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王小波
回想三个月前，自己是在一片关心、羡慕与嘉许的目光中，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参加财经班脱产学习的。
首先是报社领导把奖学金项目主办方的申请邀请函交给我，鼓励我主动申请；申请通过后，报社领导在采编人手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又慷慨地免除我三个月内的采访任务同时保证我的工资奖金，确保我安心学习而无后顾之忧。报社年轻同事，看到我获得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不无“妒忌”又纷纷向我打听申请的“窍门”。而办到第七届的财经奖学金项目早已名声在外，一些非同行的朋友调侃我说：“哥们行呀，这个班里出来的可都是腕儿。”
面对这些，自己在感激之余也颇有几分自得：7年在“体制内”媒体总算没白忙活，通过这7年打下了坚实的新闻业务基础，同时又未受传统框框多少束缚，自己的报道得到了市场主流财经界的认可。
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原先自得之意全无，倒是反省之心渐生。如果说财经班是个助人更上一层楼的平台，那么登上这个平台之后就会发现，原先取得的成绩离自己远了，而原先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却一下子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
财经班3个月的学习，肯定会让自己获得不少东西，如知识和能力，也肯定会让自己发现自身更多的不足。作为总结，我更愿着墨于反省后者。这也正是文章标题出发点所在。
老师们助我反省：去浮躁、戒功利
开学第一天（3月2日），林毅夫老师、舒立特地与财经班学员共进晚餐。席间，林老师问在座诸位，参加财经班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一致的：为自己“充电”。我的回答更直接：多学金融学方面知识，为以后更多参与资本市场的报道打下基础；多学新闻理论和写作技巧，突破自己以往的写作套路。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出身非新闻科班毕业，自觉一方面系统的新闻理论学习不够，储备不足，另一方面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中金融学科知识不足。
基于此，我不仅选择了财经班所有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还自费买了十多本“课外书籍”，包括《金融学》、《财经报道写作》、《国际经济》等。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财经记者所需的知识和技巧。
针对大家的回答，林毅夫老师随后指出，财经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对正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非常重要。这需要财经记者具备专业的的经济学知识。但经济学不是概念的教条，不应拘泥于具体的名词术语，而是要掌握一套正确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他还把老子的几句话赠给各位学员，“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蒲，处其实不居其华”。
当时自己并未完全理解林毅夫老师的话，只是隐隐感到：知识和技巧对财经记者固然重要，但自己若过分追求是否舍本逐末？
随着学习的进展，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渐渐加深。知识与技巧固然重要，但关键还要看，在浮躁、功利的环境中，如何使用这些知识与技巧以及使用目的何在。
宋国清老师给我们开讲座时，针对我们的提问，他说的最多的话是，“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你到底搞清楚了没有”。
的确，事实搞清楚了没有？这个问题很重要。周其仁老师在给我们做讲座时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有个很不好的现象，“文本化”的工作很少人做，大家都热衷于发表观点。事后一检索，各种各样的观点一大堆，而观点赖以存在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反而难以得知。
这个话虽是针对经济学界说的，但足以让我们这些搞新闻的“资深人士”汗颜。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太浮躁，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是什么的时候，为了吸引“眼球”，或是为了经营的需要，就抛出了我们作出的“新闻”？我们是不是太功利，以至于更多地把新闻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而忘记或扔掉了新闻必须揭示事实真相的本质？
在浮躁与功利的环境中，如果记者随波逐流，知识与技巧带来的“专业”报道，价值究竟何在？
周其仁老师举例说，有一种经济学家，企业成功了就发表高论说，这是企业交易费用低、组织成本低，如果企业失败了就说是企业交易费用高、组织成本高。他可以用交易费用织成本解释一切企业的成败，但这种经济学家“好便宜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交易费用何以高，组织成本何以低，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要知道，事实有了，观点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我们这个时代，出大记者的可能性比出大经济学家的高。”周其仁老师对财经记者期许颇高。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包含各种矛盾的新现象层出不穷。描述、解读、研究这一个个现象，是了解中国转型进而推进中国顺利转型的最佳途径。与经济学家相比，记者天然具有职业上的优势，接触到的各种现象、事实要多得多。记者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作品，还是那些及时捕捉到新现象，并说清楚事实本身是什么的作品。因此，要去掉浮躁心和功利性，才能出大记者。
去浮躁、戒功利，就要踏踏实实做事。CCER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重镇，并非一日之功。仅踏踏实实的学风这一项，就为国内众多研究机构所不及。细微处可从胡大源老师看出。胡老师为财经班专门开设《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一课并专门制作讲义，每次上课所用讲义内容都反复修改更新、精益求精，直到课前才正式发给大家。又如CCER老师从不轻易出书，但一出即为精品。卢锋老师花5年时间写一本《经济学原理（中国版）》，马浩老师耗10年心血所著《企业战略管理》，莫不如此。
去浮躁、戒功利，踏踏实实做事。对媒体来说，要成就百年大报何不更需如此？
同学们促我反省：重燃激情
从我们上课的“主战场”??北大校园内CCER那古色古香、中西合璧的朗润园，走到财经班的“宿舍”??北大西门外的邮电疗养院（我们把它叫“邮疗”），要15分钟。这15分钟，往往是同学们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的15分钟。
其实，除了每天给我们上课、举办讲座的老师外，“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同学们是彼此了解最深的。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本届财经班10名学员，分别来自北京（4）、上海（4）、湖北（1）和福建（1）。正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同学，每个人都有让我感动的地方，总能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
朱玉大姐，新华社国内部“名记”，本届财经班班长，在10人中年龄最大。她的调查性报道被同样因此而闻名的《财经》杂志和舒立所推崇。朱玉大大小小得了多少奖我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数不过来。但她写的报道如“SARS系列”、“芜湖‘红顶商人’”、“海城‘豆奶事件’”……，那可是每一篇都能砸趴下一大批人、反响很大的调查性报道。
董时，看起来说话细声细气、柔柔弱弱的小女子，内藏坚强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青龙峡踏青时，面对蛮不讲理的粗壮保安，董时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有了这种坚强，她领导的中青报经济部把报道聚焦在具有外部性、制度性背景的关乎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上，能抛出像“怒江水坝建设”等这样的一枚枚重磅炸弹，就不足为奇了；
话语柔和、自称“做什么事都比别人慢半拍”的尹涛，却承担了中证报一半以上的宏观经济评论。他还是我们10人中上课最多的人，每当财经班课一结束，如果时间合适会不辞劳苦冲到另一个教室旁听；
来自东方早报的叶矛和上证报的牟敦国（又叫“木墩”<音>），明显带有“海派色彩”。叶矛走路说话都慢条斯理，但研究问题非常认真，是影响极大的“郎顾之争”报道的始作俑者。“木墩”祖籍东北，是上海女婿，做事颇显“上海效率”：每次讲座后需他操刀写心得，总是第二天就及时出手，而且文章信息量大、耐看。作为上证报资深编辑，“木墩”还是一个股市中小投资者维权组织的热心组织者和参与者，在圈内颇有影响；
姜映吟（可能因为“映吟”两字前后鼻音易搞混，一般直呼其姓：“姜”，“姜姜”，也有称“姜姐”的）也来自上海，东方卫视财经记者。所学颇多，贸易、金融、主持、外语……上学前恰喜怀贵子，现虽初显大腹便便之身形，但讨论起问题来仍中气十足，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声势；
黑黑瘦瘦的郑光生（人称“光光”），《福建日报》资深记者，有与身材不相符的能量。常年奔走基层，遇不平事无数，每每拍案而起，为弱势群体鸣不平、为社会公正鼓与呼；
王溥，《楚天都市报》财经部主任（据了解该报薪水可观哦），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长相斯斯文文戴个眼镜，很像中学教师。对一般人看来已“功成名就”的他，还能说什么呢？套用一句话：一个人……放弃可观的薪水（虽是暂时放弃3个月的），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上求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内向的胡润峰，《?望东方周刊》杂志总助，负责财经报道。性格内向，好读书，相信“形势比人强”。若碰上投缘之人或感兴趣之话题，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老胡文章文笔、文风俱佳，一篇写展江的半文言体短文，被舒立评为“很不错”。
不过，促使我反省最深的，是他们对新闻职业的激情。如果没有激情，他们的上述表现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
除一篇篇调查性报道外还高产“典型稿”的朱玉，就是对新闻职业充满激情的典型。其实，以朱玉目前的状况和成就，完全不需要激情都能“运转”下去。惟其如此，她身上的表现出来的激情更加难能可贵。作为班长，她充满热情地组织各种活动，参加各种课程与讲座，还数次“督促”大家学习。由于外向的性格，朱玉对各种事情的激情很容易感染到别人。
而我对自己的最大发现就是，在对新闻职业的激情方面开始下降。这来自于我与胡润峰的一次交谈。当时老胡问我，你考虑过跳槽吗？我随口反问，为什么要跳？还自以为很合乎逻辑地算了笔账：现在虽然收入不高，但加上这加上那，比跳槽后的收入低不到那里去。结论是犯不着跳槽。老胡听后无语。
后来自己一回想，吓了一跳：这话是我说的吗？要是两年前我听到别人说类似的话，我会给他贴上“消极、庸俗”的标签，怎么现在这话就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了呢？其实事后细细想来，不跳槽的原因有很多种，包括感情因素，报社内部的氛围等。看似随口一说的话，是不是表明了自己的一种状态：激情在下降？
对新闻职业的激情下降，是工作多年后的必然结果？还是人到30岁前的暂时情绪低潮？其实，记者的工作最需要激情。好在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相信自己能尽快找到原因、调整状态，重燃对新闻工作的激情！
反省之余：关于财经奖学金的一点“瞎想”
上一段的感叹号刚落笔，蓦地发现，理应是“沉重”的反省，怎么写着写着中间就轻松起来了？
细想也对。如果通篇是沉重反省，外人看到没准以为财经班是“受苦班”。兴之所致，轻松一点也好，反而更能全面反映财经班的学习生活。
既是兴之所致，索性就放开写，再来点“瞎想”。
舒立本人的成熟与转变，得益于她获得的两次奖学金项目。一次1985年受美国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赴美访问5个月；另一次是1994年赴斯坦福大学研读发展经济学，为期1年。可以说，这两次经历是成就今日之胡舒立的重要外部因素。
但成功不可复制。财经奖学金设立至今虽已有七届，现在70个、乃至未来更多学员中很难说能再出第二、三个胡舒立了。毕竟，当前中国新闻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当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财经奖学金项目的价值究竟在何处？还是主办方对其宗旨的概括最为贴切：中国经济改革从市场化阶段向市场规范化阶段的转变，对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任务。但中国经济新闻报道的现状是，整体水平难以跟上改革前进的步伐，瓶颈则在于具有良好经济理论素养的新闻记者数量不多。鉴于此，期望奖学金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培养出一批通晓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为推进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改革尽绵薄之力。
写到此处，多少属于“瞎想”的念头就有了：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财经班学员中有相近理念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人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一张全新的报纸，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
对于推动中国财经新闻报道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顺利推进，究竟是这样的作用更大呢？还是学员分布在不同媒体的作用更大呢？
或许，这真的只是个“瞎想”，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条件不成熟或不允许。
不是结语的结语：不舍中反省 实践中总结
也放开了，也瞎想了，末了还是回归正统吧，来个形式上的结语。
之所以是形式上的，是因为时间、篇幅所限，还有许多内容无法写出。其中自觉最重要的是面对新闻界诸位前辈（舒立、大明老师，大同、跃刚老师，展江老师，周乃菱老师等）时的感悟。尽管和诸位前辈交流时间有限，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厚重的思想积淀，所说之语常让人回味不已。
仅举一例。4月中旬，《财经》组织到青龙峡踏青两天，我们财经班10位学员应邀前往。第二天上午登山，我们几个学员陪舒立走了好一段。舒立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她说：“我喜欢爬山。就是速度不快，累了还要稍微歇一下。但我保持这个速度节奏，最后都能上到山顶，不会半途而废。”这段话说的是登山，但不正暗合舒立的做事方式和《财经》的成长模式吗??不急不徐，张驰有度，水到渠成。这样的例子，在舒立和其他前辈身上，只要我们有心就会发现很多。
其实，越到最后，自己悟出的越多，也就越发现对“财经班”的不舍。
5月13日接班主任通知，因她要赴美国参加BIMBA毕业典礼，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次“作业”结业总结“交作业”的时间，不得不提前到15日晚之前。
5月31日结业典礼的时间早已确定。屈指一算，结业总结提前了两星期。也就是说，本届“财经班”只有两星期就结束了。或许正是这提前的总结，让我们倍感珍惜：哦，只剩下两个星期了。这种珍惜，比3个月真过去了再高喊珍惜，可能来得更为实在。
自己内心对三个月的总结，其实早已开始。不过，当真正坐到电脑前动笔时，近三个月来学习、生活的场景，如蒙太奇般在眼前一一闪过，这种不舍的感觉更加强烈。
一时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不知如何落笔。思来想去，从中撷取感受最深的片断串在一起，权且作为总结。
毕竟，这三个月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用一篇文章写完。我想，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会用自己的实践，为这三个月不断写出更好的总结。
（作者为第七届财经记者奖学金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