年的每一堂课列出内容提要,这在小学教学中也几乎不可能的事,竟然成为各大学的日常内容,如果大学老师的每一堂的讲课内容都事先规定好,那大学还是大学吗?更有甚者,有些学校,为了迎接检查,组织学生补作考卷,然后在水里浸泡后拿到太阳下晒,以期看起来像三年前的旧卷。整个国家为此劳民伤财不说,更重要的是它将会影响到学生如何看待老师看待教育。“启轻视之心”在所难免。
 

3、关于雷海宗。第105-121页是对雷海宗的回忆。这是书中专忆师友的最长一篇,足见雷氏对作者的影响之深。说来惭愧,因为不是学史出身,在读何著前我甚至没有听过雷氏之名。从何著中了解到雷氏的思想和学说,颇有触动,原因有二:其一,雷氏专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强调在宏观的时间和空间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制度的演变,这一点和我们今天强调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视角”是很吻合的。其二,雷氏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评价和考察中国的文化,著有“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认为“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和我博士论文的思路很接近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表述:秦汉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为了在辽阔的疆域内维持有效的统治,必须以制度的手段来弥补技术的不足,因此要加强社会和思想控制,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实行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和缩减的公共开支,致使国家军事保护、货币、道路交通等公共品供应不足,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的必需条件。alesina和acemoglu有相关模型提供,只是前者使用了太多数学工具,后者在理论上尚有硬伤。
雷氏著述,尤其是30年代的旧作,不知能不能找到一读。

[em27][em2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7 20:03:18编辑过]

 

4、关于清华的历史研究。第69-70页叙及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学生研究,提及夏鼐1934年的学士论文“天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田赋之研究”(刊于清华学报)。近来承萧敢大力帮助,我开始读kathryn bernhardt的“Rents , Taxes, and Peasant Resi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 两部作品研究内容相同,不只前者是否影响到后者,如果是,那就更能说明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的成就。
最近总在想诺斯说的“关注中国丰富的制度历史”。读何著以及前期所读的梁方仲文集忽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关于中国历史中的各种具体的制度事实及其演变,中国的学者已经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解释,现在唯一缺乏的就是一个宏观的制度变迁框架,将这些变迁包容在内,形成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经济史理论,一旦这个框架找到了,就是大手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7 20:28:30编辑过]

 

这个好,只是没想到桃花映水鲜会“昨日下午带孩子去吃肯德基”,失敬失敬,呵呵。
 

是啊。昨天上午还去开了家长会,把那些要求给孩子增加作业的家长臭骂了一顿,然后告诉校长,根据阿罗不可能定律,永远不能得到一种使所有人偏好都得到满足的决策,所以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校长大喜。
 

社科院专家和洋鬼子谁更懂中国?
  ——临时随便乱起的题目,别认真哈
by 魔鬼教官

  又有些时候没认真照看博库了。忙得。
  本期社论(刊首语)真把我写惨了。晚上10点多已上版后,竟然还大修改,重新灌版两次。
  不过,三天时间就在为这不满意的1800字忙活,收获该算不小。本周社论对象定下来比以前早得多:太石村。这个题说来话太长,当时受英国《卫报》记者蒙骗以为吕邦列挨打会死,从社论到特别报道全围绕着这个来,准备猛做。但社论原定主要就暴力说事,后来坐下来一想,显然小了点,没感觉,没感觉就乱看资料。
  刚好秦晖有篇文章我编改,与此话题相关。原文巨长,拆开两截,这期发的后半截拟题为《怎样看农村“人心散了”和“宗族复兴”》。秦文关于宗族问题的评议很得我胃口,见秦文有句提到东南地区宗族社会与其他地方有异,好奇心发作,查查资料吧。结果找到本书名《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作者竟是个英国人,莫里斯·弗里德曼,太奇怪了。网上有PDF格式的,当下来粗略浏览一遍,无比吃惊。
  说实话,我这种没见识的人,素以为中国社会之复杂,洋鬼子是永远弄不清的,像今天“三农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就更不理解了。难怪陈桂棣夫妇那本我觉得水平严重成问题的《中国农民调查》,竟然获得了去年世界报告文学最高奖。但看了这本书才开始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真正地学术界还是和文学界(?)完全两码事地。
  网上一当到好书,就忘了社论这事。两天时间,稿子被催到我都不好意思出现在办公室,还是无法拔出来。在找到《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那儿,我一口气至少下载了三十本书。又一位大鼻子汉学家不能不说一哈:杜赞奇。美国人。
  杜赞奇要我眼睛一亮的书,题目挺长,《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最近帮人写应景文章,大意就是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价值就是民族主义,不同时代明暗有别而已。看到这样的书,其欣喜若何!我甚至把批判该书的一大堆文章都认真地看完了。
  要我吃惊的是,今天“联邦宪政派”地同志经常喜欢扯的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的新鲜观点(大意为“陈不是我们一贯胡说的历史书上定性的军阀,与孙的冲突是因为,陈是联邦制,孙是中央集权主义者”),很可能不是他们当中某个人的发现,也许最早的系统剖析是来自杜赞奇。在《广东:民族主义与背叛的政治》一章里,陈、孙之争、中国当时地方自治的情形以及各方的对陈孙之争的反应,都有非常详尽的资料。此书1995年在美国出版,2001年被引进,2003年正式出版。
  说到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杜赞奇此前还有本牛书被翻译过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这可真叫我开了眼。1900年,杜赞奇同志他老爸都可能还是液体呢,这本书他凭什么写?原来,他在哈佛从事汉学研究是在孔斐力(孔的《叫魂》一书最近再版)门下。《华北农村》一书的资料基础是当年日本人做的第一手大规模社会调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农村的社会调研。我靠,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不是家集政治、军事、情报与一体的朱门吸食中国人民血脂的殖民掠夺机构么?但杜赞奇说它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研究机构(我以后得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奇怪的机构)。——肯定有人会说,最大的研究机构那也是情报研究,就为搞殖民统治!但“我们”统治了那么多年,搞过神马象样的调查研究么?
  难怪今天谈中国农民问题,总觉得像看人在烂泥里打架,有些人恶搞到我怀疑他们人头盖骨是不是有两寸厚。
  秦晖那篇文章提到一种观点,相关文字直接COPY如下: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学者王晓毅不久前提出“小岗悖论”的问题:当年小岗18户村民冒着巨大风险,为了分田到户而秘密聚会,商定如果倡议者为此坐牢,大家要一起养活他的子女,为此立了“18个血手印”的文书 。但是这件“齐心协力闹散伙”的事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王晓毅说小岗村事件“所包含的悖论是难以解释的。如果说小岗村的农民那么齐心,愿意承担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包括经济风险),为什么他们却不能够在公共的土地上共同劳动?承担这样大的风险无疑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愿意作出如此大牺牲的人可以被假设为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用集体主义精神去促成集体的瓦解,在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如果像以后所解释的,他们有很强的个体主义精神,聚集在一起的社员不愿意出工出力,只有分田单干,个人利益与个人劳动直接挂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那么甚至为别人多牺牲一些汗水都不愿意的人,为什么能够集体承担如此大的风险?”

  这种人居然是社科院农发所的,我日!!!!

  和谐元年10月13日
 

羽良文章我没看明白。但文中所提杜赞奇华北农村》一书的资料基础,即当年日本人做的第一手大规模社会调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农村的社会调研,何著中有所提及。这份简称“满调”的调查材料,应该是当时关于中国华北农村的最权威最详尽的资料,在西方汉学界有很高的评价。
 

文章不用看了,就是提供一下那几句杜赞奇的评论而已。此文作者是日本问题专家。
 

提供加州大学的一组研究书目,是有中译本的。
1.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f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 Chang, Chung-l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作者张仲礼。书名《中国士绅的收入》)
4.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88.贵州人民出版社)
6.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40-1942年中国华北的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8. Freedman, Maurice.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 East China. London: Althone Press, 1958.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 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9. Huang, Philip.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 Huang, Philip.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 (美)黄宗智著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2.9
11. Kuhn, Philip.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孔飞力:《晚清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三联书店,1990
12. Wakeman, Frederic.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美]魏斐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8月第1版
13. Cohen, Pau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科文,《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的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 Fairbank, John K. and K.C. Liu.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 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剑桥中国晚清史》)
15.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 1990年10月
16. Feuerwerker, Albert.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 13. (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剑桥中华民国史》)
17.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9
18. Wright, Mary Clabaugh.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美 芮玛丽 译者:房德邻等 ISBN号:750043258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19. Esherick, Joseph.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20. Hu, Sheng.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1948年香港出版)人民出版社,1959
21. Hsiao, Kung-ch"ua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 及其大同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 Bergere, Marie-Claire.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11.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 为剑桥中国史第11卷中一章)
23. Skinner, G. William.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施坚雅著 陈桥驿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1998
24. Esherick, Joseph.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
25. Schiffrin, Harold.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6.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7.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8. Grieder, Jerome.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美]J·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9.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 Coble, Parks.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1. Eastman, Lloyd.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32.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大轉型:中華民國政治與社會變遷(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出版),譯有中文與日文版 田弘茂.
33. Cochran, Sherm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rette Industry, 1890-1930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中国的大企业 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 1890-1930. 高家龙 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 Lee, Leo Ou-fan.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
35. Schneider, Laurence.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 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施耐德着 梅寅生译. 出版项, 台北市 : 华世, 民73[1984].
36. Eastman, Lloyd.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易劳逸,王建朗,王贤知译,《蒋介石与蒋经国, 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Chinese),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37. Salisbur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长征:未完成的故事》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1月第3版
38.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Bantam, 1978 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9. Schram, Stuart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1
40.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41.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麦科发考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1989,《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
42.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 译1996 《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 : 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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