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洪
一、经济学是什么？
如果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人类活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些关心经济社会问题的人模仿科学的活动”。那么什么是科学呢？可能会有很多解释，不过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科学是一种“制度”（１）。通过这种制度，人们实现了人脑之间的联合，如同通过市场，人们实现了人手之间的分工一样。在市场中，人们通过交换和竞争来达到分工与合作的目的，同样，在科学中，人们也是通过交流、争论、传授和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和理念的演进，即实现人脑的超越个体的扩展。所谓科学实验和科学仪器不过是个体进行科学活动时所借助的工具，科学论文或著作，科学理论或教科书不过是科学活动的成果。
为了便于作为个体的大脑之间的交流，便于不同观念与理论之间的竞争，实现科学活动中的分工，以及将已经成熟的知识传递给他人和后代，科学制度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首先是学术自由的规则，这一规则保证任何一种可能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然后是公平竞争的规则，它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包括门阀之见，政治的因素，宗教的因素，甚至具体个人的人格的因素。在这样的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从而处于主流地位，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为了减少在科学活动中语言的岐义，提高文字表达的精确性，人们发展出了与自然语言和文字有区别的科学规范语言与文字。这种规范的语言经过了严格的定义，使科学家们可以较少地因语义问题而争论不休，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科学活动的效率。特别地，数学作为一种人造的、严格的语言，成为人们进行科学讨论的比较通用的工具，不仅因为数学有一种很高级的逻辑结构，更因为它表达精确、少有岐义。为了进行讨论，人们采取了各种讨论形式。从个人间的讨论，到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论坛，综合性的讨论会，学会年会等形式。当讨论从口头语言变为文字时，形式就变为书籍，尤其是学术刊物。应该说，学术刊物是科学研究规范的具体体现。在其中发表的文章，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语言，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范式，特别地，为了尊重他人的劳动和避免重复研究，应按一定的格式注明参考文献的出处。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个人的智慧就可以作为人类整体智慧的一部分加总起来，如同用一块一块的砖垒起大厦。
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在用一种观念、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甚至哲学倾向进行研究时，人们经常采取多个人之间的组织形式，如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会，及学会等形式。不仅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组织，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细分类、不同的学派、甚至不同的研究阶段也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组织。这使得科学活动有着某种团队的性质。最后，为了使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传播和传递下去，为了使非科学工作者和新的一代人能够分享科学活动的利益，学校，尤其是大学就成为有效的组织形式。
所以，科学之所以对人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由于人类出现了一些象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个体，而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不止一个数量级地放大了人脑的作用。我们当然不否认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制度，他们的聪明才华还不足以使他们达到人类智慧成果的颠峰。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决不是谦虚之词。正是科学这个联合起来的大脑改变了这个世界，更接近实际地说，是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即农业与制造业的平衡，东方与西方的平衡，人类与自然的平衡。这才出现了翻天复地的“现代化”。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到电动机，到核动力；从自行车到火车，到汽车，到飞机，到宇宙飞船；从来复枪到机关枪，到大炮，到坦克，到导弹，到核武器；都是科学显赫的“功绩”。科学和人类福利的改善直接地联系在一起（２）。无论利用科学的改善是否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科学起码使利用科学的人受益，尽管并不排除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的（如武器的改进）。
然而，科学的上述成就只限于对相对简单的事物的研究。科学在这个领域的成功，使人们很想将这种联合大脑的方式应用于对相对复杂的事物的研究，如生命的研究，社会组织的研究，甚至对人类思维本身的研究。经济学，其实就是人们这种企图的一个尝试。
二、作为科学和超越科学的经济学（３）
应该承认，在模仿科学方面，经济学做得相当成功。它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经济学的语言已经非常不同于自然语言，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的论文。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翻开如今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可以发现非常类似于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的文字表达方式，如公理、定理、推论；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我们不要指望能够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尤其是国际上公认的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数理经济学》，甚至那些非主流的学术刊物，《经济问题》，《法与经济学》，以及《经济行为与组织》。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可以容纳众多人的职业；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已经变得非常细密，以至一个很小、很专的研究领域（如某一国的某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或研究阶段（如具有某一特征的数据的处理方法）都可以使一个人安身立命。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经济学研究的分工与合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研究组织。从大学的经济系到专门的经济研究所，从各种经济学分支的学会，到综合性的经济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也许最能够证明经济学模仿科学的成就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设立经济学奖的决定。在１９６９年第一次接受这一奖金的弗里希教授和丁伯根教授，是因为“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密性”，并且作为“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的和定量的科学的先行者”（爱立克．伦德伯，１９６９，第１页，第３页）而获得这一荣誉的。
由于经济学模仿科学的成功，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理论中确立了相对的优势地位。在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经济现象和历史，经济学的方法显得比其它学科更为成熟和更有解释力。经济学因此不断地越过边界向其它领域渗透，以至人们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如今，经济学不仅用来解释人们认为的传统的经济问题，如市场中的交换与生产，而且用来分析投票程序，政府制度，家庭问题，宗教道德，全球环境，以至文化演进和文明冲突；经济学不仅进入了法学领域，政治学领域，史学领域，也进入了社会学领域。一个人即使不参加科学活动，如果能掌握一些经济学知识，也能够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有着更为明快的方法。
然而，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经济学对人类历史并没有产生象科学那样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人们先发现了有关经济发展的机理，然后应用于经济实践中的结果。相反，我们看不出经济学研究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直接的相关关系。某一国家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多，不是其经济成长的原因，而往往是它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说经济学理论曾被积极地应用过，其结果经常是灾难性的。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它证明由人类理性设计的社会制度，远不如自发演进的制度更有效率。当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决定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经济学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局限性。由那些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设计的改革方案（如在前苏联和东欧），不仅没有导致比其它的改革方案（如在中国）更好的结果，而且给实行方案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福利的下降。
迄今为止，如果说经济学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也是在否定意义上的，即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经济学不断地告诉政府，不要轻率地干预人们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走向自由贸易，是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哈耶克在计划经济兴盛时期继续坚持的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和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对后来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化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诸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被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取代，与经济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密切相关。然而，即使这些功绩，经济学自身的逻辑又可以把它们抹杀掉：这些政策或制度的变化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通过政治过程而实现的，与经济学家的主张没有多大关系。
由此，我们发现经济学与科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在经济学这里，联合的大脑不仅没有象科学那样创造奇迹，反而遇到了自己的边界。这是因为，在经典科学中，联合的大脑面对的是一个无生命、从而没有博弈能力的世界，而在经济学中，联合的大脑面对的是另外一些大脑（４），它们或者是分散的、也有可能是联合的。大脑的联合所带来的优势，会被其它大脑的对策所抵消：当这些大脑是分散的时候，它们的对策可能是消极的（如针对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民众所产生的理性预期及其所导致的行动）；当它们是联合的时候，对策可能是积极的（如对计划经济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换句话说，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次博弈关系时，任何一方都不能凭借着经济学研究上的优势，以损害他人的方式而获益；经济学的逻辑是，你想获得利益吗？你必须使对方也获得利益。有趣的是，对于这种情况，经济学自身知道得最清楚。因为它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奠立在“人类理性有限”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就这样，当联合的大脑面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时，它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证明联合的大脑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这一结论，本来可以由个别的大脑得出。但是在一个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代，一个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时代，这种结论要用理性化的方式提出，才能获得相当的说服力。因而，对科学万能主义的批判，要以科学活动的方式进行。同时，给科学或理性的作用划一道界限，就意味着经济学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既然经济学知道了这个边界，它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就是努力阻止人们越过这道边界，即阻止科学的过度应用。用一句话说，经济学“是对遵循自然秩序的理性表达，是对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的理性证明。”（盛洪，１９９５ａ，第１９３页）
三、中国与经济学
经济学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西学，但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传统视为经济学的最核心的部分，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早就说过，“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孔子也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学是一个理性化的思想体系，但从一开始，它就给理性划了一道界线。它只在这道界线之内讨论问题，对于这一界线之外的事情则退避三舍：“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但清楚人为努力的边界，所以有“一半人为，一半天命”之说。由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倾向，它一贯倡导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是自由主义的：政府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无为而无不为”（５）。
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传统的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源流关系。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欧洲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由欧洲在中国的传教士介绍回去的中国古典哲学，对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及经济学的先驱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魁奈精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这一章的题目就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的比较”。这说明，即使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唯一源泉，起码提供了倡导这一传统的精神楷模。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学”，再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中间有着有案可稽的思想线索（６）。斯密不仅与魁奈过从甚密，而且作为欧洲启蒙时代后期的一个学者，无疑也直接从有关中国的文献中获得儒家思想的养分（７）。尽管我们能在西方哲学史中找到有关“自然秩序”思想的种子，但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成为过主流（８）。以至到中国的“五四”时代，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认定“中国重自然，西方重人为”（伧父，１９１６；李大钊，１９１８；常乃真，１９２０；梁漱溟，１９３５）。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奠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西学，而应把它视为中西文化在十七、八世纪互相融合的产物。
那么，现代经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区别是什么呢？我在一篇序言中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是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秩序保持敬意的直觉表达，现代经济学则是这一表达的理性解说。”（盛洪，１９９５ｂ，第１２７页）更准确地说，现代经济学是对“自然秩序哲学”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性表达。由于这种表达方式很接近科学的表达方式，所以自然秩序哲学才在一个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一个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时代中被人们接受，而包含着同样的哲学精神的中国的道学和儒学却因为其表达方式的“落伍”而甚至被本民族的人所抛弃。但是，由于同样的道理，经济学被真地视为“科学”。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人也自以为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设计社会经济制度；由于经济学获得了科学一样的权威，它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就被看作物理定理那样颠扑不破，从而或者获得政府的支持、被强制性的执行，或者被一些人盲目地信奉。这又导致了对人类理性不恰当地夸张。在这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又比中国古典哲学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既然大多数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中国重自然，西方重人为”，在学习西方、批判本民族传统时，就同时抛弃了其中包含的自然秩序哲学。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当时的被动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崇尚自然，而是过于崇尚自然；中国人应该注重的，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集中国内的资源，建立更为“人为的”现代军事力量。因而，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时，就没有把市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引进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时，就较少受到亚当．斯密学说的震撼，而是更为欣赏强调人为地“改造世界”的、设计出“科学的”经济制度的经济理论。这或许是后来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理论原因。反过来，计划经济在中国一度的发展，又使得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长期地被抑制、或屈居次要地位。虽然在本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曾留学西洋，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继承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在大陆的大学中寥若晨星；并且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不能设立课程。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如果说还存在着一些受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却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
直到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观。促使中国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理论上，则是一批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从这种经济学中推导出本应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导出的结论。其先驱者应推孙冶方和顾准。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已深刻影响了学者们的思考，另一方面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仍包含着一些对自然形成的市场制度的肯定。因而可以说，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现代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思考，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式进行的。大量的受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的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过程中，实际上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自１９７８年以后，在大学中，虽仍然以《资本论》为主修课，但经济学系的课程表中已经安排了不少其它经济理论，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分支，以及东欧的改革理论。这实际上带来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真正崛起。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就实际上成为一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上百所大学的各种经济系每年培训着上万名学生。上千名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到海外、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去攻读经济学学位，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完成学业，或继续任教，或归国效力。经济学家正在形成一个群体。在八十年代，除了大学诸经济系是经济学研究活动的传统组织以外，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设立了几个经济研究所，为经济研究提供了组织条件。在此之后建立的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及其研究所，等等，又成为经济学者聚集的地方。到了九十年代，经济研究活动又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１９９３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１９９５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新涌现出来的民间研究机构。在海外，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自１９８５年成立以来，一直起着沟通海外和国内经济学者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给予了积极的推动。
经济研究经历了八十年代以对策为主的时期，到九十年代已经发展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学术活动。经济学，作为一种模仿科学的活动，也越来越走向规范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国内或海外受到了较为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一方面是由于影响规范的重要的经济学刊物的努力。在各种刊物中，应首推《经济研究》。其它刊物，如八十年代的《中青年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也都在经济学论文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论坛，定期研讨会，座谈会等，如上海三联书店的一年一度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论坛，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的经济论坛，也在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从作为一种制度的经济学来看，它已经在中国具备了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中国的过渡经济与中国的过渡经济理论
具备了制度条件，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则是由中国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经验环境所决定。在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中，过渡经济学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方向。因为经济学家们面临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制度变迁过程，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并且在几乎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许是最为成功的。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４年）以平均每年９．４％的速度递增（李铁映，１９９５）。到１９９４年，产品市场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９５％以上的产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李铁映，１９９５）。要素市场正在形成。由于劳动力的流动，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劳动力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定价；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要素的价值也不断被市场评价出来；股票债券市场的建立、外汇交易的自由化，使得资本、货币市场初具雉型。非国有部门产出已经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３％（１９９３年，邱晓华估计），这说明产权制度实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变革已经导致了宪法的修改：“市场经济”一词已经进入了宪法。
然而，这样一个成功的改革并不是在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指导下实现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不太成功的改革恰恰是与正统经济学设计的方案相吻合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正统经济学的一个挑战。正统经济学是否存在着某些缺陷可以由中国的经验加以弥补？或者说，在中国成功的市场化改革背后，是否有一种不同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如果有，它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一直存在着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第二个阶段始于１９９０年。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参预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和理论散见于有关改革的讨论中和给政府的对策报告中。在第二阶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发表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论文。
第一阶段的文献主要发表在《经济研究》、《中青年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及其前身《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等公开刊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展研究报告》等内部刊物上，作者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务院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除了一些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外，他们大多是八十年代以后毕业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其中的部分文献后来被收集到名为《中国：发展与改革》和《发展研究报告》的论文集中。
１９９０年以后，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和一些论文集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改革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其中的一些论文后来被收集到一本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论文集中。在这前后，一本专门讨论中国改革为何成功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也问世了。由于这两本书的影响较大，所以我在这里以它们为主要线索来讨论第二阶段的对过渡过程的研究。
在第一阶段的文献和第二阶段的文献之间也有着联系。第一阶段研究的文献积累为第二阶段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献环境，并且第一阶段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闪光的灵感甚至是深思熟虑的构想，不仅是第二阶段研究的思想素材，而且为理论框架的构成和理论上突破提供了重要的启迪。然而，由于第一阶段的理论文献非常多，当我们试图追溯和概括中国的过渡经济的研究时，更好的方法是倒过来叙述，即我们先看看第二阶段的文献有什么，都包含了哪些内容，然后再根据这些文献的理论逻辑去追溯第一阶段的文献。
五、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背景
自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动力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除了学院中的按步就班的译介，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多少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与之非常相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的辩护，对“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匈牙利的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波兰的兰格，以及后来的匈牙利的科尔内。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东欧的理论家，但理论背景已不相同。前两者主要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方法，尽管他们更强调这一理论的某一部分，如有关异化的理论，尽管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一些具体结论持批评态度。后两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向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他们的特点是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计划经济进行分析。当然在兰格这里，目的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进；而科尔内已经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了。尽管布鲁斯、锡克和兰格的理论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但对分权化的改革方向，还是产生了相当的作用。相对而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由于其较高的解释力而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东欧理论受到关注的同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学院的科班教育进入了改革的研究中。当然在这时，这种理论已经不再被用来证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的正确性了。它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运用。因此，它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个抽象的观念，而是诸多实际的经济问题。由此，构成正统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流派，也都介绍和应用到中国市场改革过程的研究中。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增长问题使人们向库兹涅兹和丹尼尔森请教；产业结构问题又使产业经济理论（包括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时兴起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当然又不会使发展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如纳克斯的资本形成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赫希曼的非平等增长理论逃过人们的眼睛。虽然没有象东欧理论那样的轰动效应，通过越来越多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分析中的应用，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相当坚实的成功。
但是，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新的理论方法的搜寻。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左右，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其中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包括三个学派。一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或称产权理论或交易费用理论；一是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一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文献很多，其核心思想可用“制度是重要的”来概括。其含义是，制度状态决定经济效率的水平，用来解释历史则可以说，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毫不奇怪，以这一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制度变迁理论很快就发展了起来，其领袖人物诺斯教授的著作也迅速地在中国经济学术界中受到欢迎。布坎南的理论也是博大精深，但有两点更使人印象深刻。第一是把政府也当作经济人来分析；第二是用“同意”来衡量效率。这种理论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成为研究政治过程的手段，它很容易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原因。奥尔森的“逻辑”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出发，用人数的多寡来解释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动力大小、合谋的难易程度，从而分析由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这对变动中的社会更是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为基础的，但其强调制度因素、强调利益冲突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后者的最有力的批评者。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制度是不变的因素，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假定人有完善的理性，忽视对利益分配的研究，都使它无法解释、或不正确地解释许多现实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时期的现实经济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助于对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局限的认识，从而避免由此导致的错误的结论。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对过渡过程的解释力，由于它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需求的吻合，使它在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成为或许是在中国最为成功的经济理论。交易的概念使人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的概念使人们更关注人的行为规范；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使人们得以对互动过程、从而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分析，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帮助人们理解利益格局的变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一致同意”检验则给了人们一个判断新制度安排效率的简便方法，从利益集团入手的分析则使人们可以从不同利益集团的实力、它们之间的抗衡和妥协来理解制度的形成。
当然，在中国的过渡经济研究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厚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自“五四”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受到了打击，但还存在于民间和家庭教育中，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这种文化背景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注重人们之间的合作，因而有助于解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问题、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制度的成功过渡。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文化，可以成为接收外来理论的母体。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这里，尽管有些理论很受偏爱，并不存在一种经济理论独占鳌头的情况。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的初期，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一个理论整体中去。
六、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由上一节的讨论可知，中国的经济学者对市场化过渡过程的研究，并不是国外某一经济学流派在中国的发展，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因此有必要在基本理论框架上对这一研究作一描述。
首先，在假定“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学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市场化改革过程的过渡性质，并开始把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樊纲在１９９１年发表在《改革、开放与增长》中的论文题目就叫作“论改革过程”，盛洪则在其论文“从计划均衡到市场均衡”中指出，“改革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可能的改革路径也许会有成千上万，但会各有不同，一种改革路径可能比另一种更少阻力，更少代价和更易成功。因此，对过渡过程中的不同的改革路径的考察，比较和成本－收益分析，并且从中找出一条最佳路径，就是成功地实现改革的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盛洪，１９９１b ）这种看法，不仅是强调，在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而且是有由一系列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形态构成的制度中间带，因此具有真正动态的性质。相比之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方法的研究，还停留在不断重复“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样的常识，因而认为市场化改革或转变不过是简单地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在这样的研究中，没有真正的过程概念，即使可能有时间概念。由此才会产生象“休克疗法”这样的改革方案。把过程当研究对象，才能进入中国的过渡经济理论。
在对过程进行研究时，利益分配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强调不同的经济当事人或由经济当事人组成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方案。它的稳定存在，说明各方的利益之间达成了均衡。但是，当制度发生变迁时，即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时，不仅会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还有可能导致利益的再分配。尽管总体来讲制度变迁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社会财富的一个增量，但由于利益的再分配，有些人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的人则会反对这一改革，最终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失败。因此，对利益分配的讨论不能不受到中国学者们的特别关注（盛洪，１９９１a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樊纲，１９９１，１９９３a，１９９３b；胡汝银，１９９２；苗壮，１９９２；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５）。与之相比，尽管新古典理论不是不谈论利益分配问题，但或者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上，或者认为它可以随着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而自动解决，即资源配置的每一改进都与经济当事人的福利改善相一致。因此，对利益分配问题的关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引进和运用新政治经济学（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和利益集团分析）的重要前提。由此才能展开对中国市场化改革道路的分析，并构成这一理论的分析上的主要线索。因为“在新旧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孰优孰劣已经被确认的前提下，利益分配、利益冲突，以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主宰着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命运”（盛洪，１９９４）。
由对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我们可以推导出改革成本的概念。走到这一步，我们才能真正地应用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来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一般来说，改革的收益是清楚的，即它是制度变迁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或经济的发展；但改革的成本并不十分清楚。首先的问题是，谁的成本？一些学者的改革成本概念实际上是指“社会”的改革成本（樊纲，１９９３，Ｐ１３６－７）；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个人”的改革成本（盛洪，１９９１a ，１９９４）。前者更接近于集体主义方法论，后者更接近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因为个人是感知和行为的主体”（盛洪，１９９４，Ｐ９）。任何个人都会赞同导致自己净收益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反对导致自己净损失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他以同样的理由赞成或反对一项改革方案。当一项改革方案在改善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使另一些人的境况恶化，后一部分人就会起而反对。在这时，个人的成本就变成了社会的成本。这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被损害的人数和被损害的程度，从而反对某一改革的人数和反对的强烈程度，就成为改革成本的度量。”（盛洪，１９９４，Ｐ１０）然而，把改革成本界定在这一范围内，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的认同。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利益冲突所引致的成本（即樊纲的“磨擦成本”）外，还有改革的“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磨擦成本是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增函数，与之相反，实施成本是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减函数（樊纲，１９９３）。不管对改革成本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界定，从经济个体的利益冲突引伸出来改革成本的概念则是共通的。
有了改革成本的概念，就能着手对改革的过程进行分析。一个成功的改革（方案），应该是一个改革成本较低或最低的改革（方案）；而一个成本较低或最低的改革（方案），应该是较少或没有损害与改革（方案）相关的人（盛洪，１９９１b ，１９９４；胡汝银，１９９２）；这又可以转化为是否“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帕累托改进’意味着‘最为顺利’，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改革进程”（樊纲，１９９１）。为改革成功而做的努力，“就转化为使改革方案尽可能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思考”（盛洪，１９９４）。如何判断一项改革损害了多少人，损害的程度有多大呢？根据经济当事人自己的表达，即偏好显示。这种表达或显示的方式有很多种。或者是明确的，或者是暗示的；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行动的；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或表现为进而抗争，或表现为一走了之。这些表达或者影响到改革决策时的政治过程，或者影响到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经济状态。后者又会对前者产生影响，从而修正改革的方案。从个人的改革成本出发，中国的学者将研究推进到了改革的决策过程（胡汝银，１９９２；樊纲，１９９３；林毅夫等，１９９４；周其仁，１９９４）。不仅如此，参预改革对策研究的学者还将这样的思路或分析方法应用于改革方案的设计中。有些改革方案后来成为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并被改革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如张维迎提出的外汇留成的交易，张维迎，１９８５）。
总体来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是一种制度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它更多地关注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重要影响，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经济过渡过程的中国学者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更侧重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不改变初始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下，实现新制度安排对旧制度安排的替代。在对改革过程的具体研究中，他们发现诺斯教授区分的制度变迁的两个层次，基础性制度变迁和次级制度变迁（North, 1971 ）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并且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基础性制度变迁，用产权交易的理论来研究次级制度变迁即合约形式的变迁。这两种制度变迁的互相影响与交错又构成了过渡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与其说是它自己的，不如说是制度经济学和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的相对成功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由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来的次优理论认为，局部的改进也许会带来从全局看更坏的结果，因此“渐进的”改革，或通过局部的边际的变动，想要完成市场化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必要的。中国的改革证明，局部的边际的改革不仅不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还会导致正的外部效果，从而使改革变得更容易。对中国的市场化道路进行解释的努力，有可能进一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并带来相对于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上的突破。
七、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的解释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包括定价制度的变革，即从计划定价制度转变为市场定价制度；产权制度的变革，即用一种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结构替代单一的国有制；市场组织的变革；企业制度的变革和政府制度的变革。制度结构的这些不同方面具有着不同的性质并且互相影响，但在本文中，制度变成什么并不是讨论的重心，重点是如何变的。因此，我们以这些方面的改革为素材，来看一下中国的学者是怎样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的。
根据上一节的讨论，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成本相对的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使改革的方案尽量地减少受损害的人数以及他们受损害的程度。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文献主要是围绕着这一思路提出解释的。具体的解释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体制外改革。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谈到的改革形式（苗壮，１９９２；盛洪，１９９２；樊纲，１９９３；林毅夫等，１９９４）。所谓“体制外”是指在现有计划经济制度之外。与其说这是一个空间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制度概念。在一个制度安排下，这一制度是可能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自动扩张的。例如在计划经济中，新的产品和服务仍然要被纳入计划体系中，仍然要由计划当局定价。“体制外”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原有的制度安排（如计划经济）在空间上的扩张性被限定了（盛洪，１９９３），新的经济活动才会发生在体制外。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其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新产品的出现，以及经济特区的崛起等等。由于在经济制度的“真空”建立市场制度，就避免了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时所碰到的麻烦。一方面它可以避免由于旧的计划制度的惯性而带来的对新的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所以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也就不会遭到反对。因此体制外的改革由于其简单易行而成本低廉。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这种体制外改革主要表现为所谓“双轨制”。在这里，“双轨制”有着较宽泛的含义。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的经济，是产权制度的体制外改革，如个体经济的发展，外资合资企业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等；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是定价制度的体制外改革；允许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是市场组织的体制外改革，农副产品市场的发展、小工业品市场的发展就是例证；等等。事实证明，这种体制外改革是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途径。
２．增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也是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提及的过渡形式（盛洪，１９９１，１９９２；胡汝银，１９９２；苗壮，１９９２；樊纲，１９９３；林毅夫等，１９９４）。增量改革与上述体制外改革非常类似。所不同的是，增量改革是指在体制内，即原有的计划经济系统内的一种改革方式。它是指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当然这仍然以政府规定的计划指标在一个时点后不再增大为条件，即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在时间上被冻结了。在这以后，由于增量部分的不断增长，计划经济的存量部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并且增量的概念也不仅被应用于计划产量，也可以被应用于其它在计划经济中有特定位置的经济当事人。如对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用计划经济中的与工人的“合约条件”（当然是隐含的）继续对待老工人，而用自由缔约的方式来聘用新工人。这种改革方式在尊重原有计划制度及其界定的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现了市场制度在计划体制内的局部改革，因而也是一个成本较低的成功的改革方式。它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３．特许改革、或试验推广。这一改革方式的含义是，将市场化改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如地区、产业甚至企业）之内。目的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的试点，可以积累有关改革的经验，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改革。在特定范围内的改革的成功又会对更大范围以至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从信息角度看，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需要时间，并且必须在实际的情境中学习，所以特许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盛洪，１９９１；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由于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功效还持怀疑态度，特许改革的示范效应起着说服人们、减少反对改革意见的作用。深圳、珠海、蒲东等一些沿海经济特区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海南岛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而成为特区省的。然而特许改革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获得改革特许权的特定范围在经济上与其它地区或产业不可能完全分开，特区实行的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后者。比其它地区或产业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将会把资源从其它地区或产业中吸引走，造成地区间产业间的经济磨擦。并且对不同地区和产业区别对待的作法本身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规则，特许改革的作法会使人们将区别对待的作法当作改革，刺激各地区或产业向中央政府竞争不同于一般规则的特殊政策（盛洪，１９９１；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４．补贴改革。当一种改革方案会给一部分经济当事人带来损失时，为了使这一改革能够较少阻力地实行，中央或地方政府对这些改革受损者相应的补偿，这被称为补贴改革（盛洪，１９９１；樊纲，１９９１）。由于对潜在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他们就不会对相应的改革方案持反对态度，从而使改革能够较顺利地进行。如逐步提高对城市居民供应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的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相应的补贴。这使得有关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定价制度改革，最终以取消粮票和其它有关的票证的形式而告完成。但是这种过渡形式并不是无代价的，它受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在中国，尤其是在最初只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销售价格，即实际上对城市居民进行“暗补”时，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是非常重的。
５．计划权利的交易。计划权利（planned rights）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计划当局赋予的权利。它具体是指可以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影子价格）的价格获得某种资源或产品的权利，或者以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影子价格）的计划价格“出售”某种资源或产品的权利。在实行价格双轨制以后，计划权利的价值就可以由并存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评价出来，即两种价格之差。由于计划价格体系不仅是一组与资源配置有关的信息，而且体现着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如果用放开价格的方式进行定价制度的改革，就会在给一些人带来好处的同时，给另一些人带来损失。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通过计划权利的交易来实现定价制度的改革，而同时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盛洪，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外汇额度交易就是一个唯一的合法化的计划权利的交易，它导致了外汇汇率从双轨汇率成功平稳地过渡到了单一的市场汇率。另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以计划权利与计划义务对冲的方式实现的计划权利交易，即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将互相拥有的计划权利和义务互相冲抵，达到消除计划权利同时实现定价制度改革的目的。中国在价格双轨制以后的定价制度变革大多采取的这种形式。
６．局部改革、或边际改革、或渐进性。这种改革方式的特点是，将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解为较小的单位，然后逐步在空间和时间上扩展和推广（胡汝银，１９９２；苗壮，１９９２；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这种改革方式的好处是，第一，由于不进行一步到位的改革，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尤其是政府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第二，可以将如果一步到位的改革成本化整为零，将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本分摊到多个阶段中，可以减少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成本（胡汝银，１９９２；苗壮，１９９２）；第三，可以在任何时点对不同领域的不同改革进行比较和判断，选择成本较少的局部，绕开阻力较大的局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条件都发生变化以后，目前阻力较大的局部也许就会因为其它局部的改革而变为阻力较小的局部（苗壮，１９９２）。第四，局部的渐进的改革可以增加过渡过程的可控性（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在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粮食的计划销售价格通过多次小幅度的调整，最后当其接近市场价格时再放开，在没有引起较大震荡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定价制度的市场化。又如从空间看，改革是从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扩散的。这一改革方式以及对它的理论解释，无疑对次优理论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某些局部的改革未必会带来从全局来看的福利上的增益，甚至还有可能恶化社会的整体状况；但中国的改革实践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据，有关的理论解释在证明它的功效的同时，并没有对次优理论加以批评。
上述的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种解释，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解，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谁是这一改革的主体，或者说究竟是谁实施了上述改革方式、从而导致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成功。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改革的决策过程的问题；而我们又不能仅仅把决策过程理解为政府的事情，它其实是社会中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即政治过程。专门对决策过程和政治过程进行分析的文献主要是胡汝银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在假定在政治过程中的人也是经济人的前提下，他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出发，对市场化过渡过程中的政治过程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既然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具有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将会对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产生重要影响。当存在着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不完善的政治市场时，最高决策层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将起重要的作用。而核心领导者的主要偏好又是为了能够羸得最广泛的政治支持。任何经济当事人以及利益集团，只有当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在政治上赞成这一改革，所以，改革的核心领导人争取最广泛的政治支持的努力，就转化为在推行改革方案的时候尽量使受损的人数和受损的程度降至最低，因而最终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改革道路。在林毅夫等人的论著《中国的奇迹》中，也有部分章节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在作者们看来，在改革过程中强调稳定或强调速度都各有利弊，但如偏向一个极端，就不会实现在稳定下的较为有效的改革。作为最高决策层，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就会将自己的改革主张从两个极端向中间位置修正，这样，在改革过程中，就会形成兼顾稳定与速度的改革道路。在作者们看来，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纠偏机制的（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上述两种对政治过程的解释，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只要政治领导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中国式的改革道路。但这无法解释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采取的激进的作法。樊纲在其论文“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中指出，由于不同国家中的改革的时机和利益集团的结构不同，即使政治领导人是根据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来作出改革决策，即由公共选择的过程来决定如何改革，也会出现不同的改革道路。问题并不在于领导人偏离了公众的选择，而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可能是‘自相矛盾’或‘前后冲突’的，公众有时表现出对改革的支持，有时又会反对改革或成为改革的阻力”，“每个个人的选择都是有理性的，但公共选择却可能呈现‘悖论’的特征。”（樊纲，１９９３）也就是说，由于公共选择本身的问题，公众的选择会合成出从整体来看的谬误。尽管作者强调了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道路也有其“道理”，但也认为，这种道理包含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
关于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谈判和妥协的，周其仁的论文“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提供了关于农民产权形成的一个极好的描述和分析。在他的分析中，在双边谈判或公共选择中表达偏好的方式是广义的。在农民个人或集体与中央政府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农民显示偏好的主要方式是针对中央政府加于自己的利益安排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即从政府能控制的领域撒出资源，而用到政府不能控制或控制不好的空间中。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农民而社区，从社区而地方，从地方到中央；一级一级一实现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合法化（周其仁，１９９４）。这种对形成产权安排的谈判过程的描述，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改革中的政治过程的了解。
八、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阶段的理论又是在对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践的分析、理解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知道，在第一阶段，对过渡过程的研究是和具体的改革对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第一阶段的研究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践是分不开的。更为准确地说，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是在改革十几年的过程中，在理论与对策研究和改革的具体操作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改革的具体操作既受到了理论与对策研究的影响，改革的实践又给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者带来灵感，并对不同的改革方案作出评价，从而间接地对这些方案背后的理论方法作出评价。这些由改革实践直接给出的信息，受到改革实践评价的改革方案及其背后的理论方法，不能不对在九十年代发展成熟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产生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各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定价制度的改革也许是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围绕着定价制度的改革，曾经产生过对策和理论上的争论，中央政府也试图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包括１９８８年的所谓“价格闯关”，但定价制度的市场化的完成所采用的方式，也许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由于这一改革过渡过程极为经典，又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把关于中国过渡经济理论的形成的讨论，集中于对定价制度改革的理论的形成的讨论。
在八十年代初，计划价格体系的弊端已经被政府和经济理论界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无论是政府还是经济理论界，都把定价制度的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的步骤。尽管在理论界还有一些人主张主要用调整计划价格的方法来克服其弊端，但用市场定价制度取代计划定价制度，已经得到了经济理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对这一问题讨论的重心，就是如何实现定价制度的改革。由于价格体系不仅是一组指导资源配置的信息，而且是一个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所以定价制度改革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实现市场定价制度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破坏。否则的话，就会引起社会中一部分人对改革的反对，这种反对或者会带来对改革的阻力，或者通过影响货币政策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使得改革本身无法完成。在对定价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很强烈地意识到了利益分配格局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关键。例如华生等人认为，“企业、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和现有的价格体系、生产结构密切相关，价格的一升一降涉及到千家万户。完全不顾及价格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动，很难行得通。”“集中性的调价办法和分散化的利益格局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当前价格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华生等，１９８５，Ｐ５１０）；楼继伟和周小川指出，“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价格改革才可能实施下去。”（楼继伟和周小川，１９８５，Ｐ４９９）在这种认识下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就很少有完全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在几种不同方案中，尽管存在着分歧，但都强调不能用统一的放开价格或统一的调整价格来对原有计划价格体系进行改革。其中有些方案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双轨价格制”的设想。例如张维迎提出，“先实行双轨价格，旧价格旧办法，新价格新办法，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１９８５，Ｐ５０６）；具体来讲，就是冻结当时指令性计划所涵盖的产品品种和数量范围，放开在这之外的产品和数量增量的价格；华生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即“清理和收缩原指令性计划和统配物资的范围。企业自销、超产部分和地方企业生产的未纳入统配的物资，应分别情况，一次或分批取消现有的价格管制”（华生等，１９８５，Ｐ５１２－３）；在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后，再参照市场价格对计划价格进行调整。不能不说，这些主张是在中国实行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最早的文字之一。
当然，这些主张并不是文献作者的发明。在这些文献出现之前，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被称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法。张维迎自己也承认，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是“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价格改革事实上已经进行，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行为。”“我们所要作的工作就是‘追认’而己。”（张维迎，１９８５）不仅如此，在这些文献形成之前，价格双轨制已获得了准法律的承认。在城市和工业领域，中央政府于１９８４年４月份发布的“扩权十条”已经规定，国有企业的超产部分可以按市场规则自行销售。相对于经济理论界的研究，价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实践和中央政府对这一改革方式的理解是超前的（田纪云，１９８５，Ｐ４８６）。不过，经济理论界的贡献在于，他们用“价格双轨”一词对这一改革方式作了凝炼的概括，不仅有助于学术讨论，而且对其它领域的和以后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当然也对后来形成的关于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见解奠定了基础。
但是，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只是定价制度改革的的一个步骤、而并不是它的完成。两种定价制度、以至两种经济制度的并存，使得政府和社会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由于体制内的或存量的利益格局的刚性，计划价格的调整仍然很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又由于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判别的界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就有可能从中牟利，就会出现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在这时，就会出现对“价格双轨制”的批评，并且有两条相反的解决方案。一是回到单一计划价格体系中，一是走到单一市场价格体系中。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下，显然要走后一条路。问题是，如何走？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进行类似于“休克疗法”的价格全面放开，伴之以税收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一种是对这一方案的反对意见。从事实来看，在最高决策层中，第一种态度在当时占了上风。这表现为中央政府在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想实行“休克疗法”式的定价制度改革。但是两次尝试都失败了。第一次，即在１９８６年，最高决策层提出了所谓“价税财联动”的方案，即想对体制内的计划定价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由于有些领导人的反对和重要部门的反对（如财政部），以及经过当时的决策咨询机构（主要是体改所）的研究，这一方案被否定掉了。第二次，即在１９８８年，最高决策层策划了“价格闯关”，但由于群众挤兑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而告流产。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央政府实行了治理整顿的政策，定价制度的改革似乎被搁置了。
然而，就是在从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定价制度改革取得了迅速的进展。随着指令性计划和统配物资的范围的缩小，计划价格的比重在迅速下降（郭树清，１９９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提供平价物资的主管部门或上级政府与上缴计划产品的企业或下级政府之间进行了交易，即将他们互相承担的义务冲抵；这种后来被称为“计划权利的交易”的改革方式，在“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流产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经济理论界同样没有在事先“发明”这一方式，但一直存在着对这一方式的理论探讨。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用计划分配的物资和短缺产品进行以物易物的串换进行描述和分析，丰富了有关体制内的市场交易的知识（宋国青，１９８７）；关于在市场上买卖外汇“结汇证”的设想，也许是用计划权利的交易沟通双轨的最早的文字（张维迎，１９８５，Ｐ６９４）；在对石家庄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兼容制”价格改革方案（邹刚等，１９８５，Ｐ５１９－２４），是一个可操作的、实际上承认计划权利的市场价格的方案；到了１９８９年，即１９８８年价格闯关失败后，这一思路得到了加强，体改所的几位学者，张少杰（１９８９）、刁新申（１９８９）和黄永山（１９８９）等先后提出了对指标、额度等进行交易的设想。当然，在两次“休克疗法”流产和三年治理整顿的背景下，这些理论上设想并未得到最高决策层的尝识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推行，但在现实中，由于公共决策的受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自己通过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最后实现了定价制度改革的目标。这一事实不能不给经济理论界以深刻的印象。
所以，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也不是由经济学家提出和由政府推行的。它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对这一改革道路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事实，对九十年代形成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争论与批评
尽管在研究经济过渡的中国学者之间很少有公开的争论，但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交锋。有的交锋见诸于文字，有的则只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口头的争论。这些交锋对于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也许第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化道路是否有一般意义。中国改革的成功，自然会使人想到，是否存在着某种改革途径或内存逻辑，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它国家，都会导致改革的成功？比如，尽量减少改革方案中受损的人数和受损的程度的逻辑，是否能应用到东欧国家？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或计划权利的交易是否能使俄国的改革少一点儿阻力？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肯定回答的，是林毅夫、蔡方和李周等人。他们的理由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前的初始条件与中国极为相似，“都曾经推行过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前提下形成了扭曲的产品和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林毅夫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Ｐ２５６）既然如此，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对这些国家就有着普遍的意义。盛洪的研究则暗示，即使在初始条件上存在着差异，仍然有具有一般意义的市场化改革、以至一般的制度变迁的道路。他强调，“改革的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以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模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盛洪，１９９１b ，Ｐ３０－３８）这种观点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一个计划经济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不那么成功，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一社会中的人没有“发现”成本较低的改革道路。樊纲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府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们不如说，一个社会的所有初始条件和因素决定人们必定选择某一既定的市场化道路。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决定，路径依赖。因此，苏联东欧选择“休克疗法”与中国选择自己的改革道路同样有道理，尽管樊纲也承认，这种选择也可能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樊纲，１９９３）。这一问题，其实涉及到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例如，用个体的不同性质，或不同的初始条件来说明不同的结果，是否符合经济学的传统？个体的不同禀赋难道不是经济学早已承认的前提吗？尽管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和俄国的市场化道路都是本国人民的选择，但中国更多地是类似于市场谈判式的选择，而俄国主要是公共选择，这是不是导致道路不同、并且结果相异的原因呢？在这一争论的背后，也许是更为深刻的哲学问题，即经济学家的研究能否影响历史进程？强调中国经验的一般意义的学者的潜台词是，关于制度变迁或市场化过渡过程的知识的积累可以改进今后的、或他国的类似的过程；但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强调，历史演进更多的是自发的过程，人为的理性的设计的作用微乎其微；改革在实际中的成功，多是千百万经济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碰巧实现的。这本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传统逻辑。但这一逻辑会很快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功利主义目的何在呢？经济学家到底还干什么？当然，这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中国学者都强调，若要改革成功，就要尽量选择一条成本最低的道路，即不损害任何人，却至少要使一个人有所改善，这其实就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对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却有两种不同看法。这就是第二个不同意见的交锋。持肯定看法的学者有林毅夫和盛洪。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从微观经营机制入手的改革没有受损者，因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１９９３，Ｐ２５７）。盛洪则指出，“经济双轨制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因为它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损失（盛洪，１９９１b ，Ｐ３６）。但是，在樊纲和胡汝银的分别的研究中，他们则告诫说，“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非帕累托改变’”（樊纲，１９９３，Ｐ１３８）；“帕累托改善既不是成功的权利重新界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总是更有利于在力量上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集合”（胡汝银，１９９２，Ｐ６６－７）。严格来讲，对于这一问题，与其说是存在争论，不如说是各有侧重。强调用市场谈判的方法进行改革（如计划权利的交易）的学者，更看重帕累托改进的可行性，而强调用公共选择的方法重新界定产权的学者，则更会看到帕累托改进的不可行性。因为市场谈判的方法不会损害任何人，而公共选择的方法，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则至少要损害少数人。所以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问题，就转化为是否可以只采用市场谈判的方法进行改革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则存在着公开的争论。例如，张军批评盛洪的“计划权利交易”的设想，认为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产权交易的费用的区别；计划经济中的产权（计划权利）界定只能通过“买出型”（）的交易才能改变，但与“买入型”交易相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通过政府（及其公共选择过程或集体行动）实行产权界定规则的变革，即变“买出型”为“买入型”制度安排（张军，１９９３）。盛洪则反驳说，由于权利和义务总是对称的，在计划经济中计划权利和义务也总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很难说谁是纯粹的计划义务的承担者，也就没有明确的“买入型”与“买出型”的制度变迁的分别；并且具体的交易方式也可以化解“买出型”制度变迁的难度。因此通过集体行动改变产权安排并不是产权交易的前提。归根结底，“自由缔约的权利既不受产权初始界定的妨碍，也不受交易内容的限制”（盛洪，１９９３，Ｐ２３７）。然而，这样的争论并不会有一个截然的、谁是谁非的结论，盛洪的理论无非说明，存在着计划权利的交易，但不能排除集体行动改变产权界定规则的可能。
关于制度变迁的讨论不能不涉及到产权制度的变迁。这是道格拉斯．诺斯教授用来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主要线索（North, 1982；诺斯，１９９２）。但是，在林毅夫等人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却没有采用这样的研究取向。这样的“疏漏”遭到了张曙光教授的批评。他指出，仅用定价制度的改变和放权让利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奇迹；对产权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的探究，应该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一条分析的主线（张曙光，１９９５）。然而，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林毅夫等人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无关论”，即公平的市场条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充要条件和导致中国经济起飞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他们反驳说，一些公有制企业的表现也是很好的。他们强调说，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主要不是由于产权制度造成的，而是缺乏预算硬约束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造成的（林毅夫等，１９９５）。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预算软约束正是和产权安排没有得到履行有关，而产权安排往往产生于交易过程中，竞争的市场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交易构成的。
也许更为击中要害的批评，是对所谓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本身的批评。因为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经济过渡过程的研究，都是在肯定中国改革道路的前提下开展的。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如何解释中国的改革经验上面，而较少地考虑它还可能有某些缺陷。张曙光指出，渐进式的改革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依赖于增量改革，但终究不能回避存量的改革；它侧重于合约安排的变革，却不能绕过基础法律制度的变革（张曙光，１９９５）。因此，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局限性，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之最后完成。
最后，批评还来自于这些中国学者自己。他们认识到，迄今为止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理论上，很缺少经验证据（盛洪，１９９４）。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样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描述。人们首先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去解释和评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社会规范的变化，只有从各个侧面去了解，在微观层次上去感受，才能有总体上的轮廓。而从经济学现在所能达到的高度来说，它能描述这样一个制度变迁已经具有国际文献价值，如果能够解释它，肯定要依赖于理论上的创新。有鉴于此，一些中国学者正在进行着一项研究计划，即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增加研究的经验证据，并期望在研究中获取理论创新的灵感。另一些中国学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则一开始就把学术目标定位在“过渡经济学”，他们的研究也会在经验证据和一般理论上丰富目前已经形成关于经济过渡过程的研究。所有这些人的努力将会使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界刮目相看。
十、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也许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１９９５年将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不仅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出现了质的提高，而且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家既基本完成了对现代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补课任务，又走过了将自己视为各种外国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延伸的阶段。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他们的研究中，有某种“中国因素”在起作用；他们开始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特命运；他们开始发问，这一发展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种意识的觉醒足以构成某种意义的“转折”。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１９９５年，“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否会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这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作为一些研讨会和论文的主题（如李杨，１９９５）。单是提问，已经说明问题了。
我在“中国与经济学”一节中曾经指出，中国古典哲学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中极为罕见的文化间融合的典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经济学从根基上看，就是“中国的”。在近代以来科学主义泛滥的背景下，系统地发端于中国的自然秩序哲学，借助于经济学的现代理性化形式，成功地成为了一种“现代的”思想力量，在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阻止福利国家的扩张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经济学家，掌握着被称为“西学”的经济学的中国人，其实也许是最为幸运的人。比较一下其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处于经济学这样的状态。它们或者是缺少中国的基础（如物理、化学），或者是有着与西学不同的理论体系（如医学）。只有在经济学这里，中学和西学是被打通的。我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曾经说过，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同建立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另建一座大厦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应该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共同建一座大厦。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更为经济、更利于交流的方式，更由于对中国人来说，这座大厦的基础中本来就有中国的砖。
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没有理由骄傲。他们还没有为现代经济学大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现在看来，时机快到了。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目前的大背景。自七十年代未以来，中国经历了并且还在进行着一场世界历史中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它引致的高速的经济成长，或许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第一次获得的明确无疑的回报。这一背景不仅为探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奥秘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并使中国经济学家有幸身临其境、近距离地观察制度变迁的细微之处，而且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从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在这十几年的经济崛起，似乎标志着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在衰落了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又一次走上了复兴之路。这是世界史中的奇迹，同时不能不带来中华文化在反省、扬弃、吸纳、更新基础上的重新兴起。随着经济的崛起，将会出现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经济学既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又会受惠于此。中华文化将会有机会第二次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也会唤醒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珍视。经济学的主流或许将会在中国发现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可以蓬勃发展的土地。
第二个因素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死胡同。虽然形式化、尤其是数学化会带来定义精确、较少岐义的好处，但这往往是以远离现实、丢弃重点、扼杀丰富、娇揉造作、丧失活力为代价，不少经济社会现象在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而不能被精确。这种片面追求不仅使经济学家们热衷于作更多的不切实际的假定，更不关心现实经济中发生的事情，用数学游戏把经济学理论变得更为复杂（９），而且通过将经济学变得更象“科学”，而对经济学的结论持有一种唯理主义态度－－－宁肯相信所谓的经济学而不顾事实，进而使经济学研究偏离经济学的核心精神－－－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然秩序哲学。这种经济学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政策结论和改革方案（如萨克斯教授的“休克疗法”），但由于它的唯理主义态度，加上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使经济学家们较之检讨自己的理论更愿指责现实。这导致经济学发展的危机及其创新力的窒息。尽管在非主流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创新的活力，但正如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所说，他的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来也没有上过经济系。从经济系、研究所、到各种经济学期刊，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我循环的制度，使人们更多地考虑谋生与升迁，而不是经济学的发展。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还在形成，既没有门阀林立，也没有确立主流。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允许它避免西方经济学的失误，形成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恰当地把握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避免过度模型化及唯理主义的错误，建立保护和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迅速地异军突起。
第三个因素，是文化上的差异。尽管在自然秩序哲学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个层面，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经济学是打通的，但是，既然经济学的具体发展是由问题导向的，而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提出问题，却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强烈影响。从而，现代经济学的具体结构、内容以至结论为什么是如此这般、而不是如彼那般的，不能不与西方的、尤其是英美的文化影响有关。我们已经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进而承认我们经济学家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必然会把有限的理性投入到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问题的研究中。所谓“最有价值”，不过是主观判断。它与不同的处境、立场、和文化价值有关。我们不否认严肃的经济学家总是会尽量使自己更为“客观”，在涉及不同文化的问题时处理得更为“公正”，但文化的因素是潜移默化的，人们总会通过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问题、强调另一些问题来实现自己的文化倾向。所以，尽管现代经济学已经获得了某种“科学”的声誉，却不能完全摆脱其对西方文化的“辩护性”。现试举三例。第一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很强调“自由贸易”，它导致各国福利水平提高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更有效的配置。这没有问题。但依据同样的道理，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即“自由移民”。可是现代经济学不仅没有强调这一点，在一些教科书中，还有着颇为荒诞的结论：移民对移出国不利（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１９８５，第４７２页）。我猜想，这也许和今天英语民族占有着世界上最大量的土地有关。第二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经常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经济中的竞争会导致效率的提高，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合作的产生和发展。但是，这些结果只有在附加了一些条件，排除掉“恶意竞争”和“不合作升级”行为，才会实现。然而在大多数有关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中，作者们以出人意料的“不严谨”“漏掉”了这些条件。在今天这个“恶意竞争”和“不合作升级”现象（如军备竞赛）比比皆是的世界上，这样的“不严谨”只能用文化偏见来解释。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一个西方人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强加给这个世界的“辩护性”理论。第三个例子是，现代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和小政府，这很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但自由放任的前提是对产权的保护，这导致暴力因素。尤其当我们在多国条件下讨论经济问题时，暴力因素即军事力量就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缺少在多国条件下对暴力因素的研究，而且经常给人以错觉，以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依赖于“自由放任”、“自发的演进”、以及“小政府”的道路实现的。这种理论大概是有意无意地想让人们“忘却”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其兴起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如果用政府税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政府的大小，在鸦片战争时，中国政府比英国政府小得多。
上述几个例子从反面提醒我们，如果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提问题，我们也许会向迄今为止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发出根本性的挑战。通过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将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将不是被人耕过几遍的、地力衰竭的农田，而是广阔的处女地。他们的创新热情，将会在这里获得用武之地。将会有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定理，以及对经济史的新的解释。在这背后，是一群功底坚实、才华出众、勇于创新的经济学家，他们共同的名字叫“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当然，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再向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学习。对从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经马歇尔、瓦尔拉斯、凯恩斯，到米瑟斯、哈耶克、布坎南、科斯，以及其他对现代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经济学家，我们将永远怀抱着敬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家永远是学生。我们企盼着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消息。作为一个学派，中国经济学是开放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家才能象他们的十八世纪的西方前辈那样，在二十一世纪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整合。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与众不同的抱负是，她更为珍视和维护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用以约束科学的过度应用，抗衡其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第一表现为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第二表现为对科学方法的不当应用，特别地表现为设计社会的企图，这导致对所有人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唯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类服务。当然其判别标准是，是否人们自愿地接受，并且是否存在着竞争性的替代方案。因此，探索制度起源、制度变迁与制度结构的逻辑，提出竞争性的制度创新方案，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发展的重要内容。最后，如果我们认定，科学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而经济学对所有人都有利，中华文化因素的引入，就只能使经济学更象“经济学”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民族利益的角度很不同于西方人的角度，从而可以从多个角度使经济学更为一般化和更具世界性，而且因为，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主义”精神（李慎之，１９９４）将使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不独为一种中国利益的“辩护性”理论，而是通过对全球的关怀而使经济学真正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成为“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１０）。
* 张曙光教授、张宇燕博士和茅于轼教授在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后，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错误 由本人负责。
注 释：
（１）尽管科学哲学家们多侧重研究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即“认识论和科学发现的逻辑”，他们也多少涉及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制度的问题。如Ａ．Ｆ．查尔默斯说，早在十七世纪初，培根就把科学活动视为“有组织的观察”（１９８２，第７页）；“库恩把常规科学描绘成按照某一规范的规则进行的解决难题的活动”（，第１０４页）；Ｊ．Ｒ．拉维茨指出，“科学知识是由一种复杂的社会努力完成的，导源于处于同自然界十分特殊的相互作用中的许多工匠的工作”（转引自查尔默斯，１９８２，第１２３页）；也许科恩讲的更接近“制度”的含义：“科学的生命、当我们都忠实于科学的不受阻碍的追求知识的目标时彼此相处的方式，是可以用一种具有明显的积极特征的伦理学来加以描绘的。我们形成了一个民主社会，它的公民们决定着将要采取的政策，即公认的指导公共财富的真理 …… 我们科学家并没有形式上的选举，更不用说正规规定的选举了；但是我们确实具有一种真正的民主实践的似乎有理性：我们提出一种思想，或一种理论术，一种试验；我们选定某些人及他们的建议，让他们管理我们的日常事务，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便用我们的经验来检验他们，确定他是对还是错，是聪明还是愚蠢，成功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通常我们总是更换他们 ……”（转引自瓦托夫斯基，１９８２，第５８５页；Wartofsky, 1969, P414）。
（２）布坎南对这种科学与人类自身福利改善的直接关系有比较精彩的讨论，参看他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一节“导言”和第二节“作为实证科学家的鲁滨逊．克鲁索”（１９８９，第４２－４５页）。
（３）这里所用“超越科学”一词，本想用较为中性的“非科学”一词表达。但几位经济学同行很不赞同，认为过于消极并容易引起误解。张宇燕博士建议用“形而上”，但我仍认为不够准确。我想表达的东西介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故最后采用了“超越科学”一词。后来发现，在希腊文中，“形而上”意为“在物理学之后”（罗素，１９９２，第１０３页），看来“超越科学”－－－“在科学之后”也还表达了某些介乎科学与形而上之间的含义。
（４）布坎南：由于“有了彼此相互作用的两个有知觉的存在，从而不存在要求‘科学’－－－ 在该例证研究中实践的科学－－－ 去改善这两人团体的福利的任何事先基础。对作为一种活动的其含义在导言及在克鲁索的一人环境中都不言而喻的‘科学’的规范支持，当被应用到相互作用行为时，似乎有疑问了。科学在应用时暗含着控制，而对各个不同的个人目的的控制并不必需导向共同利益。”（１９８９，第４５页）
（５）关于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的一致性，可参看我的一篇文章，“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盛洪，１９９３）。
（６）由于篇幅限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展开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１９９２），马弗里克（Maverick）的《中国：欧洲的楷模》（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１９４６），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１９９２），以及盛洪的“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１９９４）。
（７）马弗里克：“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可能会影响到诸如朱温德这样的欧洲人，就象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Maverick, １９４６）
（８）魁奈：“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它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则完全被忽略了。”（１９９２，第５７页）魁奈所说的“其它国家”，应是指西方国家。关于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反面进行考察，即考察西方是否有系统的自然秩序哲学的传统，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参看罗素的《西方的智慧》（１９９２）。
（９）布坎南：“不管当代的学者如何想尽各种办法使问题复杂化，来掩盖自己理论上的不可靠，经济学的主要原理仍然是根本的原理。我们不需要用现代数学这种多余的‘超重行李’去掌握和传播亚当．斯密发现的、并由他的继承者所强调的根本原理。”（１９８８，第２３７页）
（１０）这是借用科斯教授的一句话，他是用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１９９４，第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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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杰，“中国经济的结构演化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与改革》，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６期；重印于《中国：发展与改革１９８４－１９８５首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
张维迎和李剑阁，“关于实行人民币贬值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１９８５年第６期；重印于《中国：发展与改革１９８４－１９８５首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４年夏季卷。
邹刚执笔，“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研究报告”，《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７日；重印于《中国：发展与改革１９９４－１９９５首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
原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