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1]
所属栏目 > 《文化研究》第五期
作者：艾伦·卢克（Allan Luke）/吴冠军 译 发布时间：2005-6-6 16:22:35 点击数: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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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历史概观，并将它置于关于发展一个规范性的政治语言学之诸种努力的长期谱系中。各种晚近的路径与操作性的程序在文章中也被讨论。这篇文章的目的，乃是历史性地和理论性地重新定位批判性话语分析，评论它的诸种核心原则、种种当前困境、与各种可能的未来。
关键词 批判性话语分析 规范性的政治语言学
This essay provide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lacing it in the long lineage of attempts to develop a normative political linguistics. Various recent approache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historically he theoretically resituat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viewing its key principles, current dilemmas, and possible futures.
批判性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关于各种文本和话语如何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利益、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强大的政治后果的一个明确地规范性的分析。本文旨在提供一个关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的历史概观，将它置于始自沃罗辛诺夫（Voloshinov）的关于发展一个规范性的政治语言学之诸种努力的长期谱系中，并对近来的各种路径与程序作出评论。这些努力把文本分析与当代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放在一起。经济的与文化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各种新状况，已对批判性的话语分析——以及更一般地来说，对批判性的应用语言学——提出了诸种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挑战。我认为，这些将要求批判性的话语分析通过对于各种文本的研究，将其关注点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对文本的研究则可以把在各种新状况下的权力与话语的各种生产性的使用，以模型化的方式展示出来。
一 一个关于批判的谱系学
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并不新。但作为方法、领域，以及一个思想的和政治的方案，它的形成非常关键。我在这里的目的既不是为初学者详细阐述或重新用学术黑话来描述它的各种程序与方法，也不是在那些当下正在使用与精炼它、但却为不同的特殊路径进行着种种争论的人们之间作出表态与站队。而且，我的任务不是要去说服和改变对它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这一领域中已有无数的教科书与关键性的作品，十分充分地在做着这项工作；在本文中，其中的一些作品得到了引用。我的这篇评论之目的，是历史性地和理论性地重新定位批判性的话语分析，评论它的诸种核心原则、种种当前困境、与各种可能的未来。
对于应用语言学来说，诸种关于它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与作为一个学科的稳定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它不纯的历史与各种实践、受质疑的制度性的位置、以及它的各种雄心——十分关键。有许多方法可以解释各种话语与学科的兴衰，包括现在关于自然科学之变化的古典的库恩主义——专注于范式危机、某领域内未解决的各种困境与新理论的形成——的诸种解释。这些解释专注于科学发现的内部动力学，以及在关于各种问题的鉴认和解决上的方法与理论的生成性关系。对照之下，科学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则重视各种历史性地塑形场域力量（force of fields）的政治的、文化的与经济的力量。
现在转到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状况上：我们用什么来划出一个领域——在该领域内字词与行为、理论与方法被捆绑在一起——并使之成为关注社会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权力的一门规范性的、且明确地政治性的研究？我们如何来评价一个旨在干扰和打断意识形态常识、日常语言使用、以及由统治性群体与利益编纂起来的话语权力的研究？一个答案当然是把它当作在作为正规科学的语言学内的一个畸变，若没有它，语言学便可以具有一个无疵的前进。这即意味着，批判性话语分析并不直接处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经验性的语言学的谱系之内，它无益地对应用语言学所面临的各种紧迫的实践性的任务——那便是形成关于语言的计划和政策、在各种社会机构中教育和学习语言与读写能力——存在偏见。
这样做将忽视在一个规范性的政治语言学内的显著的但并未终结的诸种努力的历史，从沃罗辛诺夫/巴赫金（Bakhtin）的圈子到更晚近的米歇尔·佩奇尤克斯（Michel Pecheux）、雅各布·梅（Jacob Mey）、以及其他人的作品。并且，这样就无法同二十世纪晚期社会科学家们所共同承认的语言与话语的建构性力量相契合。这种建构性力量体现在社会构型（social formation）与规训上、以及体现在经济剥削与权力上。因此，批判性话语分析站在这个可持续的反语言学传统的立场上，反对洪堡（Humboldt）、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诸种技术性的、科学性的方案。它公然怀疑二战后的对于“社会”（the “social”）的各种不同的互动性的（interactional）和社会语言学的路径的诸项主张。这些主张以种种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前提。同样也不需惊讶的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诸种努力——其生成了旨在批判和改变各种物质关系与物质状况的对语言、语言学以及符号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找到了它最早的一些“声音”。
因此，把批判性话语分析看作各种分析的和方法论的技术的一个形式化的载体，可能会完全忽略这个要点。批判性话语分析更类似于一系列政治的、认识论的立场的集合体：为了在不断变化着的当代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状况下对于语言、话语、文本和图像的位置与力量作批判性的分析，而对各种立场与实践进行有原则的解读。[2]
一个更为建设性的路径可能是把它看作话语本身，因各种特殊的历史状况、不同的行动者、与各种可能性而纯粹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构型中的力量、权力与各种关系的场域。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种社会生活的新形式，产生出了文本与话语。如果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并伴随着它所有的成就和弱点，确实是受到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3]的推动，那么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各种状况，显然是因被话语所浸透的技术与各种环境才得以出现的。我们可能把这些称为诸种符号学经济（semiotic economies）。在这些符号学经济中，语言、文本与话语变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公民的和政治的生活、经济行为与活动的诸种主要模式，各种生产手段与各种信息模式则通过诸种在分析性意义上非常复杂的方式，而变得互相关联缠绕在一起。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各种姿态、立场与技术各式各样。已有许多重要的努力，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各种路径加以形式化与条文化。[4]这些努力从许多相关领域中系统化出了一个关于各种文本分析之技术的综合。这些相关领域包括：系统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与关于各种沟通的种族学（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s）、种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语用学和言语行动分析，以及叙事文本语法分析。这些文本分析的路径又同当代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中的各种概念相契合。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的来源，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到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与女权主义的文化研究、布尔迪厄主义的社会学、以及最近的后殖民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目前手边的任务是，如何把它们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思想性的、且明确是政治性的方案。这十分复杂，因为一些上文提及的——包括语言学的和社会的——模型，纷纷偏向于整全的、理性的宏大理论，其它激进的怀疑主义的模型，也则偏向于系统与结构。
与所有的社会研究一样，批判性的话语分析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困境：各种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乃伴随着混合在一起的各种生活世界与各种认同、各类跨国机构和各种社会构型、新的剥削与压迫的各种形式、以及一直以来都很棘手的各种物质的与话语的状况的出现。我在这里要阐明的是，尽管各种经典的原则（canonical principles）与各种规则化的程序和路径得到了阐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和“批判”（the critical）在更一般的层面上，仍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下一代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必须应对表征（representation）与认同的诸种被混合的与杂交的形式、以及应对各种新的空间的与时间的关系。这些新的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产生于以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为特征的各种身体的、资本的与话语的、并经技术性强化的诸种“流”（flows）。[5]它们可能需要诸多新的、杂交的各种分析技术与社会理论的混合。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是，这个挑战的一个部分，是要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仅专注于意识形态批判，而且还要致力于记录文本和话语的诸种“其它”形式——我们可以用我们打算使用的术语来称呼这些“其它”形式：贱民的（subaltern）、散居异乡的群体的、解放性的、地区性的、少数群体的。这些形式可能标记下了，以经济的与文化的全球化之面孔出现的权力的生产性使用。
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其它许多形式一样，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世代传承之基础，可以追溯至1968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将包括对质询（interpretation）和领导权（hegemony）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在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中心对葛兰西（Gramsci）与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诸种阐释。[6]它还解释了福柯（Foucault）与德里达（Derrida）所创造的各种反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话语与社会的哲学之出现，以及更晚近的利奥塔（Lyotard）与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各种版本的后现代性。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直接地和间接地受学生运动的激发（无论是对它的回应还是反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方案在1968年的兴起与被观察到的失败。一个实际的影响是，在各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西方学术作品中，学术与研究的一整个世代的政治化。虽然学生革命作为政治力量，可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与失败，但它成功地改变了大学学术和生活的特征。结果，这一工作在思想上极有生成性，且正如预期的那样，使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浮现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跃升到另一个认识论的、政治的层面上：一种对语言、文本、与话语的中心性的理解，它们不仅建构了人类主体性与各种社会关系，而且建构了社会控制与监视、政治体与民族-国家的统治、各种支配与边缘化的伴随模式、以及生活欲望与快感。
鉴于（1）二十多年前雅各布·梅、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及其同事们的政治语言学、语用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种混合体中的各种历史原型；（2）甘瑟·柯瑞斯（Gunther Kress）、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罗杰·福勒（Roger Fowler）及其同事们对系统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强有力的改编[7]；以及最后（3），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及其同事们近十年来通过对福柯、布尔迪厄（Bourdieu）和葛兰西的研究，将话语分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综上三点，如果把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定义为一个新事物——一个对于被形式化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的各种领域之外的外来者，或者把它看成可能会与党派政治中的变化一样逐渐消失的一种激进的时髦时刻——这很难说是恰当的。但是，为什么批判性的话语分析仍被认为是在主流的分析之外的一个边缘存在呢？与此相关的是，如果它保持是一种可持续的研究领域、且确实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性的介入（sociopolitical intervention）的生产性模式，那么它在新千年所面临的各种理论的和经验的挑战是什么？
现在来调查这个领域。通过《话语和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杂志对特恩·梵·迪基克（Teun van Dijk）所作的社论性的鼓吹，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经典性（canonicity）、与某种传统性（conventionality）。当代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工作，产生了对大量文本的不同的创新的分析；其中一些文本在传统的语言学分析中并未受到关注，它们包括：在各种制度设置上的暴力性的与冲突性的各种面对面交流；各种政治演讲和议会会议记录；各类广告与大众媒体文本；各种教科书以及其它官方教育文本；对各种临床的、法律的和服务的突发事件的政治与经济向度上的不同观点；以及更晚近的对各种数字化沟通的分析，包括各种网上交流、移动电话交流和网页。一些大学生的论文公开宣称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方法，而导师则无需费力寻找那些了解范式性的系统的审核者们。在教育学、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以及语言学中，就批判性话语分析而设置各种本科的和硕士的课程，则是更为普遍，各大出版商那里提供有大量的指导教科书。一些特定的期刊和出版商已在这个领域占住一席之地；确实，主要的百科全书和一些年度的评论，会定期编辑汇集关于此论题的文章。它的传播并不均衡。它在英国、欧洲与澳大利亚盛行，部分原因是学术界对待应用性的政治分析的各种历史态度迥然不同。但美国学界在以下这些领域，如女性主义研究、批判法学研究、沟通和媒体、文化多元主义和批判性的种族研究，已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研究认同、控制和权力的诸种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都是标志批判性话语分析正显现出一些成熟期——如果不是青春期晚期的话——的迹象。如果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对更少地（同其自身作为介入的规范状态相比）以科学主义为前提的一种分析活动而言，那么，我们首先可以问：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从应用语言学和前述大量相关领域中的一个新兴的、边缘性的路径走出来？以及，它所共享的诸种核心假设和路径，在何种程度上要求批判性的自我审查（critical self-inspection）。也就是说，暂时把有关话语分析应不应该是政治性的争论放在一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分析、使用什么分析工具、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
二 方法还是立场？
在关于分析范畴的分类法方面已有一些重要尝试，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英国费尔克劳（1989年，1992年）、乔利亚拉基（Chouliaraki）与费尔克劳（1999年）的连续性的工作，梵·迪基克（1997年）与沃达克（1996年）在欧洲的研究，以及基（Gee）在美国的相关研究（1999年）。[8]尽管他们在技术细节上迥然相异，但他们都采用了同一个策略。批判性话语分析包括了一个原则性的、透明的往返转换。这个往返转换是在使用各种语言学分析、符号学分析与文学分析的不同工具对文本所进行的微观分析，和对这些文本所指示并建构的各种社会构型、制度和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宏观分析之间展开。
如果存在着一种可一般化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路径，那么它就是，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这种谐调的、递推的分析法。但是，使它同先前在基于社会的语言学（socially-based linguistics）层面上的诸种努力所区分开来的是，它并不从自由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理论、以及符号互动主义的社会理论出发。批判性话语分析旨在捕获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动态关系，以及捕获各种日常文本的微观政治与各种意识形态力量、各种权力关系、资本交换以及各种物质的、历史的状况的宏观政治景观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使得批判性话语分析有别于社会建构主义的、互动主义的诸种全方位的分析形式，尤其是在教育研究中，维高斯基（Vygotsky）与福柯的反唯物主义的或微观政治的分析得到了自由地运用。与之相伴随的是，存在着使批判性话语分析系统化的诸种努力，它们一方面运用文本分析的各种理论与模型，另一方面又运用当代各种社会理论、政治理论与文化理论。
就前者——文本分析——而言，当然有各种丰富的技术资源来“进行”古典的话语分析；即根据各种系统的、可复制的重写规则来解析文本。例如，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直接从文本语言学中提取出完整的诸种技术。例如，柯瑞斯和霍奇以及费尔克劳早先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描述[9]，都以对文本各种形式属性的哈利戴主义（Hallidayan）[10]分析为基础，首先对诸种词汇资源和范畴进行系统分析，接着对各种句法功能（比如，及物性、情态）进行针对性的分析，然后是对文类和文本的后设功能（如宏观命题分析、交换结构）展开分析。因而，和从一个系统功能视角出发的其他人一样，这些原型整全性地专注于作为意向代码的文本（text qua intentional code）。这个立场在理论层面上，同新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的关注相一致。
在更加总体性地组织这个领域时，梵·迪基克提供了一个有规划的路径[11]，其基于以下四大范畴：行动、语境、权力和意识形态。[12]他在每个范畴中确认各种指导性的概念，其中许多概念并非源自语言学，而是各式各样地源自各种沟通的种族学、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认知过程的各种图式理论模型和言语行动理论。虽然并不声称是一种通向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形式路径，基的最近的模型包含了针对各种话语资源的六种范畴所进行的种种方法论的启发，主体（subjects）便是使用这六种范畴来建立起各种表征。[13]他把这些范畴称作为“符号学建筑”（semiotic building）、“世界建筑”、“活动建筑”、“认同和关系的建筑”、“政治建筑”以及“联结建筑”（connection building）。
与费尔克劳的路径相比，梵·迪基克（1997年）和基（1999年）都发展了诸种理论上更为折衷的工具箱（toolkits），不太以文本的各种词句特征为导向，而是更加专注于文本建构和文本理解所要求的各种可变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资源与语境。在这点上，两者都有能力超越对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依赖，进而从事关于意义与认识的各种认知理论和关联主义理论、以及对认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们的路径平衡了两种不同的强调：对代码的强调，和对文本的参与、理解与使用的各种主体实践的强调。此举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工作相符：这些工作从对意识形态代码的强烈的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转变为对关于文本与话语的根据受众们而变的、异质的理解的种族学分析。[14]
使批判性的话语分析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努力在文本分析中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理论。正如我先前所说，如果方法论的策略乃是徘徊在文本的分析和对社会构型与制度的分析之间，那么文本只有当我们拥有详细审查下的足够理论化的权力、各种政治关系、物质的和历史的变化、以及各种社会制度时才有意义。这意味着，文本分析只能是明确规范性的和政治性的，如果它说明了“话语如何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15]的话，并且（不是最公开地像种族方法学），如果它对社会世界有着一个非常理论化的解读的话。
但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同样需要超越文本分析，而走向对文本解释与使用的各种可见的实践的批判性分析。为了建立这样一座桥梁，被广泛引用的费尔克劳的关于文本与语境的模型，乃来自于政治经济学：语境被定义为各种生产的条件与解释的条件。这些历史性地又是各种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的争论焦点，且根据费尔克劳所说的各种“成员的资源”（members’ resources）和梵·迪基克所指的诸种“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s）的可实现性来界定。[16]这些语境同样可被解释成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主体交换的各种“社会场域”（social fields）。[17]在这个模型中，文本成为了服从于生产、异化、占用、控制等各种力量的商品与人造物。[18]这是一个政治性地定义语境的有规划的路径，因而避免了那种关于语境的各种个人主义的和去政治化的互动主义的路径（这些路径乃是应用语言学的特征）。[19]然而，这只能部分地解决选择何种社会理论的问题。
费尔克劳、基，以及乔利亚拉基与费尔克劳在大幅度研究各种主要的社会理论方面，作出了最强劲的诸种努力。[20]这些作品对新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布尔迪厄主义与涂尔干主义社会学、后殖民理论、以及其它的各种来源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并将文本分析置入于这些讨论中；而且，这些作品广泛地专注于话语、意识形态、领导权、权力、认同、和资本的各种倍受争论的定义，并且添加了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术语学。费尔克劳区分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话语和诸种“话语的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基区分了他所说的“大写的话语”和各种“小写的话语”，指出在最初始的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的各种语境下，获得后者是最为根本的。[21]借此，这项研究围绕这些术语建立起了一个“中性”的分析词汇库。这个词汇库具有这样一种潜力，使对诸多文本的各种解读走向更复杂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分析。或者，在各种较弱的应用中，它也可以仅仅作为更严格的社会学分析与文化分析、或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的一个替代。这些分析旨在分析各种语境与话语的诸种后果。
我的观点是，一个语言学的和文本分析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无论多整全，都不能自己来“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它需要一个社会理论的话语群作为表层，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社会语境、伴随物、偶然性以及任何给定文本或话语的各种后果。也就是说，文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不能够仅仅通过文本分析或文本分析的语言而被解释。[22]或者说，文本的实际权力、以及它的物质的与话语的各种后果，只有通过将更广泛的关于世界的各种社会理论模型作为参照，才能够来进行描述。在我们可以称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谬误（the logocentric fallacy）中，我们面临以下这些危险：盲目迷恋文本的权力、预先设置了它的地区性的理解、并且预先假设它的各种话语的系统性与各种后果。让我们将这些危险作为福柯的警告性的和承诺性的提示，且立刻返回到它这里。
总结一下：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包含了一个原则性的往返转换；它在各种文本分析与各种社会分析之间、在文化符号与制度构型之间、在符号学分析/话语分析与对各个地区性制度的分析之间、在对各种文本的一个规范性解读与对社会世界的一个规范性解读之间展开。在这一途径上，每当一种分析陷入到那些二元的对立综合体中时，话语理论和社会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尚未解决的中心理论问题便会再度浮现出来：在话语变迁与诸种有形的、空间化的、和物质的状况的各种变化之间的偶然性的关系；社会结构和人类主体性的相对的权力；集中化的国家控制与企业控制同地区性的占用与抵抗之间的对抗的动态状况。
在话语分析和文化研究兴起的二十年后，“一切都是话语”、或“话语的言说使各种事物得以存在”的后结构主义公理，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尽管这些乃是深奥的、并潜在具有不断生产着的破坏性的主张，但它们至今只引领我们进行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分析。[23]在政治层面上追溯哪些话语对各个社群、文化和人类主体具有哪些物质性的和话语性的影响与后果，这可能是个困难得多的任务。这样，当我们在从事任何具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时所面临的各种方法论上的抉择，会不可避免地带领我们回到它的诸种主要理论所具有的各种理论性的困境上来。
三 关于寻找一门理论的各种技术
回顾这个领域的主要期刊和文集，显然有三类常见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1）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分析、种族方法学分析、语用学分析、以及系统的语言学分析，它们专注于各类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将它们作为其研究对象（比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暴力与压迫、各种政治政策等）；（2）把福柯主义的权力概念移入数据分析的各种互动性的分析和种族方法学分析；（3）费尔克劳、沃达克（Wodak）、以及他们的同事们所勾画的旨在把具体的文本分析深层次地同晚近的社会理论相合并的诸种路径的各种应用。因此，将这个领域作内部区分的便是明确的政治化的各种程度和水平，包括：（1）沃达克和梵·迪基克所呼吁的一种饱满的政治化（content politicization）[24]；（2）通过移植社会理论的词汇重新标注传统的分析；（3）同时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个明确的政治化。
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指出了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存在着一种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即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二元紧张。这可能不再是中心问题。尽管在文本和社会分析之间存在着诸种明显的紧张，但是在它们之间的转换仍是可持续的且连贯的，只要这种转换保持在社会理论的特定的各理性主义与结构主义派别的诸种疆域内。也就是说，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都共享着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关注合理性（rational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与逻辑连贯性（logical conherence）。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不管是哈利戴主义还是其它各种形式的变种——把话语和文本视为一个意义-生产（meaning-producing）的微观物理学，一个各种命题彼此系统性地关联、各种理念彼此连贯且有组织的网络。从黑格尔（Hegel）到阿尔都塞主义的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之遗产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连贯的，资本存在着一种“逻辑”，（无论是一国的还是跨国的）大众资本主义（mass capitalism）的各种文本与话语存在着一种关于意图与后果的系统性。
对照之下，福柯主义传统是反结构主义的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试图捕获在地区性的各个地方的话语的那种几乎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式的特点。为了我们当下的那些目的，我们可以从福柯给话语作出的定义——“诸种系统地反复出现的陈述”——开始。[25]哲学的和文学的后结构主义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不仅仅只是常常被引用的对话语的建构性力量的认知；这种建构性力量体现在社会构型和心理学的认同构型、以及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构型中。话语系统性地建构了人类主体、各种关于“现实”的版本、权力与知识的各种关系。这个洞见是我们的出发点，尽管对于经验主义者们和实证主义者们来说可能存有争议。福柯一直警告其读者，不要预先设定结构或给予其特权，不要假设连贯性、意图和系统性。他论述道，话语可能会表现得很专断、随意与异质，因为它趋向于过自己的生活，独立于它历史上的作者们、各种生产的状况，等等。这个工作标志着从对话语的集中的且领导权的生产（hegemonic production）、以及它的以言行事的（illocutionary）和以言取效的（perlocutionary）各种政治意图的强度关注，转到对贯穿各种制度和社会场域的话语的不可预期的横向性的、循环性的穿越（traverse）的强度关注；以及话语的地区性的交流与理解的特质与不可预期性的强度关注。
来自后结构主义的第二个、且同样深刻的一课，乃是基于德里达对缺席与沉默的诸种洞见。[26]对于德里达来说，缺席的能指（absent signifier），即“未说的话”（the “unsaid”）和“未写的文”（the “unwritten”），能够和已说的话一样重要。由于批判性话语分析或多或少同语言学的各种分析模式相关，它具有着诸多巨大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处理各种多模式文本、各种具现（embodiment）的问题、地方、以及有形地和物理性地被体验的那些事物等方面；更大的困难乃是在于处理未说的话与无法被言说的话（the unspeakable），它们在各种可见的语言学的痕迹（traces）中并不在场。甚至对于意识形态批判而言，沉默的话（the silent）与缺席的话（the absent）——在委婉说法（euphemism）与各种文本间的（intertextual）含蓄参照中得到表征——也可能会产生出各种强大的政治影响。
这并不是否认话语能有古典的意识形态批判所说的各种压迫性的意图与效果，梵·迪基克在他那篇很重要的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导论中勾勒了多种样式。[27]而且，它也不应该转移我们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持续性的需要，尤其是在各种符号学经济中——在那些符号学经济中，因媒体话语和表征的缘故，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线、私人性的生活世界与公共性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界线，都变得模糊、且互相越界。在当前的各种状况下，以技术为媒介的各种新的监视与控制的模式大量兴起，同面对面的符号暴力（face-to-face symbolic violence）与印刷-文化的领导权（print-culture hegemony）的各种形式已经平起平坐了（后者在当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中已有大量记录）。
但话语及其伴随着的各种知识/权力的构造既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在这点上，它们并不必然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即故意扭曲以利于特定阶级的各种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性挑战早在沃罗辛诺夫的作品中就已提出：如果所有的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的、折射性的，且为了各统治阶级（和各统治者）的诸种利益而扭曲，那么，还可能有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本吗？
答案可以在哈贝马斯（Habermas）以及弗雷勒（Freire）和马塞多（Macedo）的作品中找到。[28]我这里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反事实的理想”的“理想的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哲学建构——即对话的、民主的交流，费尔克劳和沃达克将其视作为规范性的理想；我所指的还有被弗雷勒及其同事们称作为各种“解放性的”话语的可能性：那些反意识形态的、以各种转型的方式来阐明和设定各种集体性的利益的谈话、写作与表征的各种形式。
现在回到它各种原初的目的：如果批判性话语分析是社会科学与政治行动的一种规范性的形式，那它必须能够证明，对这个世界上的文本与话语来说，什么是“应该的”、以及什么是有问题的。我要争论的是，一种有效地规范性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所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是：
l 确认与记录——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解放性的话语的各种首选的模式；和/或
l 分析性地解构——用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话语中的权力/知识的各种肯定性的与生产性的构造。
若缺乏了这样的工作，批判性话语分析就会陷入一种新阿尔都塞主义范式的危险。新阿尔都塞主义范式假定所有的媒体都是集中性被控制的质询的各种形式，并且进一步假定普通民众均是受害者们和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对象们；然后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者的首要角色是成为葛兰西主义的转型的知识分子们（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围绕各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来承担起揭露、反对和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的任务，旨在动员起舆论与行动，来反对它们以及它们之诸多生产者的各阶级。
因此，批判性话语分析中的紧张，不仅仅存在于微观/文本分析和宏观/社会分析之间。我在这里已指出，盛行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案乃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案，和文本分析的大多数形式共享着关于秩序、系统性与逻辑的相同预设。批判性话语分析有着生产性的潜力，去捕捉、描述和批判一个更为广泛的话语的诸种规范性的秩序，包括那些以各种生产性的、公正的、解放性的方式建构和转变知识与权力的各种关系。看来，无论我们在语言分析与政治分析上起先所作出了何种哲学转向——从黑格尔或尼采（Nietzsche）开始——我们都会回到各种权力的问题上。
四 批判性话语分析、应用语言学与新的时代
目前许多评论将批判性话语分析看作为一个激进的、“替代性的”、在构型中的领域，更一般地来说，处于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各种边缘处。批判性话语分析注定让那些把语言学视为一门原型的、无利益涉入的科学（disinterested science）的人感到麻烦。然而，鉴于应用语言学真正被应用的程度（直接涉足各种规范性的、充满政治性的领域，比如知识和语言的商品化、面对面的教育性介入的禁止、第二语言政策与教学的塑形；以及政府的语言政策），一种中立的、“非批判的”应用语言学的概念，本身就是成问题的。这正是潘尼库克（Pennycook）关于建立一门“批判性的应用语言学”之提议的重点所在。[29]“批判性的应用语言学”是他先前对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以及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的各种实践中的语言教育、规划与政策之隐含意义的研究的一个扩展。
我已指出，要超越对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强烈专注，批判性的话语分析需要开始去发展一个关于话语、以及权力之生产性使用的强化的肯定性论题。要解释马尔库塞（Marcuse）[30]，我们需要开始去捕捉文化的一个肯定性特征，在这一肯定性特征中，话语被审美性地、生产性地使用，而且是为了各种解放性的目标。然而，应用语言学看起来在建立一个关于话语的诸种规范性目标的分析性立场、以超越海莫斯（Hymes）关于“语言的不平等”的各种原型陈述[31]这方面，进展极小。
尤其是在教育中，话语的肯定性特征可能有许多种形式。[32]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野范围可能包括对下述的记录：
1. 未被诸种统治性制度所“书写”的各种少数群体的话语、各种散居异乡的群体的声音、各种文本与各种陈述；
2. 新出现的、同各种统治性的教育话语相对立的、由初学者所产生出来的、关于杂交的认同的各种话语；
3. 异质的地区性理解——费尔克劳的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的各种状况——在这些地区性理解中，人类主体们集中性地接收宣传广播、或集中性地接受各种统治性的文本与话语，并且用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地区性的政治利益的诸种特殊方式来再解释、再利用与再述它们；
4. 在面对面的各种制度的与人际的环境下，说话者们所采用的关于打断、抵抗、以及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的那些微观政治策略。
哪些形式是生产性的、解放性的政治演讲所采用的形式？什么是各种“开放的”、地区性授权的社会政策的文本形态与实践？在一本教科书中，一个批判的或规范性地可取的关于历史的表述，看上去将是怎样的？如果批判性话语分析公开宣布自己是规范性的、且是明确地政治性的，那么它必须有勇气说清楚，对于各种文本与话语而言，什么是必须被完成的。
这一研究的大部分在进行中，但分散在各个领域、学科与期刊中。这个复兴的议程可能具有这样一种潜力，去推动批判性话语分析跨过我上面已描述过的一些认识论的僵局。它可能推动批判性话语分析跨过那些生成性的且是必需的、但最终自我限制的门槛：通过对各种面对面交流的诸种政治上未完全理论化的分析，来平衡一种对于作为意识形态之各种模式的集中性宣传广播的各类文本的全面专注。或许我们应该去找出并从事于各种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关于社会的诸种理论，而不是去寻求关于什么可以算作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个理论共识。我将对各种可能的方向作出一些评论，来总结此文。
暂时把各种话语理论放在一边，应用语言学与批判性话语分析所面临的经验的、现象性的现实是：无论好坏，诸种符号学的系统已成为全球化与各种新经济的引擎。在现下对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全球化的各种新“图景”（scapes）的古典描述中，阿帕杜莱（Appadurai）引入了“流”这个多层级化的描述性暗喻。[33]我们可以用关于身体、资本和话语的各种各样受管制的与未受管制的、系统的与混乱的、受组织的与去组织化的、有意的和意外的“流”——其跨越了以前历史性地受限制和受管制的各种地理的、地域政治的、和文化的边界与疆域——来描述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结果是，战后社会构型的许多恒定因素——统治与管制的各种系统、经济交流、甚至是地方和置换——已遭到破坏、或者（在许多例子中）正转变成各种不同的构型。
我在这里已经描述了批判性话语分析及其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的各种更传统的前身和同族，对于关于社会的各种理论和模型的依赖。这些理论与模型乃是被用来同时解释传统的垄断“印刷资本主义”、以及跨国的和战后的民族-国家的统治性（governmentality）。结论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和目前通向应用语言学的各种路径，均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经济的与文化的差异、政治压迫与压制的辨证分析。迄今为止，这已使批判性话语分析成功地专注于跟踪在各种国家、媒体与企业的表征系统中的各类变化，并且专注于关于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公共表征与压制。然而，新的时代可能需要一个更为延展开来的研究议程，需要一个不仅仅专注于统治阶级对散居异乡的群体的各种认同之压制的研究议程。新的时代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研究议程：它专注于各种新的文本构造；使各种关于文化的概念去实质化；并且不仅仅去探索关于话语的各种新的定义，还探索关于语言的各种新的定义——即将语言作为一种必须进行混合的、多重语符的（multiglossic）、以及跨文化的新定义。这将要求语言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等人去质疑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在语言、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各种本质主义的对称（essentialist symmetries）。它还表明，对地区性的“社会认知”（梵·迪基克，1993年）、诸种“文化模型”（基，1999年）和诸种“成员的资源”（费尔克劳，1992年）的各种混合形式的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关注，可能对于各种话语、图像和文本的各类跨国流（transnational flows）的被“全球地方化”（glocalized）[34]了的理解与使用，提供了诸多关键性的洞见。
在应用语言学中，我们用各种“自由主义的”与“激进的”路径，来提出针对语言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诸种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以及关于教育的获得与机会的各种问题；并切实矫正关于历史性的边缘化的各种问题。这种历史性的边缘化仍旧保留在关于压迫者/被压迫者、主流/少数群体、特权/缺乏、中心/边缘、以及北方/南方与东方/西方的各种辩证法与各种摩尼教的寓言（Manichean allegories）中。这包括如下这些争论：一种矫正的关于语言和读写能力的教育之目的，其实是保证有更平等的获得教育的机会；承认和（压抑性地）宽容语言多样性和认同的各种新形式；使直接获得主流的“文化资本”变成可能；或者，向学生们教授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在内的关于“批判”的各种不同的版本，以作为一种“获得权力”（empowerment）的手段。[35]
经济的与文化的全球化的各种挑战，已产生出了对新的社会理论的各种十分富有成效的探索，包括对跨国资本的诸种新的唯物主义分析[36]、关于各类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诸种新的理论[37]、关于混合的国际大都市的认同的各种新形式的诸种讨论[38]、以及在教育研究中的关于跨国青年与企业文化的诸种分析。总体而言，这些表明了，批判性话语分析和潘尼库克（2000年）所提议的一个“批判性的应用语言学”的方案，可能需要诸种新的工具来描述各种新的文本构型、各种新的话语的构造、以及关于统治性与认同的各种混合形式。是否依靠无利益涉入的语言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本身，便能承担起这些复杂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挑战，仍属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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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玛利·迈克格罗蒂（M. McGroarty）的编辑帮助与建议；感谢卡门·卢克（C. Luke）和阿莱斯特·潘尼库克（A. Pennycook）的各种资源与各种理念；感谢黑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的萨拉·拉德斯马基（S. Lahdesmaki）；并感谢宾·刘（Y. B. Liu）、凯蒂·威尔（K. Weir）和玛格丽特·凯特尔（M. Kettle）在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正在进行中的关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博士研讨会上的重要讨论。
[2] A. Luke, “The Material Effects of the World: Apologies, ‘Stolen Children’ and Public Discourse”, Discourse, 18, pp.343-368, 1997; T. A.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pp.249-283, 1993.
[3]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4] 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R. Wodak, Disorder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1996. （译者：前一本著作——在话语分析领域已成经典的费尔克劳的《话语与社会变迁》——已有了中文译本，参见费尔克劳：《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美中不足的是，该书译者对这一领域似乎比较陌生，譬如将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Bakhtin[巴赫金]译成为“巴库廷”。）
[5] 译者注：这里的“流”（flows）这个词，乃是作者从阿帕杜莱（A. Appadurai）对全球化的经典阐述中借用过来的。作者本人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会对这个概念及其出处作一交代。
[6] 例如：S.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D. Morley and K.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223-238.
[7] 参见G. Kress and R. Hodge,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79.
[8]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Wodak, Disorders of Discourse; J.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Routledge, 1999.
[9] Kress and Hodge, Language as Ideology;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0] 译注：哈利戴（M. AK. Halliday）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功能语言学派的奠基人。
[11]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2,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1997.
[12] 感谢凯蒂·威尔促使我对这一工作进行关注，作为她关于课程设置与教育政策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之研究的一个部分。
[13]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14] I. Ang, Desperately Seeking an Aud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5] Wodak, Disorders of Discourse, p.17.
[16]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7] P.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18] 比较：J. L. Mey, Whose Language? A Study in Linguistic Pragma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19] A. 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0.
[20]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Gee,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2nd ed.),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6;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1]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Gee,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22] 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23] Luke, “The Material Effects of the World: Apologies, ‘Stolen Children’ and Public Discourse”.
[24] Wodak, Disorders of Discourse;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5]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82.
[26] J.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7] van Dijk,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8] J. Habermas,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 Freire and D. Macedo, Literacy: Reading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1987.
[29] 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30] H.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31] D. Hymes, Ethnography, Linguistics and Narrative Inequalit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6.
[32] Luke, “Text and Discourse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W. Apple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95, pp.3-48.
[33] A.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34]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35] S. Muspratt, A. Luke and P. Freebody (eds.), Constructing Critical Literacies, Creskill, NJ: Hampton, 1997.
[36] J. Comaroff and J. F. Comaroff, “Millennial Capitalism: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12(2), 2000, pp.291-343.
[37] E. Soja, Thirdspace, London: Verso, 1999.
[38] P. Cheah and B.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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