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理论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置疑。在新古典理论中，私有制是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的基石，市场和价格体系是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基本保证。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可以同时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市场出清和帕累托均衡将自动实现，整个社会由此自我达到美妙的和谐境界。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中，企业没有太多的空间，作为一个“黑洞”或者一个“生产函数”，企业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既无风险，又无不确定性），选择给定的技术、成本和市场供需条件约束下的决策子集合，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生产和销售。根据该理论，企业仅仅是市场交易体系中的一个交易环节和交易单位。
然则既然市场如此万能，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的职能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和层级又由什么决定？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力使人们开始思索这些问题（钱德勒，1987、2002）。在众多的理论中，交易费用理论由于其强烈的解释性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该理论进行选择性回顾的基础上，对该理论在企业解释上的得与失进行讨论。
一、    交易费用理论的选择性回顾
交易费用理论起源于科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置疑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市场交易无障碍、平滑的说法，认为利用价格机制进行交易的时候存在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治理成本的时候，交易将被置于层级组织的官僚体系中进行，即“企业与众不同的标志是它对价格机制的替代”(Coase,1937)。继科斯以后，阿尔钦和德姆塞兹（Alchain and Demsetz,1972）、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1980,1985,1996）、罗斯（Ross,1977）、张五常（Cheung,1983）、杨小凯（Yang et al,1994）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本理论。根据关注的重点不同，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研究主要分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研究和企业内部层级研究两个分支。
在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上，威廉姆森的研究可以说是交易费用理论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在研究中反复强调：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研究的首要原则和判断标准是考察成本的节约。禀承康芒斯的传统，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交易（Commons，1934），使交易各不相同的维度包括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程度和种类以及资产专用性条件，其中第三者是关键维度。所谓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情况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即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 。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专用场地、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和特定人力资产四类（Williamson, 1985），后来在1996年《治理机制》加以完善，增加了品牌资本和临时专用性资本，并将专用资本明确为在“干中学”中出现的人力资产专用性（Williamson, 1996）。在资产专用性条件下，由于人们“刻意成为理性的，但又只能有限地有理性”（即“有限理性”）地进行交易，因此只能是“不完全地缔约”（Williamson, 1996）。更进一步，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缔约的双方都会（而且相互明了对方也会）最大限度追逐自我利益，甚至通过欺骗、讹诈等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机会主义，包括三种形式：明目张胆的，狡诈的和自然的），故缔约双方都会采取诸如抵押品、互惠交易等措施来保护交易中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最后缔约的结果将是“不完全的完整缔约”，即缔约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有远见，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事后成本。事后成本包括超过了“合同变更曲线”，即交易行为偏离合作方向给双方带来的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第三方介入）和保证成本。在研究方法上交易费用理论坚持分立结构分析方法，强调各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因种种分立结构方式而互不相同，对各种备择的治理结构的选择是由于一阶节约（基本配置适当）而不是二阶节约（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对事后治理成本的比较，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不同的交易属性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契约类型，因此各不相同的交易应该选择成本和效率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当交易费用小于企业治理成本时，适合于强激励的古典契约，交易在市场中进行；反之则适用于弱激励、高行政控制的企业自制契约法，交易被纳入企业内进行。关于交易费用理论的批评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是交易费用企业理论的非市场即企业，缺乏对中间组织形式的解释。科斯虽然承认“在区别企业内部进行的和市场上进行的交易时，我认为全部实际存在着的情况就是这种极端化和一刀切的情况。这是不对的”（今井贤一，1996），但他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威廉姆森从理论上证明介于市场和企业的混合治理结构确实存在，而且符合新古典契约的精神，其激励程度和调适能力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适用于需要特别调适的不完全合约，这种治理模式有利于在中等强度的扰动发生时及时调整，恢复交易的效率。
以上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重点在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交易费用理论关于企业内部结构和公司控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另外一个分支，即以阿尔钦和德姆塞兹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上（Alchain and Demsetz,1972）。在阿尔钦和德姆塞兹看来，企业的性质是“团队生产”的组织。团队生产指一种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组织内成员的协同，成功的企业经营是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难以精确分解和观测，（从而无法按各个成员的真实贡献支付报酬），但每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效率，最终影响团队的效率。当成员为了规避努力工作（偷懒行为，shriking problem），让部分成员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就成为必要，这就是层级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为了使监督者有监督的积极性，他必须有剩余权益的占有权；为了使监督者的监督有效率，他必须有修改合约条款和指挥组织内其他成员的权利；为了减低监督投入的使用成本，监督者还应该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监督者和监督行为必然产生成本，麦克尔·詹森、威廉·麦克林将其定义为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即监督者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时企业的价值与监督者完全没有企业产权时企业价值的差异。他们定义的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剩余的损失。三者中剩余的损失是最主要的，其他二者只有在它们使剩余损失产生有成本效益减少的条件下才会被产生出来。当监督者的产权弱化的时候，监督者面临“道德风险”（一个与“机会主义”相似的概念）的诱惑，企业呈现目标扭曲、工作懈怠、调适不良、技术停滞等官僚主义累积重负特征，企业的利润转化为监督者随意处置的购买力。由于假设资本市场的股权购买者清楚所有的这些特征，企业（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企业的预期绩效，“只要股权市场预期到这些影响，企业主就将承担这些预期成本的全部财富效应”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可以看出，该理论将事后治理成本分析复位到各种事前激励组合中去，强调事前调节而非事后治理。针对监督者的所有权弱化最直接的办法是让监督者成为完全的剩余权益所有者，这可以消除、至少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的支付。但监督者购买企业产权（剩余权益所有权的来源，产权一般认为包括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受到其自身财富的限制，这就将问题引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领域：公司融资与公司治理。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创建了早期的公司融资代表性理论，简称M-M定理：任何企业的平均资本成本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仅仅等于其同类企业的纯股权收益流的资本化率（Modigliani, and Miler,1958）。但是如果将债券和股权视为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不仅仅是融资手段，且潜在的投资人（包括潜在债券购买者）同样有预期理性，那么融资手段不仅与资产专用性有关（高度可重新调配资产使用债务融资，高度专用性资产匹配股权融资），而且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将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券代理成本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
二、交易费用理论研究企业问题的得与失
交易费用理论的组织研究以交易为基本研究单位，将交易费用与治理结构模式相结合，提供了产权合约安排的量化尺度。该理论利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内生化制度和契约因素，扬弃传统经济学理论简单的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将个人动机与行为和集体行动相结合，明确指出制度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开创了产权理论和寻租理论，把更多的变量纳入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界限，使组织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框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但交易费用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该理论并没有突破新古典理论体系。尽管该理论强调分立结构分析模式，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的治理结构模式，分别对应于不同性质的契约类型（企业自制契约和古典契约）。从前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关于市场与纵向一体化的研究，还是关注企业内部层级的团队生产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都依然认为市场是首位的，企业只是出于节省交易成本目的对市场的有效替代。
从纵向一体化与市场的区隔来看，交易费用理论给出了一个无所不包、近乎完美的解释途径。但交易费用理论貌似强大的现实世界解释性的背后，交易费用概念的模糊使该理论的可操作性面临尴尬的境地，连阿尔钦和德姆塞兹也承认“这个词汇大而无当”（Alchain and Demsetz,1972）。马修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为达成一项合同而事前发生的，为监督、贯彻该合同而时候发生的一切费用（Matthews,1986）。思拉恩·埃格持森与斯提格勒的观点相似，认为交易费用的产生是由于信息是有成本的，具体包括寻找成本、谈判成本、订立合约成本、监督成本、强制执行和寻求赔偿成本、产权保护成本（思拉恩·埃格持森，1996）。信息的准公共产品特性使以上定义遭受广泛的置疑，因为在缺乏相关信息的时候，对信息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理性的计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目前交易费用理论广泛采用的是阿罗实际称不上是定义的交易费用定义：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是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在经济学中的等价物（Arrow,1969）。无怪乎费希尔嘲讽地称：交易费用作为一个理论工具拥有名副其实的坏名声，因为······用适当的特定交易费用来使几乎一切事情变得理性化是值得怀疑的（Fisher,1977）。
从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看，交易费用理论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仅仅将制度环境当作一组位移参数，考察制度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治理成本的变化，否认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下企业的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的特异性。从治理结构的演进看，交易费用理论反对将现有治理模式与理论上的优化模式比较，强调“诚然，实际与假设之间的巨大差异有时预示着获取净收益的机会。不过困难在于如何实现实际的收益” （Williamson, 1996）。与社会达尔文思想类似，交易费用理论坚持“生存下来的制度必定是最优的制度”，试图让我们相信现有的组织形式是最好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
与以上乐观的想法想法，在组织层级研究中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组织中的成员总是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的，总在盘算侵犯他人利益、总在偷奸耍滑，监督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工作是设立管理者的根本原因，这是产生组织层级结构的基础。这些管理者（监督者）的专职工作就是监督，除工作性质外，从属性上看他们和组织中其他成员是同质的。很明显，交易费用理论中的无论组织还是其成员都没有个性、没有特征，整个组织就是一个冷酷、自利和阴险的团队，非但不会让人有归属感和荣誉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