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文化译丛 总 序
好友黄旦教授主持推出了这个"媒介·文化·社会"译丛。他嘱我作文，略述译丛的设计思考以及入选的这些书之学术意义。我惟有从命。但这题目太大，为不多占读者的资源，我长话短说，就译丛设计的思考，择要述之。
从构思到实行
这个译丛的策划起于1996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其时有两个"研讨会场"，一是白天的正式研讨，另一是入夜后的"神侃"。一群尚年轻或尚不太沧桑的朋友相聚，虽天南海北地"侃"，却不离共同从事的学术。大家都颇感慨，觉得自19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虽有发展，但其学科领域究竟什么样，研究怎么做，仍很朦胧。于是大家"侃"出编一套译丛的狂想。这想法是系统译介这么三类书： (1)理论名著， (2)实证研究经典， (3)全面勾勒学科领域的论著和论文集。这些书要既有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既可做专业教科书，又可成为高层次研修类读物。
其时参与讨论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有王怡红、刘卫东、李展、陆哗、芮必峰、杨瑞明、胡正荣、段京肃、郭镇之、黄旦、曾建雄等。我不知深浅，承揽了组织的工作。其后，由于我能力的局限和自身的懒惰，除弄出个书目外，没做成一件实质性的事情。尽管如此，凡听说此事的朋友们都鼎力相助，包括孙五三、陈力丹、陈韬文、朱立、王铭铭、龚文庠、赵斌、高丙中等。
到了今天，中国的传播研究又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有了更多反映实绩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建立了多个学院、系和所，还有了多种相关的译作。而这期间，当时在杭州共同构思这译丛的人也多有变迁，我自己就蜗居在了美国中西部这座人称"陌地生"的小城。幸亏此时黄旦兄挺身主持，重新审定了书目，做了所有繁杂、劳神的实际工作，仰仗全体译者的辛劳，使译丛得见天日。
译丛与学科
根据今日的情况，黄旦主持重新设计了译丛，对书目作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译丛的主旨基本没变，力图涵盖的范围也大致没变，因此，译丛的名称仍由"媒介·文化·社会"这三个词组成。这里需要将这三个词如何反映所选的书目以及传播研究的学科作一扼要说明。
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 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地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 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 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偏好。为包容多元的特征，我自己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即我们所做的是研究，对象是传播现象。除此之外，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
将对传播现象的学术研究冠以"传播学"， 自然隐含了某种期待，尤其是对能够整合学科的"理论体系"之期待。但这期待总是实现不了，至少迄今耒见有人做成此事。 我们不想也不能而且不应将译丛看作是对"传播学"的完整表述，亦不能将所有选进译丛的书都看作经典。我们选了"媒介·文化·社会"这么三个词命名译丛，虽有靠近英国传统的嫌疑(我个人倒更喜欢戴上这嫌疑)， 但也说明我们力图使译丛不仅反映美国的文献，而且反映来自其他国家的英语文献。更主要的，这命名反映我们如下的考虑：
第一，译丛集中反映围绕传媒而展开的研究，所选书目主要来自通常称?quot;大众传播"研究的范畴，而不反映其他传播研究的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
第二，既以媒介为核心，译丛就应包括研究媒介生产(包括体制、机制、环境和运作)、媒介内容(或文本)以及媒介影响这三大块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第三，大众传播的研究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因此，译丛应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有影响的著作(如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经分析、历史研究等取向的研究)；
第四，大众传播的研究应当是社会与行为科学以及人文学知识整体的一部分，是对人类社会的象征再现(symbolic repesentations)、这一再现的生产过程及其对人的心理、行为之影响的研究，因此，译丛应具有与其他学科对话的特点，应包括来自其他学科、但其理论影响更重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第五，任何对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有些非常有影响的著作， 因局限于对特定社会、历史事件的分析，不一定有跨文化的"移植"价值。因此，译丛书目的选择要看对我们思考中国大众传播现象的启发意义，不一定仅按美、英的学科形象来确定，不需囊括一切。
这些考虑的基本出发点是，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1ine)。为何这么看是个大问题，为避免拉长篇幅，对此将另文展开。简单地说，大众传播是以一个巨大产业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和个人行为现象，纵跨多门学科，横贯多个领域。其他学科的学者会因其研究兴趣和学科的内在逻辑而涉足这个"十字路口"， 为我们留下他们的观察与分析。那些在此安营扎寨的人，如我们这些以从事大众传播研究为业的人，一方面需要继续这"十字路口"的全方位开放，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反馈到其他学科，对那些学科有所启发，使这个领域继续成为活跃的理论建构场所。这是与寻求"理论体?quot;不同的学科形象，它更强调，套用胡适的话，"多研究些问题，少标榜些什么'学'"。当然，必须是真问题!对此，我在后面还会涉及。
有些根据以上考虑而应当包括在本译丛的书，因已有中译本或正在被其他学者翻译而没被包括。这些书有的是某一"学派"(姑且用这个有悖学术精神的名词)的代表作，如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的社会学》(英国文化研究)和埃夫瑞特·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研究)，有的是采用某一取向的经典著作，如约史华·玛雅维茨的《失去的空间感》(象征互动理论取向)。和贤托·阿岩加、当那德·金德的《事关重要的新闻》(量化的实证研究取向)，还有的是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可读性极高的表述，如约翰·费思克的《理论流行文化》和文森特·莫斯科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或是另辟蹊径、提出了影响其他学科的理论思考的著作，如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的《媒介事件》。 读者可将它们看作是本译丛的组成部分。其他反映本译丛宗旨的书，希望能够在这个译丛的总题下继续推出。
借鉴、批判与应用
既然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么出版这套译丛有何意义?尽管要长话短说，这倒是有必要作一扼要阐述的。遗憾的是，在译介大众传播研究时，我们至今还会遭遇类似"批判地借鉴"、"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一方面反映了大众传播研究因为与一产业息息相关而受其困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一些学科相比之落后，包括理论建设的落后、研究方法的薄弱、研究成果的贫乏等。这些口号未必错，甚至可以说没错，但一旦成为口号，认识论原理就被简约，正如我用胡适的文章标题做口号一样。这种简约(注意，是对认识论原理的简约而不是原理本身)往往繁衍出理论思维简化、学术品位欠缺的毛病。
这些毛病的表现之一是将西方的东西作为万能的"器具"，不顾观点、名词所得以产生之分析逻辑和语境，生搬硬套。于是，要么为自己的文章穿靴戴帽，甚至撒两滴麻油式地用一两个西方名词，以掩盖理论分析的匮乏；要?quot;高级词汇"络绎不绝，不仅文章佶屈聱牙，而且分析走样。此乃消化不良症也! 此症的另一种表现是扫荡式的否定，坚称西方(以美国代表全部)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是为"特殊利益团体服务"的或都是在为牟取经济利益或政治"霸权"(姑且用这个概念之被庸俗化了的含义)提供话语资源。这是等不及看清"武器"的面貌，就忙不迭地要展开对"武器的批判"。
寻求威力"武器"的愿望人皆有之，实属难免。而且，在体制内做学问，常常没等找到问题或对问题的清楚表述，递交论文或出版专著的时间已到，这也是实情。于是，洋洋洒洒地"发挥"某理论体系或东拼西凑些现象来图解某一概念的"论文"、"专著"层出不穷，于是各种译著(甚至可能包括这个译丛)，成为久旱之"甘霖"，可供引用，可供发挥，可供涂釉。不消说，这绝不是我们的初衷。
在我看来，译丛中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作为现成的"武器"，既不能原样搬用，也不应青红皂白不分地拳脚相向。这些书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份"参考"(比如，西方是怎么做的，在中国特有的传媒改革过程中，有哪些是在取桔得枳，有哪些是在缘木求鱼，还有哪些是在养痈遗患)，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一些"亮点"，令我们窥视中国现状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面。也许，它们可帮助我们捕捉到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将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表述。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的问题的理论和话语。
这么做了，做好了，我们的研究才可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切实研究中国的问题，远比抽象地呼吁"本土化"更有建设意义。这是我所理解的"借鉴"。所谓批判，已在其中。秦晖先生的格言将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精到："主义可拿 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理论思维简化、学术品位欠缺的表现之二，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大众传播研究被指责为"太玄"，"远离实践"，无法"应用"。如此一来，不仅这个译丛，而且其他研究西方大众传媒及相关现象的著作，当然也就"贬值"了。
我相信，凡愿意读这译丛的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但为了"不会吟诗也会凑"才去"熟读唐诗三百首"，并非治学之道。难道读诗所得之美感享受和熏陶在其次吗?"学以致用"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经世伦理，也导致我们对"学以启蒙"的忽略，令我们轻视了二者之相辅相成。
所谓"脱离实践"，其实并不是大众传播研究应有的特点。这一指责，具有帮助学术建设的反思意义，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的问题是，将"治学"等同于建构学科体系，于是，力图以各种方式阐述"大众传播学""体系"的教科书层不出不穷，相比之下，提出并解答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当然是"脱离实践"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所谓"学问"者，学习提问也!但若因此给大众传播研究冠以"玄学"或"脱离实践"的罪名，恐怕有些似是而非、指鹿为马。我想黄旦教授主持出版这个译丛，也绝不是为这空泛的所谓"学"提供更多的"高级"词汇，帮助生产更多经多手转抄而成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学术研究应提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真问题?也许一个例子会有帮助。目前学界和业界都关心的一个现象是传媒产业的整合(集团化)，不同的问题由此产生：
中国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型问题)?
中国传媒产业集团正在如何组合?(现象描述型问题)?
?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转型社会，党一国力量在传媒集团化过程中的行使方式及其原因是什么?(理论建构型问题)
针对传媒产业整合的问题当然绝不限于这三个，我只是以它们作为例子，显示提问者的立足点以及问题的导向。它们都?quot;真问题"，代表三种类型，但真正有可能显示大众传播研究之学术价值的是第三个问题所代表的类型，即以理论为指导、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问题。它们之间也有逻辑的关系，也许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问题有逻辑递进和发展的关系，即从描述现象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视角并提炼出理论问题，而第一个问题之提出和解答则是改革现象之一部分，也是提出第二个，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的人应该研究的对象之一部分。希望对大众传播的研究能提出并探讨更多的第三类问题。
我们太容易将"理论联系实际"等同于"指导实践"，即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等于说学者与实践之间不应有任何空间，要将学者等同于企业或官厅的"谋士"。"咨询"重任，当然有价值，有想法、有能力的学者大可当仁不让。"官厅学术"或政策研究应该做，更要做好，绝不应受贬。但是，"官厅"需要不等于学者的社会、人文立场，"官厅"不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提出实践者因其本职工作的需要一般无法提出的问题，提出能够启示、预警和反诘实践者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立足点之独立，就没有任何的"批判"，无论你用哪一"学派"的高级词汇。一味地追随政策制定者或一线的实践者，解答他们所提的问题，就没有"学者"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的学术品味。仅仅根据政策制定者或一线实践者们对"熟练工"或"操作手册"的需求来贬斥学术研究为"无用"，也并非学术评判。对于一味地以"咨询"的需求来指导研究并以此贬斥理论思考的人，我们应当猛击一掌，呼日：走出权力和金钱的帷帐，与"现实"拉开充足的距离，审视你的观察立场和角度!
学术研究的勇气不仅在于向权贵进逆耳忠言，并因此遭逆境而不悔。学术研究之精髓在于寻求并坚持自己提问和表达理论思考的独立立场，在于不仅甘于而且寻求一种"边缘化"的境界。萨伊德对此有激情澎湃的论述，他将学者的立场表达为知识分子保持思想境界上必要的边缘、"业余"和"流放"式的存在常态。 他不仅在指知识分子的气节，更重要的在讨论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即学者在无法逃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场域内如何提出、思考和解答问题，如何维护自己思考的独立性。所以我前面说了，提出真问题时，批判就包含其中了。
我们从这套译丛中能得到的最直接的借鉴，恐怕就是各位学者们提问时以独立之立场所做的选择，无论是做"行政型研究"(如《Media Effelt》一书)还是"批判型研究"(如《The Whole Whole Is Watching》一书)，学者们都是在根据自己治学的逻辑而提问，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提出制度批判式的问题。如果这些书能够为我们提出并研究中国媒体改革过程中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提供一些启发，?quot;用"可谓大矣，黄旦教授及各位译者对中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亦可谓功莫大焉!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际，有必要提及翻译的质量问题。我没有看到中译本，即便看了，也未必能提出多少建设性意见。但我相信，所有译者都是非常严肃、负责而且合格的。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我也体会到，学术原著的翻译质量只能建立在学术发展水平之上，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转换问题。因此，今天， 当我们在探究西方大众传播(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脉络方面起步之时，我宁愿相信翻译的质量不会尽善尽美，有些对我们来说理论逻辑和表述都比较生涩的著作，更可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与其坐等一步到位，令这译丛继续束之高阁，我宁愿看到这步子先迈出去。译作一旦问世，就在公共空间内被讨论、受批评、遭指责。惟如此，才会有理解的提升，以建立出现更好译本的基础。
潘忠党
2003年2月28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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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译丛·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 总 序
一直景仰好友展江教授翻译学术著作的系统工作。窃以为，从他译著的选题，可以看到他的学术品位，也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国改革大势的分析。今年初夏，我们在上海和北京短暂相聚，他谈起“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的构想，约我帮助推荐些书目，并为译丛写序。我虽然知道自己学疏才浅，但展江约请，我惟有从命。
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热，现已覆盖了众多学科。在传播研究领域，热度似乎更高一些，现已有多种译丛、译著或原版著作面世。但是，以研究方法为核心的译丛，至今尚未看到，虽然市场上有一些零散的研究方法译著。以此观之，展江与喻国明教授主持的这套译丛，是在填补市场上的一个空白。
市场的空白只是表象，这个译丛的价值更来自学术（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求。我曾在个别场合批评国内传播研究的方法欠缺和“赶超发达国家”的焦躁。这话当然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由历史所形成的现状。多年的思想和学术空间的丧失，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空白，这不仅表现在思想的萎缩，而且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缺失，研究实践的匿迹，学者群体的瓦解。因此，近20多年来，各社会与人文学科，几乎无一不在恢复或重建当中。至于传播研究，因为曾被当做“资产阶级新闻学”打压，更兼本身就有身份不明、内涵不清的“内患”，起步更加艰难一些。今天，学术研究恢复了点元气，而且有了繁荣之象，传播研究亦不例外。学术译著的出版热就是表现之一。但是，在资本与权力结合的新的历史漩涡中，学术似乎难以抵挡名、利、权的诱惑和压力，确立独立思考、潜心考察、缜密梳理、厚积薄发的价值取向，提高建立于此之上的学术品位，仍是亟待努力的事业。出版“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是这努力的一部分。
就传播研究这一领域来说，这种努力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澄清传播研究的学术根基和内涵，建立共享的学术话语平台，发展独立而多元的经验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设，须致力于明确研究对象、发展基础理论、建立与此配套的研究方
法。就目前状况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这似乎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了名；多种原创与翻译的“传播学”教科书，似乎也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理论概念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些都标志了学科建设的起步。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什么仍是一片混沌，这不仅表现在传播学专业面临开设什么课程、以什么为培养目标等这些实际问题当中，而且表现在传播研究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困惑之中。以我的一孔之见，这些问题和困惑的根源在于传播研究目前缺乏实绩，无力彰显传播研究如何提出并解答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功用。
若再追究下去，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研究方法的缺失。比如，各新闻与传播院系要么开不出研究方法课，要么仅有一两门方法概论课；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很多仍然或缺乏方法的表述，或体现不出什么严谨的方法，有的是天马行空式的抽象思辨，有的是蜻蜓点水式的案例描述，有的是就事论事的工作总结，还有的是不见理论脉络的数据堆砌。当然有不少论著采取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个别采用量化方法的论文甚至做了很复杂的多元统计分析，但是，即便这些论著中也有不少存在着对经验观察分析不严谨、资料分析与理论论述脱节、盲目应用西方理论概念等问题；至少在传播研究领域，真正能够以能动和反思的方式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并将之与理论分析严密结合的论著，尚很少见，比之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至少显得相形见绌。
研究方法不仅包括研究操作所遵循的逻辑和程序以及所采纳的手段，还包括引导出这些操作处方并由之所体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原理。换个方式说，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为研究的操作手册，而且体现为构成我们世界观的基本思辨逻辑。在庸俗反映论、二元冲突论、单一决定论、线型进化论的多年笼罩之下，引介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包括传播研究），如不系统介绍方法和方法论，不潜心做经验研究，以分析和解答中国现实的问题，难免形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局面，导致或空中楼阁或淮橘成枳的危险。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中国化”或“本土化”，除了空谈之外，还有将学术套入政治的枷锁的危险。
因此，我很赞同展江和喻国明教授对“传播学研究方法”译丛的构想，即通过这套译丛，不仅出版讲授各种研究方法的著作，而且译介阐发各种方法论的著作；不仅包括一些可以帮助学生、学者研习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时常查询的教科书，而且包括一些对某种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起到示范作用的研究专著。这套译丛的构想，还依据传播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这一特点，以学科疆域开放为取向，容纳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及方法论著作。在这个大场景内，一些已经翻译出版的方法和方法论著作，在学理上应当是这套丛书的当然成员，这不仅包括如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或译《文化的诠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等在内的经典，也包括一些教科书（如巴比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一些体现或探讨某种方法的研究专著（如凡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马尔库斯和费切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希望这个译丛能够与已经出现的各种理论专著和教科书译丛一道，起到系统介绍西方传播研究及其学科根基与关联的作用，并能激发探讨中国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专著。如果有了这么三大类型的著作--理论和方法译介，探讨中国现实的经验研究专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言之有物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就有了传播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积累，也就能够形成整个学科的学术平台，并为学术群体的形成提供必需的文献和话语支撑。这么来看，“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不仅是在填补目前学术书市的一个空白，而且是在铺垫传播学科的一块基石。
研究方法并非价值中立，这一点已从对美国实证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英国的文化研究、欧洲大陆的批判学派研究的介绍中得到了一些体现。由于方法的多元，由于方法与意识形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还由于方法即规范性要求（prescription）这一基本特性，不同方法及其取向之间往往会有认识论和价值判断的冲突，这种学术冲突经常还表现为不同学派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冲突。前一个意义上的冲突是学术思想和取向之间应有的交锋，是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必然过程；而后一个意义上的冲突却往往是将学术传统或取向教条化、将学术交锋政治化的表现，是妨碍学术发展的绊脚石，是分化学术社区的毒药。以“译丛”的空间，力图容纳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不是抽象地、脱离具体研究问题和学术语境地评判任何一种方法的优劣，可以起到这么两个作用：一是彰显不同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程序和手段，以帮助规范经验研究；二是在显示各种研究方法之区别的同时，显示各种经验研究共享的原则、倾向和话语资源，以形成学者们相辅、相成、相争的“诠释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在这些社区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共享的学术品位、评判标准和审评与讨论的习俗。这是个建构学术研究的自主空间的过程，也就是排除职称、资历、权位、资本等因素干预学术评判与讨论的过程。
我们不能将本套丛书中任何一本书作为教条来阅读和应用。对本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书，哪怕是教科书，都不能以阅读食谱或医生的处方的方式阅读。缺乏反思与批判地阅读任何一部方法或方法论的著作，都难免作茧自缚。这不是编辑者们希望看到的影响，也不是我在此呼吁掌握研究方法、理解方法论的初衷。我们阅读研究方法的书，是为提升自己研究的能力、增强自己研究的基本功。研究方法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提出、探讨并解答现实问题，而且必须是由理论之“脚手架”所支撑、反映我们的人文关怀、根植于我们所处的历史现实的“真问题”。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方法的掌握，只能体现在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当中，必须经过一个从一般意义上的“处方”到具体的研究课题和场景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绝不可能仅仅通过阅读研究方法书来完成。也就是说，研究方法的提升，必须经过不断的研究实践，必须体现于研究实绩的积累。阅读是为了研究实践，阅读与研究实践必须同步进行。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研究方法的局限。就各种不同研究方法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应当发展自己的专长，而不必希求--因为基本不可能做到--成为熟练掌握“十八般武艺”的“全能”学者。长于一技是好事情，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技术要求日益复杂、分工日益细致所必须。但是，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首先，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对自己所采取或善于运用的方法必须有深入的反思；其次，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只能帮助我们提出、探讨并解答某一类现实问题，同时排除另一些同样甚至可能更加具有理论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令我们提出并解答所有的现实问题。这些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可帮助我们时时关注研究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以及话语表达的语境，时时批判地检点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持开放的思维境界，防止自己成为某一方法的奴隶，防止自己陷入以学术争论来划分敌我阵营的陷阱之中。
当然，那种简化自己不懂、不会的研究，对其嗤之以鼻，信奉自己熟练掌握的方法，将之尊为万能武器的现象是很难杜绝的，如有幸遇到，不足为怪；若某友人有此表现，可作人之常情看待，继续友谊。倒是我们自己应当沉下心来，发展自己的专长，实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理解，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细致不苟地、敏感反思地运用自己所擅长的方法。所谓学术研究中的多元，不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且应当是对我们学术研究实践模式的概括。希望“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成为这种学术实践的一个起点，也成为我们学术社区共享的一份资源。
潘忠党
2004年7月31日于而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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