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60～66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复印期号】200303
【 标 题】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作 者】周晓虹
【作者简介】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10093
【内容提要】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而它的断裂及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所谓“经典社会学”向“现代社会学”的转变）则与两次世界大战休戚相关。经典社会学不仅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赢得了话语权利，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延续至今的理论范式，对当时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了出色的回应。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经典社会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一方面，它的不同理论和理论家之间充满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它在论述社会变迁时又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在18和19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实证主义，既塑造了它的基本品质，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其健康发展。
【摘 要 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关 键 词】经典社会学/历史贡献/历史局限
【 正 文】
　　一
　　在西方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被称作“经典”(Classic)的这段时期始自19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具体说，止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其他文献中，我们论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诸种范式以及这个学科本身主要在欧洲的发展历程。[1]这样一种表述，其实触及了经典社会学理论及那些至今在西方社会学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发生的时空问题。具体说来，从时间上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及相关范式产生于1850年代到1920年代的70年间；从空间上说，欧洲是经典社会学主要的社会和知识土壤，而那时的美国只是它的影响波的最后一圈，或者用现代发展社会学的语言，它还处在社会学这个现代知识体系的边陲地带。
　　上述时空限定，决定了这样一些事件对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及其断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就社会学的出现而言，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2](P18)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3](P46)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不过，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4]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如果说社会学的产生受到导源于欧洲的两次大革命的深刻影响，那么经典社会学的断裂则是同样爆发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正是这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得社会学发展的时间延续被打断，或者说从经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而且也是战争使得社会学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空间上的大挪移：从欧洲转往美国，或者说在欧洲开始蜕变为这个知识体系的边陲或起码是半边陲时，美国开始成为它的中心。
　　1920年代以后，经典社会学在欧洲已经有了70余年的历史，它的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但为什么这时会发生历史延续上的中断和实践场域上的转移呢？
　　1987年，杰弗里·亚历山大为经典社会学的终结给出了比较充分的解释，结合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沿着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归纳出如下原因：(1)知识背景方面的问题。具体说来，在欧洲不存在使社会学理论获得合法化和具体化的强劲的经验研究传统。我们论述过，尽管在1920年代以前欧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经验研究的传统，但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最终结合是在美国实现的。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5](2)学科制度方面的障碍。欧洲的学术体制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那些名闻遐迩的经典大师们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3)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用亚历山大的话说，“这种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看作欧洲文明本身的危机”。[6](PP1-2)我们知道，欧洲的社会学尤其是从法国启蒙传统上发展出的占主流地位的实证社会学或社会事实范式，在相当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世俗工业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信念的鼓舞，但是欧洲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危机，尤其是作为危机之突出表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这种信念击得粉碎。最后，(4)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只是使经典社会学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重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这株饱受摧残的大树连根拔起。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包括迪尔凯姆和韦伯这样的思想大师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学家都难以在欧洲继续生存下去，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整建制地迁往美国就是这种说法的明证之一。但是，也同样是在上述各个领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为社会学的迁移做好了全部准备。
　　顺便说来，尽管在经典社会学家和后来的现代社会学家之间所作的划分看起来是人为的，但仔细分析起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界线。除了上述时空界线以外，同自芝加哥学派开始的以美国人为主的现代社会学家相比，判断所谓经典社会学家的标准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进行：
　　第一，以作为学科的社会学是否建立为标准。在经典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社会学还没有获得合法的学科地位，它的学科身份准确地说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为标志的。不过，尽管在时间上有某些重合，但因为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并没有对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生什么明显的影响，因此，从这时起到1920年代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仍然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所以他们仍然不能跨入现代社会学家之列。
　　第二，以是否获得职业社会学家的身份为标志。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不但难以获得真正的社会学家的身份，而且事实上他们本身也同时可能是甚至主要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这与现代时期社会学家的“专业化”恰成对照。在现代社会学家的眼中，“十九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学正在寻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可，以便能够进入学术圈。有些学者成功了，成为声名显赫的学者，诸如马克斯·韦伯、爱弥尔·迪尔凯姆和乔治·赫伯特·米德这样的知识获益者。有些学者，诸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学术圈之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另一些学者，像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学术共同体中遭遇了明显的歧视。还有一些学者，像卡尔·马克思，却从来不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或科学家，也从来没有成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或科学圈子的一部分。”[7](PP1-2)不过，能够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在获得学术体制所赋予的包括职位、薪水和声望在内的种种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经典社会学家所独有的五色斑斓的人生体验和学术经历。
　　第三，以社会学理论是否具有明显的国别性或地域性为尺度。在经典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但是地域的藩篱并没有被彻底打破。不但不同的学科之间，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交流和沟通的鸿沟。反映在经典社会学中，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及他们的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国别甚至地域色彩。比如，社会事实范式以法国人为代表，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以德国人为代表，社会行为范式则以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代表……但是进入现代以后，我们则看到这一景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成为所有传统的汇集地”。[8](P292)其实，这种社会学理论的国别或地域特点，也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对不同理论加以综合的理论企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单就论述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来说，了解其产生背景以及对其产生和断裂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事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按照米尔斯或科塞的观点，无论是贡献还是局限，或是由贡献和局限构成的对后世的影响，其实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与体验的人，对自己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做出的某种反应而已。[9]
　　二
　　每一个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都会意识到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和帕雷托起延续至今的知识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可能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为此，了解并掌握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精髓，是每一个后来者将这一知识体系延续下去的前提条件。从这样的立场和前提出发，我们能够发现，经典社会学家起码在以下诸方面为这一学科乃至这一学科所关注的人类社会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首先，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作了最初的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铺垫。我们在本文开头及注释[1]中提及的其他著述中，已经通过对诸多经典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阐释，论述了在1850年代左右，这个现在被称作“社会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脱颖而出的。我们都了解，孔德的sociologie/sociology为这门新生的社会科学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名称，但是社会学绝不是孔德一个人的智力游戏的结果，它是那个时代无数思考人性与社会秩序及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变动境况的睿智者共同的精神产儿；而今天已经成为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的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不过是这份遗产的一种自然延续。
　　其次，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他们对社会生活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得我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些大师们的智力阴影之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自孔德以来的全部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种主要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它们的建构基础如下图所示，是宏观—微观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尽管范式的概念并不始于经典时代，它是在社会学诞生100多年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有关科学及科学革命的话语形式，但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却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述四种社会学范式的基本构架，它们的逻辑起点、基本假设、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甚至包括研究范例，在经典时代就已经大致成形。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以及帕雷托，这些社会学大师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犀利的洞察力，为后来者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至今为止，我们还生活在或倒挂在由他们的思维及思维之果编织的意义之网中。
　　附图
　　图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再次，经典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他们所由以出发的逻辑起点，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切入，尤其是他们对社会生活所作的那些精彩论述，不仅直接孕育了美国社会学，而且至今都是所谓现代社会学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虽然上述社会学大师们已经远离我们，但他们生前所作的每一个论述，包括成形的与未成形的，至今还在激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典社会学之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通过我们对经典的再解读，为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样的例证俯拾即是。比如，今天流行的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就导源于经典大师们尤其是韦伯和齐美尔的感悟，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主题（注：Cf.Hennis,W.,Max Weber:Essays in Reconstruction,London:Allen & Unwin,1988,pp.92-102;Frisby,David,"Georg Simmel:First Sociologist of Modernity",in Frisby,D.(ed.),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London:Routledge,1994,pp.325-349.事实上，除了韦伯和齐美尔以外，像马克思和迪尔凯姆这样的经典社会学家也一样十分关注现代性及其后果。所以吉登斯会肯定地说，“社会学的经典的缔造者们都极为重视现代性……”（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而瑞泽尔也认为，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这四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都是在现代性出现和逐渐占优的关键时期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他们四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进展，而他们的著作中最有生气的内容也是对由现代世界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的批评”(Ritzer,G.,Sociological Theory,Forth Edition,New York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6,p.565)。）；再比如，像瑞泽尔这样的现代社会学家，也没有忘记从韦伯对理性化和科层制的分析中寻找当代美国社会“麦当劳化”的缘由，在他眼中现在遍布美国和全球各地的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典型地体现了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10]
　　最后，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自利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社会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11](PP6-7)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经典社会学家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文明危机所做出的回应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尽管后来者常常忽视这种天才的预见。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经典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对专制将为民主所取代抱以信任的态度，但也有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经典大师以路易·波拿巴为例，预测到专制主义在现代重演的可能性。[12]回想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专制主义及其后果，我们在为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天才叹为观止的同时，不同样要为人类对这些预测的无视而扼腕吗？进一步，如果我们的议论是正确的，那么，经典社会学家对人类危机做出的回应在当代起码还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或国家来说，100年前经典社会学家们对当时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应该具有同样的警世作用。其二，如果真如卡林斯库和斯马特所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后现代与现代之争，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人类所遭遇的经典与现代之争的一次重演；[13]或者说，今天的后现代危机与当年的现代危机一样，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世纪末症候”，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从经典大师们的洞悉中获得理解的阶梯呢？
　　三
　　尽管我们关于经典时代社会学大师的贡献的论述算不上挂一漏万，但也远远称不上全面详尽。因为篇幅所限，同样也因为资料不足和功力不逮，我们只能从最主要的那些方面入手，指出经典大师及其理论对社会学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有哪些影响与贡献。接下来，与这种贡献相对应的另一个话题是经典大师们有哪些局限。这尽管是一个常规性的话题，但却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同样囿于篇幅，这里我们无法论及他们因个体的人格和生活境况以及个人的学养和视野造成的各种局限，我们仅能就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整体状况入手，对经典社会学家及其理论的局限作一个大致的交代。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呈现出多元范式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经典时期各种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有关，也与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相互敌视甚至攻讦有关，而这正是经典社会学家的局限之一。
　　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这是因为在经典时代不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并经过整合的社会理论，甚至也不可能产生将不同理论加以整合的欲图。从客观的条件上说，工业社会的历史很短，因此人们对这部“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语）的了解程度还不高，加之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的限制，在最初的社会学家中间还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科学家共同体，这在相当的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整合以及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不过，客观因素还不能对这种局限负全部责任，造成这种局限的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方面说，经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们本身就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制造者，有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刻意制造这种矛盾和对立，并对与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家交手乐此不疲。比如，人所周知，经典社会学家之间的论战首先发生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几乎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将他们的主要论敌锁定为马克思。但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一方面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雷托和曼海姆在内都将马克思视为自己的论敌，另一方面在经典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却出现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家地位的有意回避。直至1950年代米尔斯和休斯等人才指出马克思是“20世纪社会思想的助产婆”。[14](P74)
　　矛盾和对立并非只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之间。众所周知，在滕尼斯和迪尔凯姆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论战：迪尔凯姆对滕尼斯将“社区”(Gemeinschaft)解释为有机的共同体，“社会”(Gesellschaft)解释为机械的共同体大为不满，他认为没有理由将第二种社会形态视为人为的、机械的；而滕尼斯则反讽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整个是“斯宾塞社会学的翻版”。[15](P34)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迪尔凯姆和韦伯之间：迪尔凯姆只有一次在有关德国第一次社会学会的简讯上提到过韦伯，[16](PP387-584)而韦伯则从来没有提到过迪尔凯姆，尽管那时的迪尔凯姆已经是誉满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17]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直接影响到经典社会学的发展和传播。比如，尽管在法国迪尔凯姆如日中天，他在美国的影响则远远不如其宿敌塔德，原因只是在于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都是塔德的心理还原主义的积极拥戴者。
　　经典社会学家的另一个局限，是他们在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时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而他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又往往是二元对立的。造成这一局限的原因，和我们一再论述的社会学的出现背景密切相关。我们不断地提及，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如吉登斯所说是与“现代性”共生的现象。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不同的学者有过不同的论述。对一个社会而言，有人认为，现代性可以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可以表现为非生命能源的应用在全部能源中占有较高的比例；[18](P13)也可以表现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等”。[19](P19)而对个体或生存于一个社会中由个体组成的人群共同体而言，现代性既可以表现为他或他们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19](P424)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述被称为“现代性”的诸多方面不一定都已全面展现出来，但它体现出的某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和生活感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体验到，社会生活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那些变化。
　　无论是社会生活中的急剧变化的影响使然，还是将学术作为志业的责任感使然，十分自然的是，经典社会学家们都会对这种变化做出自己的反应，都会开始思考变化后面的基本动因。比如，对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动力的理解，在迪尔凯姆那里是由复杂的劳动分工所孕育的工业主义，在韦伯那里则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先前不一样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所以几乎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家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将基本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传统—现代”两种理想类型。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后来直接塑造了帕森斯之后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的基本假设却无非是：(1)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代表“传统”和“现代”，反正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云水之别；(2)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旧有价值观念式微的基础上的；(3)由此，用丹尼尔·勒纳的话来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相互对立、性质不同的社会系统，而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20]这种简单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单线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变动世界的理解和误解。
　　经典社会学的第三个局限，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18和19世纪科学革命的进步相关的。正是这种进步，形成了后来既塑造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品质，又影响到其健康发展的实证主义精神。尽管我们将社会学的主要范式划分为社会事实、社会行为、社会释义和社会批判等四种，但同时必须指出，一方面后来真正左右现代社会学的是秉承实证主义精神的社会事实范式，另一方面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社会行为范式其实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年轻的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实证社会学将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和价值中立学说奉为圭臬。具体说来，有相当一部分经典社会学家认为：(1)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因此可以也应该仿效自然科学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类似自然科学的精密学科；(2)他们同时认为，社会像自然界一样，是受某种客观规律支配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并可以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某些具有广泛的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据此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盲目相信社会科学应该也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消除主观偏见，以价值中立及文化中立为原则，客观地、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21](P438,101)
　　科学统一观、决定论原则和价值中立观，对社会学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们对经典时代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在实证主义精神笼罩下的这些原则，显然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具体说来，科学统一观不仅混淆了个别化的社会现象和普遍化的自然现象，忽视了行动者个人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而且因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君临天下的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学的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韦伯等人的理解社会学的忽视；决定论原则则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将人视为由“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操纵的工具，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人只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政治就是毫无价值的活动了。政治是因为未来尚未肯定，某些人能够创造未来才成为人类的一种高尚活动的”；[22](P544)最后，价值中立原则使人极易忽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背景及个人爱好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从而大大放松了对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影响的警觉。尽管实证主义的诸种消极影响在经典时代尚没有体现得十分充分，但后来在现代社会学中表现出的那些实证主义的偏颇，已经蕴含在从孔德到迪尔凯姆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预设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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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江海学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202
【原刊页号】94～99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复印期号】200208
【 标 题】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
【 作 者】周晓虹
【作者简介】周晓虹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经典社会学产生于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背景决定了主要的经典社会学家都以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对社会形态作两分式的分类。作者认为，这一特点形成了经典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基本分析范式。这种分析范式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基本主题，又孕育了它的先天不足。
【摘 要 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关 键 词】理想类型/经典社会学/分析范式
【 正 文】
　　在有关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方面，近年来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吉登斯提出的。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鼓吹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或者说社会学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其目的就在研究现代性及其后果（注：Giddens,A.,Sociology,New York:Norton,1988.）。尽管这种说法的流行是最近20～30年间的事，但我们如果审视经典社会学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在19世纪，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学先驱”的思想家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社会形态的到来。比如，圣西门就首先创用了今天已经十分流行的“工业社会”的概念（注：Lukes,S.,"Saint-Simon(1760-1825)",in Donini A., & Novack,J.(ed.),Origins and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y,Chicago:Nelson Hall,1982,pp.58～59.）；而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也大多将“断裂”前后的社会形态分为名称各异的两种类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曼恩那里被称之为“身份社会—契约社会”，在斯宾塞那里为“尚武社会—工业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为“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滕尼斯那里为“社区—社会”，在托克维尔那里为“贵族制—民主制”，在迪尔凯姆那里为“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在韦伯那里为“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在库利那里为“首属群体—次属群体”，在索罗金那里为“亲密关系—契约关系”……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是有许多社会学家仍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将社会作类似的类型学划分：如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贝克尔的“神圣社会—世俗社会”，以及费孝通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学是现代性出现的结果之一，那么上述经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形态的两分概念的提出，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最初探讨，因为它最早触及了社会形态的这种“断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如上所述，尽管不同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形态的探讨使用的概念不同，但我们都能够发见其中蕴含有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分析范式。为此，我们首先从韦伯的“理想类型”入手，再讨论经典社会学家有关社会的分析范式，及其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一
　　理想类型(ideal types)是韦伯为了克服德国人文主义和历史学派过度个体化和特殊化倾向而提出的一种概念工具。“理想类型”的概念最初出现于韦伯1904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以后他又在包括《经济与社会》在内的诸多著述中进一步讨论过这一概念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般说来，在韦伯那里，“理想类型”的概念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理想类型是研究者思维的一种主观建构，因此，它既源于现实社会，又不等同于现实社会。"ideal types"既可以被译成“理想类型”，也可以被译成“理念类型”。这两种译法实际上正好揭示了这一概念的两个面向：其一，这种类型存在于人的观念中而不是现实中，因此它是一种理念；其二，这种类型所以能够称之为“理想的”，是因为它代表的某种或某类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典型，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只能与之近似，不会同其完全一致。所以，韦伯强调，“就其概念的纯洁性来说，这种精神建构不可能通过经验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种‘乌托邦’(utopia)”（注：Weber,M.,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he Free Press,1949,p.90.）。(2)理想类型尽管是一种主观建构，但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它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一种“时代兴趣”（注：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因此它也就体现着某个时代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和规则。“这种理想的类型化的概念将有助于发展我们在研究中的推论技巧：它不是‘假设’，但能够为假设的建构提供指导；它不是现实的一种描述，但却欲图为这种描述提供一种明确的表达手段。”（注：Weber,M.,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he Free Press,1949,p.90.）(3)理想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它并没有概括也不欲图概括现实事物的所有特征，它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单向侧重概括了事物的一组或某种特征。用韦伯的话来说，“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单向(one-sided)突出事物的一点或几点，通过对大量弥散的、孤立的、时隐时现的具体的个别现象的综合形成的……”（注：Weber,M.,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he Free Press,1949,p.90.）。正惟其如此，理想类型为比较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具有共性的现象提供了可能。(4)理想类型的概念也充分体现了韦伯对价值的看法。一方面，他并没有无视行动者的价值观，比如，在有关政治社会学的论述中，他划分出了有关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但另一方面，他鲜明地强调，“我们所谓的理想类型……和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系，除了纯逻辑上的完善外，它与任何形式的完美毫不相干。”（注：Weber,M.,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he Free Pr-ess,1949,pp.98～99.）换句话说，理想类型就价值而言是中立的。(5)最后，如阿隆所说，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与社会和现代科学的特点，即理性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种种理想类型的建立，表明各门学科都在努力寻找物质的内在合理性，并以某种半成型的物质为基础建立这种合理性，使物质为人们所理解。”（注：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页。）
　　尽管韦伯的理想类型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但是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承认，这是他广为人知的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之一。（注：CF.Freu-nd,Julien,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New Yorkantheon Books,1968,pp.59～70;Hekman,S.,Weber,the ldeal Type,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6,p.38.）确实，理想类型的提出不仅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内在的逻辑结构，使得人们对不同社会现象的比较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大大缓和了实证主义提倡的普遍化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信奉的特殊化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一解决途径在当时缩小了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分歧，而现在则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共存提供了某种可能。
　　韦伯不仅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各种类型的“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中世纪经济”、“科层制”以及“感召权威”、“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等。单就有关社会类型的议题而言，韦伯一样使用了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有时，韦伯借用我们后面将要仔细论及的滕尼斯的“社区”（共同体）和“社会”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但在多数情况下，韦伯还是使用自己的“宗法传统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来标示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无论韦伯使用的具体概念类型是什么，他对两种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都借用了“理性化”作为两者间的分野。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明确写道：“不论在个别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在某种理想类型中，如果社会行动是以团结感为基础的（这是参与者的情感或传统连接的结果），社会关系就会社会化。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社会化则是利益一致和权衡的结果，它是由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便利因素决定的。”（注：Weber,M.,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p.91.）纵观韦伯一生的研究能够发见，他通过对宗教、法律、政治、城市化、音乐和艺术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科层制度和理性化进程的分析，论述了封建宗法经济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取得的必然性，而这一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近代发展史。
　　 二
　　尽管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出现于1904年，但在此之前就有许多经典大师尝试着以类似的概念分析框架来描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间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韦伯的理想类型表现出的不过是当时社会理论领域流行的一种分析范式。
　　最早以两分式的理想类型方式分析社会进程的学者，是英国19世纪的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1822～1888年）。1885年，在《自然法》一书中，曼恩提出了他的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某个方面是始终如一的。通过这一运动过程，对家庭依赖的逐步解除和个人责任的不断增长将社会作出区分。作为民法研究的一个单位，个人稳步地替代了家庭。这种进步已经以不同的速率实现……正是契约，从一个历史的终点起步，从所有的个人关系都归结为家庭关系的这样一种社会状况起步，我们似乎已经稳步地迈向所有这些关系都产生于个人间自由协商的社会秩序的阶段。……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注：Tonnies,F.,Community and Soci-ety,New Brunswickransaction Books,1988,p.182.）
　　我们开篇已经表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说在“现代性”出现的转折阶段，社会科学历史上，通过建立自己的两分法的理想类型来分析社会、标明新社会性质的大有人在。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着重论述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和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对理想类型。这种选择性论述的基础不仅在于他们提出的理想类型的影响，更在于它们相互间的差异向我们提供了进行比较的可能。
　　1887年，滕尼斯在同名著作中提出了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这样一对概念。尽管英语世界现在通常将其译为"Community"和"Society"，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滕尼斯社会学的那两个关键概念，尚处在未翻译的状态，因为将它们翻译成'Community'和'Society'仍然带有模糊不定的意味”（注：Cahnman,Wemer J.,W.J.,Ferdinand Tonnies:A New E-valuation,Leiden:E.J.Brill,1973,p.28.）；在汉语世界，最早吴文藻主张译成“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后来有人译成“公社与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与联合体”，更多的人则根据英文的译法译成“社区与社会”。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最先将英文"Community"成功地翻译成“社区”的费孝通，在这里却没有遵循英语世界的译法。他将这对概念，传神地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页。）
　　无论这对理想类型应该如何翻译，滕尼斯和曼恩一样，希望能够用社区—社会这样一对概念，来描述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共同生活，或者说建立一种从社区到社会的以变迁为主题的社会学。按滕尼斯的观点：“所有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就像我们揭示的那样，可以被理解成社区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是公共的，它是世界本身。”（注：T-onnies,F.,Community and Society,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8,p.33.）具体说来，社区是在情感、依恋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在滕尼斯那里社区的主要形式包括“(1)亲属关系；(2)邻里；(3)友谊关系”等等；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
　　在具体论述社区和社会的这些特征及相互间的区别之前，滕尼斯就写道：“社区是古老的；社会，无论其名称，还是其现象本身都是崭新的。……对乡村生活的所有称颂都表明，社区在那里是强大的，更富于活力的；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与社区相对应，社会是短暂的、表面化的。据此，社区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是一种人造物。”（注：Tonnies,F.,Commun-ity and Society,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8,pp.34～35.）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滕尼斯意识到了人类社会从社区发展到社会的必然性，但对这个无法忘怀家乡的田园生活的社会学家来说，更真实可感也更富有人情味的，仍然是那个Gemeinschaft。
　　滕尼斯的社区—社会的理想类型有这样三种基本的特征：(1)社区—社会的理想类型在性质上具有历史哲学的特征，它欲图揭示欧洲社会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发生的一系列变迁过程；(2)社区—社会的理想类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它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种社会价值的不可避免的坍塌，并且欲图证明缺乏社区精神就无法维系任何社会关系；(3)社区—社会理想类型又具有理论的性质，“因为它欲图为分析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提供一种普遍的概念”。（注：Szacki,J.,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9,pp.344～345.）
　　滕尼斯的社区—社会的理想类型自提出以来，一直引起了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从整个西方社会学的角度说，社区—社会的概念在人类社会研究的类型学传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我们这里的论述而言，它则直接引发了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这同样是社会学历史上分析社会类型时一对著名的理想类型。
　　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的那些不发达的社会的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通过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诸多个体凝结为一个整体。用迪尔凯姆的话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团结“来源于相似性，它将个人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注：D-urkheim,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33,p.106.）。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们的经历、活动、生活方式都十分相同，他们对集体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每个人的个性都被湮没在对集体的遵从之中，并且具有一致的宗教和道德倾向。迪尔凯姆所以将这种团结类型称之为“机械的”，是因为由此联结成的社会实际上就像无机物的类聚一样，它的分子都是类似的，而联结方式是机械的。
　　与机械团结不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是由发达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另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的典型就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联结形式下，由于分工导致的专门化，增强了个体间的相互依赖。一方面，分工越是细致，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依赖就越是深入；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行动越是专门化，个性就越鲜明，就越是能够摆脱集体意识的束缚。就像迪尔凯姆所言：“正是分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原先由共同意识承担的角色。”（注：Durkheim,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33,p.173.）
　　我们能够发现，像那时的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在迪尔凯姆的社会结构的理念类型论述中，还是隐含着一种有关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可以发现，和韦伯、滕尼斯等诸多社会学家一样，迪尔凯姆的理论出发点也是由工业革命的迅速扩展而导致的分工的专门化以及科层制的出现。不过，和滕尼斯这样的怀旧主义者不同，在迪尔凯姆那里，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正在出现。还是在《社会分工论》中，迪尔凯姆写道：“由劳动分工导致的团结迥然不同。如果说前一种团结预示着个人的相似性，那么这种团结则以异质性为基础。前一种团结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个人的人格被吸纳到了集体人格中去了；而后一种团结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行动范围，也就是说都有了自己的人格。这样，十分必要的是，集体意识为个人意识留出了一方天地，使它无法规定的功能得以确立。这种空间扩展得越广，由这种团结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实际上，一方面，劳动越是分化，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强；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活动越是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社会已经赋予我们的创造力以更多的空间。因此，在这里整体的个性和部分的个性获得了同步发展。社会能够更加有效地采取集体行动，同时，它的每一部分也都能够自由地行动。这种团结与我们在高等动物身上看到的团结何其相似！”（注：Durkheim,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33,p.131.）
　　如果将滕尼斯的社区—社会和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相比，我们能够发现，尽管这两对理想类型都描绘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但两者之间还是有这样一些鲜明的区别：(1)在滕尼斯那里，社会变迁的动力是意志，这种人类的内在动力（与社区向社会的转变相对应的，是自然意志向理性意志的转变）；而在迪尔凯姆那里，动力则是分工和制裁这类外部因素的变化。因此，查曼认为，尽管迪尔凯姆的理想类型源于滕尼斯的启发，但不能认为两者间是完全对应的，只是顺序颠倒了一下。比如，“机械团结指的是社会制约的外部因素，而社区则导源于本质意志（即自然意志）的内在现实。而有机团结和社会之间的裂隙则更是宛若鸿沟。”（注：Cahnman,Wemer J.,W.J.,Ferdina-nd Tonnies:A New Evaluation,Leiden:E.J.Brill,1973,pp.239～240.）(2)与滕尼斯对传统社会（社区）田园牧歌般的怀念不同，迪尔凯姆清楚地意识到了有机团结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种被吉登斯称作为“现代性”的东西正是社会学出现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三
　　围绕经典社会学的出现背景，大多学者的分析都十分一致。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注：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我们已经提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注：Giddens,A.,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 Pr.Ltd.,1982,P.46.）因此，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注：1998年，美国社会学家巴特也以与我们十分类似的口吻说道：“应该牢记的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最初浮现，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跃升的一种反应”。参见：Baert,Patrick,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204.）
　　考虑到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出现的背景，我们能够理解，滕尼斯的社区—社会和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虽然都是经典社会学家主观建构的概念，但它们并不是凭空虚构的。这两对理想类型以及其他我们提及但未加论述的有关社会形态的种种理想类型，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经典社会学家以理论结构的形式，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断裂”表现出的一种“时代兴趣”。在相当的程度上，它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基本主题，同时又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的一般分析范式，或者说，它就是经典社会学理论本身。
　　正是因为经典社会学家解释社会形态时普遍借助上述二元论的理想类型，它赋予新生的社会学以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也形成了它后来的先天不足。认真解读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到当代为止的所有大师们的社会思想，能够发现19世纪之前的社会思想和此后的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早期的社会思想探讨的是人性与社会秩序的普遍关系，而社会学思想关注的则是工业社会，或因工业社会的到来而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巨变。虽然“社会学”(sociologie/sociology)一词最初的创用者是孔德，但我们能够发现在他之前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先哲，和他之后被称为经典大师的那些人，无一不以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探讨主题：在孔德之前，英格兰的弗格森撰写的《市民社会史文集》(1767)关注的就是“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原因”；（注：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而圣西门不仅创用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且预示了在工业社会的推进过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倾向。在孔德之后，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都意识到了由社会进程的断裂和现代性的出现带来的变迁，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议题；而马克思则干脆欲图通过阶级斗争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变迁。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程的这种“断裂”，因其造成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塌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引发了社会和文明的危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是对这一危机或文明的“断裂”作出的一种回应。十分自然的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认识不同、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经历不同，不同的社会学家作出反应的方式也就不同：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与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用韦伯自己的话来说，“今天，我们已经目睹无所不在的科层制化和理性化正在降临，想想它们的后果吧。现在……在所有以现代方式运作的经济组织中，理性的预测在任何阶段上都已十分明显。由此，每个劳动者的行动都可以数量化的方式加以测量，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且，一旦他意识到这点，就会努力成为一个更大一点的齿轮。”（注：Quoted in Coser,L.,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Ideal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econd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7,p.231.）其实，无论经典社会学家是以乐观还是以悲观的心态，来对待因传统社会秩序的“塌陷”而造成的这种社会形态的改变，他们的分析社会的理想类型都是这种“断裂”的必然反应。
　　最后，既然经典社会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文明的产儿，这一背景也就必然会给它留下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局限：即经典社会学家们在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力时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而他们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受其使用的理想类型的影响又往往是二元对立的。显然，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序上改变了原先田园诗般的那个变化缓慢的世界，使之在诸多方面与先前的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被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诸多方面尚未全面展现出来，但它体现出的某种征兆和趋向，足以使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经典社会学家体验到社会生活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那些变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自然就会将变化前后的两个社会形态视为是截然相反的，或根本对立的。
　　无论是社会生活中的急剧变化的影响使然，还是将学术作为志业的责任感使然，同样十分自然地是，经典社会学家们都会对这种变化做出自己的反应，都会开始思考变化后面的基本动因。比如，对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动力的理解，在迪尔凯姆那里是由复杂的劳动分工所孕育的工业主义，在韦伯那里则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先前不一样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所以才会使经典社会学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将基本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传统—现代”两种理想类型。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后来直接塑造了帕森斯之后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的基本假设却无非是：(1)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代表“传统”和“现代”，反正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云水之别；(2)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旧有价值观念式微的基础上的；(3)由此，用丹尼尔·勒纳的话来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相互对立、性质不同的社会系统，而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注：Ler-ner,D.,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in the Middle East,Glencoe,Ili.:Free Press,1958.）这种简单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单线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变动世界的理解和误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盛行了100多年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两分法，正在受到各种新兴的社会理论的批判与挑战。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05
【原刊页号】33～45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复印期号】200212
【 标 题】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及整合的可能性
【 作 者】周晓红
【作者简介】周晓红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 要 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 正 文】
　　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中，无数社会学家提出了难以计数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秩序的各种假设。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相互对立和冲突的理论。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学的历史起码是J.萨基所说的社会学思想史(Szacki,1979)，本身就是一部理论流派蜂拥叠出的历史。社会学理论领域中这种港汊纵横的状况，使得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及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变得扑朔迷离，也使得我们对社会本质的把握变得更加困难。而要提升社会学的理论品质，了解社会学理论的历史遗产和未来走向，就有必要对这些理论予以程度不同的分门别类和概括综合，了解不同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特点，比较其相互间的异同，并探讨理论整合的可能性。
　　 一、社会学理论及其多元范式
　　为了更好地把握各种假设不同、观点各异的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人们就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划分这些迥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理论。纵观以往出版的各类社会学理论或历史著作，能够发现以下三种流行的划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模式。
　　第一种也是较早开始在社会学领域内流行的分类方法是“学派归纳”方法。它的分类依据是社会学家在阐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关问题时所持观点的相近性。早在1928年，俄裔美国社会学家P.索罗金就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划分为“机械论学派”、“地理学派”、“生物学学派”、“生物—社会学派”、“生物—心理学学派”、“社会学学派”、“心理学派”和“心理—社会学学派”等诸种(Sorokin,1928)。1960年，马丁代尔在《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和类型》一书中，将此前流行的全部社会学理论分为实证主义的有机论、冲突理论、形式学派、社会行为主义和社会学功能主义五大学派(Martindale,1960)。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确信在社会学领域中，“没有任何理论在严密性、精确性和确定性上足够充分，以构造一个抽象概念和定律的范式……如果非要用这个概念，那么社会学充其量也不过处在前范式阶段”（特纳，1987:37），乔纳森·H.特纳也依旧采取我们所称的“学派归纳”方法，将社会学领域的理论流派分为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以及结构理论。与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抽象层次不高的观点相反，罗伯特·默顿认为，以往的社会学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在追求宏大叙事，而如果每一位“具有克里斯玛气质的社会学家”都力求发展出一种宏大理论，“那这种实践就只能使社会学巴尔干化，每块地盘都有其自己的理论体系统辖”(Merton,1968:51)，（注：在这里，默顿用“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一词指将一地区或领域分为若干小地区或小领域的现象，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所作所为。）为此，默顿提出了著名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他也按这一理论对当时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学派归纳。
　　第二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方法。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现存社会学理论的作法，直接受惠于马克斯·韦伯及其“理想类型”的概念。不过，就像韦伯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种类型所以是“理想的”，说明它代表的只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大凡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社会学家也都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这种极端的类型是不存在的”(Poloma,1979:2)，它只是我们为了方便地把握不同的理论及其区别而作的一种抽象。
　　在这种“理想类型”方法的指导之下，不同的社会学家尝试着对各种社会学理论做出自己的划分。1966年，维廉·卡顿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泛灵论社会学”和“自然主义社会学”两大类(Catton,1966)。1974年，马丁代尔将自己1960年提出的五种社会学理论进一步概括为“人文主义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Martindale,1974)。1976年，吉登斯提出可以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Giddens,1976)。仅仅几年以后，玛格丽特·波洛玛就将上述看法集中在一起，认为社会学及其理论可以划分为“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的”或“解释性的”社会学(Poloma,1979)。其实，在使用“理想类型”或与之类似的方法时，另一种划分方式同样十分常见，即将社会学及其理论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型。1971年，弗雷德·卡茨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将社会学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型，并从结构、模式和具体化三个层面对社会学理论作了论述(F.Katz,1971)。
　　第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论范式”方法。这一方法的产生同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直接相关。按库恩的说法，科学不是按进化的方式发展的，它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革命的方式实现的。在解释这种革命的过程时，库恩使用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Kuhn,1970:175)。比如，蕴含在牛顿物理学中的世界观构成一个范式，而蕴含在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的世界观则属于另一个范式。由此，库恩将科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在前一个时期，科学的一致性很高，科学家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将自己学科流行的范式视为真实的和正当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如经典力学向量子力学的转变时期，旧范式的一致性消失了，但在经历革命之后，新范式的一致性很快又会建立起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对库恩理论的借用是有改进或偏离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改进在：(1)在库恩那里，相互竞争和对立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在这里，科学革命被视为是科学非连续性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在插曲中，一个旧范式被整个地或部分地为另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或者说“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Kuhn,1970:92、98)。但是，社会学家们基本上都认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比如，约翰逊就令人信服地证实，面对不同的范式，“如果我们不参加这种争论，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实质性的分析和它们的含义，就会发现一种高得多的意见一致程度”（约翰逊，1988:68-69）。(2)为了使范式的概念能够在社会学中更为灵活的使用，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范式”概念。比如，“范式”既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不同学科，如社会学和心理学；也可以用来代表某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如18世纪时的物理学和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还可以用来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如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在同一时期就有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和霍妮等不同范式。瑞泽尔认为，在这三个层面的范式变式中，最后一种是最为普遍也最为有效的。由此，“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范式是一科学领域内获得最广泛共识的单位，我们可以用其来区分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或亚共同体。它能够将存在于某一科学中的不同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加以归纳、定义并相互联系起来”(Ritzer,1975:7)。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社会学家沿着库恩的思路提出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1975年，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社会学：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一书中，明确将社会学中各种流行的理论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不同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它们在范例、主题意象、方法和理论上都各有不同(Ritzer,1975,1996)。由于这种划分既与人们在学理上的常规认识一致，也与社会学中的现实相仿，因此提出以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同，并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一种新的分类“范式”。但是，认真检视这一分类模式能够发现，其弱点之一在于，尽管瑞泽尔也将马克思列入经典社会学家的讨论之中，但他忽视了由马克思开创，而后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推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具有成为社会学范式的基本资质。不错，马克思像其他社会学大师一样对社会生活的冲突本质作过出色的分析，并因此堪称“社会冲突理论”或瑞泽尔划分的“社会事实范式”的开创者之一；但是，如果因此将自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及后来的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取向，都纳入社会冲突理论则多有不妥。因为，瑞泽尔的分类基础是不同理论在有关社会现实的性质的基本假设方面的差异，而社会批判流派恰恰在这方面显示了与上述三大范式的区别：即它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受黑格尔的影响，这一取向或范式的社会理论家们都认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对现实的否定或批判之中。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思想本质上就是我们对当前事物的否定”(Marcuse,1941:vii)。
　　将社会批判作为一种社会学范式的构想并不始于我们上述所言。其实，早在瑞泽尔之前，哈贝马斯就在《知识和人类旨趣》（1968年）一书中提出过一种与瑞泽尔略有不同的社会学范式构想。基于实践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有三种基本的构成要素，即劳动、互动（沟通）和权力（支配）。与此对应，形成技术的、实践的和解放的三种基本旨趣；进一步，再发展出三种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知识，历史—解释性知识，批判的知识(J.Habermas,1968)。显然，在这里，经验—分析的知识类似于社会事实范式，历史—解释的知识类似于社会释义范式，而批判的知识即社会批判范式。如此，在瑞泽尔和哈贝马斯之间，差异不在前两者，而在于瑞泽尔强调了社会行为范式，而哈贝马斯强调了社会批判范式。这种差异，以及瑞泽尔和哈贝马斯两种范式类型各自的合理性，为我们提出新的范式分类模式提供了基础。
　　 二、四种主要理论范式及其沿革
　　图1是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拟定的用来说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的图示。这种范式的建构基础是互为交织的两对理想类型：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不过，和一般的二元论者不同，我们并不将这两对理想类型中的任何一对视为相互对立或相互拒斥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宏观和微观、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视为两对既有一定的区隔、同时又互为过渡的“连续统”(continuum)。（注：法国社会学家G.古尔维奇就提出过类似的“连续统”的思想。他认为，在微观和宏观这一对连续统之间，依次序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互动”、“群体”、“组织”、“社会”和“世界体系”等单位，正是它们组成了从微观向宏观的过渡(Gurvitch,1964)。）进一步，由这两对理想类型可以获得四种理论范式。
　　与宏观—微观的理想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本看法。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宏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秩序是制约人性或人类行为的突生(emergent)现实；而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微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则认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是人性的“复述”，或者说是由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与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理想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们研究人性与社会秩序时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径。主张自然主义方法的学者，将社会事实或人的行为视为物，因此在他们眼中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为此，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将物理学或生物学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有的力求将自然科学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着某种客观的规律支配的。最后，主张人文主义的学者，则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现实或社会秩序视为是由人的有意义的行为建构起来的。
　　附图
　　图1.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我们首先来论述社会事实范式。这一范式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这两种西方社会学中最为主流的理论派别。显然，尽管这两种理论在解释社会结构之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比如，与社会释义范式相反，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前者着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着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
　　社会事实范式在整个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承认，社会事实范式尤其是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自社会学经典时代以来一直在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中占有主流社会学的位置，以致这一范式一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名词。比如，科林斯就将其称为“社会学的核心传统”，“是社会学最初的和最不平凡的思想集成”(Collins,1994:181)。确实，如果其他诸种社会学范式能够被称为“低度发展社会学”的话，社会事实范式则是“发达社会学”，而这种状况主要与孔德倡导实证主义，涂尔干在社会学中推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并赢得后来者尤其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家帕森斯、默顿的呼应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及其他经典理论家的冲突论思想引起米尔斯、达伦道夫、科塞和科林斯等英美社会学家的关注有关。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问题是，以实证主义为圭臬的实证社会学或社会事实范式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具体说，在法国社会学传统中衍生出的实证社会学或结构功能主义秉承了孟德斯鸠和圣西门的传统，尤其是受到保守派思想家伯纳尔和梅斯特尔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再经保守的孔德之手，成为寻求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法则的“探测仪”(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1972:4)。到了涂尔干那里，这位将孔德的实证主义真正落实到实处的法国社会学家，一样强调社会的团结与整合；而实证社会学在美国的传人帕森斯和默顿同样以自然科学为模型，试图以此手段来了解、预测和改良社会现实。
　　我们接着来论述社会行为范式。尽管这一范式不像社会事实范式那样显赫，但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家都承认这样一种范式存在的现实性（Ritzer,1975；约翰逊，1988:76）。有些社会学家虽然没有使用社会行为范式的语言，但他们也承认沿着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学功利主义传统的独立性：科林斯将此称作“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Collins,1994:121-180)，沃斯特则直接称作“理性主义传统”（沃斯特，2000:62-69）。
　　在通常的论述中，社会行为范式被等同于社会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自斯密、边沁、马歇尔等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始，经心理学行为主义（尤其是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主义），直至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在后现代时期则是理性选择理论。不过，在我们的划分中，这一范式之下还包括了非理性主义的一支：从法国早期社会学家的群众心理学，到帕累托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再到习性学的传统。尽管这些先后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并无明显的理论承继关系，但它们都将人类行为的动因归因于本能及由本能派生的欲望。我们认为也可以将部分归因于此的社会行为范式称为社会心理范式，使之在这一范式之下既能够包括外显的行为事件，也能够包括诸如暗示、模仿、欲望以至本能这样的内隐的心理过程。
　　能够将非理性主义同理性主义并置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它们本质上都是心理主义的。换言之，它们都从个人层面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其实，这种个体主义的立场既是社会行为范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它与社会释义范式的基本区别所在。社会释义范式尽管也以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甚至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但是，它所求助的基本解释要素不是个体的本能或习惯，而是个体及群体间的社会互动。其实，将社会行为（心理）范式划分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两支，还有一些明显可见的益处。比如，它解决了以往重视某位心理主义者的理性主义的一面，忽视其非理性主义另一面的难题。在这方面，帕累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回顾一下帕累托的理论，确实，他提出了为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但他也论述了非理性主义色彩极浓的“心理剩余物”，而他的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由理性主义的逻辑行为和非理性主义的非逻辑行为构成的(Pareto,1935)。
　　再接下来我们论述的是为瑞泽尔所忽视的社会批判范式。社会批判范式所以会招致人们的忽视，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尽管包括韦伯、涂尔干、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和曼海姆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经典社会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发（他们其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反弹）(Zeitlin,1968:321)，但以社会批判及社会冲突为旗帜的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和正统社会学发生联系却是十分晚近的事。有这样几个事件促成了马克思及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联系：(1)在主流社会学界，先是在米尔斯的一系列著作中(Mills,1959)，后是在休斯(Hughes,1977)和蔡特林的著作(Zeitlin,1968)中，肯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身份，后两人甚至干脆以马克思理论及其影响为线索来选择、组织、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欧洲社会理论。(2)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阿多诺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不仅移居美国，甚至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经验研究，写出了诸如《权威人格》这样的经典著作(Adorno & Others,1950)；但返回欧洲以后，阿多诺还是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表示了不屑与不满(Adorno,1976:68-86)，体现了批判理论的独立性。
　　批判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的真正对话始于哈贝马斯。1964年，哈贝马斯就在海德堡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的讨论会上，与应邀到会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就“理解”、“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等韦伯式的社会学命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辩(Habermas,1971)；后来他又在《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一书中，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思潮进行了广泛的检讨。哈贝马斯涉及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包括韦伯的解释社会学、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民俗学方法论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Cf.McCarthy,1978:137-193)，这种对话在相当程度上也促进了主流社会学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接纳。
　　最后我们要论述的是社会释义范式。由于有韦伯和齐美尔这样的领军人物，所以这一范式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中虽然不及社会事实范式那样显赫，但却比社会行为和社会批判范式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承认。这一范式存在着两种亚型：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前者的出现和德国哲学中的历史批判及浪漫主义传统关系密切，而它们与黑格尔、康德以及歌德这些德国哲人的贡献有关。接下来，由于狄尔泰倡导生命哲学、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倡导新康德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有效地阻碍了英法两国盛行的实证主义，这为后来德国解释社会学即社会释义范式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先是滕尼斯，后是齐美尔，主要是韦伯，依据历史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提出不能不加区分地来看待人的社会行动和自然客体。因为与自然客体不同的是，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又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着社会现实。人在社会现实中如何行动、采取怎样的方式，是以其对自我行动的理解，以及对自我行动赋予怎样的意义为前提的。“因此，社会学的观察者必须对参与者确立的意义做出解释，即赋予意义”（沃斯特，2000）。
　　在韦伯之后，直接继承韦伯和齐美尔的德国解释主义传统的虽然只有一个创造力不足的维泽，但这一传统还是随着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辐射，通过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界。舒茨的出现直接孕育了现象学社会学，间接影响了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方法论。
　　社会释义范式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既受到来自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也与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有关。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对德国思想的推崇，与那时的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留学德国的风尚有关。当社会学在美国流行开来的时候，正值美国大学发生教育体制革命、从小规模的学院迈向研究型大学的年代，而它模仿的大学典范正是德国。不过，如科林斯所说，“尽管有这些德国传统的影响，美国微观互动主义取得的成就还是远远大于单纯的模仿”。确实，在这一传统的延续中，无论是早期的符号互动论，还是后来的日常生活方法论和现象学社会学，“虽然德国的哲学是一种刺激，但正是美国人自己由此而下创造出了纯粹的社会学理论”(Collins,1994:244)。
　　 三、四种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假设与特征
　　上述四种理论范式所以具备“范式”的资质，是因为它们在研究目的、主要假设，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独树一帜，并且在社会学以往16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都留下了迄今仍被视为典范的研究范例。
　　作为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的主要目的，是理解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并通过对社会事实的理解，对其加以预测或控制。这一范式的理论家常常将他们的关注点放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上，主要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制度、科层制组织、社区及规模不等的群体。另外，考虑到社会人类学的植入，因此，社会事实范式的理论家们常常也会涉及宏观的文化层面，如亲属制度或物质生产产品的交换体系。
　　社会事实范式的主要假设，是认定人的行为是社会结构的派生现象，或如马克思所说“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事实范式的理论家一般不否认个人及其行为存在的现实性，但却认为不能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层面加以解释，因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社会，具有组成它的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
　　围绕着上述目的和假设，在以往100多年的历史中，在社会事实范式内形成了我们一再提及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前者的代表是涂尔干、帕森斯和默顿，以及当代的亚历山大；后者的代表则是马克思、米尔斯、达伦多夫等人。“结构—功能理论倾向于视社会事实为由普遍共识所维持的规整联系和秩序，冲突理论则强调无序，认为秩序是由社会生活中的强制性力量所维持的”(Ritzer,1996:641)。因为强调外在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的重要性，这一范式尤其是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发展出了奠基于自然科学原则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他们希望能够以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客观性要求来获得有关社会事实的精确的、经验性的资料，并加以数量化的处理、分析。具体说来，该范式的拥护者大多使用问卷—访谈法以及历史—比较法。而涂尔干、帕森斯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则分别成了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的研究范例。
　　同社会事实范式一样，社会行为范式也具有其自然主义和注重客观性的一面，不同的是其主要目的不是理解社会结构或社会事实，而是理解社会行为及决定或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或需求，后者如赏罚这样的刺激或环境因素）。其主要假设为：认定社会行为或受制于奖励或惩罚等外部刺激因素（理性主义），或受制于人类本能（如力比多、剩余物），或暗示、模仿、感染等心理因素（非理性主义）。作为唯名论者，社会行为范式的理论家们关注的重点是行动着的个体，而不是群体。用社会心理学家F.奥尔波特的话说，所有研究群体及群体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一种“群体谬误”(the group fallacy)(Allport,1924:6)。
　　社会行为范式的主要理论，可以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个向度来考察：前者在经典时代主要是马歇尔的功利主义和帕累托的充分体现人的逻辑行为的“帕累托最优”，在现代是社会交换理论，当代或后现代的形态则是理性选择理论；后者则更为繁复，包括英国麦独孤的本能理论、法国的群众心理学理论、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美国的心理进化论，以及1970年代后兴起的社会生物学理论。非理性主义的理论虽然具体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本能或冲动为人类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要素。在研究方法方面，和社会事实范式一样，社会行为范式尤其是其中的理性主义的一支，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极大影响，因此该派理论家通常都具有实验主义的取向，主张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手段，了解人类行为或社会行为的基本特点（周晓虹，1993a），这在社会交换论者霍曼斯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论述的第三种范式是社会批判范式。尽管这一范式最后才获得主流社会学的承认，但它却同样具备成为一种社会学范式的全部基质。它的主要目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为了唤起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通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引发社会变迁。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有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性及行动倾向。换言之，理论的批判加上革命的行动，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鲜明特征。与这一目的相一致，社会批判范式的主要假设，是认定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因此，马克思着力于分析现存社会的矛盾，否定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并通过这种否定或批判，为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变迁提供某种行动方案。1950年代以后，尽管欧美社会革命的趋势变缓，但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社会批判的特征依旧保持了下来。
　　社会批判范式的主要理论，在经典时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现代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卢卡奇对虚假意识的揭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已经为这两者间的过渡做好了铺垫。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是社会批判范式的主要方法。一般而言，这种方法受解放人类的基本目标所支配，是人文主义的，并且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相对峙。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它并不排斥甚至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事实（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基本矛盾、社会变迁的规律）。因此，许多西方社会学家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本身也是多重范式的一种范例。例如，魏尔玛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列出“马克思历史哲学中潜存的实证主义”这样的章节标题(Welmmer,1971)；而古尔德纳则干脆认为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Gouldner,198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除了批判的倾向以外，还存在着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
　　就最后一种范式即社会释义范式而言，它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是微观的。与此相应，社会释义范式的主要目的，是理解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行动者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具体说来，秉承这一范式的社会学家关注的只是个体作为有意识的主体所参与的人类互动。在他们看来，互动不是刺激和反应的一种简单后果，它发生在意义的而不是本能或反射的范围内，因此对行动或互动的主观解释直接影响到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进一步行动。由此，他们认定，社会现实是由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建构的，这也就成了社会释义范式理解社会的主要假设。
　　社会释义范式的主要理论，在形式上是精彩纷呈的。在经典时期是韦伯本人的社会行动理论，在现代时期则有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以及日常生活方法论等诸种。并且，单单一个符号互动论也包括了以米德的观点为轴心所展开的各种亚理论组成的伞状结构，其中有社会角色理论、参照群体理论、戏剧理论以及社会标签理论（周晓虹，1993b:266）。
　　韦伯不仅对社会释义范式的理论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左右了这一范式的方法形成。我们知道，韦伯一生反对实证主义的方法，倡导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在韦伯看来，理解只能以文化科学领域中的事项为限，或者说以社会行为为限。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在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上有舒茨这样的继承人，在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上则有乔治·米德这样的赞同者。米德的追随者布鲁默就曾指出：“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存在于玩弄探讨方法之中，而存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建立和解释骗人的理论，不能靠设计精巧的模式，不能靠追赶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需要的是走向经验的社会”(Blumer,1969:34)。由此，他们提倡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访谈方法，尤其是观察法。
　　 四、整合的可能性及面临的挑战
　　面对社会学理论中范式多元、理论流派纵横的现象，既有人刻意制造范式间的对立(Cf.Mennell,1974:3)，也有人立意在不同的范式间进行整合，或干脆统合成一个整合的范式。这种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和理论的努力，一方面，或可能出于某些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需要，或可能出于其中一些人统合不同的理论探索、形成一种集大成式的宏大叙事的冲动；另一方面，也受迫于现实社会的压力。就后者而言，人们发现，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过度的分化和专业化，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论流派的并存，不仅无益于人们对社会的理解，甚至干扰和歪曲了这种理解。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人们注意到第一个大学生造反中心是围绕社会学系的大学生们形成的。因此有人会说，与其说这些造反的学生厌恶社会，毋宁说他们首先厌恶那种将社会的形象解构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学（莫兰，2001:62）。
　　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默顿在“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就提及，社会学中两种最主要的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存在相互充实的可能性。他甚至形象地比喻说，“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有如火腿和鸡蛋的对立：它们表面上不同，但却相互丰富着对方”(Merton,1975:30)。同样的看法也来自社会释义范式。迈汉和伍德也承认，作为社会释义范式的一种理论形态，日常生活方法论至少接受了社会事实范式的基本宗旨：存在一个“外在的和强制的世界这样一种现实”(Mehan & Wood,1975:180)。
　　在将不同范式的社会学予以整合方面，最为系统的努力是瑞泽尔和约翰逊做出的。1981年，瑞泽尔在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的基础上(Ritzer,1975)，提出了关于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最初设想(Ritzer,1981)。按照瑞泽尔的观点，以往不同的社会学范式是在不同层次上分析社会的，而在现实中社会世界并不是被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因此，整合社会学的关键，是建立一种有关社会现实的完整连续层次的构想。
　　受古尔维奇的影响，瑞泽尔提出可以通过两个连续统来建构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其一是微观—宏观连续统，在此间依次有个人、互动、群体、组织、社会和世界体系。其二是主观—客观连续统，在主观的一端是现实、规范和价值观等等的社会建构，在客观的一端是行动者、行动、互动、科层结构、法律等等；介于两者间的是各种主客观混合要素，包括国家、家庭、工作世界和宗教等等。由这两对连续统可以发展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中包含了各种可供研究的要素(Ritzer,1996:648)。
　　在划分出四种社会现实层面之后，瑞泽尔提出，一种整合的社会学范式应该能够同时解释这四个基本的社会分析层面，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Ritzer,1996:649)。但是，认真阅读瑞泽尔的主张能够发现，他其实并未能成功地解决整合社会学范式的难题。根据他接下来将这四种层面对应于三种范式的做法（原有的社会事实范式处理的是宏观—客观层面和宏观—主观层面，社会释义范式处理的是微观—主观层面，社会行为范式处理的是微观—客观层面），能够确认瑞泽尔至多是划分了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指出了不同的范式是因关注于某一层面的研究而形成的事实外，它对何以能够发展出一种可以同时处理四种不同层面的社会现实的整合范式、以及这一范式的基本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仍然是缺乏想象力的。
　　约翰逊的探索受到瑞泽尔的影响，不过他却将瑞泽尔的设想推进了一步。与瑞泽尔相似的地方在于，他提出可以将社会现实划分为个人、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四个层面，而社会学的三种范式分别关注的是其中不同的层面。与瑞泽尔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设想将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更富有综合性的理论模型或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可以将这种整合置于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约翰逊坚信，“一般系统论的观点是与社会组织的任何层次，无论是微观的或是宏观的层次，都有关系”（约翰逊，1988:650）。但是，约翰逊的困难在于，他试图将影响人类行为的全部因素纳入一个比社会系统更大的系统之中——一个起码还包括并且由生物系统决定的更大的系统，因为“社会和文化的系统必须是在由我们人类的生物特征所规定的参数内发挥作用”的。通读约翰逊的著作，你很难相信，能够有一种整合的范式将本身就歧义丛生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连同新的社会生物学甚至生物学理论一股脑地整合在一起。约翰逊自己也承认：“尽管许多社会学家热衷于论证某个特定的范式优于另一个范式，但是大概没有一个社会学家敢说，有一个理论能够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或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约翰逊，1988:72）。
　　几乎是在瑞泽尔和约翰逊进行整合努力的同时，后现代社会学的崛起对这种整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不准备搜寻“后现代”的背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见S.Best & D.Kellner,1991），我们只需指出，在社会学中最早使用该词的还是那个锋芒毕露的米尔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现代主义所信奉的启蒙传统，即相信理性与人类自由间的必然联系的看法提出了挑战(Mills,1959:165-167)。在他之后，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一书中，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直言“我们已经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Bell,1976:7)。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尤其是在1968年法国巴黎和美国西部学生造反运动的背景下，先是在法国，随后在欧美各国，兴起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后现代思潮。福柯、利奥塔、布希亚、布迪厄等法国思想家率先成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的执牛耳者。
　　尽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是否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尚在争论之中，但它确实构成了与自经典时期起、到现代时期止的全部西方社会学迥然不同的基本倾向（张世平，1995）。这些倾向不仅使得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努力成为泡影，而且还进一步向社会学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首先，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摒弃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整体化倾向。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不同的社会学范式在诸多方面差异很大，但它们都具有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寻找宏观历史规律和模式化关系的倾向。利奥塔将这种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述称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而后现代则是“对元叙事的质疑”(Lyotard,1994:27)。由于认定人生经历的短暂、研究者的学识有限、社会的复杂纷繁，人们只能叙述“建立在事件基础上”(Seidman,1994:128)的小故事，难以发现人类社会或人类行为的根本规律；因此，要想建立一种整合的、单一视角的、能够讲述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元叙事”的社会学范式就是不可能的。如此，福柯才想建立一种注意“局部的”、“非连续的”知识的谱系学(genealogy)，“使它们能够对抗理论化、统一化、形式化的科学话语的压迫”(Foucault,1994:44)。
　　其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反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寻找所谓“普遍性”的特征或者“真理”，提倡进行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按照后现代理论家的说法，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遍性”的特征。因此，“要使社会学重新恢复活力，就要求我们摒弃科学主义，即那种越来越荒谬地认为自己在讲述真理，自己在认识论上享有话语特权的断言”(Seidman,1994:119)，通过对日常生活话语的分析，发见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既然“普遍性”的特征不存在，想建立一种统一的叙述普遍特征的理论范式的可能性就大有问题。
　　再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否认建立寻求客观规律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特定历史与文化环境的产物，它反映了知识制造者的价值观与态度，也代表了他们的特定利益，因此它不可能反映什么客观的社会规律；而事实也说明，“过去5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明显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但即使它成功地提供了预测，这也不意味着它在决定该如何行动时是有用的”(Rorty,1994:52)。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革除“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这些传统观念，革除建构统一的社会学范式的梦想，学会用不同的方式倾听不同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尽管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也有诸多偏颇，但是应该承认，它的基本宗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我们建立一种整合的同时又能够发现客观社会规律的社会学的幻想。其实，就后现代社会学出现本身来说，对应于经典和现代社会学，它或许也是一种新的范式。换句话说，它使那些致力于整合社会学不同范式的理论家们现在又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整合经典、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如果谁怀有整合的意图，那么他的工作就不会有尽头。
　　不过，这并不是说，社会学自此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只能恪守现有的基本范式、在现存的理论架构内亦步亦趋。事实上，在社会学的整合方面，我们以为最现实的途径是在不同的范式之间甚至在同一范式之内展开进一步的交流。科林斯就发现，尽管社会学可以分为不同的传统（或范式），但是如果将每一传统视为一条大河的话，“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四条大河在其河床的许多地方已经漫过了彼此的边界”(Collins,1994:294)。比如，理性选择理论中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近来就日渐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有关社会冲突的观点；而他们在与理性主义的各种悖论争辩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接近涂尔干主义者经典的反功利主义原则。即使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事实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相互影响的痕迹，因为它力图展示的是，在解释性的行动和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突生现实间存在着的某种关联。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同理论和范式间的相互渗透视为整合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学理论中的整合资源和可能性是十分丰富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这种相互渗透而产生新理论的可能性已经突显出来。如果我们去细读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新功能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都试图将相互对立的哲学和理论传统整合起来。例如，他们力图将结构主义的观念与来自解释性社会学的灵感相融合，试图超越决定论和唯意志主义的对立”(Baert,1998:3-4)。尽管这种整合十分困难，如帕特里克·贝尔特所说，有时甚至会走入“死胡同”(Baert,1998:201)，但这种努力起码能够使我们对不同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保持一种敏锐的意识。我们相信，一如单个的个体组成社会一样，单个的理论相互渗透和整合，也会产生先前的理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而这同样是社会学理论不断前行的基本动力之一。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各种现代社会学理论，就是对经典时代社会学理论加以整合的结果；而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各种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则是对此前经典的和现代的理论加以整合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整合”虽未必能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范式，但一定能使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答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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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118～128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社会学经验研究传统的形成与确立
【 作 者】周晓虹
【作者简介】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邮政编码210093）
【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学中，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了这一学科的两大主要传统，但同后者相比，有关经验社会研究本身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欧美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形成和确立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经验社会研究的产生背景、制度化的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社会学理论研究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 键 词】社会学/经验研究/制度化
【 正 文】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迥然有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
　　不过，现代社会学的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在迪尔凯姆手上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迪尔凯姆之前没有经验研究。相反，经验社会研究比起纯理论社会学来说，历史恐怕更早。远在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之前，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就同“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一起，出现在英国和法国。[1](PP36-52)不过，在社会学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发展确实是蔑视学术之外的探究的。英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和德国的统计分析尤遭白眼”[2](P132)。并且，这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前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构成的经验社会研究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经验社会学就是从那里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此，美国社会学家G.米切尔提出，以“发现事实”(fact-finding)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同以理论探讨为主要特征的思辨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主要传统。[2](P8)
　　经验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一个与理论社会学相脱节的独立过程。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尽管促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出现的宏观原因是相似的——它们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但这两者的产生还有着自身独特的微观原因：从理论社会学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可以源于纯粹的探究知识的目的、可以源于建立观念体系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源于教育普及的目的。而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则直接来源于这样一些需求：(1)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部门有必要了解基本的人口和资源信息；(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城市膨胀、人口高速增长、阶级差异加大、下层的贫困化、犯罪率持续不辍的上升），解决或对应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广泛和细致的资料；(3)为了检验科学理论、了解社会过程的实质，也对获取经验数据的社会研究提出了需要。[3](P6)在这些需要的刺激下，政府的行政机构、各类业务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以及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研究部门和个人都对社会调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这样，到了19世纪初，在后来的学院社会学或理论社会学在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头脑中孕育的同时，与了解社会问题、社会状况有关的各种调查报告、个案描述、统计分析也在政府官员、慈善组织、医生、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以及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手中热腾起来，并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单在英国，从事经验社会研究的专门人员就从1834-1854年间的2%，上升到1855-1874年间的14%，接着，又在1875-1900年间上升到24%。[3](P111)
　　不过，上述研究无论在研究项目还是在研究者的组成上，都是分散的、不连贯的、各自为政的，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的。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是在学院的大墙外进行的短期的应景之作，缺乏长期的计划以及专门的组织者，不仅项目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前后项目之间也没有连续性和积累性。另外，由于上述形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原因不同，一直到迪尔凯姆为止，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社会学各行其是的状况都没有改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仍是相对的，因为两者之间事实上的分离至今仍然存在）。
　　一、从辛克莱到布思：英国经验研究的发轫
　　尽管英国出现了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创始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保守的、重视古典和人文教育的英国大学体制中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只有伦敦大学设有一个培养本科学生的社会学系，同社会学有关的教育常常是在社会科学系和行政学系分别进行的。[3](P8)
　　不过，英国早期的经验社会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学未在大学中立足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相反，英国的改良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促进了经验社会研究的开展。在整个19世纪，改良主义者和改革家们对社会研究的需求占了主导地位，而统计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更是一枝独秀。他们对建构社会理论缺乏兴趣，而将经验社会研究视为改革和立法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改良者眼中，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在社会个体的不适应。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一系列个体问题，诸如“无知、精神匮乏、不道德、环境恶劣、贫困、犯罪和无节制……”[4](P39)。为了改变这些状况，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以收集个体统计资料为特征的调查研究，并成为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19世纪初大规模的经验社会研究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数量分析研究：1662年，英国布商约翰·格郎特(1620-1674)出版了根据统计数据写成的《对死亡率清单的观察》，这是现代统计研究的源头之一；紧接着，格郎特的好友、数学家维廉·配第以一部《爱尔兰的政治分析》开创了经验社会研究数量化的先河。配第认为，“数能够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将自己的新科学命名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这一名称在整个18世纪都畅通无阻”[3](PP16-23)。
　　统计研究的传统到了19世纪英国改良时期结出了硕果：约翰·辛克莱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间，组织了对苏格兰市民的规模庞大的社会调查。他邀请了许多牧师参与他的活动，从而获得了881个苏格兰教区的统计资料。辛克莱编制的调查表涉及116个项目，其中40余项涉及地理、矿藏资源以及教区历史，另外60余项涉及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死亡率、自杀、他杀、失业人数以及酒徒等等。在此基础上，辛克莱编辑出版了长达21卷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1834-1845年间又以同样的线索出版了《新统计报告》。[2](P126)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两个线索上展开的：其一是以医生为主开展的公共卫生调查；其二是以统计学家为主展开的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调查。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出现了低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部分实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法律，而工人运动自宪章运动失败后也进入低谷；其二，以斯宾塞、高尔顿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弱化了人们对改善社会状况的热情。因为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犯罪不应归因于贫穷和缺乏教育，而应归因于遗传和生物学上的特征；而致力于改善贫困者的社会状况的努力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努力不利于社会正常的“代谢”。[1](P43)
　　值得庆幸的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重起，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也从自由放任重归集体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验社会研究，尤其是贫困研究重新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而其中最卓有成效者是布思和郎特里。
　　查理·詹姆斯·布思(1840-1916)，是英国利物浦一个成功的造船业主。布思对经验社会研究怀有天生的爱好，他“确实是第一个在造船业中使用经验研究的人。因为他深信，收集有关的经验信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3](P98)不过，布思所以会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中脱离出来，用曾经在造船业经营中获得成功的方法来研究伦敦工业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妻子玛丽·麦考利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促使丈夫不顾个人的商业生计和健康，去关心贫苦工人的疾病及其悲惨和乏味的日常生活。[5]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布思获得了250名伦敦学校委员会督导员的支持。布思和助手在这些督导员的帮助下，同3400条街道上的数万个家庭及其孩子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大批第一手的社会调查资料。这项调查始于1886年，1889-1891年间布思出版了三卷本的《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92-1897年间和1902-1903年间，这部著作又两次扩充，最后成了包括17卷三大集的宏篇巨制，而三集的篇名分别是《贫困》、《工业》和《宗教》。
　　布思的研究后来推广到了整个伦敦，而新的工作目标使得布思成为“第一批使用系统化的抽样程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布思意识到，如果要掌握每一个人的资料（就像先前的研究做的那样），研究整个伦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设计了抽样技术”[3](P81)。布思将伦敦分成50个区，按照5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列，这5个标准是：贫困率、人口密度、死亡率、出生率和早婚率。进一步，通过计算这些标准的平均值，获得各个区的综合指数。由此，有人认为“布思实际上是‘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的先驱者之一”。[6](P126)
　　布思的继承人是另一位企业主本杰明·西博姆·郎特里(1871-1954)。他在19世纪末通过对约克郡的经验调查，出版了《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一项研究》(1901)一书。[7]同布思相比，郎特里的研究有这样几方面的改进：(1)他敝开了中间人（如布思的学校督导员），直接面向工人，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2)他采用了较布思更为客观的贫困标准，以建立在当时的生理学和营养学基础上的“体力效应”(physical efficiency)及其满足情况作为划分贫困的基线；(3)在此基础上，他将贫困划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种，前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体力效应”的最低需要的状况；后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体力效应”的状况。[2](P132)另外，也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
　　在20世纪初，在郎特里的研究进行的同时，英国还有许多社会调查都在蓬蓬勃勃地展开，其基本的趋势有两个方面：其一，统计技术在社会调查中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其中鲍莱于1912年在四城镇范围内进行的“生计与贫困”研究出色地使用了抽样技术，并对后来英国政府及民间的经验社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是一些小规模的市民调查(civic surveys)，这些在市镇中进行的调查涉及市民的健康、住宅情况、信仰、教育、闲暇、道德状况以及市镇的工商业情况。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后一类研究“除了在门外汉的头脑中强化了社会学应该同这类发现事实的调查相结合的观念，很少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2](P140)。而英国保守的大学教育体制也不承认这些研究者是自己的同道。
　　二、法国人凯特勒与勒·普累的贡献
　　在英国首开先河后不久，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1789年的大革命前，法国的一批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积极支持这类研究，而大革命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早在18世纪末，法国就成了运用经验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另一个中心。1801年，法国内政部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以图弄清楚居民在人数、分布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以及1798年大革命以来工农业中出现的各种变化。
　　虽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受到过压制，但复辟时期尤其是1830年的革命后，由于急速发展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增长，经验研究又重新复兴。并且，和此时英国的情况相似，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一领域的奠基人是路易·维廉，这位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医对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调查过监狱的情况，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公共卫生和工人死亡率的文章。
　　由于法国有着良好的数理统计传统（18世纪末，拉普拉斯和高斯分别提出了概率论和正态分布），因此，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中很快就突出了统计学家的影响。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P·S·拉普拉斯的学生、出生于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受拉普拉斯的影响，凯特勒积极推进将数理统计方法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并对当时欧洲各国统计学会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3](P3)
　　凯特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那本逼迫孔德杜撰“社会学”概念的《论人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社会物理学论文》(1835)。[8]这本著作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体现了从简单的统计描述向利用经验资料来确定社会生活规律性的转向。具体说来，凯特勒在研究居民的各种特征（如一般的生理属性、结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等等）时发现，这些特征的分布曲线同前述高斯的正态分布曲线十分相近。由此，凯特勒提出了在他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普通人”(average man)。这种“普通人”是一个民族主要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统计指标的平均数，是除去个人差异后的典型和标准。
　　凯特勒深信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有着同自然现象一样的规律性，由此，他尝试着寻找社会生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社会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凯特勒的著作对经验社会研究至今仍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9](PP294-309)而蒂马舍夫则指出，“在理解社会现象方面，凯特勒是揭示将统计学作为工具的可能性的第一人。他在一本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一门科学数量化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完满性。这一点已经成为20世纪新实证主义者的主题曲”[10](P87)。
　　如果说早期法国经验社会研究是一场“双推磨”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位主角则是矿山工程师弗里德里克·勒·普累(1806-1882)。单就经验研究而言，他着手解决的方法方面的问题有两个：(1)为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社会单位；(2)发现何种数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一单位及其组成。通过认真的研究，勒·普累选择了家庭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是社会的细胞，通过研究家庭获得的资料可以为归纳推理奠定基础。在《欧洲工人》(1855)一书中，勒·普累对数十个家庭作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地点、工作（劳动）和人是家庭的三大要素，[11](P67)而家庭本身按其演变也可以划分为宗法家庭、主干家庭（stem family，法语为famille-souche，值得注意的是，勒·普累提出的“主干家庭”概念至今在家庭社会学中都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术语）和不稳定家庭三类。[3](P137)从宗法家庭到主干家庭，再到不稳定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勒·普累已经体察到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浪潮下家庭开始表现出不稳定的趋势。
　　在研究方法方面，勒·普累与凯特勒迥然有别，他拒绝用统计手段进行经验社会研究。在勒·普累看来，“统计资料常常是由非科学的行政人员收集的；它们不能够揭示复杂的‘人类本性’；因为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机构不同，它们也不能进行跨国研究；最后，‘因为组织数字的艺术使人能够在真实的外表下证实任何事先就建立起来的结论’，因此统计数字常常有误导性”[3](P139)。
　　在这样的信念下，勒·普累转而选择了观察和访谈即现在所说的定性研究手段作为获取经验资料的途径。他每研究一个家庭，就会根据观察和访谈获得的资料撰写一篇有关这个家庭的专题论文。论文的中心是叙述家庭的收支状况，然后通过对收支状况的分析来获取家庭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确切资料。拉扎斯菲尔德曾对勒·普累的定性指标作过分类，他发现这些指标都被用于推论家庭中的劳动者的情况：如从在紧急情况下无力寻求牧师的帮助来推论宗教的差异；从丈夫对妻子插嘴的容忍程度来推论对妇女的尊重；从人们对城镇的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来推论社会疏离程度，如此等等。[9](P329)
　　勒·普累是经验社会研究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的尝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古尔德弗兰克认为，他的资料并不总是可信的。“在组织和呈现这些资料时，越有兴趣的讨论就越缺乏系统性。他对家庭收支项目的评价过高，将其视为描述本质的最佳途径，而这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背的：即他的兴趣不在家庭的本质而在家庭是如何反映更大的社会的。”[3](P146)不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勒·普累在促进经验社会研究进步方面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凯特勒的工作构成了法国经验研究中定量方向的源头，那么勒·普累则是另一个源头：现代定性研究是从他那里发展起来的。
　　三、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的话，那么德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造成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说，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普遍落后和分散，它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剧烈和繁多，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文化背景来说，直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一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的大本营，人们习惯上崇尚思辨和历史研究，却十分忽视甚至鄙视琐碎、具体的经验研究。这些原因不仅阻碍了经验社会研究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健康和迅速的发展，事实上也造成了新兴的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落伍于英国和法国。
　　在推进德国经验社会研究方面，职业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功不可没。这位原先的矿山工程师，后来的普鲁士统计局局长，与凯特勒和勒·普累都有个人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对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恩格尔不仅参加过1853年的国际统计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而且他曾将凯特勒的助手获得的199个比利时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资料和勒·普累的36篇家庭研究论文中所包含的有关收支情况的资料加以对比，于1857年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即一个家庭用于伙食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这个家庭就越加贫困；反之，就越富裕。
　　除了恩格尔以外，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推进经验研究的还有人口学和犯罪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瓦格纳是凯特勒的忠实信徒，也是他的模仿者。受凯特勒的影响，瓦格纳对运用统计学从各种偶然事件中推论事物的规律性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尤为关注运用统计学比较欧洲各国的自杀现象，以便发现自杀现象和气候、季节、饥饿、宗教信仰、年龄、职业、家庭地位等之间的关系。他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所有欧洲国家中自杀最多的季节是夏天，最多的月份是6月和5月；其次是春天；接着是秋天；最少的是冬天。此外，研究也发现，自杀在每天和每周里也有自己的规律性。[11](PP156-161)。
　　德国社会的发展逐渐提升了经验社会研究的需要。1872年，德国的一批教授、出版家、企业主和政府官员联手成立了社会政治学会，其成员包括滕尼斯、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这一学会的建立，为在德国有组织地、系统化地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并与此时的社会需求相呼应：“1873-1880年间，当俾斯麦法准备列入社会保险计划的部分时，许多政府部门的发现事实研究开始实施起来。农业方面的调查在这个世纪的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动手，1874年曾有人尝试着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农场主发放问卷，尽管回收率不过20%。1886-1887年还有人对高利贷进行社会调查，其他的各类调查一时间也层出不穷。”[2](P127)
　　德国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关键步骤是由马克斯·韦伯迈出的。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大师没有因为酷爱在抽象的思辨王国中驰骋，就忽视经验研究那一片绿洲。[12](PP185-199)相反，和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韦伯分出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他并不认为这是浪费精力，相反，他认为这是从事经验性质的社会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正是因此，他才在一系列经验研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3](PP21-27)
　　韦伯最早的经验社会研究论文是《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1892)一文。此后不久，他还在社会福音协会的支持下，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过一次有关农业工人的问卷调查。[2](P128)十多年以后，韦伯继续在纺织厂中进行了与工业社会学有关的经验研究，并出版了《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原理问题》一书。这项研究涉及工人的职业变动、社会出身和生活方式，并围绕影响工人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他关心的是工人的心理物理状态同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个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韦伯和滕尼斯等人的支持下，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对社会改革、社会工程和社会立法都十分关注，他们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验社会研究。每当完成一项研究，会员们都会在年会上积极讨论研究成果。当然，由于受德国传统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研究结果的质量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而常常是研究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另外，由于学会里的教授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哲学和历史研究，因此，经验社会研究虽然对他们体现自己的公民能力是重要的，但对他们扮演学科角色则多少有些可有可无。
　　正是因此，尽管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有滕尼斯、韦伯这样的大牌思想家积极参与其活动，但它最终也同样没有完成将经验研究长期化、制度化的任务。其原因除上述几点以外，如奥伯歇尔分析还有这样几个方面：(1)德国的学术和知识背景使得学者们常常会为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这种传统使得社会政治学会中的专家们很容易增长个人争执和公开的敌视；(2)学会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起核心作用的职员，因此无法协调各方力量；(3)学会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固定的、长期的基金资助；(4)流行的研究程序有问题。当时的研究一般都是先招募教授，由教授通过研讨会(seminar)招募学生，再由学生去做现场研究。因为学生尤其是经济系的学生很少作长远的打算，他们只希望完成一个适中的研究，以取得博士学位即可。显然，“这种组织结构是不适合承担大规模的经验社会调查，更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研究结果的”[3](P10)。
　　鉴于以上原因，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在1919-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期间，经验研究的范围除了劳工阶级的工作条件以外，还涉及了儿童发展、青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工薪阶层等多个方面。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很少是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学院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联系依旧是微弱的。1923年，在当地工商人士的资助下，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它对经验社会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4]但不久之后，希特勒的上台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被迫迁往美国。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都未能超过韦伯时代的水平。
　　四、挺进美利坚，或经验研究的制度化
　　19世纪下半叶，当社会学通过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等人之手进入美洲大陆时，经验社会研究也一样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和变数的社会。到了这时，随着资本主义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美国后来居上，已经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长成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已经出现了纽约、费城、芝加哥等一系列大都市，那里的贫困和人口拥挤问题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切斯特一样显著。[2](P140)社会的发展对经验社会研究提出了与欧洲社会类似的需求。
　　首先感受到这种需求并作出回应的，是一些有新闻敏感性的个人：1888年，雅各布·里斯在《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深入地描述了纽约贫民窟中劳苦大众的贫困潦倒的生活；1902年，林肯·斯蒂芬司以同样的方式，出版了他在7个大都会贫民窟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城市阴影》。在他们的示范之下，在美国，社会调查虽然没有像在英国、法国那样成为有识之士的业余事业，但是，1907年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成立后，它很快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1909-1914年间，该基金会出资15000美金，资助保罗·凯洛格指导完成了一项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匹茨堡调查。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全部是训练有素的学生和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像麦克·艾布拉姆斯所说：“在美国，一个非个人的、公事公办的职业化机构占据了英国社会中长时间里由有社会责任感的中产阶级个人占据的位置。”[15](P115)匹茨堡调查不仅涉及工资、工时、工伤事故以及与工业关系有关的其他各种问题，同时还研究了工人的家庭收支、健康问题、住宅和环境卫生，甚至还将研究的视角伸入当地的税务系统、学校、医院，以及司法和犯罪方面的特殊机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规模和布思的相似，但内容包括得更广。1914年，匹茨堡调查出版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每卷的主题依序为：匹茨堡区域；挣工资的匹茨堡人；妇女和贸易；一个厂区家庭；工伤事故和法律；炼钢工人。
　　虽然匹茨堡调查没有达到布思调查相似的结果，即没有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启发了其他人去从事类似的调查工作。不久以后，罗素·塞奇基金会划出一个分支，成立了社会调查和展示部，并指定谢尔比·哈里森为主任。这个调查部在纽约州、宾西法尼亚州、堪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都进行了各类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伊利诺斯州的斯波林菲尔德进行的调查。[3](P218)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学学科的不断壮大，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调查越来越多。到1928年为止，据统计已经完成的社会调查有2775项之多。[16]其中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学校和教育、健康和环境、工业工作和劳工关系、城市规划、青少年犯罪和教养等。这些调查大多集中在东部的城市，如纽约、克里夫兰、芝加哥和费城，也有一些在加州和佐治亚州。
　　最重要的是，从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验社会研究的发展开始展现出和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一面：在欧洲，就如我们已经交代的那样，除了迪尔凯姆、滕尼斯和韦伯的尝试以外，经验社会研究和学院社会学基本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学院社会学单立门户的愿望也一直没有获得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支持；但在美国，情形则完全不一样，社会学不仅很快就在美国的大学中登堂入室，而且它一直在自己的发展中，将在欧洲大陆一直被排斥在学院大墙外的经验社会研究近乎完美地包容了进来。
　　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既与整个美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关，也涉及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同样也与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革命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学制度化不无联系。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这两者的社会需求的来源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进入美国的时间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约20年代，换句话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半个多世纪，恰逢美国经历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信托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前所未有的范围内的贪污腐败、大面积的劳工和农民的骚动引发的长期的和暴力性的罢工、劳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独特风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改革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旁支末流。在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大批的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慈善家急切希望进入高等学校深造，获得学位以提高职业声望；加之这些改革者信奉的改良主义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自由竞争的信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他们也希望从学院里为改革运动获得科学的正当性。[3](P12)面对这一切，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满足社会的行政和意识形态需求的重任（有意思的是，美国早期有许多社会学家如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恰恰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的忠实信徒。奥伯歇尔在“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一文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在19世纪末，如何“经过一番不可思议、不合逻辑的曲解，社会学，这个斯宾塞极力推崇的新科学却成了改革者们的知识同盟”[3](P192)。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当时都开始与外部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芝加哥社会学系，除了W·I·托马斯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学术上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的重点在社会问题，以及为社会改革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假期培训上”[3](P233)；而吉丁斯领导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务实倾向，系里“要求学生收集纽约慈善协会的报告，然后通过制作统计表和进行统计分析对这些报告进行‘科学加工’，以此作为他们未来社会工作生涯的一部分”[17](P811)。这样，在美国，用奥伯歇尔的话说，“也只是在美国，社会改革者和学院社会学家之间的独特联盟，填平了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间的鸿沟，实现了理论和社会研究之间需求的相互强化”[3](P7)。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归于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高等教育革命及社会科学由此获得的全新品质。在此之前，美国典型的教育机构都是一个只有几座建筑、6-8位教师的规模很小的学院，通常由牧师教授一些综合科目。[18](P275)学生毕业以后通常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许多经济学家和后来的社会学家如斯莫尔、罗斯、帕克和托马斯都有类似的去德国求知的经历。
　　高等教育革命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以两倍于耶鲁和哈佛的年薪（全职教授年薪5000美金）吸引了大批顶尖的教师。另外，它还第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进了德国的研讨会(seminar)方法；减轻教师的教学量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设立学校的杂志发表博士论文。这些措施很快提高了霍普金斯的质量，并为其他大学所效仿。[19](P80)在进行这些学术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并引进了许多现代学科。
　　美国大学的革命很快获得了来自整个社会的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改革者们对为他们提供了知识资源的高等教育给予的回报。这样，一方面是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一方面是大学规模的扩大为新兴学科留出了发展的余地。1880年后先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后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都开始登上大学讲坛。并且，不光社会学，而且心理学，也都是在美国的大学中最先获得独立系科的地位的。
　　这样一种历程，如柯林斯所说，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另外，在同一页上，柯林斯指出，人类学因其政治和实践品质最低，所以在美国一直难以获得独立的系科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它都设在社会学系中；而在欧洲因殖民扩张的传统，它早就获得了政治和学术尊敬[20](P42)。也是这样一种历程，自然使得“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20](P42)。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包括芝加哥社会学系在内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并没有因为关注经验社会研究而完全放弃对理论的探求。不但托马斯本人就是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完美结合的一种象征，而且包括斯莫尔、帕克等在内的教授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学系如果想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大学的教职员中，它就必须超越无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21](PP380-38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决不仅仅对收集事实感兴趣；从一开始起它就追求概念化和理论上的概括，以便使社会学学科一方面有别于应用性的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又有别于单纯的社会报道”[21](P379)。其实，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追求在另一个人物身上恐怕更为鲜明，这就是人在芝加哥哲学系但却对社会学系产生影响的乔治·米德。不仅在他的生前，更重要的是在他生后，乔治·米德阐释的符号互动主义都一直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2]
　　在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相结合方面，芝加哥是一个范例但不是一个特例。可以说，在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这些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和在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加利福尼亚和哈佛这些稍后建立的社会学系，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和芝加哥类似的品质。因此，经验社会研究的制度化及其与理论社会学的结合，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杰作，而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独特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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