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提纲）
1997年5月6日为北京大学“经济文化节”做的演讲


一. 苏格兰启蒙主义者们有一个说法叫做“civilizing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经济的文明化影响)”。当然,韦伯提出了一个反方向的看法,就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过的。比较衷恳的是阿尔佛莱德.马歇尔,他指出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持久和最经常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
    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也许不如讨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的更清楚:二者相互作用。并且随着物质手段的积累而愈发倾向于精神生活的世界。“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人禽之辨,形为心役与心为形役而已。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出发点是人之为‘nomena(物自体)’所具有的自由意志。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战败,洋务,同文,西化,...)提出了文化重建与文化整合的任务。

二. 通常的‘文化’定义(一群人生活方式的总和;注[1])失之宽泛,令人无从把握。钱穆的定义(文明偏于物质,文化偏于精神)大致上可以把握‘社会生活’的这两方面,但仍不是操作性概念,故难以同‘经济发展’概念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分析框架’。佛格森(Adam Ferguson)的定义(civil society: 人生而为社会的人)包含了个体与社会这一对核心概念,可以当做分析的出发点。而且,‘civil’包含了三层涵义（文明社会,政治民主,文字教化）。经济学是关于个体选择的理论。社会学则阐发社会约束。但到了现代,经济学成了博弈理论,社会学也注意到人际关系的博弈性。综合而言,可以讨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社会建构主义)’。不妨认为从个体出发所展开的理论加上从整体出发所展开的理论互相补充而成为文化变迁的博弈理论。

三. 经济发展对人的意义:闲暇时间。Henry George 说过,‘财富’是对‘劳动’的替代。凡能够或有助于节约未来劳动的就是财富。‘发展’的度量于是以‘财富’为要。其实,应当以(1)每日闲暇的增长(超过维生必须的劳动时间),(2)生命的延长,以及(3)物种的改善,这三项为发展的依据和目的。
    康德六十岁时提出若干个命题,其中命题一和二合起来是说:“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发展起来的...。但却只能是在全物种的身上而不是在各个人的身上”(“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这里“合乎目的地发展”是什么意思呢?他全文表述这样一个思想:竞争(恶或自私)最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到合作境界中去,又最终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带到合作境界中去(世界公民)。这个最终实现了的世界公民观点就是目的的实现(永久和平),或‘世界大同’。他认为这个“隐蔽的计划”就是大自然的意旨:通过对抗(竞争)达到物种的完美状态。“因而所有的战争就都是要---尽管这不是人的目标,但却是大自然的目标---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并且是要通过摧毁或至少是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新的共同体,或则是在其自身之内或则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变得无法维持,于是就必须再度经受新的类似的革命。”“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正是由于每一株都力求攫取别的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就迫使彼此双方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直的姿态那样...”康德与亚当.斯密同时代,此文作于1784年,或许他是读过<国富论>的。不论如何,这里出现的是同一个原则---进化论原则。

四. 让我为斯密和康德的宏观观点提供一个微观讨论:
    首先是技术可能性。这里‘收益递增’是最重要的。可以认为没有收益递增的技术就不可能出现‘经济发展’。我在4月4日的讲座中解释了‘收益递增’的知识学基础。现在我给出它的经济学定义: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随总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亚当.斯密在第一册前三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件事(分工三大好处:节约了变换环节的时间,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发明新的工具的机遇)。分工意味着一群各自工作在一个宽广过程上的劳动者被组织成为按照生产过程的纵向技术关联分布在各个环节上的劳动者。于是每个劳动环节的总产量扩大了许多倍,收益随之递增.斯密曾观察到,十八名工人分工生产的别针数量平均是这些工人各自生产的别针数量总和的几百倍。
    这又意味着,在竞争的人群中,能够实行分工的群体将在竞争中获胜。换句话说,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可能性。‘可能’,因为可能实行不了分工。Ruth Benedict 观察过的一个部落,以欺骗的本领为‘英雄’的判别标准。在这样的文化中是很难实行分工制度的。当然,如果康德正确,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文化将在竞争中消亡。

五. 分工对文化的要求
    首先是‘信任关系’。参与分工意味着把一部分生活资料交由他人提供。各古代发达文明都规定了对欺骗,偷盗,和其他越权行为的,仅次于乱伦的惩罚。
    由于分工的潜在收益,人们会被诱使去克服本能发生的不信任。这是开头所讲的“经济的文明化影响”。人们用以克服‘不信任’本能的是什么呢?叫做‘道德’。它压抑着我们的各种本能冲动,这些冲动或者会破坏两性分工,或者会破坏劳动分工(自私可以导致‘囚犯悖论’;‘我们对他们’则阻止贸易关系扩张)。这就引入了我一直以来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讨论。事实上,市场和分工的范围正好就是信任关系能够覆盖的范围。
    因此,市场竞争的力量倾向于建立普遍主义的道德,世界公民观点,或康德的“唯一的道德律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非‘民族主义’。

六. 分工,我说过(“告别”),一定是发生在市场之前。人类史上没有发现过‘前分工’时代的证据。A Heller 说,‘人’的定义应当是‘道德生存的’(德性地生存)。我们从‘个人’出发论述经济发展,达到了道德地活着也就是到了‘社会’这一端。这是社会学或道德哲学研究的领域。
    当一群个体通过‘分工’联结为一个整体时,什么是这个整体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呢?语言。所以现代关于社会的理论通常从研究语言开始。文化当然不仅仅是语言,但语言文字显然是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语言动物”。
    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最关键的层面就是语言:文化通过个体学习语言的过程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后者又参与社会过程并且影响语言与文化,新的,边际上变化了的文化又通过语言影响下一代个体的经济行为...。
    当一个个体死去的时候,他留下来什么呢?可以说,他留下一些‘遗产’(财富),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后者往往表现为‘语言’:他一生行为也许被人家记录下来,他也许写了一些文字东西,他也许传播了一些思想(口语的,行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全部的精神与物质遗产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其他人存入记忆。以至这个符号就代表了他的全部遗产[所谓‘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如果秦始皇没有名字,谁会记得‘长城’是谁的功业呢?
    通过语言,一代一代‘个人’的遗产被积累起来,就形成了文化以及文化变迁。但是从文化变迁到经济发展,这之间的时间也许要很久远。这里‘社会规模’是个重要因素。假如我全部的影响只在我的家庭中延续,则我的言行直接融入我的子女家人的记忆中,马上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从而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发生改变,或者发展,或者衰退。而当我把我的遗产放在一个巨大人口的社会中考察时,我今天的言行充其量也就是被几个,几十个学生记住了,或者我的文章有几百个读者,然后就发生大量‘偶然’事件。在所有这些知道我说了些什么的人的生活中,一些偶然事件与我说的或写的东西(知识)之间产生了交互作用,例如我所谓的“知识沿空间的互补”。于是这些东西得到‘强化’(这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更多的这类互补性事件可以把我说的东西(被人们记住了的)‘强化’成一个传统。这个小传统汇入大传统,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和许许多多‘偶然’事件,也许就成了‘显学’,开始对社会主流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但更可能的,是永远被遗忘了。
    上述的过程是许许多多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因为所谓“知识互补性”是对个体所要达到的目的(效用函数)而言的互补。我说过,诗歌,也许像火石和顶针那样被遗忘,假如对诗的欣赏再也进入不了效用函数的话。
    但是从大自然演进的观点看,我又同意康德的说法,“一个隐蔽的计划”。那些恰好建立了或接受了‘合作道德’的人群被保存了下来,并渐渐发展到足以覆盖整个地球。在这个意义上,‘善’确实是被‘恶’促成的。康德(“人类历史的起源臆测”,1785)说:“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请记住“隐蔽的计划”。)
    所以那些最终造成完善人类的东西,不论多少次地被遗忘,终究总能够确立起来,就象树木终于获得了“美丽挺直的姿态”。没有竞争(‘恶’)的力量,我们就真正地悲观了。

七. 我觉得已经说完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过程,让我总结一下:
    互补的知识使收益递增成为可能的技术。而收益递增提供了合作劳动的物质好处。但是仍有‘如何分馅饼’的问题(囚徒悖论)。‘道德’于是成为合作劳动的基础。但是‘道德’是怎样发生和维持下来的呢?康德和斯密会告诉我们,在最初许多不同的文化里,偶然发生的宗教,伦理,禁忌,等等行为规范,经过竞争,在分别遵守着这些规范的人群之间的竞争,演进为一些有利于分工合作的‘道德’。因此,人类社会的演进是由两个最基本的力量---宗教的和经济的,推动的。
    ‘宗教’被定义为对此世的‘超越’观念。所以任何一个文化里一定会有‘宗教’。哈耶克说宗教往往成为道德的‘守护者’。因为道德归根到底是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只不过,道德是对‘人’而言,宗教则是对‘人以外的什么’而言。
    启蒙以来,西方社会开始了它的‘现代危机’:做为合作基础的道德正在瓦解。贝尔说西方文化演进的结果是入世苦修的禁欲精神渐渐消失,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攫取精神极为旺盛。导致目前“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国正在现代化,在中国的都市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正在流行,而宗教精神与道德意识则被遮蔽。所以我们社会的‘经济-文化’演进也是失衡的。
    我不敢说这个道德重建的使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我只能说,你若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你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注[1].Culture: The totality of socially transmitted behavior patterns, arts,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all other products of human work and thought characteristic of a community or population。 [ME. cultivation < OFr. < Lat. cultus]
    Civil: Of, pertaining to, or befitting a citizen or citizen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 [ME. < Lat. civilis < civis]
一般说来,在‘个人-社会’关系中,强调‘社会’方面的概念总是源于拉丁语,而强调‘个人’方面的概念多源于希腊语。例如:culture, civil, morality [< mores]; phantasm,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