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枫，我简单说说我的想法吧。我和丁丁老师毕竟是两个人，我不能完全理解他，当然他也许也未必赞同我的一些想法。现在既然是我在写，我就只能谈我的思路。我从来没想过写一本社会学思想史，外面已经有很多了，我们这种外行何必去凑热闹呢。但问题意识必然是从几位大家那里来的，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再加上半个西美尔）。
牧师说，我关心的是西美尔那篇文章的标题“社会是如何可能”，这说的没错。但我更愿意把焦点放在涂尔干身上。众所周知，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思想正好与斯密背道而驰。让我引一句劳动分工论开头的话
“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
按照皮亚杰对他的定性，就是“社会先于行为”，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社会先于认知。其实，涂尔干与斯密的分歧，就正式拉开了现代社会学的帏幕。我的思路是从批判涂尔干开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后退回到斯密，事实上我们也回不到斯密，这种两分法只能把我们带回边沁的二元论，但这种二元论早已经死了（凶手有很多，韦伯，涂尔干都是），这不用再解释了吧。
我们没法后退，就只能往前走。我提一下列维.斯特劳斯，他是极为伟大的人类学家（别和另一个政治学家混淆），他反对涂尔干，但也反对认知学派，他主张结构先于社会，结构先于心理。他之后的思路一是跟着帕森斯走，一是跟阿尔都塞走，而这一切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辨证唯物主义。然后，我们就应该梳理马克思与斯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很显然，李嘉图用逻辑的方法论简化了斯密的思想，特别是消除了其中类似牛顿宇宙观的自然法思想。传递到马克思手里，他又掺入黑格尔左派的思想来取代神学思想，于是又横生枝节。我们先按下不表。
孔德的社会学是作为马克思社会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追溯他的思想，可以列举边沁，萨伊，最后还是回到斯密。但他跟马克思可不同，做的是社会物理学。于是，沿着这条路走，必须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就是詹姆斯伟大的工作。接着，就是我贴的库利，特别是米德的工作。米德的体系十分复杂，承上启下，蔚为大观，其实远被低估了。一条思路引向了符号交往，另一条思路引向行为主义和认知科学。在这里，我可以回答绛枫的“如何看待主体间性”的问题了。首先，我们得承认对话的语境必须是在生活世界，即晚期胡塞尔以及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其次，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即“卢曼式”的和“哈贝马斯式”的。而卢曼式视角是违反个人主义原则的，这样我们就回头看前面伏下的那条线索吧。
卢曼是韦伯的继承人，韦伯的论述在我看来是对詹姆斯思路提出了最严峻的考验（在我看来，丁丁老师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disenchantment之后，政治，道德，历史，宗教（法律）如何被个体认知？韦伯指出，价值消失后，在公共领域退还成实证主义法律导向的程序知识，而道德与伦理在私人空间中成为了宗教（朋霍费尔以及蒂里希）和审美（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我们还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偷偷采取了他的死敌卢曼的方法，李猛有过论述。
帕森斯的结构主义是一种折中，我们无法接受，反对抽象社会理论（或者说规范社会学）的思想家们显然也无法接受。在韦伯面前，我们都败下阵来，我也不认为刘小枫超越了韦伯。也许，韦伯是无法超越的，不过我们可以退尔求其次。现在流行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这显然是站在涂尔干的立场上，而我却更想站在斯密的立场上，也许这更符合“社会”的本意。工具理性已经在主流经济学里发挥到极致了，我们无法消解现代性，但可以逐步阐发认识论角度的价值理性的具体表现。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时间，空间的问题。个体如何认识时间？特别是在开放系统中，个体如何动态地认识未来的时间？空间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但也和行为交往相关。因为随着交往空间的扩展，国家的消失（卧勒斯坦），政治的消失，敌人的消失，许多行为失去意义，认知结构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说了那么多，也许丁丁老师对我的批评会是，我说韦伯的问题没法解决，正是因为我学了韦伯的腔调，用了韦伯的话语，着了韦伯的道。
也许吧。我知道我的思路和写字跳跃的很厉害。我想，丁丁老师用地图的方法也未必能表达清楚的，因为那只有二维。没说清楚的责任在我，也许我还根本没想清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