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经济学园阅读区经典常谈 近代资本主义演进的文化动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简单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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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资本主义演进的文化动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简单的读书笔记)

近代资本主义演进的文化动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简单的读书笔记)

这是我在多年前的一个读书笔记,实际上是一个概要,不成样子,旨在抛砖引玉,推动阅读和讨论。

马克斯.韦伯《新教论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系列作品中最为有名的一篇论文。该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04年和1905年;韦伯去世之前对之作了重要修订后于1920年汇为一册,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该书发表以来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是一篇篇幅较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韦伯要研究的是,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或者说是随便怎样可以说明的事件。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韦伯承认资本主义总的来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运用技术或生产力的变数来作出解释。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在近代的欧洲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这一点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值得深究的问题。以下我们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为主,结合韦伯的另外一部作品——《儒教与道教》来叙述他的有关思想。

(1)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展开主题分析之前,韦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了规定。首先,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营利。“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对贪欲的抑制或者说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利的经济行为。具体说,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具有样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以获利为目的的行为是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总之,对于资本主义行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他不管是多么原始和粗陋的方式。”(pp9)如果说一种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种系统的行为基础之上的,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韦伯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全世界的。”(pp10)但是只有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政治的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军事资本主义和投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直存在和发展,但是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与上述类型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从未出现过或仅仅是略有迹象而已,这就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简称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他指出自己著作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2)理性资本主义的本质

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虽然是各种可能性集合而成的一个事件。其中科学技术因素、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问题不是这些因素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因素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离不开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政府。而这些因素中共有的理性要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其他社会中没有这种理性?由此,韦伯开始将问题导向深入。“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pp14)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韦伯在本书要考察的正是这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他要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导致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精神气质”的。

韦伯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欧洲,信仰天主教和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Pp26而在天主教徒身上则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否新教的教义蕴涵着促进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精神。

(3)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劝世格言,指出他所宣扬的不仅仅是发迹的方法也不是从商的精明,而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了责任。认为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富兰克林伦理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放任本能享受生活相结合的,因而是没有幸福主义,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和其间。这种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显得完全是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获利不是当作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自然关系的颠倒虽然的确难以置信但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对此有责任和义务。“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pp45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不安于现状,,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对已经取得的成功永不满足。韦伯认为,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生活理念决不是与某种经济的运作过程同步出现的。它先于普遍的资本主义活动。那么在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什么产生出如此之强的资本主义精神呢?

(4)路德的“职业”观

新教神学家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中,职业一词含有天职、神召等含义。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虽然从本意上并不是要为资本主义创造前提条件,路德本人也不具备任何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宗教改革的客观后果是原来为教会和教义所鄙视的世俗的劳动,逐渐地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评价和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出世的在修道院中的修行不再是唯一的途径,劳动等世俗的工作也可以作为苦修来世的途径。但是路德的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没有太多的直接的意义。倒是路德的继承者,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5)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在这个部分,韦伯主要研究了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两个问题。禁欲主义新教在历史上有四种主要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派的一些分支。这四种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在好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中以加尔文派最为重要。这四种新教的教派都否定了教徒通过宗教仪式或各种圣事获得上帝的恩宠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忏悔和个人的行善积德也达不到获取上帝恩宠的目的。根据这些教派的教义,信徒只有在证明自己具有与一个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新教教义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禁欲主义因此被注入到行为之中。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作到的事。信徒们不必躲入修道院来保证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不同,他在尘世中履行禁欲,在理性的系统化的社会生活中来苦修。“基督教禁欲主义……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砰’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了尘世的。”pp119-120

(6)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观: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是达到禁欲特别是性欲的有效手段,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厌恶劳动就是自甘堕落。而且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富人,其财富可以使其不再挨饿,他也不能不劳动,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训诫。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作本身,而是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劳动就是修行。

财富观: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青睐的主要尺度乃是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多寡。但是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私人获利的程度。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罪恶。如果上帝为人安排了一条可以合法地牟利的道路,那么拒绝它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如果财富的取得是人们履行其职业责任的结果,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理想的基础。这种倾向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

——不仅要通过辛劳获得财富,而且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使用财富,对财产的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使用是得到赞同的。生活必须简朴和合乎实用。不得为了奢华的目的滥用财富。节俭是必须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

——对财富的斤斤计较必然使得科学的核算制度被普遍地导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

——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乃是神意的安排,这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贫困无动于衷,集中注意力积累自己的财富。

——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招致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pp138-139

韦伯到此基本上结束了他的研究,他总结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要力图论证的观点。”

但是韦伯承认一旦资本主义取得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那么宗教的力量将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冲动,天职责任的观念就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宗教于是退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不仅如此,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其他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的重要原因。韦伯的论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就物质条件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因此,结构上的特性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第三,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的彼世神秘主义和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的传统主义把持住它支配的地位,连同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资本主义之途演进。

要点:
1、    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2、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
3、    新教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成分
4、    非新教的其他宗教形态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韦伯命题”的本质内涵?
2、    “韦伯命题”是否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对立面?
3、    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否定“韦伯命题”了吗?
4、    “韦伯命题”的中国意义。

(说明:本解读依据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本,改译本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另外还参考了大塚久雄的日译本。关于儒教和道教的部分,同时参考商务译本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本。)



[此贴子已经被北望于2002-11-18 18:32:03编辑过]

 

认真拜读!且容思量。
 

Z斑竹选这个题目好象有些深了。
韦伯的新教伦理牵涉方方面面太多,不仅包含对西方经典和社会演变的高度抽象,而且因为百年来对韦伯研究的展开已经有了相当多元化的解读,反而为中国问题的涉入更添了复杂,何况中国问题本身的变迁又令解读韦伯再次复杂。
如此讨论开去,我有些担心效果。

当然,罗老师的开头非常的好,问题框架很好,都是教科书必备的经典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kielboat于2002-11-18 20:55:24编辑过]

 

韦伯所说的精神气质似乎来源于黑格尔。而他对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近来读福山“历史的终结”。我以为国内学者对福山的评论少有精僻之作。通读福山一书,他所要指认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作为政治的历史已经终结,作为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已经终结。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精神气质“的消逝。既然彼岸已经不存在,人们不再指望通过建功立业达成感召,那么对现世的执着会取代一切。描述现代或者后现代生活的一个常用词汇就是狂欢。
  在福山看来,之所以当代社会失去了“气质”,那是因为欲望战胜了气魄。在韦伯的框架下,欲望就是资本主义的尘世享受,而气魄自然是新教伦理下人们所感受到的召应。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强调当世,一个注重彼岸,韦伯这种相反相成的思路显然又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
  而福山则秉承柯杰夫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体制以其普遍均质的特色消解了人们的气魄,气质一词在福山的眼里就是承认,他假定每个人都需要被人承认,用中国人的话说就像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创一番事业。而当代资本主义正是人人平等,这种身份上的平等(没有皇宫和贵族)使人们不再有通过争夺领土获得承认的意义,而这种需要别人承认的欲望被转嫁到了经济、体育、娱乐等行业,人们追求的是做企业家、体育明星、电影明星,而不是亚列山大和拿破仑。因此作为政治的历史,作为战争、作为资本主义战争的历史已经终结。按黑格尔的说法,1804年以后,历史已经终结。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演进,大家还应该参看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的第三十章“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这是韦伯晚年的讲课笔记,应该是更加成熟的作品。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姚曾廙先生翻译。
 

韦伯的著作译成中文的还有: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版
《经济与社会》商务版 (林荣远译,译自德文原版,有人说译的不够好) 
《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大百科全书版(从英译本转译,是《经济与社会》中的一部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好象是陕西师范大学版新出的,从英译本转译,三联版现在可能己买不到了)
《经济社会宗教》上海社科院版(是个选本)
《社会科学方法论》人民大学版(李秋零译,译自德文原版,另有韩水法译本,华夏版)
《韦伯文选》广播电视版(韩水法主编,内容基本上是从现有译本中选的)
另有法律出版社的《韦伯的生平、著作与影响》可以参考。


[此贴子已经被zfb于2002-11-16 14:06:20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zfb于2002-11-18 19:23:45编辑过]

 

Weberian Sociology of Religion Homepage:
http://www.ne.jp/asahi/moriyuki/abukuma/weber_texts.html
 

在读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后,如果接着阅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收获会更大。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翻译,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
 

韦伯在该书导论中的若干重要论点:

1、理性否存在于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等领域是区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基本标志。

2、资本主义不等于对财富的贪欲,虽然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这意味着在交易活动的每一步都要进行资本核算。

3、西方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产生了资本主义,而在于出现了理性资本主义——自由劳动之理性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中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把事务和家庭分开,以及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按照韦伯的观点,家族主义的企业组织方式是非资本主义的)

4、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这样一种法律制度何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这种法律和行政的机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利益自发演化出来的。正如在中国和印度的资本主义利益从来不曾推动理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出现一样。

5、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是采取某种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6、因此,各种神秘的和宗教性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总之,某种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有着主要的影响,这种经济精神最终对体现在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形态上。

韦伯由此导入了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内在联系的经典分析。
 

韦伯学的是法律,当的是政治学教授,身后却以社会学著名,呵呵,很有意思。

这篇PE论文基本上也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探讨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也是他的实证社会学的一个范本。对我们有对照价值的,是日人的相关研究,即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传承,比如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义可大体相当于韦伯对德国。国内印著里有山本七平和梅原猛的几本小册子谈这个问题。

对中国的伦理资源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后也很多,其中,余英时的“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最有代表性。关键是要经济成功,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成功之后才可以谈伦理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的。但是,因为中国近代革命至今制度建设的失败,使得这个命题始终只能限于商人精神而不是总体上的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匹配所需的民族精神(民族国家的民族)我个人的思考,比如儒家制度主义,正源于此,并试图从定性的分析求出未来成功的大概可能与方向。

遗憾的是,最近实在忙于论文写作,无力对韦伯作专门思考,暂时交一张白卷吧。

只想先指出,韦伯所指的新教伦理其实对应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的一种集体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宗教生活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对应的集体生活的改变也许是促成韦伯所说新教伦理的最重要的因素。(Cf. Mary Douglass(1978), World of Goods) 换言之,可能是集体生活的样式--共同体的形成和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在塑造个人伦理然后社会伦理再然后政治伦理--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观察到哈贝马斯对同时期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兴起和现代社会对此的破坏与所谓伦理及时代精神的关系,是与韦伯的结论不同的。日本的经验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欠缺,即进入现代性的准备不足,也可集中于此种集体生活样式的追寻和改造上面。毛时代曾经创造出一种空前绝后的集体生活样式,现在则是一种原子化的,那么生活中正在孕育一种可能的什么样的新的集体生活方式呢?--也就是我个人一直鼓吹的公共交往理性的社会学解释。也大可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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