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读诺迪克新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
何帆
缺乏证据的信念
开放政策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信念是：开放政策能带来经济增长。据说，随着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采用“国际惯例”，一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会高涨。既然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已经相当之高，而发展中国家却大多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这种由开放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更多地会由发展中国家获得。由此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推论：即发展中国家一旦实行开放政策，便能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奋起直追，最终达到“趋同”。
表面上看来，“开放政策带来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很容易令人信服。一方面，早在亚当·斯密的那个年代，经济学家便已指出，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得利。迪克西特和诺曼（Dixit and Norman)证明了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至少不劣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他们的论证简洁优美，堪称经典。另一方面，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崛起举世瞩目，更令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人们发现，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多是靠贸易起家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对外贸易额甚至比其国内生产总值还高，是当之无愧的“超级贸易经济”。再看看依然封闭国门的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却江河日下，孰优孰劣，不是泾渭分明吗？然而，最近的经验检验结果却发现，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开放命题”的反思。
这些“反潮流”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诺迪克教授(Rodrik)的一系列著述。诺迪克是一位土耳其国籍的哈佛大学教授，算来他也是来自发展中世界。1981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辗转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教授。诺迪克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新一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数本著作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如《全球化是否已走得太远》(1997)、《全球贸易的紧迫问题》（1996,合著）、《神迹还是人力：东亚奇迹的经验》（1994,合著）等。此外，他在《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上还发表了许多倍受重视的论文，如《为什么越是开放的国家政府规模越大》、《政策改革的实证经济学》等。1999年他又推出了自己的新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政策生效》。这本书集中表述了他对“开放命题”的反思。本文便是对他的这本新著及其它有关研究的评介。
有关“开放命题”的经验研究始于萨克斯和瓦尔纳（Sachs and Warner）1995年的一篇论文。他们考察了开放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论甚合于主流信念，即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实行封闭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萨克斯和瓦尔纳提出，所谓封闭的贸易政策，应至少满足以下5项指标中的一项：（1）非关税壁垒覆盖贸易额的40%以上；（2）平均关税税率超过40％；（3）黑市汇率与官方汇率的价差超过20％；（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5）主要的出口实行国家垄断。反之，开放的贸易政策则应是以上5项均不符合。萨克斯和瓦尔纳发现，平均而言，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萨克斯和瓦尔纳也不得不承认，开放政策和其它一系列国内改革往往同时发生，所以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在其它改革不出现的情况下，仅仅实行开放政策会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诺迪克和其他的研究者们指出，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开放标准存在问题。关税税率和非关税水平一向被认为是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但如果在那5项特征中去掉这最关键的两项，萨克斯和瓦尔纳的回归结果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如果在那5项特征中仅考虑这最关键的两项，则回归的结果不再具有显著性！
诺迪克自己的研究发现，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对初始收入水平、初始教育程度、区域因素、开放政策等一系列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总是发现开放政策只有微弱的显著性。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投资率和宏观经济失调指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则相当紧密。投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越深，经济增长率也越低。
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重要？
如何解释这种经验检验与主流信念之间的矛盾呢？可能性无非有三种：要么是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据说是“开放命题”的理论基础）错了，要么是经验检验有缺陷，要么是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存在误解和迷信。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固然，从巴格瓦蒂（Bhagwati）早期的成名研究，到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均提出了贸易可能导致某一国贫困化或是对某一行业不利的特例，但特例始终只是特例而已。自由贸易能够促进世界福利的提高，这一道理可以说是颠扑不灭。第二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在没有出现更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结论之前，我倒是相信诺迪克的结论大致上是成立的。因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反省的乃是人们如何误读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轻易地虚构出了一种流行的迷信。
不妨回过头来，仔细琢磨一下“开放命题”的提法与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卢卡斯和杨在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的经典研究中早就提出，传统的贸易理论证明的是自由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而非增长率的影响。换言之，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和创新，因而谈到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国际贸易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并非一回事。而根据罗默（Romer）的研究，由于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先进者愈先进，落后者愈落后，由贸易带来的增长将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获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反而可能越拉越大。当然，这也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注定与经济增长无缘，但正如鲍莫尔(Baumol)所指出的，并非只要是一穷二白就一定具有后发优势，只有一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之后，才可能有效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这主要是通过进口而非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说来，与其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如称它是催化剂。
看来，问题就出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许诺的只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信奉“开放命题”的人们要求的却是动态的经济增长。从理论到观念，“惊险地一跃”，结果失足了。这又引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看重经济增长？为什么单有效率并不能使人们餍足，而非要要求更多？
一国的经济政策包括多重目标，这多重目标间往往相互冲突。在这种条件下，政策目标的取舍就反映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观念舆论的转变。在本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收支平衡乃是各国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出金融资本的政治优势。20年代后期，英国为了在恢复的金本位制度下维护英镑，可以泰然接受10％的失业率，这在今日几乎是不可想像的。1892至1897年间，美国政府为了抵抗对美元的投机，坚持不放松银根，不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金融动荡。但是，在一战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工业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人组织起来之后，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压倒了资本的利益。结果，国内政策成为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国内经济政策中，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又成为首要的两个目标。
我试图在此提出的一种假说是：在发达国家，数量众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获得一个收入前景看好的工作最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他们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通过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管理的证券投资。他们的利益不同于数量越来越少的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关心的是如何保有一份尽管收入较为菲薄但却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利益也不同于传统的大银行家，大银行家只看重与自己的业务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势头，而证券投资则更受基本面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相信政治决策是根据“中间投票者”即中产阶级的偏好制定的，那么不难理解，何以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压倒其它的经济政策目标。
在发展中国家，第一代执政者大多属拥有“超凡魅力”和至高权力的“民族解放之父”，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酷似私人企业主对自己家庭企业成长的关心。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领袖的光环已经褪色，他们必须寻找新的义理性来源。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的恰恰正是义理性的提高。由于相对地缺少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只能简单地以经济增长率指标向人们许诺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也可以迎合其它的利益集团。新兴的民族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潮水中涌现，经济衰退则许多尚在创业阶段的企业便纷纷搁浅。执政者也可以说服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方相信，经济增长意味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潜力的壮大。地方政府和部委官员常常比中央政府更热衷经济增长，这其中的奥秘不过是他们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经济增长的源泉
倘若我们接受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呢？什么又是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切实有效的政策呢？
近年来涌现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再度唤起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这一理论的发展博大精深，我希望能有机会另文介绍。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谈论诺迪克教授在其新著中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的几点：（1）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或者说，开放政策可能是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非一个充分条件；（2）不仅如此，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最值得警惕的是开放对国内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政治稳定；（3）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国内因素，诺迪克尤其强调国内投资的重要性；（4）一国经济增长政策的要诀是：促进国内投资、维护政治稳定、辅以对外开放。但政策措施的具体形式靠各国政府以自主性和创造力去探索和试验，而非简单地套用“国际惯例”或指望国际经济组织的锦囊妙计。
所谓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实不过是经济学中的老生常谈。在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其它更新奇的事物之前，他们只知道投资是最重要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旧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无非是，前者指出投资中凝结了技术创新等因素后会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而后者却只是看到常规投资符合规模收益递减的特征。50年代发展经济学强调的也是投资的重要性，“大推进”也好，“双缺口”也好，莫不如此。遗憾的是，人们后来觉得这些学说似有“计划体制”之嫌，就不愿意再提了。如今，“华盛顿共识”成了时尚，主流经济学家改为四处兜售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加上对外开放，包治百病。尽管克鲁格曼在一次演讲中谈得兴起，就曾说到规模收益递增理论可以给“大推进理论”以新的诠释，但注意的人似乎并不多。
诺迪克对东亚奇迹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新的启示。按照流行的看法，东亚四小龙是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增长的典范。诺迪克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尽管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它们出口的基数很小，所以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60年代韩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5％，台湾的这一比例也仅为10％。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仅为1/4左右，由此推算，制成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为1－2％左右。这么小的出口规模，如何才能带动如此高速度的国民经济增长呢？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韩国和台湾在出口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投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那么，这是否表明出口增长会带来投资水平的提高，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呢？诺迪克举了两个反例：一是土耳其80年代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出口也高度增长，但在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水平反而下降，二是智利在1982－83年经济危机之前，投资兴旺但出口不振，到了危机之后，出口形势较好，投资水平却反而萎缩了。
在诺迪克看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乃是投资水平的大幅度飙升。他发现，在经历了“投资过渡期”（即在这一时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提高5％以上）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均有显著提升。他的研究显示：在“投资过渡期”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较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低0.8％，在“投资过渡期”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较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1.4％。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如何才能提高其投资水平呢？诺迪克回顾了东亚四小龙及马达加斯加等国的经验并指出：各国有自己的国情，也自有不同的最优投资策略。比如，南韩的特点是银行国有化，然后向企业提供低利率（实际利率甚至为负）的贷款支持，并以出面“保释”失败企业的承诺降低投资失败的成本；台湾则是通过税收刺激私人企业投资；新加坡强调的是支持外国投资，等等。不过他也谈到，由于发展中国家初期存在种种“市场缺陷”，因而政府的干预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反而会刺激更多私人投资蜂拥而入。通过国家投资能够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从而激发企业家们投资的“气血冲动”。
不过，我想要指出的是，第一，大规模的投资增长固然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若求长期持续的增长，则可倚重者与其说是投资的规模，不如说是投资的质量。传统中央计划体制国家无不强调倾注大规模的投资，以国家强力推动工业化。这一战略在初期固然曾建奇效，但惜乎最终难以为继，其原因就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导致资本－产出比率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原有的增长率水平，所需追加的投资额越来越多，直至国家财用竭蹶，而经济增长亦无法维持下去；第二，国家的投资在非常时期或可补私人投资不足之病，但归根结底，政府是无法越俎代庖的。国内投资的主体终归是私人投资，因而提高国内投资水平的出路不外乎减少行政审批的繁文缛节，杜绝寻租和腐败，提供明晰的产权保护等；第三，格申克隆1962年在《理论视野中的经济落后》一书中就已强调国内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金融体系的主要功效是提供支付手段、转移资产、管理风险和提供信息和监督。金融体系的相对滞后，必压抑投资的潜在热情。因而，应该打破国家对金融的管制，对应于新兴的民营企业，发展灵活多样的民营金融（最近的研究表明银行而非证券市场应该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最重要位置），这样才能变死水为川流，真正做到“搞活”经济。
开放的风险
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1960－1973年间，至少有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均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5％。这一比例意味着人均国民收入不到28年，也就是只要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翻一番。然而，1973年之后，便一直是多事之秋。石油危机、债务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初级产品价格波动，以及80年代初美联储实行的紧货币政策，把发展中国家折腾得够呛。那40多个曾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国家，在1973年之后，年均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下降到只有0.96％左右。这段时期的开放历史一再提醒发展中国家，世界市场上是有风险的。尽管对外开放确实有潜在的收益，但只有那些在风吹浪打中依然能够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才能使这些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否则，发展中国家从开放中受到的苦头会超过他们期望得到的收益。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宏观经济稳定设想为自上而下的、完全由专家和官僚们设计和管理的技术问题。要不要贬值，要不要降息、是增税还是减税，似乎完全是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作业。跟老百姓们讲不清楚也罢，反正掺合的人越多，事情越容易搞砸。这种看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任何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均会引起收入的再分配。只要涉及到收入的再分配，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冲突，就一定会在社会各阶层中间激起波动甚至波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了宏观政策的具体方案。比如即使决定了要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那么是该增加政府支出呢，还是减税？减税又该减哪些税？事实上，宏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在选择这些方案时提供标准的参考答案。而且，宏观经济政策能否顺利地实现预期的稳定目标，常常受到收入再分配和政治博弈的影响。若能不引起社会冲突和动荡，宏观稳定政策就易于完成任务。反之，潜在的社会冲突会拖延政府实行宏观稳定的行动，致使问题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更糟的是，若忽略由于收入再分配引起的利益之争，而一味地强制执行并不公正的宏观政策，迫使某一阶层过多地承担宏观稳定的代价，甚至可能触发尖锐的社会冲突。
概言之，诺迪克认为，开放可能带来外部冲击（比如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货币危机），这种外部冲击碰撞上国内经济，会加剧社会再分配的冲突。这种冲突反过来又妨碍了宏观稳定政策（如调整财政政策、改变实际汇率或实际工资水平）的顺利执行、或是直接妨碍生产性活动（比如通过罢工、暴乱）。诺迪克的这一观点可由以下公式概括：
增长率变动＝－外部冲击×潜在的社会冲突
纾解冲突的体制
也就是说，外部冲击越大，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严重。潜在的社会冲突越尖锐，外部冲击的破坏力越大，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严重。但纾解冲突的体制越完善，则能使外部冲击的破坏力减缓，从而使其对增长率的影响越微弱。
外部冲击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中的外生变量。潜在的社会冲突也大致上是社会中的既定现实，或是受到历史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潜在的社会冲突越大。而一个社会的异质性越严重，比如种族、民族、语言间的差异越大，则潜在的社会冲突也可能越大。由此可见，对于政策设计者而言，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建立一套纾解冲突的机制。
对比泰国、韩国和印尼在此次货币危机爆发之后的不同反应，便可以看出纾解社会冲突之机制的作用。泰国、韩国在危机之后均成立了新政府。泰国成立了以川·立派为首的八党联盟，韩国则由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金大中执政。两国的新政府均迅速采取措施，清除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等民怨甚重的问题，开放渠道听取民众意见。两国公众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新政府的支持令人印象深刻。在泰国开展了“泰国人帮助泰国人”行动，试图减轻在危机中失业的泰国公民的困难。在韩国，人们纷纷贡献家中的黄金首饰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韩国政府与工会的谈判与合作一直非常密切。韩国工会联盟甚至曾主动推迟了原定的大罢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泰国和韩国在危机之后经济恢复较快、政治较稳定。与泰国和韩国的例子相反，印尼在货币危机之后日益走向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苏哈托总统坚持不愿放弃极权统治。印尼普通工人和穷人承担了危机的绝大部分成本。反苏哈托的力量迅速转为暴动。社会冲突和种族仇视恶化。华人成为暴乱分子掠夺、烧杀、强奸的受害者。为了转移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印尼官员默许甚至怂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结果是事态不断恶化，苏哈托被迫下台，但这时已经太晚了。整个社会上空阴霾沉沉，笼罩在仇视和暴力的氛围中。
诺迪克谈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纾解冲突的机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应着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矛盾和冲突的各方之间灵活斡旋，扮演一个公正、中立的协调者的角色。从凯德兰德和普里斯考特（Kydland and Prescott）的研究开始，宏观经济学越来越重视承诺和信誉对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之效果的影响。政府的信誉来自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如中央银行独立性），也来自于其自身的效率。如果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和信誉丧失，再精巧的宏观稳定政策都无力补天。提高政府威望和信誉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点滴积累起来的制度创新、持之以恒地反腐倡廉、大刀阔斧地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不仅对提高微观经济运作的效率至关重要，对于宏观稳定同样不可缺少。
第二，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使政府能够听到公众的声音，也使公众中的不同人群听到彼此的声音。所谓制度化的渠道，是指允许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或保证在决策层中有不同阶层的代言人。这其中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人们之间若能声息相通，则可增加相互的了解与理解、并创造出更多妥协与合作的机会，从而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另一方面，若公众能充分理解政府的处境与选择，则对政府的拥护程度会上升，政府也可以在面临决策时能有所咨询，从而作出更兼顾全局的妥善安排，或是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因为执政者选择与不同集团结盟的组合可能性增加了。诺迪克谈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应注意让非精英的阶层，如农民、工人更多地参与。他甚至谈到，从这一意义来讲，出现有组织的工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补充指出的是，对于转轨国家来说，还应注意让新兴企业家阶层更多地参与政策决策，因为新兴部门乃是过渡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也是政府增加其义理性的新的来源。
第三，加紧建立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意想不到的风险，因而需要一套相应的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保护那些受害程度最深的公民，并同时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正如波拉尼40多年前在其名著《大转型》中谈到的，若没有这种相应的保障制度，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根本不可能自发地实现。问题在于，西欧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都已经暴露出内在的缺陷。如何找到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新模式，仍困扰着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
原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