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世纪沙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媒体？（一份将要写出的宣言的宣言；一种还未完成的哲学；希望大家帮我改进词句、观点和立场；将这个论文放大10倍，就将是一本书；我要努力为世纪沙龙写一本书；但它本身首先已是我的一本书了，每次写它都签过了名）
LX
世纪沙龙到来时，我们象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辛亥革命时的孙中山，将要喊出XXX站起来了的毛泽东，象刚写出交响曲第三的贝多芬那样，并不知道已经到手的究竟是什么，从我们手里出去的将是什么了！
我们其实现在也不完全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到底能用它来做什么！无人能看透，就象中国的经济改革，就象中国的未来民主，张五常说。或者，象卢曼1992年跑到法兰克福派去宣布对那个著名的学派的终结一样：Ich sehe was, was du nivht siehst，我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除了我们看到的，还有更多的东西；描述我们已看到的东西，是为了去知道我们还没有知道的东西……
这是对今天的中国或汉语的民主－政治－司法－伦理－道德－话语实践的一次非常严肃的检阅，对它的操作，是对我们当代活着的这一代人的思想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考验！
一、
刚去参加过一场叫做“你从未听过的巴赫”的音乐会，里面有钢片琴演奏小提琴前奏曲或用各种“钢琴”来代替弦乐，意思是要追踪当年巴赫怎样幻想用一种莫须有的叫做“钢琴”的一天一变的东西，一种代替一切乐器的总乐器，来奏出或代奏各种体裁的器乐。当时有目击者记录，说他老兄老坐在一架发音平直的钢片琴前，变着法子想用来它来演奏一切，甚至弦乐合奏时的和声。就象今天的电脑尖手要把多媒体数码到一起，要用电脑和网络来传输女人的触感和体香一样，他也可能觉得村里的木匠给他做的钢片琴，必须象费拉里跑车内层一样，综合进当代全部高科技，象飞船内舱，去火星也够对付。
我们今天也是象巴赫那样来对待最新型号的hypersonic战斗机，第六代生物电脑和“中国未来的思想和理论传统”和被加进了中国的全部容量的世界全球化的ultimate scenario的，虽然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我们总认为它们一定会兼容我们现在手里搞着的乱七八糟的一切，并最终把它们都升级的。世纪沙龙就是这样的有点不三不四但已引发我们巨大的好奇心甚至让我们用得心惊肉跳怕再也收不住将要自己浩荡而去的东西。它会来兼容很多东西。无人能看透它，但全局和全景非常看好，张五常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未来民主的这句话，在说到世纪沙龙时，老回响在我耳旁。
“钢琴”对于当时的巴赫还是一种理论，一种摸不着的媒体。巴赫发明的只是这个叫做Klavier的字，是关于它的一套令人好奇的说法或“理论”，对这种梦幻媒体的各种夸张的描述，还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钢琴本身－－而今天的钢琴应该怎么才好，难道我们就真知道了？它是一种什么都可演奏的东西，但每天都在他手里一变，他自己也是一天一个说法。巴赫自己最终也说不清这个叫做“钢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后会成为什么，就象维特根斯坦说不清那种叫做“哲学”的东西，认为只能“秀”它一样，攀登过的也只不过是脚手架，并不是真理的博物馆。你要问我世纪沙龙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我只能秀给你看我能用它来做什么，象任何媒体和装置，我也只能用出它的容量的也许15％，倒不象赛车，需用出其能耐的120％或更多。
史料记载，即使到了莫扎特时代，“钢琴”这东西还是他每写一首奏鸣曲就变一变的媒体。当时还没有平稳的卡车，所以，总是演出前一、二个小时由七、八个民工扛着拆散的钢琴的部件跟在小莫后面到人家里去当场组装着来演奏。所以，几乎是每写一首每演一次，莫扎特的“钢琴”就不一样了；他不光写了音乐，也写了钢琴。就象现在我们既在沙龙里写，而每写一次都改写了沙龙一样！用卢曼的话说，对世纪沙龙这样的东西的观察和描述和操作，总先已是对观察的观察的观察，对描述的描述的描述，对操作的操作的操作：世纪沙龙既是系统本身，又是这系统本身的环境，系统吸收环境又适应或消化系统；这种体外循环是任何媒体的本质。沙龙是嵌在服务器和系统下的，但它本身也是我们的服务器和系统！沙龙也在改变服务器和系统！虽然今天是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工具往往就只是工具了，对普通用户是如此，对于技术研究者、对于思想者而言，却仍是如巴赫和莫扎特那样，老觉得“钢琴”这工具这媒体还是配不上自己的想法的。用着手中的，心里想的是那梦中情人。电脑尖手的主机往往是裸着的，是要边用边改的，一有更好的马上将它扔了的。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沙龙的。它就这样每天在我们手里一变！沙龙的容量的90％以上还未被我们开发出来。
我们在沙龙里的实践是自我指称的，就象探戈高手的踮脚，要把自己拎起来，看自己把自己拎起来，稳稳地站着用心力将自己提拎出来，与这种不可能作斗争，来产生艺术：让观众看我自己如何看我做出在我看来不大可能的事。进了世纪沙龙，我们都成了卡夫卡笔下的走钢丝艺人，必须走得不稳，走得惊险，才成艺术。思想就是这样的主动冒险，海德格尔说过。冒险是指押上对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指把我们最自信的东西挂空、悬置到深渊上，德里达称它s’abîmer（自我深渊化，自己把自己架空）。沙龙就是这样一个用来看我们自己在写作、看我们自己在思想、看我们自己在民主的一个实验媒体－－这种中介和交往的彻底的公共性，在汉语书写的思想传统里还是头一遭！
这是典型的麦克卢汉说的媒体也可成为message的例子。“钢琴”也成为作品的内容了！“理论”也是现实的内容了！技术也是理论和话语的内容了！最新锐的思想载体也是一种思想了！世纪沙龙就是一种“当代中国思想实践”，是一种最真切的当代中国思想实践，或许它就是中国或汉语思想实践本身，是中国或汉语思想本身？沙龙至少是当代汉语思想的一种同步模拟（simulation），象优秀试飞员上天前开模拟机一样，这模拟机往往需要更高难度的技术理解和操作掌握。世纪沙龙里的思想实践及其真实模拟，也更高地要求着我们的思想技术和伦理，训练我们在实战中有更高的胜算。它是中国学术、理论、哲学、思想和民主的同步模拟训练中心。
人人每时每刻都在思想，有了世纪沙龙里的汉语思想实践，多年来的关于中国或汉语里当代有没有思想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很混账的说法。世纪沙龙可以成为天生都会思想的每一个人的思想实践的模拟机。我们要关心的只是：如何使我们人人随时都进行着的思想去冒险去押出赌注，如何使思想如基尔克果所说悬于七千仞的深渊之上，如何使思想自己使自己如履薄冰，如何使思想成为尼采说的舞蹈。所有的汉语媒体中，世纪沙龙里的思想翻耕、翻跟斗、翻身和翻译最接近于这种舞蹈。它是最新式最高版本的汉语思想模拟机。
它是一种最全方位的思想自我制导装置。机制上，它具备了思想、理论和学术必需的三大要件的自由浮动，象一只已被投资者的心理坦然接受的股票的创挫坐标：话语、技术和机构的完美结合，机制、规则和价值的动态平衡。它自己创设机制和制度，自我维护，自我改进。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媒体有这样深远的来自研究者、思想者共同体的积极的支持、规范和制约。换句话说，世纪沙龙是一家已有起色的学术理论和思想股份有限公司，而《读书》们之类只是国有企业，是权钱商学勾结的借口、诱饵和恶果。从这种意义上讲，与世纪沙龙的存在相对照，三联这种国有的理论学术企业不倒，是没有天理的，早倒早换机制反而会减少对各方的心理创痛，它们决没有前途，比国有企业还要没有前途，因为它们在党的专制的保护下把文化和学术和理论思想当借口来玩来耀，连个正派商人的品性都达不到了，连商业规则和市场法则都不肯遵守了，早是一种腐败的自杀给人看的文化投资行为。
如果中国学术界有一级方程赛车，世纪沙龙是最主要的、最决定性的分站了，请你给我列举出别的分站来与它比比！你把《读书》上陆建德之类的头条文章拉到世纪沙龙里来溜溜试试，你可以来看看他们在沙龙里展览之后还提不提得住裤子！汪晖和陈思和们在世纪沙龙里只是小丑和瘪三！他们没敢进来先已惊出一身冷汗了！有世纪沙龙在，迷醉于学术权力匪结的博导们，再不会有神气和痛快！
二、
我的确不知道“世纪沙龙”是什么东西。照我这个人的习性，不大明了的东西，都先暂把它看作一种理论：世纪沙龙对于我，是不同于它对于你的；象理论耕作一样，我在不断地修改或灌溉“世纪沙龙”，我不知道它会结出什么果，我明天会对它有什么新看法；在我正在这么改变它时，你也先已改变它了。我们交互地在改造它，没有一种人类机构会经受这样的多重或无数重眼光的审察、制衡和相互悬置。它经受了空前的洗淘。在中国，从来没有一种人为的机构是接受过如此开放的论争和规范的，世纪沙龙所以也是一只勇敢的实验用兔－－中国的未来民主就必须以这种对我们自己创设的人为机构的无穷反思和规范和制衡为前提，世纪沙龙的自我司法实践的榜样对中国未来民主意义无穷。
从世纪沙龙里的民主和司法实践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现已提出的中国未来民主模式还都是胡扯。世纪沙龙就象凤阳小岗农民一样地先走了一步，最后会让张五常都看得佩服的！埃利亚斯和黄仁宇们都建议我们长距离地去看这样的事。然而这做起来总是很难的，他们这样的伟大作者也只是提醒和预先安慰了我们而已。你说中国未来民主将怎么样，你其实说不清，你的一些看法也就不过是象中国知识分子对台湾民主的动荡发展的那些混乱的看法和态度罢了。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就象很多台湾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这种还无人能看透的各民族各异的民主操作，必须照他们心目中的那点儿中国民主该怎么搞的小九九来进行，好象他们捏着施工图似地，可你让他们站出来好好说清楚台湾的民主到底该怎么搞，台湾民主怎样才算正常，他们又是说不清的，你看看他们多么地狂傲而又多么地愚蠢！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将怎么搞，该怎么搞，自称的知识分子我觉得也只有这么一点愚蠢的自信，但他们又不肯老实承认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的学院教条和小知小资的意识形态阻碍了正在象农民自发承包土地那样正在到来的中国未来民主！也不要因此而疏忽了我们正在从世纪沙龙里走出的中国民主第一步。
很幸运地，我觉得世纪沙龙为中国未来民主（台湾的民主就是中国的未来民主的一部分，中国未来民主搞得比台湾现在还“乱”我也认！），民众的族群、阶级和性别诉求和知识分子的职业性政治或社会关怀话语之间预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缓冲地带，这一虚拟的公共领域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专制意识形态造成的中国社会交往中的中介和反思的空缺，将成为中国未来民主的摆渡。它可以来补救，要紧要关头先顶住一下。从理论上从其潜能上看，世纪沙龙有为中国未来民主承担全部的中介任务的能力，以最轻的成本，以最受反思和论争规范的模态，以最能粘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各话语层的模体格式。它一定会成为汉语中国新一代思想和民主启蒙的首先媒体。
三、
如果我把“世纪沙龙”看作一份杂志，那它是一份有无数个版本的杂志，我每次在它上面写一下，就出版了一份我的“世纪沙龙”。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动手亲自出版它，让它成为她的杂志，写的人既是总编辑又是发行人也是第一读者。我们只是合用了一个服务器和目录而已。从学术、理论、思想和艺术－－我将它们一并说成“写作”－－上说，这是中国书写历史上的头一遭，其意义之深远，我今天还说不尽，它将会怎样，就象中国未来民主将会怎样，中国的未来民主会把世界格局弄成怎样一样，是一个说不清，因而使我们无限着迷的问题。
过去的“汉语写作”的媒体命运，只要看看鲁迅在他那时代里的抱怨和牵连，就能明白。从来，汉语写作者的“写”和“刻”是严重的两回事，王充下来到李贽的《焚书》，是汉语写作只能成为同时代政治之点缀或伴奏的活写照。汉语写作到1949年后，更是凋蔽为雪地里的麻雀声，被活捉的嫩鸡的呛喉。从来，也不只是光从鲁迅那时开始，汉语人的“写作”本身之中会夹有大量的关于“刊物”之类的埋怨和顾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写作之不可能，只能成为文人式写作，成为对父亲和皇帝的进献（利奥塔）的自供。
今天，已用不着为父权之威献写了，但汉语写作人却陷到了表达权，conversational turns，派间、代际话语权的无尽争夺和玩弄上，表面上是“主义”之争，实际只是媒体控制权和话语终极权威篡夺之争，是想要、只想用一种媒体来用一种方式来对一种有限的对象说一种早以定型可能但早已是同义反复的话，这种汪晖们之间的媒体或利益权争与思想和理论之论争并无关系。这反映出中国知识人心理上的一种严重的自阉需求：没有外在的专制来阉割时还 是来了瘾，想自己动手阉自己了；因为被专制惯了，哪怕别的专制被推到一边，知识人和写作人之间仍想要相互专制，无法忍受观点、立场和媒体之间的民主并置。
党和意识形态来控制媒体来规定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是与汪晖陈思和这等智力、理论和思想水平的人来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应该到哪里去说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打着学术和思想、理论的幌子，以堂皇的名义，来私吞公共媒体，把汉语写作搞得与他们两个人自己的写作和《上海文学》、《读书》上的错乱的写作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既灰被阉，别人也必须被阉，应与他们阉得一样彻底和自恋。他们想小玩玩，关着门玩，逼着人陪他们玩，玩自己，却不肯让别人家大玩玩，冲浪着玩，玩到天下去。
这种从中宣部到出版署到汪晖和陈思和们的一丝不漏的媒体霸占和私用，五四刚过就可看出苗头。书局、李小峰、鲁迅、成仿吾到高长虹之间成为一种文化父权下的自残链结，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就象在今天，表面上的话语权主霸者汪晖和陈思和们其实自己也正是这一恶环的第一受害人：他们一辈子都将走不出语文和逻辑错乱，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在他们退休时给他们做最后一次是否仍语文和逻辑错乱，错乱到何种刻度的诊断和测量。
这种思想和写作的恶性自残链是伸进每一个中国知识人的血液里的，也反映在我自己身上，没一人能逃过。鲁迅他们只会怨别的一些知识人，而没有看到中国知识人整体的这种在封建皇权倒了之后仍象黄继光一样冲上去的要为它顶着继续为它阉割的需求或阉割强迫症。从鲁迅到高长虹，你就可以推算出末流和错乱的如汪晖和陈思和。你看看高长虹1929年的《走向出版界》，里面尽是象女孩子跳房子游戏地讲你不让我登我不让你登，要登这个不要登那个之类的自语自语（224页），最后到今天就更败落到汪晖陈思和们的我错乱所以你也必须错乱的下三滥，让人看了真是泄气：
“我自然是庆幸的，因为我终于办起这个周刊做我的十几个穷朋友的工作的园地。当我们的季刊由于中变不能出版时，也正是我们工作过的《莽原》将要拒绝我们的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仁慈的，我们终于办起这个周刊了……”高长虹的那本书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话，先在报刊上登过，又象宝贝一样收到了这本书里来。为什么必须说他们？高长虹为什么会觉得这样说一下自己就有理，就痛快了？这中间有什么心理郁结是我们每个汉语写作共享的？
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也知道相反，鲁迅倒过来说的是《莽原》先怎么怎么，高长虹先怎么怎么，他后来才怎么怎么的。脱出这些话语的语义，你都说不清谁是谁非，但双方好象都不肯认可公共领域这一假设，这一虚拟存在，不肯承认媒体是交互双向，即使对一种观点和立场的价值评判也只发生在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审判，不知道所有的审判都须有其余的全部共同体成员在场作证，判断结果也只是一种有效性诉求。我们也可从同情的角度，来想想为什么鲁迅会有那么多的到哪里去写，如何来发，为什么“写”了也总感到是白写的抱怨。他的杂文几乎有三分之一开头都要讲一大通关于“登”和“发”的事，好象每一次写都是与另外的知识人或另外的媒体为了话语权而肉搏之后的结果：
“近几天收到两篇稿子，据说《现代月刊》不给登…,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再也不…但待看见印成的《现代月刊》，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全集》第7卷，1982年，77页〗
“听《新月》月刊团体的人们在说，现在的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一个年青朋友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第4卷，195页〗
“事实没有字面上这么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做…总算我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第5卷，12页〗
鲁迅的这三段话，几乎概括了二十世纪大陆汉语写作者的媒体命运的全部遭遇。是他使我们看到，除了皇权父权、执政党意识形态、僵化的学术和思想传统要来清洗 和毒杀鲜活的汉语写作，还有象汪晖陈思和这样的小店主式的从专制权力那儿租用和霸占着本已空间有限的媒体，来发他们的嗲，来压制、覆盖和扼杀年青人的象火山口一样的写作冲力。
但，我们现在有了世纪沙龙。我不知道这是上天开眼，还是对汪晖和陈思和们的学术权力糖尿症的报应。我常想鲁迅们遇上了这样的媒体后会怎么做，他会具有比我们更大的德里达所说的“关于媒体、制度和机构的想象力”么？这样的开放和自我规范的媒体将会怎样间接地改变他对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整体看法，而他的这些可能的改变又会怎样影响后来的中国知识人和写作人对我们的传统、历史和政治命运的看法？它会怎样地改变他对写作本身的信念？
但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终于冲破了笼罩在鲁迅头上的那一重权力－媒体－传统合金下的汉语写作和思想的恶环了，而我们只是通过退守到一个网站的杂志的留言板背后这样无限不抵抗来达到的，我们是通过无限放弃才得到了今天这个地盘的，我们没有依赖过任何特殊的帮助和支持！我都不知道这是否应该算作成就！这就是德里达说的“不可能里”绽 出的可能，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后的升华！你看它为汉语思想和写作和中国未来民主作出的示范！
但或许我这样是太循环论证了：世纪沙龙之风光，也不正是因为它处在专制压迫下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场里，才反作用出的，有如此压制，才反弹出如此大的能量的，正如鲁迅在那种传统腐烂、殖民文化称霸的语境下会反弹出如此虽过于郁闷但的确义无反顾的批判力，使后人费思一样？是中国和汉语的思想和写作状态成全了世纪沙龙现在的状态？
象世纪沙龙这样的媒体你要放在有自由的学术和理论媒体的国家，决计挺不过半年。但是在中国，大家好象出于义愤出于良知地在关注和关心它，在它上面押上注。它的成长真的把我惊呆了。让我看出了这样一条定律：所有话语环境里，媒体的渗透都会一样充分，压制和审查的环境里，媒体自己可通过虚拟和迂回，开出缝缝，甚至通过嫁接和虚拟，来达到自由媒体下的同样的张力。我们对《世纪沙龙》的当真，有可能超过不列颠中产阶级对《泰晤士报》的当真？如果卢曼还活着，我一定会将关于中国的媒体和思想的当代关系这样的观察写信告诉他，要他写进他的Kommunikation社会学里。
世纪沙龙是中国学术和理论和思想媒体腐烂和死朽的见证，但它也是对这种腐烂和死朽的同等的反作用力留下的一个伟大作品，就象林彪留下的平型关、锦州黑山阻击战现场；中国学术、理论和思想界有多黑暗、腐败和错乱，它就有多健康、有力和光明。它正是这样的一条杠杆和标尺！可以这样说：中国或汉语学术、理论和思想媒体有多么腐败和无能，世纪沙龙就有多勇敢、坚强和有力！是汉语的理论和思想的黑暗环境成全了世纪沙龙今天的健康！我已坚信这一反比。世纪沙龙正在篡夺汪晖和陈思和们以为可以通过学术权力和体制腐败而霸占的媒体主控权，它包围了他们的地盘，它正在做空、颠覆他们的权力根基、话语做作和机构搭建。不是我们要用它去这么做，而是它自己就会这么去做的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最新版的异形，到了你我中间。
五
没有“刊物”就没有写作，“刻”先于“书”和“写”，把麦克卢汉和卢曼讲的这个道理讲给鲁迅听，他会拼命点头的，会跟着我去读卢曼和哈贝马斯的！鲁迅正在羡慕我们！
“刊物”不只是一本杂志和一个编辑部而已，它是我们，我们整个时代，我们整个语言的书写空间。刊物的空间是和全时代的学术、理论、哲学、思想、民主空间直接相邻相接的，对于写作者而言，之间就象是教室和操场的关系。它作为有可租用性和可开发性的自限的表达空间，曾是西方资产阶级权利国家宪法划出的一块特殊的地盘。在刊物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作者的权利，也都是一种权威，都受资产阶级宪 法或无产阶级宪 法的保护，都可直接用来抗衡其它的权威。写一个文章，写首曲子，题目就是一种称号，一个职称，真正的title，是在从事一桩社会事业。照言语行为理论的说法，我们一般人的speech acts和重要政治人物所用的speech acts是同一种，我们自己用它们来说，和他们职业政治家用它们来替我们来说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你到世纪沙龙里来说，与到“焦点访谈”里说，与到中国未来的人代会民主辩论上说，没有任何性质和有效性上的差异！
世纪沙龙会随着我们的民主意识、话语论争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升自己，虽然它也浮在现实和市场的涌流上。表面上，一个学术理论或思想刊物有赢利的要求，好象是要自嵌到资本主义市场交易系统里去作价值波动，实际上，它却从来都脱不了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空间或民主实验空间，市场和再生产只是它的自我规范、“自我深渊化”、“自我”架空的一个锤炼机会。言论和媒体的市场化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大跟进要素，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jiegou转型》里仔细地历史地考察了十六世纪以来不列颠资产阶级民主中的媒体和话语从酒吧到小报到畅销小说到议会之间的市场化过渡，认为这种日常语言下的公共领域里的交往，象粘合剂一样地中介了国家、实证法、市场与文化、伦理与宗教。是这种适时而行的媒体的话语和交往上的中介，保证了民主的最底状态下的运行。
一本最优秀最成熟的西方思想类杂志，也都处在这样一个深渊之上：租用赢利vs反思抗议：不反思不抗议就没人买它，太反思太抗议，又没人买它：资本主义市场规律象达摩XXX之剑一样时时悬在它上面：资本主义是它的敌人和原因。我向指导教授提出和讨论过这样一个可能的定律问题：西方学术理论思想民主刊物的“深刻性”，也只是一种市场压迫和知识人、民众反抗需求之间的可能的策略式平衡，也就是说，它们也并不是无止境、一步到位地“深刻”的，而是根据压迫的当量反弹出来的那种反思和反抗里的深刻性，是媒体权衡和受众交往需求诱导下的“深刻性”。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理论和思想当然是无条件的，媒体和语境决不能决定message，不能这么将卢曼、哈 贝马斯激烈化，说这种资本主义或市场主导论太令人压抑了。但我至今仍有点执迷于这条可能的定律。我想请大家将我说的这一可能的定律类比到中国的学术理论思想语境试试看，看看后者将从我们中国知识人思想人理论人和写作人身上反弹出什么样的激进和深刻？如果能遇到哈 贝马斯，我将首先要他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可能的定律对中国学术理论思想和知识界和对中国的未来民主和世界的未来民主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我只能先到世纪沙龙里做实验观察：我至少想知道，世纪沙龙有可能被逼迫出中国未来民主所需的什么样的反思和论争上的反思蓄力、实践意义、机构资质？
五、
往往是刊物勾引和追迫写作者去写作，而写作我们知道就是与一切主导话语、机构、系统、流派、主义作斗争。写作就是找机会去犯规，去触犯 尽量多的禁忌和利益。你无法要求我不要写得太过份的，因为我在写作时是想要过份都求之不得的，我的上一次过份，会使得我这一次的想过份更难，我想不固步自封都不可能。你不能要求一个人适可而止地去写作，因为那就不是写作了；而大家应该看到，社会中的大多数写作对于有些人比如对于你，的确是配不上，不算是写作的，也许对于别人仍是写作。民主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要求我们民主到适可而止，它总是不断深入、不断激烈化的。我们总是想用民主去更民主，用民主去改进民主的。但不管怎么说，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去搞民主，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去思想，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去写作。
德勒兹曾断言，卡夫卡、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也还是太“文人”，认为只有在美国南方的那种腐烂的生活状态里，才能出人类的真正作家。他说福克纳才是作家，福柯也这么认为〖《说的与写的》，第1卷，伽里玛，2001年版，1602页：“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作家是福克纳。”〗：把自己当腐叶烂到生活中去的人，才会是作家，才能为生活说话，才是正在写作着的。我记得他的传记里有一个细节：烂醉后倚在暖气片上三天，房东大娘敲了几天门，终于叫来警察，发现福克纳背上已被烤出了五六厘米直径的一个洞，但还没有昏过去。还有一个细节：他的女朋友给他洗澡，就象我们南方人杀鸡后的用滚水烫毛，还用一根棍子翻拔他那一团肉体。这样的人，才做过了生活的撑杠跳高和苦难的深海潜水，才知道苦难和幸福的各种刻度，才有资格来为生活做报道。这样的人的生活，才是实验的。世纪沙龙正在为我们的这样的生活和写作（两者是同一回事：优秀作家的写作象生活那样地不能自拔！）提供空间和借口。
所以世纪沙龙这样的刊物就象贝尔实验室一样，正为汉语中国提供着各种艺术、理论、思想、学术、制度和机构实验的场地和空间，它是中国未来民主，被加入了中国民主的未来世界的话语、思想、制度和机构的实验或开发区。
拉康在著名的《康德与萨德》里将这两位伟大作者当作我们的精神之高低杠。以文学来潜水，我们要与萨德比自我放纵的深和沉，用哲学来飞翔，我们要与康德来比自我限制的高和难〖“《卧室柜里的哲学》和《纯理性批判》相隔八年来到世间，正负地说出了同一种真理。…康德的意思，是人只有在善中才感到自己的全整（Man fühlt sich wohl im Guten）。…但萨德补充说，终于达到了善的人会说，快乐原则正是已达到全整之善的法则（Le principle du plaisir, c’est la loi du bien qui est le wohl）。…善和乐〖哲学和文学？真理和写作？思想和欲望？〗必须达到对位（cmme antipoids）”。《选集》，第2卷，1999版，243－5，268页〗。一个“刊物”的上下左右边界，就是康德与萨德，就是与这两位为断交火；我们在里面写，就是不断来践踏和超越这两道杠杠，至少是需要不断考验我们向他们挑战的能力。刊物就是这样一种高低杠。用康德去改写萨德，更用萨德去改写康德，不断反复进行着这种spacing，这种格式化和调谐。“刊物”也是体育老师给我们标出的那根不断上升的摸高横线－－写作就是在汉语里在汉语精神里不停地摸高，德里达向我们这样说。世纪沙龙对于我们这一代也正是这样一座高低杠，它考量着我们的各种努力的难度系数。
南西认为这种从写作、刊物一直扩展出去的spacing（espacement）正是未来世界民主的“本身”，它是我们 不断摸索到的“世界之感”，对世界的真正触摸。“人的说和想是同时进行的”，“海德格尔式的人的此在的原初 开放，是自我的“自我空间化〖格式化、重划、自写…〗”(s’y espace)”，“自写或自划才带来了自由、开放、场地，使人立足，存留。但正是人在自写自划，人也许从未到别处过，总残留在这一自写自划中，滞留在嘴的这种非现实性中（Mais l’homme est cela qui s’espace, et qui peut-être jamais ne demeure allaieurs qu’en cet espacement, dans ‘aréalitéde sa bouche.）。”〖《Ego sum》， 伽里略。1979年， 192－3页；另见德里达《触摸它吧，南西》，2000年，33－48页〗通过写作，通过想和说，也就说，通过人人的嘴的张合，存在者相互开放了，我们才能踏上世界民主之途。我们在世纪沙龙中这样相互开放，进入共在。
德里达还用这种由写作空间里扩展出来espacement来定义“民主”一词 中的kratie：把demo（人或人口）象在写作中把名词那样放进各各自在的位置（kratie），使其各各适得其所（spacing，espacement）。他在《流氓国家》〖2003年，58页；119－20页〗里考证到，这kratie是指古希腊人在聚会广场为出席公议的群众的场地和空间划界，是指从议事厅门口开始的这种划界的一直可张布到雅典以外的全世界。对于中国和印度，这里就有一个照数字来划界还是照别的比例来划界的选择，这是世界未来民主的一个很难办的问题。世纪沙龙这样的空间是这种划界的尝试、模似和训练。
我迂回到这样远的地方，是要强调我们在世纪沙龙里进行的写作真的是与中国未来民主和全世界的将要到来民主是几何般地相连的。我们的这种女孩子跳房子方块一样的游戏，是与未来中国的将要到来的民主和未来世界里的将要到来的民主紧紧相连的。
六
你去看看当代中国的杂志们，你只要一看主编们写的“编辑手记”，就会知道它们出的是一些怎样的裹脚布，怎样的添油加醋了。象正在断气的《读书》的主编们，一般都自认为很英明，听他们的编辑手记说，好象作者们都是跟了这些编辑们的伟大思路，在他们的启导的路子里来写的；是主编们在这样思考了，于是很共鸣地有人这样来投稿来证明主编们的想法的重大了。你去看当代任何一家公办杂志，都会发现，在党和意识形态来扼杀杂志之前，编辑部先已将汉语写作扼杀掉了－－党的意识形态压制有时只是学术权力压制的象征而已。而我认为，思想理论刊物的编辑要点，正是要给予作者充分的表达尊严，期待他们的充分自由和他们的无条件地追求公正－－思想正是这样的赋予各方的无条件自由，对于各方的无条件公正。一个刊物一个编辑的要务，就是要来保护和促进这种无条件自由与无条件公正。
刊物就象民主就象国家，也是一个人类机构，从诞生起就在开始败坏为人的工具。要维持好它，就象要把一种民主制度坚持到底那么困难。一个好意的投资者被人说动了他的伟大关怀，终于来开始一桩崇高的事业，出钱来个杂志了。困难却从第一步就开始。钱只是其中的一小困难；而有时稳稳到来的钱往往反而成为问题本身，买车吃饭出差揩油报销，钱本身也会使一定刊物消亡；刊物很快成为利益的借口。从头观察下来，一个刊物的消亡，实际都是人为的结果，刊物之病都是人之病。一个刊物对我们的考验，就象法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大款给我们一大笔钱去办一种公益事业时对我们的考验一样，难的不是敌人对我们的阻拦和打击，而是我们自己对机制和机构的创设、维护和坚持能力，我们自己人中间生出的短视和腐败最使我们看得心凉。
七、九九年秋天去北京曾到三联书店去混一餐午饭，我跟那儿的朋友们说到该书店气数已到，并无救药。这在那时也并不是预言，而是非常可靠的推理。
那时，你一去三联，就会发现人人嘴里都挂着神秘的“董老板”三个字，找我的一个姐们，告说董老板正找她谈话，听大家的语气感觉董姓人士莫名其妙地好象成了中国学术的总教头。我天生反感这种好象文化和学术是一两个人在一两个地方搞出来的这种京派的愚蠢偏见，觉得文化和思想正是与这种愚蠢的中心论作斗争的结果和过程。这种意识形态专制下的公办刊物或出版社里的一两个人的专断，其性质不论是在董还是现在的汪之下 ，都是可怕的，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无可挽救的。董的“请”汪晖来编《读书》（汪晖在无数个场合里炫耀这一点！！如果是真，你就更可以看出三联断气之没救药 了！）和汪季贤的请他的老乡去卖刊号捞外快，现汪晖用《读书》做借口给自己捞长江读书大奖，其性质有什么两样？出过这样三件丑闻，却从不敢自你规范，从未有所交待的文化单位，它的权威和名声怎么来保？
三联当时就已是股份集团，我对那儿的朋友们说，怎么你们这个股份公司好象没有董事会的投票似的，就因为董老板看上去很有文化的，就全信任她，由她一人的好心来继往开来了？以文化的借口搞着这种可笑的股份公司，三联不倒，是老天没长眼。大家对三联有点感情，听我这样说会难受，我也觉得不是味：它倒了，或另弄一个出来，还是董老板汪老板之流，能好到哪里去？我对专制和腐败下的一切人类机构，都只有这么低的信心，这样的口气，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要提醒很煽情地吊念着三联的朋友们：人类机构，不论是民主还是文化，都是这样只有好听的宣言，而没有可靠的担保和兑现的，不坚持、不逆流而上，就会败坏，中西都无例外。三联这类的光荣里，你应先想想它首先原初沾的是一些什么便宜。多亏了长期窒息着中国的学术理论思想和文化的出版控制、审查和垄断，三联这样才可以潇洒地玩了几年“学术事业”，如果它一开始就处在成熟的学术商业出版竞争里，这样一种老气横秋、自以为是的机构，哪会有半点成活的机会？任何出版机构，尤其是学术出版机构，与大学围墙外的那些文印社，性质和运行没有任何二样。只有靠着政治审查和刊号控制的垄断，它们才可以那么潇洒地玩“文化气息”。大家应该想想三联这样的出版经营者的潇洒后的一向的道德暧昧了。
如果它真的是一张较成熟的可依赖的媒体，那么，我们应知道，它也只是媒体。它是靠卖我们的学术理论和文化产品来赢利的，是切着我们的豆腐一块块地去卖来增肥的。就象转播足球赛一样，它还欠着我们好大一笔转播费，我们学术界应有资格从它那里得费充电再展雄风，真正做再生产。学术界与自称的文化大腕如三联的关系，是曼联与耐克与莫多克的关系，再无其它好听的借口。本就是赤裸裸的关系，再用好听的借口去搪塞，又增加了一份三联或我们学术界的虚伪。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老家的农民能借几麻袋钱来投资出版，就雇佣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来做编辑发行，在竞争下出质量，在中标后才得到出版权，由学术界的用户的需求和要求来决定书和刊物该怎么出、出成什么样。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腔调是，好象正是靠了三联这样的中国学术大腕，中国才有了可怜的学术。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是一些象王铭铭、汪丁丁、甘阳这样的学术权利既得利益者编造出来的谎言。当前要紧的决不是三联由董老板还是汪什么贪主编来掌握三联－－在我看来，这两者区别不大，而是通过人大（大学里那么多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用的？？）尽快取消学术出版专控和毫无必要的学术政治审查，让三联书店们尽早进入良性竟争，使学术书籍消费者重新信赖我们的出版系统，使我们的学术界不再成为只生产豆腐渣，乱建违章建筑的有信誉的产品制造商。三联的出路在于真的进入竞争，边战斗边操练。
但这么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因为已经有了世纪沙龙这样的无所不包的刊物虎视在侧，不断在无情地架空它，它得拿出些绝招来了，而它现在这样的机制和用人政策下，我看不到一点自救的可能。
五
但你看看世纪沙龙，它在这种困难和竞争和考验中脱颖而出了。
我不知道网主是不是必须付工资给版主，如果他们是不拿工资的，那我要认为，世纪沙龙已“存活”了－－我们大家的一点点意愿，就是足够的能源。我甚至在傻想：如果我们象维持和爱护一个人类民主制度一样对待它，我们甚至都可以不用版主，甚至不依着于一个服务器，就漂浮到各服务器之间好了，以“被邀”身份存身到任何一个肯收留我们的服务器上，就象在德里达提议的“国际难民城”里一样，放弃自己的国家的人可以受邀流动到任何地方－－民主就是不断更进一步地将我们自己虚拟化，不要骄傲于已有的虚拟化，不害怕无限的进一步虚拟化。〖《友爱的各种政治》，1994年，94页〗
世纪沙龙是我的杂志，我愿我写我编的杂志，我认为它会在中国书写史上有提一笔的荣耀了，虽然我们可能压根不在乎这个。世纪沙龙使我们能够“写作”－－布朗肖意义上的：存在到家庭之外，去爱，解缆出发，去发傻，去通奸，去成为特丽斯丹和朱丽叶：爱着去死，死着来爱……沙龙是一个“刊物”，它纵恿写作纵恿文学。〖《灾难之写》，转引自德里达《相邻》，2003年，139页〗它使文学文学，使哲学哲学，使思想思想，使写作写作……
世纪沙龙使我能以汉语全域，以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全配方、全体裁、全语境，以世界大学系统的全部知识和技术为数据库来写作。我在其中感到了一种自由的不对称，一种伟大而深沉的犹豫－－曾读过贝多芬的多种传记，里面都说到他在自己的作品前的敬畏式疑惑，比如，在著名的《第三》的最后一次排练中，他作为指挥从头至尾没有一个手势和示意，他自己完全吃不准自己已做出的东西，只是十八个乐手在向他这座纪念碑式的肉身惊叹和献礼（乐手们象感受到神的召唤一样，贝多芬全身无着，学生里斯在门侧站着拿笔记下这一切）。曾听一个音乐老师用钢琴将他的大作品还原，复原出他的写作的过程，认这贝多芬的右手只会犹豫着重复，对左手吃不准；与一般人弹琴的左手肌无力相反，贝多芬是左手在破坏或犯规着，右手来思考、规范和制衡，方法是弹同一个音重复着犹豫着，而他并不是左撇子。我在使用世纪沙龙这一刊物时，也敬畏于这种犹豫之前了。我不敢相信，这样一种伟大的怀想，这样一种梦幻工具和媒体居然会真的到我手中，使我们居然调子没找着，就可以起唱了。
世纪沙龙对于汉语写作（再说一遍：也就是学术、理论、思想、文学或艺术）是一种休克式治疗。在绝望于如何对后者下手之时，这样一个写作、政治、司法、伦理、生态空间，居然就转进我的手中，我惊愕于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幸运。我认为，世纪沙龙吞吃了全部的“汉语写作”刊物，把它们扯进了卢曼说的Autopoiesis，一种自能自长的自我指称式的囊括中，一种既辐射又辐收的“写作组织”，一种已经存活的有机写作，一种象纳米技术里说到的会吞吃一切、再构一切的XX风暴里。
它就象是科学家发明的吞食塑料和金属的细菌一样，将去消解当代全部汉语写作中的政治肿块和意识形态疙瘩，打扫公共领域，为我们腾出新的政治和书写空间。你要哲学，就是它；你是汉语思想，只有它；你要中国未来民主，只能是它。
八、
坚持是困难的是坚持。我生平无数次想写日记，都是坚持不到一周就放弃。到世纪沙龙上，也是第一天雄心勃勃，第三天就开始厌倦。一年半里十几次已打算放弃。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催动我断续做一点。在最绝望的时候，我曾这样搪塞过自己：你现在拿了一点资助，光读书，什么公益事业都不做，是很自私的；你这样的壮劳力不出力气，反会憋杀自己。我在去年和前年向基金会写年终汇报时，都重点指出我写了很多有公益的东西在沙龙小组讨论上，为中国学术生产作了贡献。可能正是网络小组和沙龙这种形式，使我这样从未连续写过一周以上的日记的人居然没有放弃这种必需的汉语写作训练。这真是我的大幸。
因为，到今天，我终于楞过神来，这是我能到手的最好媒体了。它是我的一级刊物。我不是这样随便说说的。在沙龙里，我的确可能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过去的二年里终于把刊物论文、稿费和名望这种东西看开了－－我认为能做到这样，对于我这样的眼光和造化的人，也不容易了。我把我写得最认真的东西，都放到了沙龙里，而且为此自豪。
能坚持做下去，是因为我边做边发现自己有了一点长进，觉得值了。到现在，我发现我选的这条表面看很傻的路，其实可能是唯一的捷径。因为，首先，写作必须是全盘的：照我的理解，是必须以汉语为全语域，以汉语共同体这一想象共同体为终极听众，以汉语和汉语的文学－哲学－政治－司法－生态－伦理话语场为上下文的，而这只有在世纪沙龙里才能做到。在沙龙里写作，这就象练马术一开始就直奔草原深处，而不是在操场上一样。沙龙使我选了一种难度最大、挑战最全方位的写作，使我一开始就没有了背靠和借口，一开始就必须真实地冲杀。
大家可以设想着给我这样的人剪裁一下媒体：让我根据先有定见的编辑的意图去写一级刊物投稿？写个3、4千字的玩弄词藻的腔调的东西投到汪晖的《读书》里去？等等。先不说他们看不看得上，你说说这种写作对我是害处大还是好处大？老写这种东西，我还能找得着自己的写作？
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个中国学术人和写作人都在碰到的：媒体挑选和裁剪。连商业化都达不到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乱写“编辑手记”的人在那里胡搞，你却希望依着这样的机构来成长自己的写作？一个简单的问题：写作需要练习，你希望用投稿来练习？但投稿是极其狭隘的写作，又有你写了30个小时却被人3分钟就看扁的可能，它只会扑灭你的写作练习，因为是象汪晖这样的人在把关。那么换种思路，你到沙龙里来，你就放开来练，心里没有小九九地全心全力地来练，你说哪种练的后果会好些？难道写作就是为了投稿？难道写作就是为了证明或索要博导之类的证书？难道为利益而进行的写作真的能成为写作？
鲁迅的杂文形式之局促，曾使我想到他可能也不是真的在乎稿费之类，或只是被牵扯在各种媒体之间，或被盯得太紧，才写成那么多的豆腐干的，其长度和格式，都还不如我们的沙龙里的贴子。他没有去写畅销书，晚年也不忙着在上海的大学里做教授，对自己的写和写的格式和发表的媒体又都不大满意，我就要想：莫非他理想中，他在等待的也就是象世纪沙龙这样的可以用来自由写作媒体？鲁迅莫非也有点象我们一样，有点想“为写而写”的？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理论和思想体制里，我也已看到：不可能通过写来混饭吃， 但不写对我自己其实又是一种损失，那么就放开来，不考虑用写来混饭吃了，用写作中从汉语运用中得到的愉快来替代用稿费买的几杯啤酒所能得到的快乐好不好？写作着时，我们不要去寻租了好不好，这不就可以使我们更体面？象巴尔特说的作者忘情于文本带来的愉悦不能自返，写之乐能不能也与我们的买醉和追女人相得益彰？
象中国大学研究者共同体这样大的规模的话语场里，这种对自己的写作和话语的媒体剪裁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自己想想的了。
九、
巴赫的写作很意思。他等于是在他自己开创的活动空间里写出了最开创和最难的作品。可是，他又使自己那么地好接近。
他写了大量的为初学者用的教材曲子。从练习者的角度看，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同时给我们入门者用的。也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是既给技巧大师用，同时也给初用者玩的。他同时写了顺口溜和未来主义诗。你进到他那里去之后，就被一视同仁。我不相信他会把学生分级。肯定是，一跟他，你跟他一样，即使在扫帚柄上，也能奏出音乐来了。
世纪沙龙也应是这样的地方。它是巴赫这样的老师。
十、
说了那么多巴赫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伟大的独特书写技术传统的中国人居然现在也跟巴赫一样，与某种键盘搞上了。这一技术嫁接将影响深远。
大家应该记起，尼采是第一个使用打字机的伟大作家。海德格尔看出了其中的危险，坚持用墨水和纸、笔（但大危险中，也正有大拯救在？），而又他所认为的正使世界一去无回（Baudrillard说的）的美国人开创了电脑打字。 手与键盘正使人类更成为怪兽（海德格尔：Die Hand zeichnet, vermutlich weil der Mensch ein Zeichen ist.），成为双手玩弄符号，象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被符号卷走的怪兽。
操键盘的手的劳作使我们处于危险中。手是思考。手不光是用来拿和取，也是用来理解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有第一章里讲到了手与概念把握之间的关系：Greif, begrefen和Begriff之间的串联。手是一种元－阅读。手的每一动作都转 创了思想的新元素－－丢勒不是在绘画，他是在示范如何使手次次都不一样地去做复杂的事。我们的语言里都难于来说出手的动作，因为那是不好说的，手高于语言？德语里有handeln，英文里有treat, handle, touch, deliver之类，汉语里有把、搞、弄、做、作等等－－但手一伸，就伸向黑暗－－乔伊斯和博尔赫斯这两个长了几乎不能用来看的眼的人，用手“写”出了象人类朱罗纪那样的作品世界。
德里达说《走在语言的路上》的海德格尔走路时心里想的其实是手，也正是手使字现，字使思想走到路上。《何谓思？》中，他暗示到了aletheia的与手相关的各种人类活动如洗 澡、作爱、绘 画等等的关系，说到， 不是人“有”手，而是手操住了人，是手来处理人的本质：Der Mensch “hat” nicht Hände, sondern die Hand hat das Wesen des Meschen inne。不要说写作，光是字就成为作品了（Das Wort als die Schrift），手工的。〖《灵－－他者之捏造》，第2卷，2003年，52页〗 德里达还认为，海德格尔的《Was ist das –die Philosophie?》(这种叫做哲学的东西是什么？，1955年在法国Cerisy-la-Salle的学术会议发言稿；顺便说一下，这个著名的题目也是柯尔.派克的爵士歌名：What is this [funny] thing called love ?爵士之切分使我们荡出的恍惚，那种syncope,象不象我们从对此在的悬置后得出的快感？)一文里说到，只有用手，才能达到我们的原初的和谐（ein ursprünglicher Einklang）,人是一种妒嫉式的询问，一种怀旧和温柔的求索（strebende Suchen），一种被欲望所决定的追寻，是色迷迷地追问：那存在着的东西，如果居然存在，算是什么（Was ist das Seiende, insofern es ist?）？这一人与语言之间的手的操，就是哲学。赫拉克里特说的phileînto sophón里，包括了这种操。〖《友爱的各种政治》，1994年，269页〗哲学是“做”出来的。哲学必须是动词。
做爱着的手本真地“写着”：它给，把自己给出，许诺 ，自弃，转 送，挂档，离合，联盟，下种。手是人的“有”的结构。〖《灵－－对他者的捏造》，第1卷，2002年，57－8页〗海德格尔给了我们两个手的矛盾和相反的故事：电脑使我们失去了双手，但是电脑好象又成为我们的第三只手，来移置我们。
列维纳在《整体与无限》和《存在之外还有更多》里都描述到世界在双手之间的这种贝多芬式感觉（他的演出海报上写的不是著名作曲家，而是“即兴演奏家”）。他要我们做一个实验：我把右手指放到左手上，就好象一个“他者”、一个异性在触摸左手一样。左手和右手的关系表明：我是他者和异性的证人，我身上有他者和异性，我总是先预设了他们和她们。当我们用双手触键进入世纪沙龙时，我们也这样把他者、异性、陌生人、外国人、难民带进了沙龙；在沙龙里，在这样的空间的写作里，我与这各种他者的关系，高于我与我自己的关系了。〖《存在之外还有更多》，A.Lingis英译，1999年，118－129页；德里达《触摸它吧，南西》，同上，61页；92页〗世纪沙龙是德里达所说的“触摸共同体”，他者的相遇地，〖同上。95页〗，是一种“接近的技术”帮助下的“互相裸露”，〖同上，147－9页〗，写作和思想是为了使自己对他者变得可触摸，〖同上，324页〗；我们在世纪沙龙里蜕皮，我们在其中换心。〖319页；337页〗
在我们“进入”世纪沙龙时，此在是对最属于我自身的声音的倾听，是对朋友之声的倾听，它构成此在的最初公共领域。我们双手打着键盘，耳朵konstituiert sogar die primäre und eingentliche Öffentlichkeit des Daseins für sein eugenstes Seinkönnen。在世纪沙龙中，我们是在话语中共在，是回到我们最本真的内里地全球化着了，世界地民主着或民主地世界着（weltet）了：Als verstehendes In-der-Welt-Sein mit den Anderen ist es dem Mitdasein und ihm selbst und in dieser Hörigkeit zuge hörig：容纳了所有他者地共在于世界中，这种世纪沙龙里的此在，是对这种共在和这种此在自身的专心和敬从的侧听。在这种敬从的侧耳倾听里，〖我的，我们每一个沙龙之友的〗此在有归属了，它属于和自属了，我们各自的此在结伴了，参与和分享着了。〖原见《存在与时间》，转 引自德里达《友爱的各种政治》，同上，356－7页〗
十一、
让我们将沙龙当成汉语本身，当成汉语全域，当成汉语全书。
让我们将沙龙当成中国未来民主试验田、实验室。
十二、
世纪沙龙被关，这，我已等了一年多了，但它居然没被关，它的不定命运锻炼和考验了我的耐心和信心，它对我至少有这样伟大的考验作用。我再也不会落进鲁迅和高长虹们对于汉语写作及其媒体的怨难之恶环了。我有了好良心来对待汉语写作在媒体夹缝里的流离失所了。
你今天把沙龙永远关掉好了，没关系的了，我决不会感伤和悲哀。我会拔脚就到另外的服务器上开始另一个世纪沙龙。世纪沙龙已教会我如何虚拟，如何进一步虚拟，如何将虚拟进行到底了。它象运送我们到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僵化的思想传统和政治生活的大气层之外的多节火箭，现在已把我们推入太空。世纪沙龙已超功能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是额外在作贡献了。
世纪沙龙也教会我如何办杂志了，我想，我从它这里出去，可以去办出中国最好的杂志了。世纪沙龙的关或倒已不会影响我们的事业，也不会影响其自身在中国理论、思想、民主传统中的重要的历史地位了。
以此与沙龙之友共勉。
2004年3月2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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