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张建伟《中国社会科学》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
张建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现代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分析工具、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作出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
本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参见，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之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去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
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的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的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了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①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企业内的人事；②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③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 and 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 and 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理学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哲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①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②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 and 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③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会计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 accounting 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 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自然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
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象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分析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理论线索
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该派的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发展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方法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的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 and 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目前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①产权经济学②交易成本经济学。③合同理论。④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派学说在中国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讨论，这里不拟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宪政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政治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宪政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宪政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宪政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宪政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自然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理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社会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学习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工业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参见：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多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法律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哲学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
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 .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①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②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③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 and 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恩格斯，1875，中文版，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应用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他们认为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
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问题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89年政治风波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①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②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参见：叶选胜，1993）。③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影响，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④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分析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历史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1996）、（第二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文献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3．以张曙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目前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划，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参见：张曙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内容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①创新的不连续性；②创新的不确定性；③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④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⑤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
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和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
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哲学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翻版（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参考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主要参考文献：
Baumol,W.J.1959:“Business Behavior, Value and Growth”，New York: Macmillan.
Coase,R.H.1998:“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May):72-74.
Greif, A., Milgrom, P. and Weingast,B.R.1994:“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Merchant Guil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2(4):745-776.
Hayek,F.A.1952:“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Hong, J.T. and Plott, C.R.1982：“Rate filing policies for inl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19.
Leibenstein,H.1976:“Beyond Economic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R.R. and Winter,S.G.1982:“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otter,A.1981:“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O.E.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New York: Free Press.
Young,A.1928:“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38,527-542.
艾克纳，1990：《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布坎南，1989：《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陈彩虹，1998：《经济学的历史属性和逻辑论》，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上海）。
程恩富，1997：《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
崔之元，1999：《“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恩格斯，1975：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樊纲，1994：《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弗里德曼，1991：《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黄少安，1999：《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霍奇逊，1993：《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卡西迪，1996：“经济学的衰落”，载《纽约人》杂志，1996年12月号，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柯荣住，1997：《长期谈判的均衡问题：制度变迁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
李超民，1999：《“常平仓”、华莱士与“农业调整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
李稻葵，1995：《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林毅夫、蔡肪、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 店。
林毅夫、蔡肪、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塞缪尔斯，1995：《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8月号，中译文见：《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盛 洪，1995：《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卷。
盛洪主编，1994：《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斯坦费尔德，1990：《制度分析：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发展》，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谈 敏，1992：《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田国强，1996：《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王 询，1999：《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1995：《“交易费用”与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
汪丁丁，1995：《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承明，1995：《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熊彼特,1992：《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扬 格，1996：《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
杨瑞龙，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叶选胜主编，1993：《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流派》，河南人民出版社。
张曙光主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曙光主编，1999：《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2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张五常，1992：“科斯”，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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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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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
作者:莫非定律 发表时间:2001年10月2日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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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
但是有无法回避的经济理论的基础核心问题。切以价格决定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两个问题为关键。现代的任何经济学说都无法逃脱过去，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都不能例外。我认为其是经济学立学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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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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