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应该关注杨小凯什么
杨小凯印象
----杨小凯治学精神启示
7月7日杨小凯逝世。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回顾了杨小凯短暂一生的经历与学术上的造诣。然而浅薄仿佛永远是中国媒体的顽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杨小凯视作“明星”竞相报道；这本无可厚非，仅杨在劳动分工理论方面的建树及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创举”，就足以让世人视之为学术明星。但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是围绕“杨小凯是公认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打转转甚至进行热炒时，我感到媒体实际上是在亵渎杨小凯的在天之灵。如果说杨小凯希望自己升入天国后世人能记住他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的话，我想那一定是他治学的精神而非其头上的光环。
杨小凯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具有非常天赋的人，特别是他铁窗十年中系统学习了英语、数学、机械、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并自己推导出层级理论、戈森第二定律、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足以被后人视之为“传奇人物”。而我认为，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天分是没有区别的，有区别的是后天是否培养出了自我超越的意识与深度思考的习惯。如果没有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与战胜困境的恒久决心，任何一个人在蹲监狱时也不会将知识视为自己坚持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与思辩的习惯，任何一个读书人住在三室一厅的现代化花园式社区，花一辈子时间也不可能自己推导出劳工分工等理论并开创一个独立的门派，别说是在监狱中。
杨小凯或许从来都没认为自己天分怎么高，否则他也不会在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时仍坚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实任何一个被视为有高天分的人，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秘密武器”往往是勤奋二字。世人习惯看到伟人头上的光环，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只争朝夕的千倍勤奋与克服重重困难的万般辛酸。与杨小凯相比，中国的经济学人大都只剩脸红的份儿。名利的驱使加上浮躁的天性，许多中国经济学者成为垃圾学问的制造机器，而且还乐此不疲；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便建立起所谓的数学模型，没搞明白研究对象的深层内涵便咋呼着要搞“创新”！（杨小凯呼吁国内的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其实便是对此现象的正面建议与善意引导。）
杨小凯对中国的宪政进程非常关注。毫无疑问，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勤奋的思辩习惯，为他在制度经济学上取得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旅居不同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奥洲并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及后来与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为伍，无疑为其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与宪政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外生变量”，真正的内在促进因素是其自身早期不幸的经历促使其对良性制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处境意识成为其坚持不懈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永动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有类似杨小凯经历的人，其价值取向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激进，一般表现为私愤不断，对制度有持续的抵触情绪；一种是逃避，远离政治，唯恐躲之不及。还有就是杨小凯这种改造型的，即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审视制度之疾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的良药。
总之，对于我们普通人，关注杨小凯的离去，更多的应该从其治学精神角度入手，而非仅仅是悲痛或是感慨其成就的丰硕。而其治学精神的精髓，则是上文赘述所体现的三个方面：一，深度思考的习惯与怀疑精神；二，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与勤奋钻研的坚持不懈；三，适应并改造、超越现实的处境意识。
张华
学人茶坊 http://www.zhanghua.com.cn
2004年7月21日凌晨3时于青岛浮山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