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一下。

嗯，祝贺，谢林的:"focus point"

诺奖授予博弈论先驱
 
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报道
10月11日 星期二
 
 
诺贝尔经济学奖昨天授予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以表彰他们在促进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

他们两位都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先驱。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目前在该学科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在政治理论、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中也极为重要。两位获奖者将分享130万美元的奖金。生于1921年的谢林先生是马里兰大学教授，他曾提出了冲突局势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时期，该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对核威慑的态度。

他于60年代出版的著作《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着力阐述了在双方处于僵持时，采取一些战略性手段的重要性。这些手段包括：事先承诺、边缘政策和有威慑力的威胁。例如，通过限定你自己的选择范围，你就可以使对手清楚地知道，你将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这也就加大了他们作出让步的可能性。谢林先生发现，有威慑力的威胁也可以与边缘政策配合使用，以逐渐提高发生冲突的机率。他补充说，儿童对边缘政策的理解非常到位。

应用在核军备竞赛方面，上述理论为美国提供了处理一个根本问题的战略，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发挥那些杀伤力极大武器的作用，由于它们的杀伤力太大，人们并不认为会真的投入使用。

在地缘政治领域之外，谢林先生还发现，人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但当他们在一个团队中完全依理性行事时，则不那么容易合作。奥曼先生对冲突与合作战略思想的贡献在于，他运用了逻辑学和数学来理解，当人们每天都面对相同对手或竞争者时，他们所能作出的选择。

当战略情形大量重复出现时，即便个体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达成合作的机率也会上升，因为每个个体在未来时间内，都会与另一方反复打交道。

奥曼率先提出的“重复博弈”分析，目前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主流分支，并已应用于政治冲突、灌溉系统、国际条约乃至公司相互勾结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博弈论同时也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学科，该奖授予约翰•哈萨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及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 (Nuffield College) 教授保罗•克伦佩雷尔(Paul Klemperer)表示，(此次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代表博弈论的不同观点。谢林有着极佳的直觉，而奥曼是经济学最为睿智和最善于抽象思维的学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他表示，“(博奕论的)整体方法论已在经济学领域占有极具支配力的地位。”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是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编辑

译者/ 何黎

[此贴子已经被huaying69于2005-10-11 9:31:06编辑过]

“颤抖手”是泽尔腾“颤抖手均衡”那里的灵感吧，呵呵，1994年的时候Aumann就应该得奖了，或者1996年也行嘛。

看来鲁宾斯坦还是太年轻，慢慢活吧。。。

不是任何人都能那么长寿的，75 、84现在看起来都如同天文数字~~~

拖垮苏联帝国 博弈论建奇功

《信报》  林行止

一、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为美国（哈佛及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的谢林（Thomase C. Schelling, 1921-）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奥曼（R. J. Aumann, 1930-），由于美元对瑞典克朗贬值，他们的一千万克朗奖金折成一百三十万美元，相对过往数届的百万左右，美元奖金大涨三成！据中文大学唐方方教授今天在本报第二十六页发表的大作〈喜闻「傲慢」教授获奖〉，奥曼「傲慢」之名是本报长期专栏作家关愚谦教授起的，他于十一年前在耶路撒冷（时唐博士正在希伯莱大学客座）曾以德语与奥曼教授（生于法兰克福）长谈，当然，「傲慢」是其姓氏德文发音的谐音，非指奥曼教授待人处世的态度。

　　和去届得主之一普利斯多特是大热门为各网站「贴中」（十月五日本栏指普利斯多特在汉堡大学网站的「赔率」，为去年的资料，特此更正并向十多位来函指正的读者致谢）不同，谢林和奥曼俱不见于今年绝大部分「估得奖者」名单，即使以写《怪诞经济学》一书成为公众人物的利维德「从芝大黑板抄录的四十名可能得奖者」亦无其名；不过，当得奖名单公布后，网络上马上充斥着「他们早该得奖」的「评论」。奥曼与谢林对《博弈论》（亦译《赛局理论》（〔Game Theory〕）确有重大贡献。与一九九四年三位诺奖得主一样，奥曼亦以数学分析把《博弈论》进一步精确化；而谢林则是《博弈论》的应用者，把这门象牙塔学问带至凡间。《博弈论》研究在冲突中─军事、政治、商业以至有个人行为（如吸烟与吸毒）─如何作出对己方最有利的决策，而这种决策之达成，除了决策者本身的条件，站在对手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推想，这即是说，准确掌握对手的条件，再推算其面对眼前的冲突会怎样做，惟有充分了解对手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才能在一场角力中取得上风。

　　谢林在一九六○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已成为「博弈学」的经典著作，「冷战」所以不致成为「热战」，这本书与有功焉。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早已和解了，然而，谢林的理论对因为东海能源开采主权纠纷而怒目相向的中、日，仍有一定现实意义。谢林认为当两个国家为「土地谁属」起争端时，调动军队或不调动军队，是二种可能选择。若双方都调动军队，战争可能性甚高，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可能性下降，若双方势均力敌，对着干的结果是零和，即各无所得；如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同时彼此俱相信己方有足够的韧力等下去，最终对方变弱己方坐享成利，「最后胜利属于我方」。只要有此想法，便没有人会先动手；但为了防范对手万一突袭导致生灵涂炭，拥有令对手不敢动手的报复性武器是先决条件。而策略性的运用则是「破釜沉舟」（谢林的例子是烧毁背后的桥樑以示不会走回头路），以向对手释放出「我方决不退缩」的决心……。冷战期间美、苏各自发展大杀伤力武器而彼此都不先动手，与谢林的推理如出一辙─最后苏联被拖垮了，美国遂成为世界「独霸」！

　　一九六○年，谢林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三本描述「意外战争」的书，包括小说《戒备状态》（Red Alert），名导演寇比力克（S. Kubrick）读后有所感，改编这本书，于一九六八年拍成《密码一一四》（Dr. Strangelove；友人Ｔ．Ｌ．不愧为「活字典」，随口说出这个近四十年前的「译名」）；故事是美、苏总统都不愿见二国爆发大战，但由于知己而不知彼，比如美国不知道苏联有发射核武的自动装置（不让对手知道有此秘密，这种装置因此起不了阻吓作用），结果酿成人类悲剧；在七十年代初期，美、苏敷设了「热线电话」，让彼此有了解对方的最后机会，令那种因不了解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二、

　　谢林和奥曼的理论，非笔者所能理解；不过，笔者仍可择二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利用「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产权不明确公地变荒原）的例子，奥曼指出渔民出海捕鱼，最初人人「竭泽而鱼」，很快鱼便被捉光，他因此提出「复复博弈说」（repeated games），指出在多伙伴「赛局」中，产生的冲突也多，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伙伴合作达成「捕鱼协议」的可能性相应提升，这种理论成为社会科学中长期性合作的基础。对于全球气温上升，谢林认为这绝非如环保分子所说的「坏事」，他指出在先进国家，退休者大都会从寒冷地带迁移至温带居住，因此气温上升为大多数人所乐见，先进国家每年为防止温室效应上花上二三千亿美元，是无效益的浪费……。

三、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理性且独立，《博弈论》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人的行为受他人的实际或推想中的行为所影响。问题发生在这里，《博弈论》试图运用理性原则去解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由于人所做的决策不完全是理性，因此《博弈论》在数字程式上「无懈可击」，在实际运用上却不那么「美丽」，《博弈论》立论在「假如我这样做，对方便会那样回应」之上，事实上「对方的回应」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

　　《博弈论》学者认为核武大国生产核武是非理性的，然而，有了核武才能阻吓核战的构想，则是理性的，准此，假如北韩或伊朗问题最后引起战争，博弈论者虽然会认为「不幸」，但事件本身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航空公司割价引致亏损，令不少公司破产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割价本身是非理性的，为了阻止新入行者加入竞争的目的则属理性。

　　《博弈论》二次获得诺奖，令它成为「显学」，然而，经济学并未因此而向前突破。令经济学有所突破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二种比较新的学问都不以理性行为为前提，这方面的研究已令二位经济学家于二○○二年获诺奖。诺奖今年又垂青《博弈论》学者，自有其道理，惟诺奖委员会指「人群，组织以至国家调协合作」是成功运用《博弈论》的结果，未免言过其实了；它之所以如此看重《博弈论》，据说与评审委员会主席为《博弈论》名家韦布尔（J. Weibull，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及波士顿大学教授）有关。

FROM： http://www.cnobel.com/readnews.asp?newsid=1793

博弈论归来

唐学鹏/文

就像罗伯特·奥曼感到惊奇的那样，的确，很少有人能想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降临到博弈论研究者的人群。1994年，博弈论已经享受过一次荣誉了。“博弈论三君子”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众望所归般地获奖，代表着一个团队的被认可和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经济个体只靠理性，独立地决策，彼此没有互动关系）挑战的成功。那时候，人们就认为，作为博弈论研究团队的其他人，比如杰出的“博弈论四人帮”：罗伯特·奥曼、肯·宾摩尔、戴维·克瑞普斯，以及阿里尔·鲁宾斯坦等人不可能再有获奖机会了。

这种想法被击落了。

实际上，击碎这种想法的——我个人认为，并非仅仅是奥曼和谢林教授的卓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大国博弈下的全球化碎片型的文明景象，一种多极化的注重地区博弈的政治格局和气氛，一种地缘政治的小规模长期化的对抗性的趋势，一种排斥而又相生的区域集团间战略诉求，导致了博弈论的重新“登基”。勿庸置疑，博弈论是解释冲突，合作以及在这过程中的权力机制生长，信任的诞生，丛林规则的瓦解和旧有体制塌陷的最佳学说。

有趣的是，罗伯特·奥曼在60年代用博弈论研究裁军和军事让步（Aumann及Maschler，Stearns ，1968)，而谢林则在50年代用同样的工具研究核军备竞赛及核讹诈（Schelling，1956）。它们都有当今世界的对应物：巴以冲突下的沙龙单方面行动以及刚刚获得和谈成果的朝鲜六方会谈。

正是这种逼近现实的气质让奥曼和谢林的学说变得格外耀眼。

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论的大家们身上都具备一种哲学家的气质。这在谢林，肯·宾默尔和阿里尔·鲁宾斯坦身上反映得最为浓重。宾默尔通过博弈论研究契约和社会的演化，鲁宾斯坦则更是天马行空，几乎在哲学的迷宫里乐此不疲地打转。而伟大的谢林，则是一个和解论主义者，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威胁的力量往往可以遏制威胁，就像美苏对峙时期的军备竞赛，当核武器可以彼此毁灭时，当威胁是可以“置信”时，当报复的承诺非常有“硬度”时，危险往往能转化为生机。博弈的均衡可以奇妙地出现，大家相安无事。而如果这种报复的能力是“不被观测”到的，或者不是可“置信的威胁”，那么，危险以疯狂的速度增长。

当时，谢林的这个理论故事打动了一个叫彼得.乔治的小说家，他构思出一本叫《红色警报》的书，这是一本描写核武时代的相互恐吓的书。凑巧的是，这本书又让大导演库布里克看到， 催生了库布里克最著名的影片《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影片讲述了苏联创造了“世界末日装置”，当苏联遭到不明武器攻击时，苏联人就会按下这个装置，这个装置的核能力将足以毁灭地球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体。但是，这个装置的“进一步信息”不为美国人所知，只是从苏联人的“夸张性严辞”中不断出现。前纳粹核战争天才“奇爱博士”说服了美国人，他认为，“这根本不是威胁。因为它并不被我们所知”，于是，“我们应该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核弹”。影片的结尾是，美丽的核爆炸像礼花一样在云霄响彻。一群政治领袖兼笨蛋在服从“博弈论”规律过程中毁灭了地球。（谢林的代表作是《strategy of conflict》和《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谢林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了这种“混蛋型”博弈结构：我因为蹊跷的响动，提枪下楼检查，发现一个夜贼，他也拿着枪。对我和他而言，这都是一个不祥的博弈支付结构。因为，我希望他快点滚蛋，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早点离开，避免枪械的擦火。但可怕的是，如果他以为我会下意识地向他开枪，于是，他就先发制人地开枪，更可怕的是，他认为我一定会以为他会首先开火而导致我也一定会开枪。于是，枪火的故事就这样流传和泛滥起来。

我需要承认的是，谢林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学者，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奥曼不是，奥曼是一个数学家，一个主流姿态里的博弈论建筑师。虽然，谢林非常谦虚地认为自己仅仅是博弈论的“使用者”而奥曼是“真正的博弈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也把奥曼的名字放在谢林的前面。不过，我认为，这只是知识的重量比较，而不是思想的深度排序。毫无疑问，谢林有着飘忽不定的学术路线，原创能力出奇的旺盛。如同贝克尔一样。谢林的弟子斯宾塞（斯宾塞是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说，“谢林总是思考一些别人根本没想到的问题。”这一点可以阅读谢林在全球气候改变，组织犯罪学上的理论贡献。

谢林另外一个有趣的学说是关于“种族隔离”在全世界的流行的解释。他用一个词语叫“微观的小冲击放大为宏观的大问题”（micromotive and macrobehavior 1971）。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故事：试想一小群少数族裔的人，他们具有一种“同种族相互取暖”的癖好，他们不乐意让自己的邻居是另外一些种族的人，于是，他们选择搬家，让自己的邻居同自己的肤色和口音一样。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叠加效应，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圈子，即使后来者不是这些种族偏好人士，他们也觉得加入这个圈子非常方便。因为同文同种。叠加导致的蝴蝶效应使得种族偏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开始分层，“分离且平等”的种族隔离思想大行其道。想一想，海外的华人，似乎都存在一个很难融入当地国家的主流中，最早期的唐人街文化一直深远地影响着最近期的移民心态，这是否可以用谢林的理论来解释呢？

老实说，谈谈奥曼的贡献只需仔细阅读博弈论教材即可。他的很多伟大的研究都已经进入了教科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曼对非合作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的贡献甚至要高于海萨尼。奥曼最著名的贡献是在重复博弈上。我们知道，囚徒困境只是一次性博弈。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在“一方坦白一方撒谎就减免坦白者重罚撒谎者”的博弈规则下，两个小偷的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尽管两个小偷共同抵赖会导致更好的结局——无罪释放。囚徒困境往往被用于说明“理性选择下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而奥曼认为，这个观点太局限和肤浅了，如果两个小偷是在一个重复的博弈中，即他们反复面临着选择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抵赖的。因为抵赖的好处，未来的收益是可以“贴现”在眼前的博弈中的。于是，重复博弈导致了信任，导致了长期化关系，导致了合作的可能。而不再是霍布斯的永远的“一切人与一切人战争和敌视”的状态。

奥曼的贡献实在太多了。他的重复博弈研究引爆了一大批后继学者的智慧。他还引进了博弈结构中的“共同知识”概念。他让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具有某种“学习”性：当博弈一方处于信息劣势的时候，可以通过博弈来学习，结果是扩大了博弈的共同知识，使得纳什均衡更容易地实现。他作为一个理论学家太优秀了，以至于，只有用更学术性的黑话来表达或者翻阅教材的方式向他致敬，才能真正触摸到他的思想深水区。

FROM：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费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