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映水鲜：小贝，你好。我还在看关于明清财政制度的书。想起一个好玩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只好问你：中国古代的孝子、节妇（有国家正式证书的）享不享受税收优免？我猜想一个家族可能有什么利益的刺激，才会去牺牲某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来挣一块贞节牌坊。没找到有关资料，不知道你留意没有？如果有相应的证据，那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可以直接证明所谓的仁义道德其实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
贝叶诗：我现在也没有资料表明明清的孝子、节妇是否享受税收优惠。不过别的方面有一些优惠倒是存在。可能明、清两代这方面要分开对待，孝子和节妇的问题也要分开对待。
首先是大量产生孝子、节妇的是明代，清代似乎要少得多。这里可能主要是和明代的理学意识形态有关，也和明代政策上比较重视表彰这方面行为有关，州县官员每年上报的政绩也包括这方面内容。表彰措施是什么应该比较容易在《明史》里查到。不过一般好像不是给予税收上的优惠，而是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赐建一座牌坊，修牌坊的钱一般是州、县出的。至于有牌坊的家族能得到什么好处，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好题目。
清代这方面行为就没有什么中央鼓励的色彩了，都是地方上的。
其次是孝子问题。汉代孝子可以被举孝廉，这是不消说的。倒是明代这方面的问题令人费解。明代一共89科90个状元中，有3个人的死法是“哀毁而卒 ”（记得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舒芬是一个，另外两个记不住了），其他有功名的士人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按说状元是人中龙凤，这么做是实在不值得。没想明白为什么，只有一个假想，就是丁忧期间死于别的原因而说成哀毁。其实皇帝也不太喜欢士大夫过于讲求孝道，因为一丁忧回家三年，等于休假了，还是带薪的，还得保留待遇，回来还要升半格。中央高级官员经常被皇帝“夺情”（丁忧不满3年就拉回来上班）就是皇帝不喜欢他们太讲求孝道的例子。
最后就是关于节妇的。我想这真的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需要揭示制造节妇的动力何在。肯定不是税收方面的优惠，因为虽然有一些免徭役什么的，但是那主要是因为家里没了男人了，肯定完成不了。但是确实一度制造节妇的运动风起云涌，甚至我记得成化皇帝还颁布过关于制止不负责任地大量制造节妇的诏书（待查，确实记不清）。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很多东西不是货币化的，因此在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是以别的东西来计算的。王朝最关心的事情不是最大化税收，而是“礼治”秩序的平稳运行，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一部分可能的税收收益。研究的时候这个应该是最有意思，可能也最有挑战性，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
桃花映水鲜：明代孝子节妇的大量涌现，意识形态之外，当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越来越觉着明代的政治
> 、经济格局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型特别像，只不过后者更进了一步。总觉着不是苏联模式造
> 就了毛泽东，而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实现其野心的好的手段。毛泽东的灵感更多的是来自
> 于朱元璋。如此想来，孝子、节妇现象就不难理解：我们不是一直在学雷锋、学王杰以及数不
> 清的典型人物吗？孝子节妇和雷锋一样，应该是一种降低统治成本的方式。雷锋形象可以看作
> 是国家弥补产权缺失下激励不足的一种手段，孝子应该是弥补社会保障和救济不足，同时也是
> 一种顺从的社会训练。节妇也有着方面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记得还有一个妇女就是
> 因为照顾年迈的婆婆不改嫁而成为国家号召学习的对象的。还有哇，从话本小说上看，明代小
> 户人家的妇女改嫁通常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大户人家才会想到要贞节牌坊，所以我猜想这是不
> 是一种家族性的投资，比如免税，土地和丁口越多，优免的幅度越大，而小户人家，正如你所
> 说，男人死了，反正也完不成了，就无所谓了。
贝叶诗：毛泽东的灵感更多的是来自于朱元璋”——这个好！精彩！
我自己感觉毛式的“计划经济”倒也谈不上多强计划性，就是全面的管制而已，或者说限制，不允许任何领域的私人投资。朱元璋的主要特点也是限制，不过只是在一些关键领域的限制。而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应该是计划。
关于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总是要树立标兵，可能激励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个人感觉可能不是全部原因。因为树立劳模是可以用这个来解释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被树立起来的典型不是劳模，比如雷锋。甚至有时候会树立一些明显具有反向激励性质的典型，比如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一些狠抓阶级斗争的红卫兵典型，什么蒯大富之类的，还有白卷英雄张铁生（其实好像张铁生倒真是一个替“劳动人民”说话的“英雄”，只是后来因为跟了江青，才在四人帮倒台之后臭了）。
所以，社会主义下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典型，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个人感觉应该从Shleifer和Vishny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为出发点做进一步研究。Shleifer和Vishny 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官僚主动选择的，因为只有人为制造短缺，官僚们才能获得可以自主支配的一部分权力资源，以此来寻租。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典型”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它有一系列附带好处，对有权决定谁是“典型”的官僚来说，是寻租机会，对获取 “典型”的人和单位来说，可以在“经验推广”过程中得到资源配置的倾斜。
而孝子和节妇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功能，值得进一步思考。毕竟一个非货币化的社会，很多货币化下才有意义的理论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