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进行时－－来自一个符号学工作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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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流的物的堆积
上海外滩附近的这些高楼，有Baudrillard所说的真物的猥亵和下流（obscenity），象已经光身的荡女还要高托着自己的乳房。〖《密码》，Verso, 2003，25－7页〗物的色情。欲的横流和阏积。总以为可以硬搞出一个曼哈顿。多么发嗲的一个模仿。人多是一个理由。要政绩要泡沫又是一个理由。总之是没法不猥亵不下流。
整体地看，它们与上海到杭州的高速公路上两 边的水泥和黄沙堆出的廉价的塑料玩具一样的三楼三底的丑陋的农民房没什么两样，高矮是次要的。不光是物的堆积，更是对面积的预设、宣称和夸张，是我们时代的牛皮心态的物现。以局外人看，也与我们烧给阴间的亲人的纸糊洋房和汽车相似。
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搬到中国的一切，莫非只是这样的外滩水泥高楼或农民房那样的堆来堆去的东西？是搭建残酷剧场，安置欲望机器的场地。是资本主义的一碰就倒但仍煎榨着我们的烧烤架？
故乡是屁股大的县，坐的士直穿40元，横穿20元。去城里是公路、铁路与运河并行，现在，夹在中间的公路宽到要把运河和铁路吞下，不远处是那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直的高速公路，象低露到极限的故乡的新做过美容手术的诱人乳沟。这四条欲流横陈在五到十公里宽的县境，就象故乡的热闹的夜晚公路边徜徉和交换着的各种品型的火热的女人身段。
几乎每寸土地都被涂上了水泥，故乡女人皮肤的每一寸也都已被合资化妆品瓜分和占领。县城据说是被保护的，但每条路几乎是一年一改，一二年未到就无法辨出东西南北，只能依赖的士了。一个普通的宾馆，标准间最低是550元，房间设计和用具居然是地道的德国风格，浴室里也象在欧洲中产阶级卫生间里似地放着漂亮的体重秤，预告着有钱后的身体们的新现实。而且是全套的普通话服务。连农村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也都是很标准的北方语音。我不知道如何将脚下当故乡了。不知道老父这样的乡亲现在去城里都是什么感受。
二、花、借之辩
去城里总以小时好友医生S君为据点。等着他下班好带我去见别的更忙的伙伴。我看了他一小时的看病。总共是八九个病案，除了一个是公伤可在另一个名字下付费，其余的都有无法支付处方费用的问题。一个说只带了200块在身上，一个说只要听个说法不要药，一个连挂号费都拖着不想交。乡亲们都知道医院是老虎机了，都带着聪明的对付招术来，我的小时伙伴今天一定是看我在，不好意思硬榨了，几乎都依了他们，而此前听他的口气，好象认为医院创收也很重要，否则在这个企业家也被允许开医院，医院象油条店地多的地方，就无法存活。可不也正是一个价格竞争的要求？为什么医院总可以坐着乱收费？医院和病人间的信赖关系看来已到底谷。
吾乡人民听说已很富有，但病总会拣没钱的人生。去看曾与我家邻居多年的一对老夫妇，听到女当家最近到省城做了一个心脏换瓣手术，花去八万四，二个儿子平摊后还得去借，最后是两个有钱的表外甥来摆平。我去打听了医院的手术价格，知道是二千六到四千五之间的这么一个标准，但估计各种莫名其妙的‘外国’药和辅助品之类，生生夺走了这对夫妇近八万。进口药一用，老乡亲就背重ZAI了。简直是八国联军又洗劫了圆明园一次。
然后就坐下来让小时伙伴中现在最有钱的掏很多的钱请我们吃饭并教导我们现在应如何赚钱。过去已听过很多遍，这次听出的新教训是，不要随便借钱去投资，借了钱更不要去西部投资。喏，他点点窗外对面那座漂亮的大楼，曾是本地第三产业老大的女强人，去西部投资房地产，落进当地政府布设的陷阱，得到的是还不完的债，前两天刚上了吊。他说他去控某个著名的上市公司的股，五六个大公司去争，股东们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选了他这个公司，可能就因为他从不借钱生坏账。哪里会没有坏账，我想只是他这种公司是没法不当场清债，他只是没有拖着不还而已。听上去，现在时兴的是‘上市公司’式的借法，新问题是如何将圈到的钱用好。这是他的年终总结和新年展望，他的秘书已写好了一半，他说。
借只借亲戚借生意伙伴的，这一向是吾乡企业家和生意人的特点，现在是见出了它的优点。有一种过渡性的借贷也起了大作用。只借一天甚至几小时也可以，所有不三不四暧昧可疑的信贷，银行不理睬，也都搞得定。一个叫做乐清的县来的人在这里看到了这门生意的重要，他们替代人民银行，成了吾乡的金融界。乐清县政府因此而派出了官员与我县搞出某种联合政府。他们是我的故乡的犹太人，使我的故乡没出孙大午。
三、村直选
我的原始栖息地是由七、八个自然居住群构成的一个‘村’，二千六百五十几的人口，外来打工人口登记在册的有一千六百多。刚完成的直选看来意义重大。
直选在原党支部书记和两个成功了好多年的本地企业家之间展开。两个企业家分别当过我们兄妹的小学老师，做过官，然后就发了财。获胜的是妹妹的老师。小时教我又红又专的老师们现在都成了可以大大地吃喝嫖赌的老板，这是我的时代的反讽，想象一下其中的移置和错乱。过年回家，不是我去孝敬老师，而总是他们先开车路过进来探望，好象事先知道我穷似的，要来给小孩塞红包。一种很复杂的遭遇。
落选的原支部书记进了落选的企业家的企业，做了其发展顾问，也就是一个只去领一些钱什么都不做的职位。也算是一次无血的革命。
选举在这样的阶段上自然只在拉票。但毕竟也要去拉。演说是有的，但在吾乡文化中，你必须亲自一次次进人的家门去做出许诺和担保。竟争是有力的。是赤裸裸的民主。但据说并不原始。后悔没赶上投票那一天。
别忘了上面已提到的那一千六百五十多的外来人口，他们是重要的旁观者。拉票需要劳力，因为廉价，又为会说普通话，也就会流畅地说一些党和领导们善用的词汇，他们是首选的助选临时工。租住在父母老屋的来自江西上饶的木根和火余两连襟，因为文化好，普通话讲得最好，人又能干，就是助选骨干。他们在本地已11年了，但他们只能旁观，遥远的故乡只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那里的直选，我怀疑他们是无法通信寄投的。听他们说，在温岭，打工十年就可拥有当地的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可投票了，而国家是不来控制这种户口的，但本地政府就是不考虑。我想在拉票的时候，侯选人们一定已打过在他们厂里打工的这批人的主意：要是他们也能来投自己的票呢？
我凭这个直选看出中国未来宪政决不会是我们读书人设计。这是王怡所说的未来所需要的堆积成民主这种制度的无数个个案之一？
我们听到得多的是赤贫之地又在党的权力的绝对控制下的村直选，这里却是一个较富裕的村里由利益和名望争夺引发的竞胜的投票摆平。我得出的不同信息是：也有可能通过在本地有钱人之间的利益和名望上的民主分配，来启动最原始的民主机制。一票在手，哪怕别的仍还黑暗着，就多少同时钳制了党和钱的无边权力。直选捅到县一级，中国的政治民主就会实现大半。让所有能民主的都先民主起来，邓小平早应该这样说，才显出他据说的伟大。
邓所不知道的是，老家农民搞的民主比我们读书人的口头民主彻底和到位多了。他MEN不需邓小平，他们不需要知识分子。他们所需要的是不要用狗屁的理由去拦他们。故乡农民的民主之前的自治 的成功经验是：从1980年起就将党和官僚机器当顽童哄着，应付它，是为了自己更好地去做另一套；表面上将上面的文件和指示执行到比别的地方好，远远超出上级领导的期望，让其喜出望外，为的是自己好省心地很懂事、踏实地去做另一套。九十年代初，我有机会很多次跟着省政府的中层领导去视察故乡的党政机构，就连他们也都对故乡的应付党的政策是一套自己另搞一套的这种‘懂事’/‘聪明’大表赞赏。九点钟到政府办公楼，就见每一个办公室都坐满了人！在我看，是故乡政府由于对农民兄弟的资本主义冲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内咎，认真执行党的号召和政策是因为他们要搪塞上面，从领导们的角度看，他们却因此成了听话的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更可以应付上面一套应付下面另一套了。
言谈中，这些省里的领导也完全明白而且同意：我的乡亲们早就看穿了那种几个代表几条路线的虚伪的党政的骨髓，他们象明末清初的吾乡前辈一样，将那种主要来自湖南、江西四chuan、河南的那种死不回头的革命理想和激情，当作传来的萨斯病毒。他们老实地承认了自己只是不大崇高的资本主义螺丝钉。他们无聊但不虚伪。阿Q和华老栓的落后，看来至少帮我们顶住和化解了那种杀人不za眼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哲学。也为自己挣得一份好于从前的生活。想从前，当接受了革命新思想，终于觉悟为革命者，终于不是阿Q和华老栓了时，也就饭都吃不饱了，又要为吃饱而闹革命了，这种革命叫做资本主义，一种至少还让你吃饱的革命。
乡亲们是欲望机器，但也只是更大的欲望机器的配件。他们不光是道德上如此，在分子水平上就已是如此。他们自己怎能奈何。鲁迅没看出这一点。而我们曾发挥鲁迅的可能的想法，说国民性落后，国家才落后，要革先革国民性的命。而此次我看到故乡的阿Q和华老栓们用自己的国民性的落后酿出了好酒，虽然这好酒是使他们更觉醒还是更堕落，现在也还不好判断。
顺便问了木根一家的经济实况，听上去反映出了普遍的遭遇，值得拿出来一说：出来打工14年，在本地11年，另一个县里3年，现在全家包括老父母和兄弟三家每人每年收入平均四千。自己什么工都能做，下班后还能帮人做厨师做家具理发和按摩。工作培训一般是二十天，一般每天在工厂做十二小时（一班半），每周工作七天，停电和失业时才休息。如果是管机器，人家二台，他一定是三台，每月领到1，200至1，500元。办暂住证付8元，由村干部统一去取，不需与派出所打交道，所有纠纷也都先由村里解决，尽量不去派出所。男女一样的工资，有时女的还高一点。小家庭一年有6，000元花在本地，小孩在村完全小学读书，收费每学期400－600元，房租每月80－100元。老家的地请人种每亩150元，去年各种收费每人每年130元，外加37元的农业特产税。每月手机费80元。全家三口医疗开支800－1000元不等。村里40％的人出去打工，年青人几乎全部都出来了，去得最多的省份依次是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在此过程中，女青年外嫁只占10％，男青年外娶也只占10％。
四、反动的大陆媒体搞出来的反党独、统
一到上海就见到大家手读的报纸上爬满‘台独就是战争’这样的字样。总觉得我们的报纸或媒体在同样一种意义上讲其实都是十分反党的：我决不相信党的领导和党的台办领导会是这样短视、幼稚和愚蠢，会只有象白岩松和水均益这样一点智商，会说出这样的字眼。汪辜是多么充满中国人的智慧呀，他们这样的人去搞民主宪政，脑筋是绰绰有余，台海问题不光不会成为问题，而且完全是能够处理得很精彩的。
大陆的‘台独’恐慌，是自以为挟着党的权力去说话的媒体瞎鼓动出来的。这首先是一个媒体问题。从党的原则和立场来看，最近的大陆报纸和电视台都是极其反动和反党的－－毛泽东既控制人民日报但又几乎从来认为它是反动和反党的，没一天相信过它；我们也应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与现在的愚蠢的媒体作斗争。在中国新宪政的途中，高控下的媒体的幼稚和愚蠢是比执政党的独裁更可怕的障碍，会给我们的未来民主和现在执政的共产党带来灾难。记得刚下飞机，在火车上，听到了‘文革赵忠祥’方明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每日论坛’中以文革那时的口气振振有词着。使我感到绝望的不是其内容，而是这种口气本身。内容变了，这种口气依旧：我是对的，我的愚蠢也是对的，因为党或某种正义的力量是对的，所有的不良现象只要听了我的教导就可改正，因此而可以对社会的所有新问题掩耳盗铃，但在此同时，自己也象所批评的对象那样偷鸡摸狗着……这些挟党的教义做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蠢事的媒体主编和镜头版面bug们，他们比出卖耶稣的犹大和杀他的比拉特将军要可恶很多倍！
独和统只是个媒体问题。一个我们这个很市场化，也很资本主义，民主观念也相当普及的国家里的独裁、绝权的媒体去与一个已很民主的立法院的一些正在形成中的还未投票其实一眼看出就是为大选或什么作秀的立法院提案对峙，其荒唐局面不难设想：这个媒体就象一只气急败坏的狗一样地乱咬了一通还只是写在纸上的骨头，你说烦人不烦人？弄得我那因为听不懂普通话，从不看中央电视台，只看镇和县电视台的老父也来问我：这次怕真的要打了？
我回答：即使台湾先打了我们，也还是打不起来，我们是只想喊打过干瘾，是我们的政治压抑和政治坏良心的另途发泄。‘打’是一个愚蠢的字眼，只有愚蠢的媒体主编才肯这么没脑子地来喧染，而且都不知道这渲染是为什么目的。中宣部应追查他们。
中国的未来宪政民主，我看百分之七八十是个媒体障碍问题，不得不这样强调。各政党代表人口中的不同意见群展开争论，这是代议制民主之本质，在当代中国则表现为某个唯一的大党内的各种意见之间的争论代表人民间的这种种争论，党内的实际分岐和争论其实不亚于议会里的争论，只是摆平的方式独裁罢了。我观察的结论是，毛邓已不在了，独裁已表现为人民与党之间的当面对质不够直接，未能通过投票来做政策和决策。由于不‘直接’，这个党主观上要控制‘媒体’来实现和‘秀’这种直接，但这种媒体由于长期被控制、被种种不知道是谁的独裁下的来自自己也去里雾里的中宣 部的观点和立场，它实际上已不会说话了，一说就要么是‘我们要……’，‘让我们’，要么是‘抓抓抓’，‘打打打’，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它了。现在的悲剧 是，即使党和人民都民主了，这个媒体也无法让我们获得政治民主，控制媒体（而可控制的媒体其实也就不是媒体，而是造谣机构了）的人，既成了人民的罪人，也在成了党的罪人。必须先拿他们开刀。
在这个向度上说，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的民主成了这样一件非此即彼的事：A 独党制：人民的意见通过公正、健康的媒体（它可表现为地方议事会、报纸、电视台、人民来信、专家观察、营业性的民意调查机构等等）反映到党内不同主张的政治派别上，党内不同主张通过公正透明的媒体求诉于人民的支持；B 联党制：代表不同民意的党通过公正透明的媒体来向全国人民求诉其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民通过这样的媒体得到了关于如何治理国家、解决某个问题的多个版本，由某个执政党来选择执行。中国当代的最高政治独裁问题首先是一个媒体独裁问题，是媒体由于过度宣 传而失信于人民，使执政党恐惧于人民的沉默的问题。中央电视台之类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个严重的危机隐患，已是一颗会要它命的毒瘤。党有什么不测，一定是它的严密控制下的媒体害它的。
媒体本来是一种技术。但它不是我们的发明。所以我们用它用得很重，很暴力。这问题在电视中尤为突出。打开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任何我所说的广告电视台，第一感觉就是其拖沓。节目这么拖，你后面还想拖这么多广告，想得倒美。而这首先是是不是将坐在电视前的人当人的问题。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总是激怒我的问题，都不管你是什么内容。多剪几刀，在现有的内容上再多塞进三分之一的内容，将广大农民和中老年观众当作是很有脑子的老练的观看对手，这总是应该的吧。幸亏能偷外国的节目。除此之外，我的感觉是，所有制作的节目，都是一个长着漂亮脸蛋的姑娘傍到了大款的钱拍了MTV硬要给我们看。
媒体这种技术我们总用得很暴力。即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的镜头，好象也没弄好如何在镜头框里尊重人的身体人的脸和人的表情这件事，镜头和摄象师对人的身体的冷漠和残忍，使画面充满色情片里的粗暴和下流，将漂亮的女播YING和女主持当作了三级明星。猥亵！连第5 套节目的健美操教学节目，看上去也极是猥亵。媒体是金钱、欲望和权力交织最密最烈的地方，动不动会出几千万的贪污犯，每个人都想去里面捞一把的中央台，为其自身公关着想，也得有些掩饰。即使从执政党的价值观看去，这也是一个极其下流的电视台。
我在想，在我们这个还是挺假正经的国家里，还是得有一个正经的国家台。让现在的靠垄断卖了广告来发嗲的中央台在与别的台的竞争中自生自灭去，我们是否可以另成立个‘中国广播公司’，正真的公共电视台，是以educate 和 inform为目的？这事连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搞了，为什么不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搞？
五、盗版
五、六块钱一张可买到世界上所有好电影，因为是DVD，质量还统一地好。这是盗版。
但在我的祖国，哪一样新奇的东西不是盗版？从马克 思主义到我们现在急着要弄到手的一切？
盗版说到底是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翻译。首先是价格的翻译。我去买盗版电影，小生意人说这100部电影在西方只能顶买两部DVD或两个半录像带。这种国际贸易比价其实对我极不公平。DVD式的翻译帮我摆平了这种不公平，但它不合法。不过，小生意人租了房子，交了管理费，还在按揭住房，照资本主义意识，我这买了盗版，这是钱过了手，也是在为第三方在为人民作贡献。那么，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里设定的不公平？但在那一体系里以技术为借口设置的那么多对我们不利的政治经济学落差，所谓第一第三，发达和发展中，南和北，就一定是合理的？大家忘了没有，我家老邻居动手术本身的费用是二千六到四千五的标准收费，用药和辅助品和借口向她另收的八万，是怎么出来的？谁设的那一落差，谁得了好处？这一好处有多少是分流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西方大户的口袋里了？你想解释这一切？我劝你不要太自信，因为你很可能用的是一些盗版理论来解释这种政治－经济学事实。用盗版来的理论理论来解释盗版？我们盗的是盗版的西方，盗的是我们对西方的盗版？盗盗盗盗版？
看中国人的开车中国人的排队中国人的钻营，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泥鳅一样刁滑的人民，欧洲从朴素、天真的古希腊人那里套用的那一些传统，是很被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看破和奚落的。中国人会对古希腊、欧洲很投机很虚伪，热情几下，也只是想‘包’它一下，哪里会真的对它当真。真要西学为用时，也就只是想盗版它一下。
在浙江温岭和永康，你拿出任何最新型号的日本摩托车或数码摄象机设计，一个不怎么读过书的小伙子就可在一星期内将其盗版出来。他们和他们的消费者称其为组装。这个小伙子本可做拿破仑的，现在他只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马夫。而十个人里就会有一个拿破仑的。这就是世界－历史对中国的不公平，它只认头一遍，别的都只被看作盗版。现代中国也是盗版来的。广大爱国者眼中的‘中国’只在卡夫卡的《中国的长城》内和博尔赫斯的《中国的皇帝的地图》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列宁一定会看不起毛泽东他们搞的那种盗版革命，认为它不保真。
张艺谋们必须明白他的核心观众是看多了盗版的港台外国片的，正如中国的小说和诗歌作者必须明白核心读者是读多了港台外国作品的一样。学术里也充满盗版。本人也盗版。本人想争取学术盗版者之间的能促进竞争的基本公正，使学术盗版成为一个可被政治经济学式地观照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偷了人家的来蒙自己人的行为。但这看来也难。但不论如何，我们比盗版前更难对自己的事业下手了，以为是偷了人家几招，但越偷就越不会自己走路了。也许这早已是命。
偷了，欣赏到了，感觉崇高了，但自己更不会了。这是我们的艺术和学术盗版的后果。它起自洋务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盗版绝对是不好，但它也不是绝对地坏，这是邓小平主义的实质之一。
王怡和我和别的同志们常要谈到的中国未来民主宪政的原则取舍，也脱不了是个盗版问题。DVD式地本真的盗版使我们感到了某类制度的诱人和随时可到手，但我们越了解和欣赏这种制度，我们也就越眼高手低。手上的救国方略是精品都有一大堆，但在观念的坚定的操作的老练上，我们远不如我的出生地的农民兄弟们脚踏实地了。即使DVD式的民主盗版水平，也解决不了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问题了。教我如何不盗版？这是问题，也是我们的命运。记于2003年冬故乡之行，欲与王怡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作一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