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lwd老师，写来艰难，读者无多，自己人娱乐，呵呵

文章嘛，得一认真读者足矣。否则如我那样写评论，门户网站上评论者数，解其用意者寡，又有何趣？

有三种好文章，给人快乐，让人感动，发人深思。chen的主要属于第三种。按照柏拉图的划分，这也是最高的一等。（套用快乐生活、德性生活和沉思生活的说法^_^）

同意罗老师看法。
楼主写起来艰难，我这样的无知之辈读起来更难。不过总还有很多东西让我不由思考，记得是哪天早上起来还想起这篇文章。绕梁三日啊！

谢谢罗老师和朋友师友的鼓励，看起来，唯一可以回报这一勉励的事情，就是继续认真的写下去。谢谢。

michael

从草稿的角度看，书写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但书写的另一个好处，便是及时的书写，记录了发散思维的片段。所以，草稿是一个可以彻底表现思维张力的地方。下面的这一段，是一个纲要构想的记录而已。个人对这一段很不满意，希望有机会重写。

《科学社会学之三：工具和技术的演化》

就科学、技术和手艺而言，手艺除了意味着人体通过对自身肢体的训练，达到一种更熟练使用肢体的水平之外，同时也意味着人体因应于外在物质世界的改变，相应发展出来的一种自我意识控制下的驯化。这正是文化（Culture）的词根来源。

技术，则意味着通过使用物质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方法。按照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看法，生存和传种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一需求乃由基因设定，即是人类的本能。除了少数基于自我的意识控制或者判断，决定放弃生存（比如谭嗣同式的舍生取义，意志消沉的自杀行为、神风突击队，广场的自焚和来世的超度等等），或者放弃传种（在香港等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中选择Dink式的单身生活）之外，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与动物一样，生存和传种这一基本的生物性本能，是人类整体得以生存繁殖的基本法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更进一步将人类的需求区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种对需求的强行区分，从操作性观点来说，产生出一个偏好不同的次序，由此可以比较其效用，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社会生物学，对于各种需求对于人脑的影响，并未达到可以验证比较的层面，从而这种需求层次的区分，或者说，主观效用理论，只能停留于一种理论构思的层面，而缺乏真正的实证性。但是，马斯洛理论相对于梁漱暝观点的多层次性，显示了一种对于概念进行细分的努力。

相对而言，构成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结成社会组织之后的世代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只是衣食住行而已。但相应的，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和方法，却通过不断的自我演化，形成更高的复杂程度，原始人的茹毛饮血和现代人的一餐法国大餐，或许对于进食者的生存需要而言，所摄入的热量可能一样，但制造出法国大餐的过程的复杂性，却远远高于直接的茹毛饮血的进食，正是这种食不厌细，哙不厌精的追求，使更多的物质被涉及，更多功能更加复杂的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并使用。同时，这个过程中，除了满足基本功能性需求外，其他无用的审美元素，也被添加进来，比如说，日本人对于食物所进行的精美而细致的包装，或者买椟还珠过程中，对于盒子的不厌其烦的雕琢，这种非功能性而充满审美的过程，也同样促进人类在满足生存需求之上，对于物质的进一步研究，和对工具的改良。这表现为物质和工具的演化。

就“演化”这一词语在后世的使用和影响力而言，正是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理论，使演化这一词语及其思想，成为此后渗进各种学科并影响人们观察理解各种事物的方法论。如同米德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关于《演化成为一个一般观念》的考察所指出，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的标题中，所使用的“物种”（Species）这一词语正是“形式”的拉丁文。可以这么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考察的正是自然界各物种，其形式变化的次序。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理论，形式乃是先验设定，所谓形式的变化，只不过是先验予设形式的完成，此时的演化，所指的是同种形式的不同阶段而已。但达尔文之后，产生出和古典演化理论完全不同的现代的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与古典理论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演化被认为是形式的变化，而形式的变化，与外部条件有关。这正是米德所指出的，演化的中心，在于这么一种认识，即是过程将按照它所进行的条件，来因应变化其形式。

对于一个进食过程来说，通过不同形式（茹毛饮血—精食细哙）产生出来的食物，最终会被分解成为满足人类生存的糖分，其最终目的并无二致，而其关键不同之处，则在于食物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而达到不同的形式。这是食物形式的演化。而对于一个生命过程来说，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此生，是波澜起伏，多姿多彩，还是平淡如水，人终有一死，生于大地，归于尘土，赤裸而来，赤裸而去。决定此生的生活形式者，正是肉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个体对这些条件的因应及选择。

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涉及人类的外部诸事物的演化的话，可以看到，对于人所身处的地球来说，在人类出现直到其影响力足以改变地球的天然环境之前（比如砍伐森林的温室效应，或者原子弹的大爆炸），地球诸元素及物种本身，便处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演化。太阳及外星系的辐射和小行星的撞击，不断的改变地球上生物的形式。

在人类以强有力的作用介入自然界的天然演化之后，人类的经验随着世代而增加，对自然界诸物质的使用，也随时间而变得复杂。在人类自我演化的世代中，对于人类文明具备深刻影响的，正是物质和工具的不断演化而使人类具备了肢体之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不同，重新分配了人这个物种和其他动物物种在力量上的不同，从而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称王称霸而将老虎和狮子关进动物园玩耍。同时，这种物质和工具的改变，也影响了使用这些物质和工具的人群的不同力量，比如说，西洋以强枪利炮，横扫苦练金钟罩和铁布衫的东亚。正是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人群的自我驯化路径，比如说，强调身体训练和格斗技术的咏春拳和少林寺成为电影传奇，而因为高度敲击键盘，手指的灵活性，特别是小指的灵活性却得到高度提高。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物质和工具也同样处于不同的层次的演化。比如说，为了满足作为饮水的器皿这一工具功能，不同形状的杯子（比如圆、方、椭圆、锥体等）被制造并使用，这些不同形状的杯子，可以储存不同的容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同时，制造杯子的材料，也随时代而不同，比如木头、陶瓷、玉、金属、不锈钢、玻璃、塑料等。而将材料制造成为工具的动力，则有人、马、木柴、木炭、油、电、太阳能、核能源等诸种形式的不同。

相对于工具形式变化的多样性，材料的选择集更受限制，这一限制，除了受限制于人类对于物质特性的认识，也受限制于可使用资源的成本。但物质材料的变化，带来的工具特性上的飞跃变化（比如从木剑上升到玄铁重剑之后的攻击力的变化），使材料的改变，更深刻的影响社会群体的生活。同时，每一次动力形式的变化，在合适的组织形态下，一旦被采用，会产生出影响人类至巨的深刻影响。

当进一步考虑工具和物质的演化对人类的影响时，从漫长的人世来看，后人对于新、旧石器时代区分的依据，乃是依据使用工具的不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则是依据使用的动力材料。而每当回想起一百年之前，当缺失了当世各种电器以及电力之后的世界，便可以清楚的了解电力的使用，对这100年间的人类生活的实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工具或者动力的变化，都因应的产生了人类职业上分工的变化。或者说，进一步加剧了人类职业的分化。这正是工具和物质的变化，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组织形式的变化，或者说，分工的形成和社会的演化。这种社会的分工，按照涂尔干和卢曼的观点，分工本质上意味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这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自我接受他者的选择，并以此作为自我行为的前提。从一种博奕的观点看，在长时间下，个体选择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社会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诱导或者锁定这种专业化行为。这种专业分化，以及基于分工基础之上的产品交换，，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将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整体福利增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分工的好处辩护。而涂尔干则从快乐的强度及反对功利主义角度的立场，抨击这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上看，分工，确实导致了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这时，技术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物质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方法，同时，也指向人类如何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社会科学。


从社会学立场上看，无论关于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的价值判断如何，看起来，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更象一种自我指涉系统，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分工和社会演化开始进行，那么，这种趋势会成为一种正反馈，继续促进分工的程度，和演化的复杂度。涂尔干直接设想：“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决定了分工程度”，这看起来接近于亚当-斯密和扬格的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变化，和欧洲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工业社会之前的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我将在《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再行论述。

18世纪，英国的纺织业，倚赖新的能源动力而获得明显变化，并由此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社会的其他制度变迁一起，形成后世所谓的工业革命，而也加速了东西方的大分流。技术、科学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化，自我演化，自我指涉，并作用于此后的数个世纪，再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地方。从一种后见之明来看，在大历史的角度，工业革命的长远结果是，首先，机器和无生命的动力代替了人的技能和力量，然后，操作行为被逐步自动化以迎合设备的工作速度，或者说，人被机器所驯化。尽管在长远的将来，可能出现智能的机器人，以代替人的思考，但却未必有智能的机器人，可以代替人而进行喜怒哀乐，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可能，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

《大学的行会性质》

        从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思想传统，常常被追溯到古希腊，比如亚里士多德之前。但事实上，科学、技术得以被积累及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基督教的思想传统，以及与这一思想传统相纠缠的封建式庄园经济。而希腊的思想遗产和医学，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脉以理性主义的形式和基督神学相纠缠之外，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岁月里，是保存在阿拉伯人手中，而后才又重新流回西欧。

        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神学》一节中，已论述了早期的基督教徒，如何通过不断重新解释教义，迁就希腊哲学而向皇帝献媚。而在基督教义获得统治地位之后，夹杂其间的希腊哲学带来的理性诘问，却被视为教义的一大致命威胁而欲除之而后快。相反，当9世纪阿拉伯崛起而极需理论支持时，希腊所已经进行的各种政治尝试和精密的哲学思辨，却助益于刚崛起而极缺乏精致理论支持的文明。和类似于刚刚发现马克思教义的中国小农一样，希腊的传统文明便被不加选择的大量的翻译并保存在阿拉伯文化之中，但却得不到详细的解读和辨识。而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试图了解希腊文明的话，便需要“群趋东邻受国史”了。

          奥古斯丁目睹了罗马城经历的战乱，由是划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认为末日即将来临，身处即将走向上帝之城的黑暗时代。很不幸的是，文艺复兴之后，这个词语再次被人文主义者使用，并和中世纪这个词语联系起来，成为“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指最起码从401开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日子。

          出来混的，早晚要还的。基督教对于希腊哲学的所为，报应于人文主义上手中，一旦人文主义者获得了话语权，便将16世纪之前，那些由基督教管制的日子，贴上黑暗时代的标签，从此获得一种掘墓鞭尸式的胜利。通过这种标签，人文主义者便获得了一种自我标榜的与时具进的“先进性”，从此与过往的时代决裂，新纪元也从此开始。   
         

            此时，本来应该起来反驳的基督教徒，却忙于教会内部的分裂，即是路德的宗教改革，而无法与人文主义者抗衡。从传统教宗分裂出来的新教和路德宗，将那些过往由天主教管制的历史，也添油加醋的加上黑暗的事迹。这一词语，再度被强化使用。此后，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充分带着愤青性质的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挥舞着长剑，向教会的风车作战。中世纪的日子，便由于与后世教会的联系，再次获得黑暗的现象。很不幸的是，卢梭的教义，被发挥成为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再伴随这种暴力主义，通过日本而间接传入五四运动前后那革命的中国，而那种对中世纪标签式的描述，对于一知半解的中国人来说，便若隐若现的成为一种先天的话语。

          与卢梭教义一同输入的中国，还有通过日本传入的科学主义。而这时，科学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主义了。在科学主义的描述中，教会的中世纪，常与宗教裁判所一起，成为黑暗的代名词。比如，伽利略的囚禁，哥白尼的恐惧，和布鲁诺的火刑，科学主义的历史所追认的先驱，以被教会残杀和凌辱，欺压的面貌出现，再次意味着科学主义和教会之间的决裂和势不两立。但如果相对于后世极权国家对待思想异端的满清十大酷刑，或者李敖想参观的监狱来说，教会的刑罚，对于人类肉体的折磨，远缺乏中国人的想像力，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怕。
         
          看起来，只有通过这种杀父式的决裂，人文主义者，启蒙运动者，科学主义者，甚至新教徒，才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或者为自己别有企图的目的，掩盖上道德上的合法外衣。却忘记了，所有一切的思想渊源和言述的方式，跟以往的世代，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正视过往的历史，便无法完成对于自己的反思。

        在城市文明兴起之后，科学主义出现之前，数千年间，地球上曾经生存过如此多的人类，有多少人，曾经在暴风雨之后，抬头仰望过天空的星星，获得内心的安宁，又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曾经发生，这一切，岂能用“黑暗的中世纪”，或者“万恶的旧社会”一言以蔽之？相反，以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成为敌对的人群，甚至需要通过各种造反，革命，运动来消灭可能敌对者的肉体以捍卫红太阳的光辉者，比之城市文明兴起以来，以征服城市而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者，又更进一步。能够说，谁更黑暗呢？

          在科学主义的论述中，科学和宗教的地位关系，一直被指称为“科学是宗教的婢女”，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后来的科学主义者自抬身价罢了。当基督教获得国教地位之后不久，欧洲帝国的分裂，伴随着君王在政治上对于各王国，庄园影响力的薄弱，同时，市场经济的萎缩和封建庄园形态经济的兴起。基督教成为王国式微时候的支撑力量，和分裂国土的精神上的黏合剂，而教会，则通过知识的传播，而成为教育上主要的支柱和传统。经过历次公会修订，确认的《圣经》，除了具备权威文本的性质之外，也成为一种对民众启蒙的工具。同时，从长远上看，教会则是教育的主要资助者，尽管这种启蒙和资助，其背后另有传播信仰的目的。是宁啃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成为立着贞操牌坊的节妇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无论价值判断如何，事实上是，在教会和王国并存的相当长日子里，教会确实资助了教育，而这时，“科学”这个名词，和后来科学所指的一系列制度，并不存在。
             
        基督教并没有发明学园。希腊的学园更为后世所传诵，而罗马，那种不鼓励沉思的气氛，并没有将纯思辨的学园制进一步发展。而此后，交换的萎缩和市场的崩溃，带来的严重影响，使城市解体成为乡村，伴随城市解体的是学校的消失，直到11世纪之前漫长的日子里，基督教的修道院式教育，充当了平民教育和微弱古典传统的传播者角色。很难说，如果没有基督教所起的延续作用，欧洲的文明，会不会和那些早已烟消云散的文明一样，成为日后后世发掘和考古的对象。

        城市与教育的关系密切相关，教育，如果按照加里贝克尔的观点，是一种长时间下跨段的投资，对下一代的长时间投资，或者本人的终生投资。投资必须有相对足够的剩余资本，而这，只有当物质盈余和时间盈余时候才能做到。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程度，本质上说，只有城市高密度的人口，才能支付得起教育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又具备规模效应的投资成本。

          关于欧洲封建社会，城市的兴起，可以参见下节《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城市而来的，是王权力量的增强。正是王权和神权的相互抗衡，才使此后很多微妙的变化得以产生。《红与黑》，服务于恺撒，还是服务于上帝？成为有志的底层青年面对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决定了其接受的教育，这个问题，在今日有志于自己知识兴趣的青年，是选择通过漫长而无稽的各种考试，还是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一样艰难而现实。

        到十一世纪时，教会关于上帝的理论已经发展得相当精致而复杂，而相对，得到王权支持的世俗学校刚刚复兴，但却具备更宽泛的可以学习的主题和科目。在城市兴起的背后，是商业力量的推动，以及将推理和理智应用于世俗商业的不自觉努力。而随着物质的积累和社会的分化，大学随之兴起。

          大学，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类似教育联合会的行会。13世纪的大学，看起来只不过是先前学校的扩展，但重要的一点是，这时的大学，并不是指某处建筑，某个章程。大学并没有地产，而是一个由一群随时可以移动的人所构成。同时，这群教育者，由于各处教会，国王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便利从而发展迅速。

          与希腊各个学派的学院思想各异不同的是，与城市的相对独立对应的是，13世纪欧洲的大学，教科书、问题、课程都非常相似，这既可能是由于此前知识的高度缺乏，而面对通过翻译阿拉伯文化的进入的希腊文化的结果。也是高度流动的教师带来的结果。大量兴趣相近者的聚集，一方面带来古代资源的收集，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则是从阿拉伯重新翻译，输入希腊和拉丁传统文献。在13世纪以前，主要的努力是减少损失，而13世纪以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重新吸收资料输入的问题。正是这部分资料的重新输入，才引起和已有教会传统资源的重新整合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理性和信仰的张力问题。这一问题，体现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而暗示着日后的文艺复兴。而同时，这种高度流动而体系相似化的教育体系，使得一旦引入新资料，出现挑战现在传统的新思想，其迅速传播的危害性也便更大。而这，正是科学必须回到哲学范畴上，才能挑战神学的理由，否则，科学可能会成为神学的婢女，而不会是神学的敌人。


（未完，待续）

引言----《作为回忆线索的历史哲学》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出生的那一刻，便是肉身被抛入尘世的时刻。而后当身体慢慢成长，发育，成熟，而后衰老，死亡时，关于自我的意识，也慢慢产生，稳定，而最终随肉体的消灭烟消云散。     

关于自我的意识，在小时候，是通过对肢体动作的训练得到强化，但随着人的成长，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来自社会所赋予的教育，以及随后通过工作、生活等与社会的互动，来理解身边的生活环境，从而得到自我的人格，以及与之对应的相对连续、表现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自我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源于对自我以及身边环境的认知。记忆的连续性使前一刻的认知，构成下一刻行动的判断。在法律意义上，一个行为人，其关于社会及生活理解的认知，必然是相对稳定而变化缓慢的，否则，其行为便会出现跳跃式的随机动作。（福柯《疯癫史》正是通过对疯癫的考察，试图为常规的社会形态，提供另一个参照系）。从而，当将延续性的时间跨度进一步延长，便可以得到，对于过往历史的认知，有可能持续影响到后世长时间段下一系列的行动，从而，历史的耻辱成为后世的重负，先祖的荣光，成为子孙的面子。

一个人的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为终此人之一生，所持续进行的各种行动所构成的全集。在词源学上，History可以被分解成为His-story，便可知道，历史，实质上，乃是关于人之故事。

但关于某人的故事，所可纪录，所可考证的，乃是这某人的行为，而关于某人为何做出这行为的背后原因----某人的自我意识、某人的思维模式、某人对肉身的控制，某人的非理性的情绪波动种种，却与时俱逝，不得而知，于是，产生出关于历史发生背后动因的猜测，即是历史解释学。

对于历史解释学来说，很幸运的是，由于不存在时空隧道，因此，后世所做的任何设想，任何解释，任何判断，都不会再去影响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与被考察的主体，存在着主体间无关性。这使得历史考察，看起来更具客观性。但是，同样很不幸的是，也由于逝去的全景已经不可再追，也使得历史考察，成为一种对过往各种遗迹的拼凑之后的一种想像和重现。而关于各种历史解释的优劣，则属于一个方法论问题。在本质上说，通过某种方法论得到的历史解释，仍然只是后人关于前人的一种想像而已，其影响，也只局限于当代人，对于古人来说，逝去如斯，已不可再，再与后世无涉了。

后世是否能出现时空隧道，打通历史界限，回到未来，今日不得而知，但在一种情况下，后世对历史的考察，可能会影响到前世的历史变化。这就是假设前世已经考虑到后世的价值判断，而顾忌到生前身后名，从而舍身取义的情形。不同时代所信奉的关于不同时间的价值判断，构成关于时间和生命价值的不同文化观念，由此产生出关于当世生活的不同理解。比如信奉中国传统“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为浊世树楷模”，的儒家观念者，可能会以盖棺之后的身前死后名，来看待今世的君王天下事。信奉六道轮回者，则可能视今生今世之苦难为前世之必然而安贫乐道，而信奉上帝之城者，则可能以天堂之生活，或者最后的宣判，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从而，对于历史考察来说，如何断定历史上行动者，在行动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一个需要详细考察的重要问题------行为者的思想，可能由社会现实渗透而诱导出来，也可能产生于闲暇时候的幻觉。另一方面，思想，也可能转化成为实际的社会行动，而产生于当时或者后世。这便涉及到思想如何产生，以及思想史与社会行动史如何相互纠缠的问题。

思想如何产生，本质上说，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不应该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或者说，作为一种生物的人，其生物性，限定了人所可能行动的边界。而随着对人生物性的加深理解，或者说，对于生物性约束边界的拓展，也可能使人出现与前世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这通过对比人类最近一百年的生活面貌和一百万年前的生活面貌，便可以发现。

而思想史和社会行动史的纠缠问题，则属于历史学所必须考察，也可能考察的问题。从一种哈耶克的自生自发扩展秩序的观点，社会行动的形成，在于所可能解释之先，或者说，人，乃是不自觉的行动着，而关于行动的解释，乃是在于行动之后。而从一种计划性的观点看，未来，和建筑物一样，有可能是被设计的，而设计的依据，可能来自过往的实际经验，也可能来自幻想，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都可以被看成这种设计的一个试验。凯恩斯说“政治家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时，不过便是指出了行动可能是被设计这个道理而已。

自发，还是设计，这种对立的观点，都只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释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存在记忆，记忆形成经验，并通过各种媒介保存记忆，交流经验。人类的学习和教育，正是这种经验在不同世代中的保存。而对于历史的考察，则是记忆的延续。

前世的记忆，牵引今生的因缘。过往的种种，无论思想或者行动，通过各种变形或者演化，都同时呈现于当世的生活中。当代人所幸运享受到的物质生活，乃是托了此前千百万年来人类整体努力所修的功德。而当代人所种下的种种恶果，比如对环境的破坏，或者对基因的重改造，无论好坏，均可能报应于子孙后代身上。而今生今世活着的人们，则生活在过往千秋万世的死者所构成的各种局限和约束之中。“死诸葛驱走生仲达”。死者去矣，生者仍存，对死者的敬意，构成对生者的同情。试图理解今生今世生活者，都有必要通过这种追本溯源的反思，以理解人之所从来的问题，才能进而确定自己去向何处去的判断。从而，对于历史的理解，实际上是理解人在当下之局限，而不可预料的是未来的创新。往者可鉴，来者则不可知。鉴往以知来，则是自大和妄想。

一旦将历史看成记忆，那么，阅读历史，便是一种回忆。阅读长时间段下，或者一个场面下的历史，便是一种对于逝水年华的追忆和重现。历史，既然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么，关于历史的回忆，便也属于一种私人性的偏好，回忆可以跳跃，可以交叉，可以变形，也可以重组。而历史，便可以跳着读，可以横着读，也可以倒过来读，颠三倒四的读，如梦境一般，变换无穷。从叙事学的观点看，历史，小说，电影，和做梦，在叙事上，本没有实质的界线。

一人有一个梦想，一首歌有自己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属于自己私人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历史的线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关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和认知。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历史，去回忆过去。而每一本书，便是一种回忆录。作为文本的作者，可以随意的开始，随意的结束。而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和回忆一样，可以随意开始，也可以随意结束。因为，事实上，作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读到了自己的历史和回忆。这便是作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媒介的书籍的最重要的功能。读者能够在文字中，读出属于自己私人的回忆，或者引起自己私人的问题时，所读到文字的对错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可以被忘却，因为文本已经最大化的完成了其自身的功能。

尽管如此，作为书写的回忆而言，历史哲学，便如数学中1+1=2一样，乃是其中最简单而基本的一种。洛维特将其定义为：历史哲学是“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这便是说，历史哲学，实质上是试图用某种最简易的原则，或者线索，来织起关于历史复杂的认知和事实。从奥卡拇剃刀的方式看，历史哲学，可能是历史回忆中，最简单而方便的一种，尽管可能不是最有效或者优越的一种。

广义上说，既然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以其自己相当私人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私人的故事，那么，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历史哲学。而任何关于过往历史的各种片断串联之后的见解，只要试图采用某些简单的线索或者原则加以描述，都可能被被假冒为一种哲学从而冠以历史哲学这个名称，特别是当考虑的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活动的普适规律时，情况更是如此。于是，可以说，就流传下来的文献，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经》、奥古斯丁、Joachim of Floris、波里比阿的著作，均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维柯、伏尔泰、孔德、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雅斯贝斯的学说，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而一切历史哲学背后，都可能有一种不自觉的狂妄，每个人都可能由于其自身的自大，而将其个人的历史哲学，不自觉的的幻想成为全人类的历史现实。

但本质上，“历史哲学”这个词语可能仅是一个悖论。既然历史意味着后人基于观察及理解得到的过往一系列活动的片断的回忆，而哲学，则意味着一个具备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和系统，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件可能会服从一个统一的原则呢？如同哥德尔关于数论的形式一致的公理化系统中必然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的证明一样，假如真的寻找得到一个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适准则，那么这个准则必然不能存在于它所考察的对象-----历史----之内。也就是说，历史无法在其自身之内获得其解释原则。从而，所有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考察及解释，均不可能被经验事实所解决，而只能称之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或者判断，必然在事实之先。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可以看到各种别有用心者，试图用各种手段，使历史确认服从某种其所合意的历史哲学，其做法，乃是先验的规定某些原则，然后再以这种原则为基础，重新挑选，包装，改造历史。选择出那些符合这些原则的历史片断，而抹杀其他的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回忆和片断。再借助各种社会制度，教育和规训，名利的激励，演说和煽动，社会群体的动员种种，删改历史记忆，然后将其转化为词语的形式，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式灌输到下一代人的脑中。同时，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通过牢牢控制各种信息传播渠道，比如报纸，媒介，电视、网络，学校、教育、出版，防止不“和谐”的传播。

但本质上说，人类的好奇心乃是出自天然，关于自我的意识的追求，乃是不可抑制的自发发展，任何控制均只是一种妄想。任何具备充足好奇心者，如果长生不死的话，都可以以其自己的方式，无论是阅读，还是参与市场生活，重新追寻出以其他不同方式书写的历史哲学，而完成其自身的知识对于信仰的诘问。而书写，便是这种诘问的回忆，而文本，则是回忆的残骸。

作为文章的作者而言，从一个事后编辑的角度，沿着时间的线索，以最常规的方法，描写这种对于约束考察的历史，乃是最大便利于普通读者的方式。但读者，如果能够以其自身的方式，从破碎散落的材料中，寻找出其可能的联结，并享受这种追寻的乐趣，却可能真正的得到阅读的真谛。

２００５－１０月后，新增加系列连载包括：

● 〈历史哲学笔记四十一：牛顿科学方法论〉  ··········· 2006-2-26 
● 《历史哲学四十一：自然神学和设计论》续  ··········· 2006-2-10 
● 《历史哲学四十：自然神学和设计论》  ··········· 2006-2-10 
● 〈历史哲学笔记三十九：科学的组织化》  ··········· 2005-12-10 
● 〈历史哲学笔记三十八：宗教、王权的纠纷和科学兴起的背景》  ··········· 2005-11-10 
● 《历史哲学三十七：科学的兴起及地位的上升  ··········· 2005-10-30 


然后我又花了大半年时间进行修订出一个通俗版本，方便读者阅读．

鉴于篇幅过多，欢迎到经济教育网个人空间阅读旧版全文连载：

http://web.cenet.org.cn/web/michaelchen/index.php3?file=1.php3&kdir=21261&nowdir=

或到＂万科论坛－－海德沙龙＂阅读新修订后的全文连载．

mic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