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之前先说明以下几点：
1、2004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的初稿是我起草的，这个活是我目前为止干得最难受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因为我必须用一个月的时间看20多份新闻传播学期刊，2004年新闻传播学期刊发表论文不下4000篇，我浏览了目录，选了700篇出来看了看，结果发现还算是学术论文和勉强算是学术论文的总共不到50篇，好不容易凑成了一篇综述。我觉得难受之处也许仅次于考研背政治。
2。2004年广播电视研究综述的作者是我同一届的师妹，我们同门计划在1月17日做一次聚会，我1月10日通知她做一个广播电视2004年综述，因为她硕士是学广电的，想不到她在一周之内竟然可以做出将近10000字的论文来，我好歹也算是见过点市面的了，也被吓了一跳，这么短的时间内，现找资料，能做成这个样子，在女生之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了。实在非常佩服她的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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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稳步发展的一年
——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200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研究领域的专门化和深化是基本特点。较多地接触和熟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使得这年的研究得以拓展和深入，视野更为开阔。
一、新闻理论研究
2004年新闻理论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较多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学理论的传统命题进行回顾和解读，重构传统命题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例如，有的学者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全党办报”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初期的1927年。“全党办报”既是路线方针，也是办报体制构想。层层创办党报为全党办报的基础，全党办报为各级组织创办党报提供了条件。两者互为条件。但是全党“办”报也随之带来了"手工业"工作方式，直到目前仍未得到完全解决。【1】关于陆定一60年前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的文章认为，他论证党报思想有着多重当时的原因：发端于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使得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成为基本的认识方法。《解放日报》创办初期以新闻为本位思想不适应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也要求主办者的新闻学基本理念必须有所转变；这篇文章的任务是构建共产党的独特的新闻学理念，就必须与以往的新闻学和敌人的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2】有的文章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考证了“用事实说话”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它的形成经历了“毛泽东：思想表述”、“陆定一：哲学阐发”、“胡乔木：规范表述”的过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用事实说话”，既是一种宣传方法，也是一种新闻写作方法。【3】
    第二，这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构。有的研究者运用结构主义文论和符号神话学的分析方法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指出：在新闻话语中存在着以往熟悉的先验认识和形象（原型的沉淀），“只要当符合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特定的原型就会得到复活。” 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既可以使新闻话语更为贴近受众，也可以成为新闻话语追求客观真实的障碍。【4】有的文章以文学文本为参照系数，认为新闻文本具有结构简单、语境低度、语义封闭、语言明确等四个显著的个性特征。【5】
关注新闻学的体系建构，是这年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小特色。有的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理论内部缺乏逻辑关联、无视内容之间的悖论和冲突、理论的统摄范围不够、理论中价值判断过多、研究水平低层次徘徊。导致新闻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单一的分解式研究方法、朴素的经验归纳法、研究的抽象程度不够、实用主义学术研究的取向。【6】有的研究者谈到，我国新闻学研究原创思想的匮乏，原因在于没有遵循应有的学术规范，以及新闻学者的角色错位。这使我国新闻学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学术话语和范畴体系，总是依附政治话语体系，述学与论政不分，存在许多貌似学术话语的政治话语。【7】
这年，有一个话题在冷落了10年后再次被提起，这就是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国传媒大学为此召开了专门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调查报告。有的文章强调，读图时代对公众的图像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图像化的传播趋势在造就新的传播伦理，公众需要在文化消费中确立人格主体和主动地位。提高公众接受图像的文化素养，包括理解图像所指的能力、掌握图像再现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自主调适图像观看和使用的能力。【8】
二、传播学研究
这年有两位传播学界的国际人物在国内得到较多关注，一位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唐纳德•肖，他于这年6月，应邀来华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做了为期五天的学术交流，肖回顾了议程设置理论的来源，并且介绍了近年来的进展情况。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是舆论调查和内容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框架理论的研究。【9】另一位学者是法国的马特拉教授，我国的两位研究者发表文章，叙述了他们2003年年底在巴黎访问马特拉教授的经过，详尽地介绍了马特拉对法、德、英等国传播学批判研究的看法。【10】
年内，我国学者发表调研报告，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测量了若干变量与受众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敏感度的相关程度。这些变量是“讨论国内外大事的频率、讨论的时间、提出话题时的主动性、获取讨论话题的来源、讨论意见分歧时的不同行为、议题对国家和自己重要性指数”等六项。结果，这六项变量和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
这年，批判学派同样受到国内学者的密切关注，年内出版的专著中，有的试用批判的观点重新全面地论述了传播观点的各种流派，并关照了中国传播业发展的特征。【12】这年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梳理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过程，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者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13】
电子－数字化信息时代呈现真实被模拟取代和消解的趋向，这年有的文章在肯定存在这种趋向的同时指出：科技同时也为人们更接近现实世界提供了手段，强化区分真伪的能力。银屏的具象（与客观实在具有感性联系的图像）传播最少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纪实性质的节目，当主观意图与画面信息矛盾时，传播者的抉择会受到理智和道德的双重约束。纪实影像的客观约束力，远强于言语对客观表达的约束力。【14】
这年传播学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区域内传媒和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明显增多，有些文章对甘肃、苏南地区大众传媒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习惯形成等关系分别做了介绍。【15】
三、新闻法治研究
这年关于微观新闻法治的文章很多，超过去年和前年，再次造就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从学术水准看，是较高的，可以说是这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成果最丰厚的一个领域。这年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四大方面：
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有的文章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受到媒体不当报道的误导，主要是传媒通过影响法官的上级领导间接形成的，司法不独立才是主要原因。“媒体审判”并不代表国家权力。司法审判是制度性评价，而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是自发性评议，两者的运行规则是不同的。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只能从司法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中来得到解决，把责任归咎于“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试图通过抑制舆论和媒体报道的方式来得到司法公正，是徒劳的实践和有害的想法。【16】另一篇文章以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为依据，分析了传播系统和法的系统这两个社会子系统在履行社会协调功能时的差异，认为“新闻审判”现象表现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履行传播协调功能时方式不当，干预了执法机关对事件的整合和协调。 “新闻审判”问题的解决，既需要通过法律使传媒活动规范化，也要通过普法传播来完善法的执行环境。【17】
新闻采访权。有的学者认为，记者的采访权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的延伸，传媒的工作服务于公民的这些权利，因而记者被公认具有采访权。采访不是执行党政公务，不应该享有公民间自由交谈权利之外的特权；同时权力组织也无权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利。【18】也有的文章认为，应当把采访权认定为既不同于公权利，也不同于私权利的社会权利，设立专门法进行调整。【19】
新闻侵权与诉讼。目前国内由于新闻报道引发的法律诉讼，多数是被采访对象诉记者侵犯名誉权。有的研究文章认为，公众人物掌握着相当的公共权力，所以应当受到媒体的严格监督。为了满足受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就需要牺牲公众人物的部分权利。【20】有文章认为，可以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裁决中创设的“实际存在恶意”的原则，规定政府和公众人物在对行使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提起诉讼时必须证明媒体“实际存在恶意”，否则控告就不能成立。【21】还有的文章谈到，可以尝试在新闻民事侵权赔偿中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判决中所使用的惩罚性赔偿原则，通过超出实际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来安慰被侵权人因为社会评价降低蒙受的损失。但是必须在行为人主观直接故意、侵权具体手段恶劣而且重复进行、一般意义的精神赔偿无法弥补被侵害人精神损害等三个前提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可采用。【22】有的研究者就目前对舆论监督提起恶意诉讼的原告多以维护“名誉权”、“隐私权”为由的情况，认为可以援引法学中宪法高于其他法律的原则加以应对，因为名誉权、隐私权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而记者的采访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引申而来的。【23】
关于“真实性证明”。这年有的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于“真实性证明”的具体规定。作者建议借鉴一些国家在处理名誉权损害诉讼时采用的阶段举证程序，也就是诉讼发生后，先由原告就诽谤词语、诽谤公开、诽谤特定所指三个方面进行举证，如果可以举证，则诽谤成立，接下来再由被告媒体进行免责举证。【24】
四、传媒产业研究
这项研究中，认识我国传媒产业的体制特征是基本前提。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是指传媒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这种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制度安排，是各种不同集团在法律和传统的背景下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而进行的博弈。这是一种以资本化为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控制，加强其控制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借助政治力量保护获得丰厚的资本回报。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媒介制度，需要慎重的权衡各方利益，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以建立公共所有的现代媒介制度。【25】
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媒介产业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基于现象描述的实证研究，另一个部分是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对作为经济实体的传媒产业进行解读和剖析。
前一类研究目前是传媒产业研究的主要部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传媒业正处于深刻转型的关键点上，传媒业微观业务层面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宏观体制方面的改革；边缘资讯领域的改革远远超过主流资讯领域的改革；增量传媒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存量传媒的改革。前三者的探索和创新是今天中国传媒业繁荣的基础，后三者的阻滞和落后是今天传媒业发展的巨大困难所在。现在传媒业结构的变化引致了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媒产业扩张中的“权力嫁接”模式即将让位于“资本联姻”的模式；从一般性运作媒体的方式转向个性化运作传媒的方式；从掌握传播渠道向掌握传播终端延伸。【26】
关于传播市场的变化特征，有的文章谈到，“传播市场的竞争重点，将由过去的以吸纳受众数量规模为竞争优势的价值支点，转型为以媒介对于自己所吸纳的受众生活方式、行为法则、价值取向的影响力深度为竞争优势的价值支点；由过去在内容打造方面以传播事实信息为重点诉求，转型为以经营建立在事实本体之上的、专门服务于特定目标受众的附加价值为重点诉求。”【27】
2004年5月，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决定将第七届会议的举办权交给中国学界。有学者撰写文章介绍了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组织的概况、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会议将讨论的主要问题、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并展望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发展的前景。文章认为，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虽然和国外基本同时起步，但是总体上处于以定性描述为主，多数定量报告比较初级，少数定量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因此与外国相比，研究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28】
第二类研究，以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方式考察当前的传媒产业。由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成熟，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借鉴价值。有的文章引入了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对传媒产业进行分析。外部性是指经济行为影响到了他人的福利，而行为人自己却可以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收益或者损失。正的外部性增进被影响者的福利，负外部性损害被影响者的福利。作者认为，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外部性，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迅猛，监管的步伐明显滞后，负外部性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正外部性却被遮蔽。因此必须将强对信息传媒业的监管，强化其正外部性，消除其负外部性。【29】来自管理学界的研究者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传媒业经理人的变迁。治理结构和经理人变迁的基本规律，是从所有者主导的单边治理转换为所有者和经理人相互影响的双边治理，再演化为经理人主导的单边治理。文章认为目前我国传媒经理人依然是派生于政府的派生型经理人，传媒业经理人的初次转换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而且还可能出现由双边治理逆转换为所有者单边治理的可能。【30】
在微观层面的媒介产业研究中，“新闻线人”是这年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些文章指出，新闻线人的出现扩大了媒体的新闻源，但是线人缺乏判断新闻价值的素质，具体表现为：范围狭小，太多的市井俗事、奇闻逸事，弱化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快餐式报道，缺少内涵和深层次文化价值，弱化媒体的教化功能；浮于表面的看客式报道，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因此，媒体应当建立比较规范的固定线人档案资料库。【31】
五、新闻史和传播史研究
    这年的新闻史研究最显著的进展，是在吸收引进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一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再探讨。有的文章以清末著名报人蔡尔康的生平作为分析的个案，展示了这一代报人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职业报人转化、由排斥外来文化向融和中西文化转化的心路历程。【32】
这年发表的文章说，我国研究者在英国发现了同治乙丑年十一月（1866年1月）创刊于伦敦的《飞龙报篇》的原物，从而将欧洲华文报刊的历史前推了将近30年。【33】有的文章研究了早期《申报》与近代大众阅报风习的关系，认为《申报》对上海各界的渗透过程，就是打破传统阅读方式、培养现代报纸受众的过程。【34】其他涉及中国新闻史的话题还有瞿秋白和《红色中华》、沈从文的报刊经历、对梅益的回忆等等。
  外国古代新闻史我国学者较少涉及，这年有的文章研究了古罗马社会新闻史，从古罗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求古罗马新闻业兴衰的原因。【35】
这年传播史研究的作者，仍然主要是新闻传播学界以外的人，研究的内容包括汉传佛教绘画与佛教传播关系、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中国古代的妖言罪和战时传播等等。
六、广播电视研究
    这年的广播研究中，讨论广播语言的文章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播音语言质与形的问题，认为播音创作是唤醒激活文字生命力的过程。传播主体只有将所理解的一定的语言意义，传播视角，见解态度融于言语形态，才能真正让接受主体有所感悟。【36】
关于电视，微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央电视台一些品牌节目、频道（例如纪念新闻频道一周年）的特色。例如“新闻调查”节目，有的文章认为，质疑它的生存方式。质疑是一种态度、一种品格，作为“新闻调查”的品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为了揭黑幕而存在，质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引发思考、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除了质疑的精神，还需要有平衡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再如“面对面”节目，用人物来解读新闻，见证历史。采访人冷静、客观的质疑，使交流更加生动、解读更加独到。以深层质疑为“核”，在求证中解读。【37】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中，“南京零距离”电视新闻被称为 “民生新闻”，引起学界关注。有的文章认为，这种新闻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家媒体亲民有信的形象。当下的民生新闻并不是一种成熟且具有独立新闻品质的新新闻样式，它是在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和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和平民意识形态等多重复合的掩护下，推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电视策略，旨在提升党的形象及合法性。【38】
在宏观上，电视产业的发展是这年关注的重点。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种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其中存在三个不正常的现象：公平失意、垄断受宠；企业化未竞，集团化先行；弱者不合，强者不争。他认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大发展趋势是：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39】
        （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朱至刚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引文出处：
【1】黄旦  《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秋季号。
【2】陈力丹  《新启蒙与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3】黄顺铭 《“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脉络探微》，《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4】曾庆香 《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5】杨保军 《新闻文本的个性特征》，《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6】陈作平 《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状况评析》，《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7】翁杨：《学术话语与新闻学创新》《新闻界》2004年第5期。
【8】陈龙、陈一《论公众媒介接受中的图像文化素养》，《媒介研究》2004年3月号。
【9】钟新 《走近唐纳德•肖》，《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10】王志杰、单波 《传播学的现实关怀与思维方法——马特拉访谈录》，《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1】张国良、李本乾 《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3】蔡祺、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谢莹，《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号。
【14】杨钢元《自由心灵间的传播法则》，《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
【15】王军锋、王晓芳 《现代传媒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引致性分析》，《开发研究》2004年第5期 ；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16】周泽 《舆论批评：正义之秤——兼对“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 ，《新闻记者》2004年第9期。
【17】刘兢 《解读新时期的“新闻审判”现象》，《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18】陈力丹 《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
【19】戴丽 《新闻采访权的法制实践思考》，《新闻记者》2004年第8期。
【20】许天瑶 《公众人物及其权利限制》，《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6期。
【21】朱清河、石研 《建议引入“实际存在恶意”原则——由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所想到的》，《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22】戚海龙、阳小芳 《我国新闻民事侵权借鉴惩罚性赔偿之探究》，《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
【23】汝意骅 《如何应对恶意诉讼》，《新闻知识》2004年第6期。
【24】李衍玲 《新闻名誉侵权中“真实性证明”》，《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
【25】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媒介研究》2004年1月号。
【26】喻国明 《2004年中国传媒业发展大势推想》，《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1期。
【27】喻国明 《传媒市场的三种价值竞争和渠道依赖》，《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9期。
【28】陈中原 《站在世界传媒经济学大殿前——写在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会议申办成功之际》，《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29】李永平 《现代信息与传媒产业的外部性》，《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0】刘松博、赵民杰 《从治理结构角度谈我国传媒业经理人变迁》，《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8期。
【31】王眉《热线新闻何处去？》，《青年记者》2004年第9期；罗媛群 《“新闻线人”现象及制度保护的缺失》，《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32】田中初《游离中西之间的职业生存——晚清报人蔡尔康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33】黄瑚、范书杰《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
【34】范继杰 《早期<申报>与近代大众阅报风习浅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35】孙宝国 《古代罗马社会新闻史简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6】金重建《论广播语言的质与形》，《媒介研究》2004年9月号。
【37】叶子等《激情与理性》；叶子、李艳《交流因质疑而生动》，《媒介研究》2004年7月号。
【38】陈富清、周炯《意识形态梳理与主流媒体构建》，《媒介研究》2004年7月号。
【39】陆地《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媒介研究》200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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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广播电视研究的十个关键词

和2003年相比，2004年大陆的广播电视研究因为少了伊拉克战争、萨斯这样重大新闻事件的刺激而略显平淡，研究的话题也显然不如上一年集中。笔者在翻阅了数十种新闻传播综合学术刊物和广播电视研究的专门刊物后，大致按照涉及频率的高低，归纳出2004年度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十个热点问题，并采用关键词解读的方式加以评说。

一、    关键词：产业化

2003年被广电总局定为是“广播发展年”，2004年则被定为是“产业发展年、数字发展年”。在几经曲折之后，“产业化”终于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了。04年和广电产业化有关的文章无不透露出春天来了的兴奋和乐观。一些学者撰文分析了从1979年我国媒介恢复广告经营活动开始的媒介产业化历程，指出媒介产业化大致要经过靠国家输血的“生存阶段”、脱离国家拨款，开始事业与产业剥离的“发展阶段”、开始向产业集团过渡并逐步向国际化标准靠拢的“成长阶段”之后，才能最终达到媒介事业部分与产业部分彻底剥离，媒介产业形成规模，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成熟阶段”。
广电产业化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在观念上犁清广电部门的性质，有学者把这一问题类比为90年代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其意不言自明。在历年对事业属性、产业属性界定和关系讨论的基础上，04年的研究又有所深化。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媒业不是双重属性而是三重属性：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于一身 。把原先的事业属性分化为机关和事业单位两类，显然是要在直接的政治宣传之外另辟出一块以满足公益事业为主要目的的相对独立空间。按照电视传播的不同功能，建立“政府台”、“公共台”和“商业台”并行不悖的模式应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当然其前提是保持中国电视性质不变、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变。
舆论导向和产业经营要双赢 已经是人所共识，但关键是如何协调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解决不好，理论上美好的构想就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不像事业的局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媒介实际的运作旨向不能和产权完全划等号，我国电视媒体是绝对的公有公营，但有些电视台商业化的程度比国外私人商业电视台的还要高。 有意思的是，在讨论如何产业化的问题上，管理部门甚至比学界和业界更加“激进”。广电行业中不同性质的部分要剥离，如何剥离？在阵痛较小的分拆剥离（即将一个台里可经营性资产单独剥离出来，进行企业转制，但还是归属台领导）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来自广电总局内部的声音已经指出这种改革办法的不彻底性，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可经营广播电视频道频率整体剥离的长远目标 。
此外，04年有关广电产业化的讨论中，实行广电机构内部的人事改革也是热点之一，这说明无论业界学界都看到，产业化是一项系统的改革，必须要多个因素的合力才能让广电产业迈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否则只能是把“挂牌”当成“翻牌”而已。

二、    关键词：数字付费时代

在政府管理部门的强力推进、业界学界的热切欢呼之后，数字付费电视在2003年就已经显现出“热起冷动” 的尴尬。04年，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就更多地带有一些保留、疑虑和观望。
首先，对数字付费电视“进”、“退”两难的现状有了更多理性的分析。一方面数字电视技术与付费频道运作理念的结合，能够给长期以来完全依赖广告份额的电视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003年电视广告增幅不敌广播和报纸的情况下，数字付费电视这一蛋糕自然更加诱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电视观众长期养成的免费收视习惯、内容瓶颈和推广成本太高等问题 又使得数字付费电视裹足不前，似乎陷进了一个退不舍，进不易的怪圈。
04年的研究在对数字付费电视的艰难处境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尽管对如何走出这一怪圈还鲜有操作性很强的意见，但一些针对受众的调查却让人对推进中国数字付费电视有了新的思路。例如，广电部门对全国大中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74％的城市居民愿意为享受数字电视付费，东部发达地区城镇有限电视用户愿意每月支付30－50元来收看付费电视，但前提是节目内容能够吸引人。 一些城市在推广数字付费电视的过程中采用免费赠送机顶盒的办法，也较快打开了局面。可见，在成本、观念和内容三个掣肘因素中，内容是最为关键的。
如何提供能吸引人的内容？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仿照国外的做法，提供免费频道中看不到的内容如某些场次的体育比赛、大量的电视剧和成人节目，即“打擦边球”。 但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已经多次强调，数字电视不是单纯性的业务工作而是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工作。数字付费电视能有什么样的内容不能不考虑到政策和国情，因而无法照搬国外的经验。此外，在对国外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越来越多的介绍中也不难看出这样的信息：付费电视并不是灵丹妙药，即便在传播体制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付费电视的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
数字电视是一种不同于模拟信号传播的新的技术手段，而付费电视则是相对于免费电视而言的新的运营模式，两者是分属不同类别的概念。在近两年的研究中，一提数字电视马上就会伴生出付费电视的概念，这固然和数字技术大大拓宽了频道资源，给频道专业化、付费化提供了基础有关，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某些概念的混淆与误读有关。尽管，广电总局在《中国广播影视业的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数字电视是公益性事业，属于政府行为。付费电视是商业性行为，属于企业行为。 可是却很少能看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文章。


三、    关键词：省级卫视

在经历了上星扩张的“热浪”和同质竞争的“寒流”之后，04年有关省级卫视的话题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省级卫视面临的现实处境并积极寻求可能的出路。“突出重围”、“大变脸”、“改版年”、“战略决策”等成为这一年用在省级卫视身上最多的词汇。
首先，研究者对省级卫视的优势和局限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一方面，省级卫视与央视各上星频道具有同等的覆盖力，而省级卫视的广告价位明显低于央视价位，这当然给省级卫视争得了弹性极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省级卫视又遭受着中央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的“上挤下压”，很难形成明确的受众定位。 省级卫视自身形象模糊，这自然也就造成了百台一面、同质化竞争的局面。
面对前两年呼声很高的“专业化”口号，已有研究者指出，在现有体制下省级卫视是不可能实现专业化的。省级卫视节目的趋同源于它们功能的趋同，体制的原因决定了每省唯一的上星频道必然得走综合化的道路。 尽管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在娱乐与电视剧方面抢先一步，但它们的成功算不上特色，因为那都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回过味来的其它省级卫视也会把政宣新闻＋娱乐影视的内容模式作为的必然之选。
在这种情况下，省级卫视若想有所作为，走区域经营、跨省联合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仍是众说纷纭。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在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和经济圈的基础上实行跨省联合，不要固守本省，而是要在锁定区域的基础上，兼顾全国。 曾有学者提出要把西部12家卫视以跨省联合的方式组成西部卫视集团，这一想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置疑。他们认为即便通过简单行政捏合起来一个巨大的西部电视集团，也会因为种种掣肘因素而无法成长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还有学者指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与中央电视台有别、却同样规模的国内传播机构”，这个由“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成立的、因而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和份量的全国性卫星广播电视公司向全国人民提供具有地方优势的、专业化的,因而是具有某种竞争力的配套节目体系”  。这样做既可以发挥众省之长，形成规模效益，又可以打破央视垄断，造成良性竞争，应该说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


四、    关键词：民生新闻

从综艺热到谈话热再到真人秀热，电视节目品种总给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感觉。从去年开始，热点似乎就转到了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以关注当地百姓生活、采用灵活报道手段为特征的民生新闻不仅让推出这些栏目的频道赚了个盆满钵满，也引发了学者对民生新闻的强烈兴趣。
民生新闻到底是什么？迄今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人们对民生新闻这一约定俗成称谓的了解主要来自湖南经视都市频道《都市－时间》、江苏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南京台新闻综合频道《直播南京》、安徽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等栏目的感性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出了新闻理论往往跟在实践后面跑而且还经常跟不上的尴尬。通过研究者对所谓民生新闻的描述，大致可以归纳出民生新闻的如下特征：内容上关注“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所想所惑”，表达上“新闻体裁和文学体裁的特点发生融合，常常并不严格按照新闻的结构来表达，语言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或更加口语化”。 也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新闻体裁样式的专业性概念，毋宁说它是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
对民生新闻现象的解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话语。一种是本土化话语。认为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台运用本土化、本地化策略在央视新闻的强大压力下突出重围的成功尝试；一种是平民化话语。认为向受众回归是中国电视改革10年来的大趋势，而以民为本，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民生新闻的出现不过是这一趋势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种是民主化话语，这是研究者们对民生新闻提出的一个比较高的期许。有研究者提出，民生新闻的未来是否可以建构为市民公共领域，能否成为民主进化的助推器。 亦有研究者指出，以新闻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民生新闻只是一个开端，但这一开端会随着社会转型和中国媒介改革的双重进步而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此外，对于民生新闻是否会出现庸俗化、娱乐化、报道平面化等问题，研究者们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电视新闻的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游戏化的档箭牌 ，民生新闻不应被资本逻辑腐蚀等看法成为共识。

五、    关键词：方言现象

2004年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是方言在电视屏幕上的走俏。先是2004年1月1日，杭州电视台西湖频道推出了一档用杭州方言说新闻的节目《阿六头说新闻》，收视率超过11％，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一个收视奇迹。 紧接着，西湖频道又推出用绍兴莲花落方式播报新闻的《你说我说》。2004年，美国卡通片《猫与老鼠》的各种方言版在地方电视台热播，《猫和老鼠》方言版的VCD、DVD光盘也在各地音响商店畅销。10月18日，许多门户网站和报纸都刊发了广电总局“叫停”用方言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通知，理由是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有违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一时间，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能不能该不该挤上电视的大众传播车道，就成为04年广播电视研究中一个吵吵嚷嚷的话题。
赞成在电视节目中使用方言的一方认为，方言也是一种语言，和普通话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影视作品固然有推广普通话的使命，但也有维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因而对方言节目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对于《阿六头说新闻》这样的方言新闻栏目，有的学者指出在一定人群、一定场合使用杭州话和国家整体上推广普通话的大势并不矛盾，这样的方言栏目不失为保护杭州话的一种载体。
反对一方则认为，用方言土语播新闻是对发扬地域特色和本土化的“误读”。其危害不仅在于触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消解了大众媒体的语言示范功能，而且对“分众化”的偏狭理解容易造成族群歧视和族群撕裂，狭隘的地域文化观也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保护方言和地方文化也有很多方式方法，但不宜使用作为大众性文化载体和社会公器的广播电视来保护方言。
无论正方反方，最终都是打出了文化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屏幕上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成为一道独特景观，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醒？但这种自觉自醒如何才能不违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不损害大众媒体的公共性？看来，这个话题还可能再继续争论下去。


六、    关键词：电视与儿童

2004年3月31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开办少儿频道的通知》，要求中央电视台要进一步办好少儿频道、各地要切实抓好央视少儿频道的落地工作，省和副省级城市电视台要创造条件逐步开设少儿频道。在政策的“催化”下，04年广播电视学刊上也出现了不少和电视与儿童相关的文章。
概括起来，这些文章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类：一类是从理论上探讨电视对儿童（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国外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展得很早，也比较成熟，但引介过来的并不多，而04年国内自己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薄弱。研究者认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远远超出青少年平时积累的生活经验，因而电视具有“温室效应”，能使孩子开阔视野，促使其心智早熟。但由于儿童很少预存立场，自我防御和识别能力差，往往对电视里的事深信不疑，暴力、商业化、性已成为电视媒体对少儿危害最深的内容。 另一些研究者通过对我国小观众的受众调查，分析了电视对儿童发展具有的多方面影响。电视要想对儿童身心发展发挥正面作用，关键在于儿童收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和如何收看电视节目。 在少年儿童大量接触电视已经成为事实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引导，让广播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研究者的一个普遍共识，这也是第二类文章主要关注的内容。例如，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和《现代传播》杂志举办的“未成年人青春期教育与电视传媒座谈会”上，研究者们指出，目前青少年获知信息的渠道丰富多样，大众媒体不能再被动沉默下去了。电视也不要动不动摆出一副教育者的姿态，应该多关注少年儿童自己的意愿，以儿童为主体，而不是把成人的想法强加给他们。
和少儿电视相比，少儿广播更是处于低谷，但一些研究者从广播的特性入手，指出少儿广播仍然有可开掘的发展空间。比如，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空墙效应”更有利于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升学压力繁重的青少年很少有时间从容地看电视，但便携的广播却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舒缓压力、倾诉感情的地方。 


七、    关键词：对农传播

对农电视、农业电视、对农广播，这些在大众传媒实践中处于绝对边缘的词汇，在2004年的广播电视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现象。
首先，研究者严肃地指出了我国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上对农报道的极度匮乏，与我国9亿农业人口的基本国情极不相称。例如，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对农专业频道只有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对农电视专栏节目不足20个 。而更加让人担心的是，对农电视节目在包括央视在内的大多数电视台中的比重都在相对下降。作为一个节目品种，农村电视节目正在逐渐衰退。
其次，研究者多能站在我国电视传播体制性缺陷的高度来分析最广大的“大众”反而成为“失语者”的根源。有研究者不无辛辣地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挣脱了单一意识形态指令的中国大众传媒，在并不十分成熟的市场机制中，以传统体制赋予的巨大资源优势，极力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忽略自身应承担的除经济创收以外的其他社会责任。”
第三，少量研究运用抽样调查等方式，对农村受众和农村节目的收视情况进行了分析。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例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上刊登的两篇对农村受众进行调查的文章都指出，电视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但农村电视节目的有效性却不容乐观。节目看不懂、离实际太远、播出时间和形式不好等因素制约了本就为数不多的农村节目的传播效果。与传播者的传统看法不同的是，农民看农业节目的首选目的并非是学习实用技术，他们更希望通过农业节目了解到有关的政策信息和市场信息。 不过，这些调研由于样本选择比较随意，尚难得出对我国农村受众的整体性认识。
最后，一些对农电视、对农广播如全国首家面向“三农”的专业广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频道、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省级卫视中只此两家开办了对农频道）的从业者们撰文介绍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体会。主要可概括为：要结合农村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真正贴近农民搞好农村报道，不能简单地唱“四季歌”；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大众传媒大打都市牌的今天，要有勇气和魄力把根扎到农村去等等。 但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文章显得比较浅，基本停留在业务总结和责任奉献的道德层面上，至于如何把对农电视、对农广播真正做起来，恐怕还需要学界和业界更为系统的调研和理论指导。


八、    关键词：公共频道

2004年第5期的《南方电视学刊》做了一个名为“公共频道两周岁”的主题策划。策划者称，此主题的目的是检省2002年起因行政命令而纷纷上马的省级电视公共频道的生存状态，并借机审视对“公共”概念的认识。从这个策划的内容及其他学刊上的相关文章来看，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借机”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
对大陆“公共频道”的介绍主要来自在这些频道内工作的人士，介绍本身也多带有经验总结的性质，并且都集中在频道的成功营运管理上，如大搞活动经济树立频道品牌（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 、强化广告运营，提高经济效益（广东电视公共频道） 等。而对于“公共频道”之所以为“公共”，和“公共频道”的内涵究竟应该是什么则甚少涉及。
反之，学界对这些因政策要求而蜂拥产生的省级公共电视频道则有比较清醒冷静的评价。一方面，学者们含蓄地肯定了成立公共频道的意义，认为“‘公共频道’概念和实体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功能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是中国公共电视的先声，更是中国公共领域不断扩大的反映” 。但另一方面，学者也明确指出，大陆目前的“公共频道”与西方的公共电视是根本不同的。广电总局要求（1999年和2002年两次下发关于开办公共频道的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办省级公共频道，其目的是为缩减市县两级庞大的播出机构，“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 由此可见，目前公共频道的“公共”实质上是“共用”，这和具有比较确定涵义的、基于“公共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电视”确有一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此外，从学界和业界的不同旨趣的文章也能看出，学界公认的公共电视的特征如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的直接管理和商业企业、保护民族优秀文化、建设政治公共领域、服务于弱势群体等和我国有些公共频道所宣称的以播出影视剧为主、强化广告运营的频道定位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说明，目前我国的公共频道和西方的公共电视实在是大异其趣的。
尽管本质上不同，但既然同冠以“公共”之名，公共频道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公共电视的遐想、比较和追求，借这一机会，出现了不少介绍西方公共电视的学术文章。与前些年对国外著名公共电视机构纯介绍性质的文章相比，04年有关公共电视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方面，从学理上犁清了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理论基础，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全球化时代仍然不可替代，缺少“公民社会”最终会导致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  另一方面则运用制度比较等方法分析了西方公共电视的不同类型 、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西方公共电视遇到的困境和应对的措施 ，让人们看到了有关西方公共电视的一个更为清晰的图景，尽管这一图景还远称不上系统和完整。

九、    关键词：移动电视

2004年6月1日起，经常乘坐公交车的北京居民惊喜地发现，公交车上也能看电视了。首批1000辆装有移动电视接收设备的公交车行驶在北京各主干道上，每天大约可以影响343万乘车市民。 移动地面数字电视技术基于数字移动电视发射机、高清液晶电视、机顶盒、接受天线等设备，可以在公交、地铁、城铁、小轿车等交通工具上播放电视节目，科技含量较高，目前只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较成熟的操作经验。
移动地面数字电视和有线数字付费电视一样，都碰到了能不能以内容吸引观众的问题。国内提供移动地面数字电视服务的先行者们多能考虑到移动电视与众不同的收视环境和收视心理，为乘客观众贴身打造节目内容。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针对北京居民平均乘车时间为40分钟的特点，推出了“黄金一小时”的节目布局原则，以新闻、资讯和娱乐节目为主，在编排上实行周循环错位滚动播出，让在固定时间乘车的观众可以看到不同的节目  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省级数字移动电视频道——广东数字移动电视频道也在04年底正式开播，在受众调查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的频道定位是“新闻＋资讯＋服务”。 有研究者认为收视环境的嘈杂使得移动电视宜看不宜听，应开发耐看不耐听的节目品种，如魔术、杂技、哑剧等。
作为又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有学者认为移动数字电视宣布了广播，尤其是交通广播将走向衰落。 移动电视的垄断传播、强制接受等特点，使得它对广告主的吸引力极大，公共交通工具上将是移动电视的一统天下。而在目前交通广播独占鳌头的私家车和出租车上，司机们的需求也会让位给乘客的需求，毕竟视听双通道的电视比单一渠道的广播要更有吸引力一些。

十、    关键词：活动经济

与报纸策划引起了广泛争议相比，电视台近年来大张旗鼓策划的各类大赛、评比等媒介事件不但少闻异议，而且被当作电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了不少热情的欢呼。个中原因恐怕与报纸一向被当作新闻纸（尽管在厚报时代新闻的内容已经不足几分之一了），而电视在本质上被看作娱乐工具的传统认识有关。“活动经济”成为04年广电研究中又一个受到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此相关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的是对电视台大办“活动经济”、办好“活动经济”的经验总结。例如，《电视研究》2004年第7期推出的“本期话题”就是《大活动促发大活力——中国电视媒体大做“活动经济”文章》，文章认为央视每年举办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央视在04年共举办了42项大型活动，平均每个月就有3－4项。央视活动经济的成功也引来许多省级电视台的效尤。例如，广东电视台着力打造“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宣称要搞“姿本经营”，要让选美成为电视产业经济的新亮点等。
相对于业界的兴奋，学术界对电视活动经济的态度则比较低调。有的研究者含蓄指出了电视选美的男权倾向、电视活动背后体现出的话语霸权 等，但这种学术上的指认多少也透露出面对强大的市场逻辑颇感无奈的心态。


十一、    小结

04年广电研究中其它受关注较多的话题还有：凯利事件引发对BBC公信力及其管理体制的思考、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操作理念和叙事手段等等，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了。04年广电研究的话题虽然比较散，但就其研究本身而言，却既有某些比较稳定的特征，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多元研究立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04广电研究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市场资本逻辑和社会公益逻辑。通过对上述十大关键词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两大逻辑的制衡与博弈往往并不在同一问题内展开。前者在主流研究课题中处于绝对上风，而后者往往只能通过“对农传播”这样的边缘性课题寻找一点生存的空间。两大逻辑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是否会让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急功近利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怨天尤人自说自话？恐怕还值得研究者深思。
二是已开始注意到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大量的文章仍然停留在重观点、轻证据的层面上。少数使用实证方法做出的研究报告也存在着样本选择随意、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与新闻传播其它领域的研究文章相比，广电研究在方法的规范上显得更弱一点。
三是实践拖着理论走的现象依然存在。04广电研究中的大量文章都是业内人士执笔或由业界出面，就某一前沿现象召开研讨会，组织一批专家发言的形式出现的。密切关注实践动态，理论联系实际，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个成熟的理论观点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酝酿，也必须和风云变幻的业界动态保持必要的距离。像现在这样，实践界出了一种新现象，马上就涌出一批“理论”文章的情况恐怕也未必能真正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更惶论产生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成果了。




注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9 8:37:12编辑过]

上边那篇是定稿，这一篇是初稿。


200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综述


2004年的中国和世界总体说来都是比较平静的，这一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表现出稳步前进的态势。如果说2003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围绕伊拉克战争、非典这样突发性新闻事件的传媒实践的话。在平稳的宏观环境中，2004年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则是新闻传播学界在研究领域的专门化和深入化。研究领域的专门化使得研究者必须较为深入地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而接触和熟悉相关学科的思维方式。知识和思维方式的拓展使得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使得他们在研究新闻传播学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既比较自如的借鉴其他学科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又能够充分结合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特点，做出比较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一、    新闻理论研究

2004年新闻理论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论文的质量与前几年比较有很明显
的提升。



2004年新闻理论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学理论的传统命题进行回顾和解读，研究者通过梳理回顾传统命题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重构传统命题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使得解读的结果更为令人信服。2004年被这样重新解读的传统命题有“全党办报”、“用事实说话”、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等。有研究者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全党办报”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初期的1927年。“全党办报”既是路线方针，也是办报体制构想。层层创办党报为全党办报的基础，全党办报为各级组织创办党报提供了条件。两者互为条件。但是全党“办”报也随之带来了"手工业"工作方式，直到目前仍未得到完全解决。【1】


陆定一在1943年9月1日记者节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向来被公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发展的抗鼎之作，有文章认为陆定一之所以在四十年代初期提出这样的党报思想有着多重的现实原因：发端于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使得“用马列主义观点（当时主要是指唯物论和阶级分析）分析一切，成为基本的认识方法。”【2】 《解放日报》创办初期以新闻为本位思想“水土不服”的情况也要求主办者新闻学基本理念必须有所转变；陆定一这篇文章的任务既然是要构建共产党的独特的新闻学理念。“就必须与以往的新闻学和敌人的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任何战争动员，都需要建构敌对势力和培养仇恨；战争时期的思想斗争，同样也需要建构明确的敌对观点和敌情意识，造成一定的紧张空气，以便达到思想动员的目的”。【3】所以陆定一必须一方面抨击法西斯新闻学理论，同时也要批判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闻学常识。


有的研究文章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考证了“用事实说话”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它的形成经历了“毛泽东：思想表述”、“陆定一：哲学阐发”、“胡乔木：规范表述”的过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用事实说话”既是一种宣传方法，也是一种新闻写作方法。”【4】

    2004年新闻理论取得进展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对新闻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和重构。

有的研究者在运用结构主义文论和神话学的分析方式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在新闻话语中存在着原型的沉淀，“只要当符合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特定的原型就会得到复活。”  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既可以使新闻话语更为贴近受众，也可以成为新闻话语追求客观真实的障碍。【5】
新闻的文本特性也是被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者以文学文本为参照系数，指出新闻文本具有文本结构简单性，文本语境低度性，文本语义封闭性，文本语言明确性四个显著的个性特征。【6】 另外一篇文章则认为新闻文本的解读是多义性的，新闻文本的意义是由传播者和受众通过“编码－解码”机制建构的。【7】

2004年的假新闻仍然层出不穷，所以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仍然是关注的热点，
同时也表现出新的动向，真实性历来被认为是新闻的首要特征，也是新闻价值的首要因素。有的研究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文章认为所有的新闻价值要素都应当是可变的量度指标，但是新闻的真实性追求的是完全的真实性，是不可变的，因此把真实性归属于新闻价值要素中是不科学的。真实性只能认为是新闻传播或者新闻工作的首要准则，新闻本身的首要特征是事实性。文章进而认为新闻理论的体系建构必须讲究科学性。【8】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些媒体在传播新闻时只注重信息的时效性和新奇性，为了增加信息量，往往采用设置特定语境虚设信息，这样的做法消减了信息的原真性和确定性，导致了信息的缺失或者失真。【9】

 

新闻学的体系应该如何建构仍然是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话题，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新闻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的关系，致使百余年来的新闻学研究呈现出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四种方式。新闻学研究的视域应当是多元化的，专业视域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地位。【10】

有研究者对国内新闻理论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原创思想的匮乏是原因在于新闻学研究没有遵循应有的学术规范和新闻学者的角色错位，使我国新闻学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学术话语和范畴体系，总是依附政治话语体系，述学与论政不分，存在许多貌似学术话语的政治话语。【11】





  新闻观念的变化在2004年继续受到关注，有的研究者认为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正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但是只有把具有随意性的观念转化为制度化的规则和法律，才能使受众的需要得到长久、有效的满足。【12】

  2004年年初的禽流感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恐慌，很大程度上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事实真相有关。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传媒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能够有效得避免社会恐慌，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应当遵循负面信息疏导的理念。【13】

 

  二、传播理论研究
 
2004年国内传播理论研究的特色仍然是以介绍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主。


议程设置仍然是热门话题之一，2004年6月，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唐纳德.肖应邀来华与人大师生做了为期5天的学术交流，肖回顾了议程设置理论的来源，并且介绍了近年来的进展情况。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是舆论调查和内容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框架理论的研究。【14】

国内有的学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并非总是显著的，它们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显正效应，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显负效应，因此对于议程设置影响的结果就可能不同”。【15】

批判学派同样受到国内学者的密切关注，有的研究文章梳理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过程，指出“英国文化研究作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者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16】

还有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回顾了2003年年底在巴黎访问马特拉教授的经过，介绍了马特拉对法、德、英等国传播学批判研究的看法。【17】



在当前对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领域中，话语分析是较为热门的话题，有的研究文章从理论背景、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得介绍了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文章认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是将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新领域。【18】


2004年国内传播学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区域内传媒和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明显增多，有文章对甘肃、苏南地区大众传媒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习惯形成等关系分别做了介绍。【19】


三、新闻传播法制

2004年的新闻传播法制研究论文不仅数量上超过了往年，而且在学术水准上有相当显著的提高，可以说是这年新闻传播学各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个。



研究者对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的问题各自表述了独到的见解。

有的文章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法官受到媒体不当报道误导的情况，但是这种误导往往是传媒通过影响法官的上级领导间接形成的，司法不独立才是主要原因。“媒体审判”并不代表国家权力，媒体和舆论即使有可能侵害到他人的名誉和权利，也只是一般的民事法律问题，与刑事诉讼无关，因此“根本就无所谓对谁搞有罪推定或者是无罪推定”。【20】司法审判是制度性评价，而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是自发性评议，两者的运行规则是不同的。目前对舆论评判影响司法的指责主要来自评价主体的评价行为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时而用司法审判的运行逻辑去评价媒体和舆论，时而又用媒体报道和舆论的运行逻辑去评价司法审判”。【21】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只能从司法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中来得到解决，把责任归咎于于“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试图通过抑制舆论和媒体报道的方式来得到司法公正，是徒劳的实践和有害的想法。




    另外的一篇研究文章则是以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为方法分析了传播系统和法的系统这两个社会子系统在履行社会协调功能时的差异。此文认为“新闻审判”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履行传播协调功能时方式不当，干预了执法机关“整合和协调”终局性功能的结果。”【22】“新闻审判”问题的解决，既需要通过法律使传媒活动规范化，也要通过传播的教导完善法的执行环境。

  不少文章对新闻传播活动中各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剖析。
媒体的采访权是受到关注最多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记者的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因此记者采访并不是执行公务，不应该享有公民间自由交谈权利之外的特权；同时权力组织也无权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利。【23】


近年来法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也延伸到了新闻传播法研究的领域内，有文章认为在穷尽普通法律救济手段之后，在宪法司法化的前提下，宪法可以成为保障新闻自由的可行救济途径。【24】

有的研究者则是分析了新闻采访权的法制实践现状，认为现在的新闻采访权还存在例诸如采访权并没有在法律上得到直接的规定；网络媒体至今也没有采访权；宪法和单行法规之间欠缺一致性等多方面的制度性缺失。因此在建构完善的新闻采访法律体系时应当把采访权认定为既不同于公权利，也不同于私权利的社会权利，设立专门法进行调整。【25】

2003年年底，深圳市有关部门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明文规定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各界对此规定的讨论延续到了2004年，有的研究者认为怀疑权可以支持媒体预先介入尚未明确的事实，能够提高媒体监督的信心和力度。但是怀疑权的作用范围却是有限的：深圳市的规定只是有待通过的地方法规，规定的行使范围仅限于公职人员，适用的事实范围也受到了限制。【26】


  目前国内由于新闻报道引发的法律诉讼多以被采访对象诉记者侵犯名誉权为内容。这个问题也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的研究文章认为因为公众人物掌握着相当的公共权力，所以应当受到媒体的严厉监督。为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就需要牺牲公众人物的部分权力内容。【27】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将诉讼的程序作为研究问题。

有文章认为可以借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裁决中创设的“实际存在恶意”原则，规定政府和公众人物在对行使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提起诉讼时必须证明媒体“实际存在恶意”，否则控告就不能成立。【28】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可以尝试在新闻民事侵权赔偿中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判决中所使用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在新闻侵权判决中考虑使用超过实际损害的惩罚性赔偿，以此来安慰被侵权人因为社会评价降低蒙受的损失。但是必须是在明确行为人主观是直接故意，侵权具体手段恶劣而且重复进行，一般意义的精神赔偿无法弥补恢复被侵害人精神损害这几个前提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29】

  按照世界各国的惯例，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对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做出真实性证明，就可以免责。2004年有研究者较为全面得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于“真实性证明”的具体规定。我国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真实性证明”都是以““真实性与否”为构成要件。文章认为这可能会给诉讼双方的举证都带来困难，法院也只能认定双方都不作为，致使诉讼无法进行。【30】



有的研究者目前对舆论监督提起恶意诉讼的原告多以维护“名誉权”、“隐私权”为借口，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援引法学中宪法高于其他法律的原则加以应对，因为名誉权、隐私权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而记者的采访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引申而来的。【31】





 


        四、传媒产业研究

传媒产业研究在2004年仍然是热门话题。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传媒产业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基于现象描述的实证研究，另一个部分是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对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传媒产业进行解读和剖析。

前一类研究仍然是国内传媒产业研究的主要部分。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传媒业正处于深刻转型的关键点上，目前国内传媒业微观业务机制层面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宏观体制规范方面的改革；边缘资讯领域的改革远远超过主流资讯领域的改革；增量传媒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存量传媒的改革。前三者的探索和创新是今天中国传媒业繁荣的基础，后三者的阻滞和落后是今天传媒业发展的巨大困难所在。目前推动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除了传媒业自身发展逻辑和变化规律之外，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传媒业功能、角色转型与建构往往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此外，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所导致的媒介生态的基础性改变也在制造或者销蚀着传媒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32】

传媒业结构变化引致了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变化，有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经营模式正在从粗放式的经营模式转向专业化的经营模式，“而所谓专业化经营中的”专业”是指专业的智慧、专业的能力、专业的操作“【33】，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媒产业扩张中的“权力嫁接”模式即将让位于“资本联姻”的模式；从一般性运作媒体的方式即将让位于个性化地运作传媒的方式；从掌握传播渠道向掌握传播终端延伸。

信息的价值由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三个层次构成，传媒市场刚刚从不足走向过剩的时候，传媒市场的竞争是从第一层次的使用价值竞争转入第二层次的交换价值竞争，在第二价值层面竞争相对饱和之后，必然转入第三层次的竞争，也就是分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传播市场的竞争重点，将由过去的以吸纳的受众数量规模为竞争优势的价值支点，转型为以媒介对于自己所吸纳的受众生活方式、行为法则、价值取向的影响力深度为竞争优势的价值支点；由过去在内容打造方面以传播事实信息为重点诉求，转型为以经营建立在事实本体之上的、专门服务于特定目标受众的附加价值为重点诉求。”【34】


中国的传媒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条块分割的局面正在逐步被传媒市场化的进程所改变。有研究者从传媒经济的视角分析了区域传播的资源位特性：区域内传播资源位因子包括基本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受众规模、传播制度、传媒市场、传播内容 。以发达地区的“核心资源位”和后发地区的“边缘资源位“相结合，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35】


报业集团的跨区域扩张问题因为《新京报》的出现再次得到关注，有的文章在分析报业集团跨区域扩张的原因时认为进入其他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报业跨区域扩张的必然选择，中国报业市场的发展程度差异使得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报业集团跨区域扩张成为可能。【36】


2004年5月，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决定将第七届会议的举办权交给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这无疑是一件大事。有研究者撰写文章介绍了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组织的概况、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会议将讨论的主要问题、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展望了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发展的前景。文章认为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虽然和国外基本同时起步，但是总体上看来还是处于以定性描述为主，多数定量报告比较初级，少数定量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因此与外国相比，研究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37】



以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虽然不是当前传媒产业研究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很明显的借鉴价值。有的研究者引入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对传媒产业进行分析，认为现代传媒产业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在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与社会互动中影响到了他人的福利，因此就出现了或者为正或者为负的外部性。由于传媒产业发展迅猛，监管的步伐明显滞后，因此负外部性没有得到有效约束，而正外部性被遮蔽，因此必须将强对信息传媒业的监管，强化其正外部性，消除其负外部性。【38】


来自于管理学界的研究者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传媒业经理人的变迁，认为目前我国传媒经理人的地位依然是派生于政府和其他股东的派生型经理人。
治理结构和经理人变迁的基本规律是“单边治理――共同治理――单边治理”两次转换，传媒经理人的初次转换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因为媒体类型不一转换的幅度不一、转换的前景不甚明朗，甚至有出现“逆转换”的可能。【39】



在传媒产业领域内被研究的还有传媒融资、外资引入、报纸发行、中西报业结构对比、组建区域性报业集团构想等问题。


五、新闻史和传播史研究

  2004年的新闻史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研究者在英国发现了同治乙丑年十一月（1866年1月）创刊于伦敦的《飞龙报篇》的原物，将欧洲华文报刊的历史前推了将近三十年。【40】

  2004年新闻史研究最显著的进展是在新闻史的研究者在吸收引进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一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再认识。有的文章以清末著名报人蔡尔康的生平作为分析的个案，展示了这一代报人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职业报人转化、由排斥外来文化向融和中西文化转化的心路历程。【41】

《申报》的研究也有新的气象，有研究者研究了早期《申报》与近代大众阅报风习的关系，指出《申报》对上海各界的渗透过程就是打破传统阅读方式、培养现代报纸受众的过程。【41】

  外国古代新闻史向来是国内新闻史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但是在2004年却有所改观，有文章研究了古代罗马社会新闻史，从古罗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求了古罗马新闻业兴衰的原因。【43】
 

这一年新闻史研究的话题还有瞿秋白和《红色中华》，沈从文的报刊经历、对梅益的回顾等等。


传播史的研究在2004年也相当的兴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年传播史研究的成果和以前一样，主要来自于新闻传播学界以外的学者。主要的成果有汉传佛教绘画与佛教传播关系、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中国古代的妖言罪、战时传播等等。


六、其他问题的研究


2004年国内传媒界的情况比较稳定，因此形成的热点问题没有2003年那样得多，讨论也没有那么热烈。但是2004年一些问题还是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随着报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媒体之间争夺新闻线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各大城市以专门提供新闻线索为生的新闻线人也就应运而生。有研究者认为新闻线人的出现扩大了媒体的新闻源，但是线人缺乏判断新闻价值的素质，可能会影响媒体工作效率，同时线人还有可能出于私利误导媒体。媒体应当试图建立比较规范的固定线人档案资料库。【44】

到2004年7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正式开播就已经满了一年。由于央视和新闻频道的特殊地位，对它的评析和研究一直在继续。有的研究者在实证统计的基础上认为央视新闻频道在全面报道新闻事件－尊重受众知情权，深度报道――尊重受众对新闻的深度需求方面的确比以前的新闻综合频道有所改进。【45】

也有研究者认为央视新闻频道还存在划分受众市场不够细致和专业、栏目的设置缺乏变通等不足。【46】


新一轮的报刊结构调整取消了绝大多数县市级的报纸。有的文章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县市级报纸在空间结构、时间结构、物种结构上都已经成了多余的品种，被裁撤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47】

另外有学者认为虽然这次裁撤县市级报纸的行动是以政府强制力量推行的，但是为少数可以保留的县报设定的门槛，却发出了一种明确的政策导向信号，构成了门槛的市场指标，推定了一份面向市场的报纸的生存依据。【48】

此外被讨论的热点问题还有南方都市报案、新闻发言人制度、国际传播中的名词翻译问题等等。

 
  引文出处：
【1】黄旦  《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秋季号
【2】陈力丹  《新启蒙与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3】陈力丹  《新启蒙与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4】黄顺铭 《“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脉络探微》，《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5】曾庆香 《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6】杨保军 《新闻文本的个性特征》，《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7】贺建平 《新闻文本的多义解读》，《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8】董天策 《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9】刘晓伟 《媒体语境和信息虚设》，《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10】芮必峰 《新闻研究的不同视域》，《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1】 翁杨：《学术话语与新闻学创新》《新闻界》2004年第5期
【12】孙静、李安宁 《人文关怀思潮和当代新闻理念变迁》，《新闻知识》2004年第2期
【13】孙旭培、王勇 《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14】钟新 《走近唐纳德.肖》，《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15】张国良、李本乾 《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6】蔡祺、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谢莹，《新闻大学》夏季号
【17】王志杰、单波 《传播学的现实关怀与思维方法――马特拉访谈录》，《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8】丁和根 《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和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19】王军锋、王晓芳 《现代传媒对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引致性分析》，《开发研究》2004年第5期 ；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20】周泽 《舆论批评：正义之秤――兼对“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 ，《新闻记者》2004年第9期
【21】周泽 《舆论批评：正义之秤――兼对“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 ，《新闻记者》2004年第9期
【22】刘兢 《解读新时期的“新闻审判”现象》，《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23】陈力丹 《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
【24】尚媛媛 《宪法司法化－保障新闻权利的救济途径》，《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25】戴丽 《新闻采访权的法制实践思考》，《新闻记者》2004年第8期
【26】何四海、唐雄伟 《也谈无过错的合理怀疑权》，《新闻记者》2004年第8期

【27】许天瑶 《公众人物及其权利限制》，《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6期
【28】朱清河、石研 《建议引入“实际存在恶意”原则――由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所想到的》，《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29】戚海龙、阳小芳 《我国新闻民事侵权借鉴惩罚性赔偿之探究》，《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
【30】李衍玲 《新闻名誉侵权中“真实性证明”》，《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
【31】汝意骅 《如何应对恶意诉讼》，《新闻知识》2004年第6期
【32】喻国明 《2004年中国传媒业发展大势推想》，《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1期
【33】喻国明 《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当代传播》2004年第1期
【34】喻国明 《传媒市场的三种价值竞争和渠道依赖》，《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9期
【35】彭宁 《区域传播资源位的分析及启示》，《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36】张晋升 《报业集团跨区域扩张的思考》，《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37】陈中原 《站在世界传媒经济学大殿前―――写在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会议申办成功之际》，《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38】李永平 《现代信息与传媒产业的外部性》，《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39】刘松博、赵民杰 《从治理结构角度谈我国传媒业经理人变迁》，《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8期
【40】黄瑚、范书杰《新发现的欧洲第一份华文报刊――<飞龙报篇>》，《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
【41】田中初《游离中西之间的职业生存――晚清报人蔡尔康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42】范继杰 《早期<申报>与近代大众阅报风习浅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
【43】孙宝国 《古代罗马社会新闻史简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44】罗媛群 《“新闻线人”现象及制度保护的缺失》，《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45】申玉彪、李晓锋《频道定位与新闻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04年第2期
【46】魏华 《论新闻频道的定位和跟进》，《新闻采编》2004年第2期
【47】孙发友、李铁锤《生态学视野中的县市报》，《当代传播》2004年第1期【48】朱学东 《县报重生还是消亡？》，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