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一个90岁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转自经济观察报）
弗里德曼：一个90岁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 许知远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Ｆ·Ａ·哈耶克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片寒冷中迎来了９０岁的生日。遍及世界范围的公司丑闻正使越来越多的人思考：持续了２０年的放任自由主义是否已经寿终正寝？就连一直以“罗纳德·里根继任者”自居的美国总统布什也在７月２４日对参众两院通过的公司改革议案表示欢迎——这个议案将对布什企业界的亲密盟友进行更严格的规范。而在１０个月前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问时，弗里德曼对政治家们在“９·１１”后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世界经济状况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后彻底改变了”，这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抱怨道，“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他认为恐怖袭击除了加剧经济衰退，更可能导致一个他已不遗余力地批判了５０年的后果——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即使对于在“９·１１”后脆弱不堪的航空业，弗里德曼都认定，它们应遵循自然选择的规律，这将保证那些更有效率的公司的生存。
“肯（加尔布雷斯的呢称）会比我更愉快，他是个社会主义者”，１９９４年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如此评价过去的５０年。在历史学家眼中，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主宰了２０世纪——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与集体主义较量，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自由市场与计划体制的争斗。而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牢牢站在一起，在２０世纪后半叶展开了一场针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的战争。他们两人深信，凯恩斯的干涉理论将最终造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政府，并最终“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幸运地活到了１９９２年，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与苏联的解体。但弗里德曼却坦言，凯恩斯主义在大部分时刻更具影响力，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是本能地想到，是坏人在捣乱，而政府应该制止他们”，弗里德曼这样解释对手的理论。而对于自己的信仰，他承认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何面临如此复杂的状况，社会机制仍能进行自我修复？最少的干涉可以带来最大的成果？
评论家乔治·威尔在纪念弗里德曼９０岁生日的文章中称，弗里德曼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掀起了一场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思“干涉思潮”，并在８０年代迎来了两位最著名的学生，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塔·撒切尔——两人在８０年代的资本世界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同时，弗里德曼还缔造了芝加哥学派。自从１９７４年以来，至少有８位来自芝加哥大学和１１位与该大学经济系有联系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更多的当时的年轻经济学者则成为弗里德曼忠实的追随者。除了在学术界，他们还进入政府效力，还有来自拉丁美洲的精英则回到了祖国，推动了拉美的经济自由化运动。
总之，当轮到他获得诺贝尔奖的１９７６年，６４岁的弗里德曼发现自己的名声已是如此显赫，以至于“从如何治疗感冒到鉴定一封有约翰·肯尼迪签名的信件的时价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记者采访他。也就是说，由于对公共事物的广泛参与和可怕的语言表达能力，弗里德曼成了２０世纪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被作家丹尼尔·耶金称作“在５０年代末成了一场全面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的运动的领袖人物”的反传统年轻经济学家。他在７０年代引发了另一股潮流的到来——这股潮流从美国蔓延到几乎整个世界，他甚至向７０年代末的中国领导人推荐了“自由市场”。
弗里德曼喜欢名声，却肯定不喜欢人们仅仅将其视作一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评价经济学家的能力与贡献，不是发表了什么声明，而是他们的学术上的工作。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他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的看法，更让我感兴趣。”事实上，他在学术界赢得尊敬比在公众中更为一致。媒体曾质疑他曾向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提供经济咨询，而经济学的学生却无一不知道，这位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及理论、通涨与失业”问题上留下丰厚的遗产。在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弗里德曼在２０世纪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以致他成了“货币主义”的代名词。年轻时接受正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教育的劳伦斯·萨默斯在９０年代回忆说：“在我年轻时他是魔鬼般的人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开始勉强地对他产生尊敬。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流逝，我对他的尊敬越来越发自内心。”
但弗里德曼从不同意别人将其当作“保守主义者”，而他的朋友哈耶克也不是。他说他们都是１９世纪自由主义精神的传人，坚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但是，大多数自由派的确将他们看作冷石心肠之辈——目睹高失业、社会动荡，却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只等着体制进行自我修复。当然，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弗里德曼所推崇的“传统智慧”从未说“市场是完美的”，而是傲慢的专家的干预往往会导致更糟的结果。
７月３１日将是弗里德曼９０岁的生日。尽管在１９９８年年度的美国经济会议上，在１５０名经济学家投票中，凯恩斯被评为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但倘以“最伟大”评价，弗里德曼则成为第一。因为，他与哈耶克对自由的坚持在９０年代末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弗里德曼在学术上表现更优，哈耶克则因为作品“过于通俗”，从未被严格地视作经济学家（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与他很相似）。但从这一代伟大人物身上，我们最终印证了哈耶克著名的断言：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人同是伟大的哲学家与演说家，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
经济学的风尚就像巴黎的时装一样，总是在复古与创新间摇摆，每隔若干年就要迎接一次新潮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经济学家活得久与他的理论本身同样重要，所以，在此刻，加里·贝克那句简单的祝福超过一切繁杂的阐述：生日快乐，弗里德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