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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binstein这个大好人

A.Rubinstein这个大好人

http://ww2.economics.utoronto.ca/osborne/bm/

http://arielrubinstein.tau.ac.il/el.html
 

哎呀,我去年还专门跑去北图印了一本《Bargaining and Markets》;
《经济学与语言》真是没读明白
 

嘿嘿,你也没读明白?我读了50页就放下了。
 

我去年读这本"经济学与语言",觉得只要读第三章就可以了,另外韦森写的附录挺不错.
 

《经济学与语言》图书目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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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总序
中文版序
致谢
第一篇    语言的经济学
    经济学与语言
    语言的语义性质之选择
    演化赋予语言之选择
    语用学中的策略考虑
第二篇    经济学的语言
    决策与语言
    论博弈论和修辞
    结语
第三篇    评论
    经济学与语言Johan  vnaBenthem
    经济学与语言Tilman  Borgers
    经济学与语言Barton  L  Lipman
术语对照表
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
——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
译后记 


语言的经济学

 韦 森

2001年的情人节,我在牛津逛著名Blackwell书店。看到书架上林林种种的各学科新书,我的眼睛可能都发绿了。但挑来挑去,挑了半天,只花了9.95英镑买了以色列经济学家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的一本小书:《经济学与语言》。这本只有128页小册子,是作者1996年在剑桥丘吉尔学院所做的“丘吉尔讲座”和1998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所做的“史怀哲讲座”的两次讲演稿集合而成的。

从英国回沪年余,因穷忙于思考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的关系,就连这本只有百余页的英文小书,也没时间啃读一遍。前些天,刚卸任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首座(the Chair)的Partha Dasgupta教授来复旦。Dasgupta教授早已是名满世界的经济学家。2000年至2001年初我在剑桥访学期间,曾在他手下工作过。自己所熟悉经济学大家光临复旦,“两陪”(陪谈和陪吃饭)和主持他在复旦的讲演,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闲聊中,我想起他与宾默尔和马斯金等多次合写或合编过文著,便问Partha道:“你读过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么”?Partha回答说:“我没读过。但我当时在丘吉尔学院听过鲁宾斯坦的讲演,却没听懂”。

听了这一回答,我心里真懵了一下。心想,Partha也可真直。像他这样一个名满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大家,竟直率地说没听懂别人的讲演!但又想,这也才是学者,才是经济学家。一个在知识上或人格上虚伪的人,焉能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像Dasgupta这样的大经济学家都说不大懂东西,再次引起了我的好奇。加上最近开始思考语言与制序问题,这本小册子当先读。但一遍啃读下来,觉得头大如斗。浑浑噩噩中,又觉得鲁宾斯坦思想深邃,理论洞见满篇,从而惊叹不已。

稍熟悉一点当代西方哲学,就会知道,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研究的重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常说,在二十世纪初哲学中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就是指此。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在二十世纪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好象没大有人注意语言问题。从鲁宾斯坦的这本书中知道,尽管早在1965年西方一位叫J. Marschak的学者就在英文《行为科学》上就以“语言的经济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好象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到了二十世纪末,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终于醒悟了,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和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于是,我想,是否从二十一世纪初,在以博弈论蓬勃发展为主要动力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将开始发生一个“语言转向”?

在人类思想史上,书小,并不就意味着影响就小。例子好多。老子的一本薄薄的《道德经》,型塑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整体思维,也影响过海德格尔和哈耶克这样的西方思想大师。维特根斯坦的一本只有几十段话的《逻辑哲学论》,也竟改变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路径。并且,其出版所给人类整体思想所带来的“冲击波”,早已冲破哲学的阈界,达及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宗教神学等领域。

鲁宾斯坦的这本《经济学与语言》,也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目前看来,它还没有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出版时那样的震撼效果,甚至好象也还没大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汪丁丁除外)。原因何在?也许,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还沉睡在甜美而自大的“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美梦里?也许,这本书太难懂了?啃读下来之后,才感到,问题在于,与其说在这本小书中鲁宾斯坦解决了问题,毋宁说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因此,这本书还不能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相比。因为,在《逻辑哲学论》中,能言说的,维特根斯坦已说清楚;不能言说的,他保持了沉默。鲁宾斯坦,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既然鲁宾斯坦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也在书中也似乎自谦地表明这一点),所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很多。鲁宾斯坦把语言视作为一种博弈(即游戏),这没错。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是否所有词和句的涵义都是一个人们交流中的博弈均衡?另外,鲁宾斯坦是从主流和经典博弈论的最大化假设来建构他的语言的经济分析的,即表达者用最简单的话(utterance),让接受者(听者)最精确地理解自己表述的含义。但是,人们(包括作家和思想家)在语言的使用上,是否计算支付(策略复杂成本)与收益之差(听者的理解、领悟、接受、心理反映和对言者的好恶感)的最大化?直观告诉我,好象是,好象又不是,或者说一些人是,多数人不是。因为,除了一些真正大智大慧的人外,除了达到维特根斯坦那样该说的简说、不能言说的就沉默的境界,人们在语言使用中是多多亦善,是不大考虑(力气)支付与收益的最大化的。不信,你看:在坊间邻里,总会有一些长舌妇叨叨不停。在火车上,敢保你也常会遇到某些人一路上不曾闭嘴。甚至在街头巷尾,你也常会听到某些人在自言自语呢!

于是,鲁宾斯坦先生对语言及其生发机制的博弈分析,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用主流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理论的最大化假说,用演进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ESS),来模型人们的语言行为,视角是新的,思想是深的,数学模型也是美的。但问题是,这一视角、这些思想、这多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映照芸芸众生中的真实世界?

现在,我甚至模糊感到,这不仅仅是鲁宾斯坦所说的“实际上只是描述和分析人的理性的”经典博弈论模型的问题,也可能是被他称作为旨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演进博弈论”所要最终面对的问题。

2002/4/1于复旦

                      本文原发表《经济学消息报》
 

真政治我们必须用母语痛感,才实现? 陆兴华 
真政治我们必须用母语痛感,才实现?

  ---鲁迅写作、政治性和敌意; 鲁迅写作之于每个汉语个人的‘政治性’

  陆兴华

  〖按〗我觉得,我们在汉语里谈文学和政治时,都会扯到鲁迅,是因为,他的锐利的汉语使用,比一般作家更无情地明确着他与读者、他与同行、他与他的‘敌人’们之间的施米特所说的真正的政治。这种敌意的‘明确’,有时听上去是刻薄。他对于语堂们和实秋们的攻击,也是一种为了更细分出政治性的‘敌意’行为。一个好的作家,是很敏感于他的写作行为的政治-司法-伦理(甚至生态)后果的。如果鲁迅是一个心理阴暗、无端攻击别人的人,那他也不是一个好作家。对鲁迅的最有效的攻击,就是证明他不是一个好作家。

  一个好作家与他的传统、文化、时代、同行、读者、先辈和下一代之间,永远发生着这种只有在母语里才能充分被体会到、被表达净尽的‘政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可能更激烈于此。

  〖1〗一再与朋友们论到,如可有中外一比,鲁迅与福楼拜最接近:完全看透了自己的文化和时代,但仍以比谁都精微的舌苔,品出它的腐朽与霉恶。福楼拜有波多莱尔的对恶(法语里‘恶’与‘病’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恶之花也就是病之花,我倒觉得病之花这种说法更贴切)的得意的狞笑的一面(西人把这看作是艺术家的禀赋之一),鲁迅之性格里好象没有这一面,好象更严肃(他没有奢 侈做艺术家,文学和政治结合得更紧)。鲁迅看到恶或病,但好象没有去咏恶之花与病之花。

  鲁迅只是作家。你硬要牵扯到他的思想,那么我认为这种思想就合金于被他象独裁者那样编摆过的汉语里--决不仅仅在他的有限的一些作品里。他可能不写文章,他次次都是以整个汉语来写,写到整个汉语上的。这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象我们那样地去碰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不用去管学科的分类和方法论导向。他就直接在汉语上做功。

  鲁迅没有象我们那样读过康德、亚里士多德或德里达,但因为他是对汉语认真的人,他也一定在那时代对于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兴趣和眼光里间接汲收了这些人(虽然德里达比如说那时都还未出生)。我们今天读这些西方伟大作者,也是通过汉语去读,绕着再回到汉语里,通过汉语来让‘德里达’这种话语位置或话语素起作用的,‘德里达’这种外国花粉必须飘进汉语这座花园,才寻到速配,鲁迅这样的象但丁、莎士比亚的汉语伟大作者,是最容易跟这样的外来花粉作用的。

  鲁迅的写作在语言上看、从语言学上讲因此是非常非常dictatorial (专制和独裁)的。我们今天对他的恼怒,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总是一句话都被他先说去,他总在我们啃彻啃彻爬上去的高坡上等着我们到来时的那种裕余。我们对‘毛泽东’体的汉语的反感和无法摆脱,也是因为他的汉语使用对于其余的汉语个人有一种独裁性。操控汉语的能力过关、过人,才能来思想、来政治,鲁迅的这方面资格明摆 在那里。所以我想说,他的思想和政治都是合金在他的汉语使用中的。你无法总结出他有哪几条思想或原则。那些小文本里合金着很多的东西。

  再过一百年,我觉得鲁迅就会成为象德国小学课本里的拿瓦利斯,法国小学课本里的拉方丹……麦金太尔: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反思,是象小学生那样,通过诵习《故乡》、《风筝》里的段落、句式和用词而开始(上语文课其实就是道德课、哲学课和政治课),而不是象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嘴上挂个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来达到。

  〖2〗听乔姆斯基说,把学术做到底和把政治问题揪到底,在‘政治上’,最终会沉底到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他称作柏拉图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信息那么有限,但我们却会知道得那么地多,好象什么都早已知道了。我们人人身上好象一定是有一种伟大的矿藏(endowment)。我们不需要被教得很多,就能知道一切的……

  第二个问题他说是奥威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信息,证据多多,但偏偏就是这么容易被蒙在鼓里,被知识分子和独裁者欺骗,被自己的理想冲昏了头?

  鲁迅也是这样不分文学、思想、政治和学术地要来沉底的人。我觉得他更倾向于奥威尔式的语言、文学和思想之间的不分,语言功力也至少有奥威尔的水平。顺便说一下,英国人我发现也象我们对鲁迅那样对奥威尔。大学生在学期论文里动真格,要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一深刻,就都搬出奥威尔,就象我们的哪怕批林批孔或搞人文操守,也仍搬出鲁迅。但引用鲁迅,看上去不大象引用柏拉图或德里达那样体面,因为他只是作家……

  〖3〗放在鲁迅自己时代的话语谱系里看鲁迅,是更可取的。但我们也因此也就必须从今天的眼光出发,来划出他那个时代的话语谱。如果能设定我们的出发原则,这是可以做到的。这里不去多讲。

  〖4〗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用我们的肉眼直接看鲁迅,则我认为鲁迅写作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意义,主要表现于其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我们不去讲他的思想批判,上面讲了,他只是作家,并不在意做学术式的思想史式探讨和论争)。

  他去世后我们不得不见识过的民俗学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等的最近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回看鲁迅所需的新眼光。从这几层眼光看去,会看出鲁迅的立场上的很多问题来,最主要的,比如说他的文化等级(先进与落后)论,他的我觉得从日本带回来的文化、哲学西方中心论,等等。

  〖5〗但用这样一些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考量一个‘作家’是没多大意思的。

  我倒常想:要是鲁迅在那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也读到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将给他怎么样的影响。

  今天,这三个西方作者对我们的影响是创伤性的。他们总结性地向我们指出了:一切研究和批判都只是一种自身有待奠基的社会科学,都只是在社会中观察社会,且每一个个人都是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终于看出,鲁迅式的批判,也是需要奠基的。但我们过去一直用来奠基的那些源自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二十世纪已被我们彻底看破,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预设已经‘见底’。鲁迅和‘鲁迅研究’也被这样拖到了一种华勒斯和布迪厄们认为我们不得不保持的开放社会科学的眼光之下……鲁迅要活在今天(这是当代汉语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句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爱说它?),很会被加芬克尔们、布迪厄们和马克思们弄得头疼…..

  也就是说:鲁迅、胡适和钱穆是不可能成为我们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批判的基点的了。他们这几个阿毛,也都只是象我们这些大学人那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了……

  〖6〗鲁迅的确是不大怎么样,可为什么我们都对他有点当真?

  可以问:是我们对文革苦难感受深,还是我们通过欧洲作家而感受到的纳粹集中营 的苦难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对前者的感受更深一些?鲁迅是写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大劫难的最好的作家?我们是通过什么感受到鲁迅身上的‘文学’和‘政治’的呢?

  鲁迅在我们惯于听说的几样文学体裁(现代主义或先锋诗、先锋小说、先锋戏剧等等)上,表现得真是不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还会把他写出的文本毫不犹豫地意会成‘他身上发生的‘文学’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写作比别的作家更深 地通过我们共同的母语,一次次触动了我这样的单语个人--这种通过母语来表达和感受的更深 的触及和扎入,就是成熟的个人所能感到的共同体里的政治的痛痒,它在感性层面,就表现为‘文学’。

  他的写作是在母语上、通过母语本身对我动真格的,不论是他写一封信,还是骂几句人,鲁迅都通过汉语这个organic reality (语义学家Lehrer说母语是一种‘有机现实’)同时对我‘文学’,也对我‘政治’着。他只是扯动了汉语,但他的大力士般的汉语使用,象放风争那样地掀动了我的生活世界。他说出的那些话,在我成年时代里的生活中掀起波澜。至少使我读了uneasy。好的写作都是象奥威尔写的那样地disturbing(令人坐卧不安)的。

  有时想,‘文学’一定是有人象鲁迅那样象捅我的伤疤上的痂一样地捅开了我的母语后,我被连带着所感到或惊闻或痛感的东西。常见的说法是,鲁迅去对付外面的恶势力,为我仗了正义;但我也觉得,鲁迅的写作中的‘文学性’,是通过母语来无条件地揭穿他与每一个读者之间的政治,甚至在朋友之间条分缕析了敌友关系,明确了一切敌意之后,而实现在我们读者身上的--好作家也是首先把读者当作好的、合格的敌人的?由于他的精当的汉语使用,鲁迅把自己逼到我们每一个熟练的汉语使用者面前,使 我们难办,也使他自己难办。他在现代汉语里扯开的那一片血淋淋,他说的杀鱼后水盆里沉底后又泛起的一串串血丝,那一使我们感到他不留情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常要说到的‘真正的政治’。

  到底谁是鲁迅的敌人呢?他要细分政治性到什么程度呢?兄弟阋墙,与同行与战友甚至追随者或学生之间的不断闹翻,难道只是他个人的性格原因?为什么他说的话会那么地‘尖刻’,会如此地divisive(分出派性),不会如梁实秋和钱钟书那么圆滑和讨好?

  〖7〗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性的深刻认识,必须有了鲁迅这等汉语水平,才能达到?

  政治必须用母语之精当和恰切来‘点破’;诉说苦难必须依赖母语之纯正。在母语里才能明确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和人与人之间的‘文学’。母语保证了作家与读者个人之间能逼真相对,冲突为纯洁的政治,‘文学’才作为一种共同母语下的主体间性,反映到文本里。

  在我们中国人的阅读经验里,鲁迅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使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当代政治的一个文学作家。韩非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作家,李贽、龚自珍也都与他类似,为什么鲁迅最让我们感到象揭我们的皮一样的政治之痛之痒?也是因为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缔造者,他占了这一便宜?

  施米特说,母语里才有政治。真政治我们必须用母语痛感,才实现。‘动词’真正成肉,失血,身同感受到了无法言容,不能用一些无聊的说法当借口,沉默着面对,才算真政治。这事有好多种表现。

  比如,当我多管闲事地与身边的欧洲朋友讨论他们的政治时,我老发现,我的看法再是到位,或越是到位,想断人家的家务事去了,人家越会不受用。这就象我小时见到的兄弟吵架,除了娘舅,别人来劝架和讲理,反会被嫌憎。再如,当我身边的外国人出于好心,有时是出于对我本人的好心,要来关注我们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时,由于说得不到点子上,非但没有让我感到道义支持,还会使我感到伤害。比如这两天BBC在搞中国周,每一个播音员(!!)一说下面要讲中国了,总以这样的调子开场:今年中国将要赶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大国,但它还是一个党在搞……人家都是好心,也是顺着我的政治立场来说,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大受得了被我长期如此痛切地感到的现实,在人家嘴 里被这样走过场,不知轻重地应付了事,虽然人家也总是好心。与另一个会说汉语的人之间默契地感受到但不说出来的政治,反而更象是一种安慰。

  施米特:把捉不住德语韵脚的人,不配来谈德国政治。你尽管来侵略德国好了,你是永远侵略不了德语的。

  〖8〗文学和政治看来正是两个熟谙母语的人之间痛切地感受到,但不能用术语或别的言语来说出的东西。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单语主体间性。文学是我们通过母语感受到的痛苦和欢乐。只有在母语里才有文学。痛切地感到的东西,必须由身边人用习语说出,才成文学。身边人感同身受地真切说出,不用我自己再去说,我就把它当文学文本。鲁迅的小杂文给我们的‘文学’感和‘政治’感,我觉得正出于此。鲁迅的小杂文写得好的时候,对于会说汉语的人而言,是一种对于‘真正的政治’的痛切表达,几乎是他代我们说出了它;我们也想说,他却更好地先说出来了--阿多诺对于讽刺警句作家克劳斯也是这么看的。去证明他的那些文本有多么‘文学’,是相当 次要的。表达真正的政治,与个人身上的‘文学’的真切表达,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9〗哪怕感受外国文学,我们也是通过母语之句式、语义核心来转达。我们在母语里,在自己的语言资质这一深层结构里来读外国文学。巴尔特认为,我们的在自己的母语文学深层结构里读外国文学,是一组同心圆构成的理解场:比如他作为法国人读‘外国文学’:第一外围是英语文学和德语文学,第二外围是意大利文学、匈牙利文学等,第三外围是俄罗斯文学和古希腊、犹太文学,第四外围才是日本文学和汉语文学……

  在母语的语义核心里,‘文学’对于我们的身体之‘痛切’,就象‘政治’对于我们的身体之痛切,两者是同一回事。

  中国的真政治,也是在这样一个由几个同心圆构成的理解场的核心处。

  〖10〗巴尔特说到,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两人不写全书,他们只是通过写一两只边角,来扯动那本全书,他们扯动了法语,读者没法不感到:因为这就象在撕开读者身上的皮。傅立叶说,改造世界必须很容易,否则我们的下一代就没兴趣了,容易到:整一整餐桌布,世界就停当了。象鲁迅这样的母语独裁者那样的伟大作家就是这样:他扯一扯早餐桌布,我们脚下就摇晃,后脑就有晕感……

  〖11〗七岁中秀才,却读过很多洋书,还到外国去读书,去的是一个与中国同根的外国,国事与精神对比之激烈,可以使年青人象徐锡鳞那样即兴动手动刀。西方之正义与民主制度以两面烦恼着他:战舰和租界日日在他眼前,但对方文化思想之清明与正气分明又令他妒忌--尼采叔本华在他笔下也都是正面的文化英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甚至社会问题,都被他归结为是文化问题,或文化压迫或文化毒性或文化扭曲的问题。政治在他看来远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的事,文学在他看来也远不是照着既有体裁格式猛写一通的事……



博客论坛网友: 铁西区 发表于 05年3月24日 23:43   

陆兴华谈鲁迅有些别开生面,但因为没有实证,只让我觉得是在拿鲁迅来做一种方法论的注脚,或者是某一思想块茎越过了视角边界增生到鲁迅那里去了,我觉得细微的文本透视很重要,不然再雷霆万钧的谈也不过象能指旋风,醉醺醺地刮不出个所以然来。譬如,鲁迅怎么把政治写在母语上的?是政治化的书写,还是假道某一中介写到政治上来?就母语和政治的关系而言老毛和鲁迅有什么区别?鲁迅不奢望做艺术家,那他的价值判断是否与审美有关?但从去戏剧性和非个性化写作这两点而言,鲁迅和福楼拜就有显著的差别,谁说鲁迅对现实没发出恶意的笑声?谁说波多(德)莱尔的写作不是对另一层价值维度的隐喻?汪晖的鲁迅书写,就是把鲁迅写成一根筋了,这就是他文学青年的品格,至于钱理群,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趣味浅薄,风格是卑贱的感情用事,一个对艺术精神毫无敏感的人,竟想走进鲁迅,情形和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仿佛。陆兴华的印象主义碎语有时倒能见出深刻的雪亮来,只是不能和自己的谈维持经久的政治关系,以想象代替智思,这正是波多(德)莱尔所厌恶的。请多批评。
  

第3楼  博客论坛网友: 岂鸣 发表于 05年3月25日 19:22   

铁西区所要求的发言和谈与陆的谈是两码事。陆在这篇文章中把“鲁迅的写作是政治性的”当作前提,而铁西区要求先就此做出论证。两人所要求的预设不一样,这关系到谈话共同体的问题,按我理解。
  

第4楼  博客论坛网友: 陆兴华 发表于 05年3月27日 0:37   

谢谢铁西区和岂鸣两兄的评述。

  如铁兄所述,我可能对鲁迅与福楼拜的相似有 不当的理解。对波德莱尔的批判现实与鲁迅的批判现实之间的对比,可能也是不当的。

  铁兄所说的我必须用鲁迅的文本,用他的话来实证,不要用鲁迅做借口,来说我自己的用意,也是不错。

  我与铁兄分岐的值得一说的地方,我很想来说服的一点,是:我还是坚持:鲁迅的政治、他的思想或精神,是无法从文本里归纳出几点,然后摆 到你我之前的。鲁迅自己可能也不是有了某种思想、精神和政治考虑,才去写的--‘写’是一个将思想、精神、政治综合到一起的行动, ‘政治’的行动。

  这种我们所说的思想和精神或政治也从未结晶到鲁迅自己手里,它们如存在,也一直潜存在汉语里,由汉语内某一语义场内的新的semantic cuttings(每次都新的语义切割)造成;作者不是将这种思想、精神或政治埋到或溶解到文本里,而是必须通过对汉语的使用(!)来透露,是透露,不是还原地端出。‘汉语使用’与去‘思想’或‘政治’是同义和同质的。

  福楼拜难道在其作品之外有什么思想、精神和政治么?但萨特和布迪厄都从他的‘写’里体会到了‘思想’、精神或‘政治’。从宽泛的社会理论的角度讲,福楼拜和鲁迅的‘写’,与布迪厄们我们大学学术人的写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汉语‘写’好,与学会认真地思考和认真地去政治,是同一回事。鲁迅给我的榜样是:用好汉语,这才有资格来‘思想’和‘政治’。

  作家也是艺术家,是艺术地来作出政治行动的。学院学术人作出政治行动时,就被看成知识分子。在鲁迅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巴尔特说的知识分子、作家、教师和艺术家共存并存的情形。

  鲁迅身上独缺的是‘哲学家’这一角色。斯特劳斯说到,知识分子与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是严格的政治区分。鲁迅不是我们从胡塞尔总结的西方思想史里的柏拉图-笛卡尔-休谟-康德传统里的‘哲学家’,没有那一行业里的‘思想’,他只有汉语思想。这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的。

  鲁迅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我们大学学术人那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意思是说,他不明白他的批判的方法论预设的局限和伦理后果。我们来讲鲁迅的批判对于当代的意义时,必须结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否则就是象鲁迅所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第5楼  博客论坛网友: 细读 发表于 05年3月27日 23:40   

感谢陆兄复贴,本来想和兄辩驳一翻,不过大家的语境不同.其实用不着取道施米特来谈鲁迅的政治,在我看来鲁迅是去意识形态的英雄,鲁迅的汉语书写是对此的见证.这里没有主体间性,鲁迅政治的对象即意识形态化的主体,而鲁迅的主体更象他者,他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由对抗向游戏的转渡.1935年,以出关和起死为代表的小说,使鲁迅对现实的批判转换为对现实的观看,我认为这一年的鲁迅就是艺术家,他的文本开始透明,成为事实本身的透镜.
 

这种东西都能找到,真是对楼主非常佩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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