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交往（SI）笔记
梁捷
符号交往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SI)将个体的经验视作研究社会的基础。当社会内的个体相互作用时，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通过符号来表达，从而创造出不同的意义，被个人主观阐释，理解，然后作出相应的符号反应。在这层微观机制背后的含义是，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体来说，并不只是被动的，被社会化的对象。恰恰相反，我们都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构建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
符号交往理论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共同产物，因此缺乏一个清晰的研究范式。
Herbert Blumer指出，符号交往理论有三个必要的理论前提，每一个都需要认真论证。它们分别是
1人们是在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认识的基础上对这些事物进行行动的
2意义(meaning)是在人与人交往互动之间产生的。
3意义通过阐释过程被修改。
“社会交往理论：一个社会学理论学派，或者说一种面向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它的主要思想来源有社会行为主义的原理，George Herbert Mead的思想，符号论，语言学，姿态交往等（所有这些都是现实内容的交流），它特别强调语言在心灵，自我和社会中的起到的作用。总的来看，社会现实和人类行为对于符号交往主义者来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可以抽象成为符号，交往过程和主观性等要素。”－Webref.org（著名的网络社会学词典）
对符号交往理论的批评
George Ritzer在1986年出版的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中对符号交往理论提出以下批评
1主流的符号交往理论已经放弃了实证研究工作，尽管符号交往理论从形式上来看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但它完全无视科学所要求的可编码，可分类，可计算等要求。很多符号交往理论者会说，由于个体对符号的认识是主观性的，所以符号交往研究的对象是不可检验的。
2符号交往理论者经常使用定性的术语，但却无法进行定量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Mead对主格的”I”和宾格的”Me”进行的区分，但它们太模糊，太抽象了，而正因为缺乏严格的界定，所以Mead的书里能推出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样，这些概念就毫无操作性可言，也无法用定量的方法来检验。
3许多人认为，符号交往理论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结构，而过于强调个人创造社会现实的能力了。Ritzer就认为，正是通过宏观的社会结构把无数复杂的个体交往给联系了起来，缺乏结构分析，符号互动论就没法达到内在一致性。
4第三种意见是批评符号交往理论不重视宏观结构，另一种意见则批评它忽视了微观的心理细节，诸如需求，动机，感情，无意识等等，这样，对个体符号交往的分析就是不充分的。最严厉的批评是，符号交往理论很难考虑无意识过程。也就是说，符号交往理论在社会学层面进入得很深了，但在心理学层面还远不够，所以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有很大的局限性。
Mead在符号交往理论上的工作
米德被公认为符号交往理论的奠基者，虽然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个概念是由他的学生布鲁默在1937年提出来的。米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从1894年到1931年，在这漫漫三十多年中，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大受学生欢迎，但他却极少写论文，因为他一直信奉所谓的“口述传统”。他死后，学生们把他的上课讲义汇编出版，这就是“心灵，自我和社会”（1934）
符号交往理论基于两大哲学思潮，其一是实用主义，另一个是心理行为主义。
先来看实用主义的影响
1现实世界中的真相并不存于“别处”，而处于我们正生活和朝向的世界里。
2人们只记住被证明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人类理解世界的知识就这样被积累起来。
3人们根据社会和自然事物的用途把它们定义为“对象”。
4人们要理解社会中的行动者，就必须先理解行动者的行动。
5实用主义者把社会视作一个正在不停创新的过程，即社会化是社会人一生中都在进行着的活动。
在这过程中，最著名的哲学家当属John Dewey。Dewey认为，心灵(mind)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而是一系列的思考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定义社会生活中的事物，概括出可能的行动方式，想象不同行为的结果，排除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从中选择最优的行动方案。这种思想对以后的符号交往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
米德思想的另一派来源是社会心理学，这种思潮认为，我们能够从行为中观察出远比行为本身丰富得多的涵义来。米德把行为学研究的最小单位称为行动(the act)，它既包括可观察的行动，也包括不可观察的行动。米德对激励－反应这样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一些极端行为主义者不同，米德认为，人和动物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有处理语言的能力，这样就能够思考如何对激励作出更深刻的符号上的反应。此外，米德也强调不可观察的行动的重要性，例如人的思维过程。
概况起来，米德的符号交往理论可以用下面一个微观结构来表示
符号(symbolic)：表示另一种事物的事物，它具有的意义与所处的复杂社会系统有关。
标记(sign)：表示自身的事物，很简单，对于人以外的动物都具有相同的自动反应。
行动(act)：符号交往理论范式中的最小单位，我们想做然后就做出完成的行为。它又可以分成4个阶段
a刺激（Impulse），即社会中的行动者受到一种刺激，并感觉作出反应的需要
b感知（Perception）行动者对刺激作出反应
c处理（Manipulation），行动者对目标对象作出动作
d完成（onsummationmmation），行动者完成动作，并满足了作出反应的需要。
姿态（Gesture）：姿态是一个有机体的运动，能唤起其他有机体相应的反应。它使得社会过程所涉及的不同有机个体有可能对彼此的行为作出适当反应
有意义的符号（Significant symbols）：只有人类才会使用的“姿态”。当姿态能够使其他个体作出与主体期望一致的反应行为时，它就成为了有意义的符号。米德指出，正因为有了有意义的符号，心灵和思维的过程才变成可能，符号交往才变得可能。
自我（self）：米德认为，我们同时有作为行动者和观察者的能力。自我能够反省，即我能够象其他人看我一样来观察自我。而自我是在儿童阶段通过两个阶段发展而成的，分别是：
a游戏阶段（Play Stage）学习扮演某个特定的他人的角色。例如，小孩子会模仿妈妈，但是她只是对洋娃娃说话，表示理解知道是妈妈这么说的 透过泛化的他人来了解对自己的看法
b博弈阶段（Game Stage）学习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态度，决定在组织行为中应该采取的行为。
泛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泛化的他人是在博弈阶段形成的，它是对整个社会看法的集中反映。泛化的他人不是特别的个人或团体，而是我们的观念，用观念想象一般人们会怎么看待某个社会情境和该情境里所属的不同身份的人。这样，行动者可以作为旁观者观察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社会的意义得以共享。
在我们成为社会之中自我之外的特定的他人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泛化的他人；这些泛化的他人的文化概念让我们将某些概念结合，以便理解当时的情境以及在该情境里，我们分别是什么人。与一个陌生人刚开始接触时，除了我们所属的身份和身份间的社会关系外，我们对彼此一无所知。换句话说，我们一般都是以泛化的他人的身份来认识“他人”的。
主我（I）和宾我（Me）：米德认为，自我的社会过程中有两种形态，分别是主我和宾我。主我是个体用来直接对其他个体进行反应的，而宾我则采取泛化的他人的形式。
我们不妨以婴儿的成长为例，来全面地看一下米德的符号交往过程。在米德看来，婴儿通常以自我中心的方式经验世界，他们不能区分世界和自己两者的差别；对他们来说，所有事物都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整体。因此婴儿无法认知他人是独立存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体。例如，我还是一个婴儿时，我无法想象母亲有自己的观点，包括她是如何以自己的观点看待我。我看不出她对她自己和我、我和她、或其它的事物，她都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我能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和言行，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些身体和言行之下，她有自己的概念：她会想她是谁、我是谁、如何当一个好母亲、她希望我长成什么样的男人、她晚餐会吃什么等等；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如果我不能想象她对自己和世界有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也无法想象我对事物有自己的观点。对还是婴儿的我来说，我只是以事物存在的方式去听去感觉，并不能理解我和事物的关系，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它们。
随着儿童的社会化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孩子们会认知和感受到其它人以特定的方式思考我们、理解我们、对我们有所企求、有所感觉、与我们相关地生活着。这些认知最初发生于当人们使用语言谈论自己、谈论我们、谈论任何他们经验到的真实的时候。语言是连结自我经验和他人经验的桥梁。所以，当儿童感到饥饿时，他的身体可能因为饥肠辘辘得难受而使我哭起来，一直到有人来喂吃东西为止。但是当某人使用语言，以“我很饿”表达这种饥肠辘辘的经验，我就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他们的感觉。没有语言的话，自我就显得看不见、感觉不着，儿童也无法建构出他们自己关于自我的概念。透过语言，藉由发现其它人如何经验自我，我们发现人类自我的可能性。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原先我们以为“事情就是这样”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观点，我们自己的观点罢了。
布鲁默的符号交往主义
布鲁默是符号交往主义的完成者，他是米德的学生，也是米德之后最重要的符号交往专家。他极为关注人类行为，反对那些只研究无法控制的心理因素的社会学家，他认为那都只是外力，无法进入社会学的本质，因为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意义”和“社会现实的结构”，他注意到的只是“社会的结构”。
布鲁默于1969年概况了3条符号交往理论的原则，分别是
1人们是在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认识的基础上对这些事物进行行动的
2意义(meaning)是在人与人交往互动之间产生的。
对某一事物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在其他人对重视这样事物的人进行的行为中体现出来。
3意义通过阐释过程被修改。
例如，某一行动者向宾我揭示这样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这样才可能为宾我所认识。接着，主我必须区分和排列行动可能具有的意义，以便于宾我确切地了解行动的涵义。
布鲁默创建了几幅根本图象（root image）来描述符号交往过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1人类社会（或者说社群）的本质：人们永远在做着行为，无论是个体行为，集体行为抑或是代表其他个体（集体）的行为。布鲁默认为，这是一切理论的基础，任何社会学都必须从这条假设出发。
2社会交往的本质：存在两种社会交往，一种是非符号交往（Non-symbolic interaction），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直接作出反应，类似于反射过程，并没有解释和理解对方行为的过程，所以也就不需要思考。另一种就是符号交往（Symbolic interaction）了，这必须借助于思考。个体必须对对方的行为或者姿态进行解释，从而创造出意义，后面的行为也都建立在这层意义之上。
布鲁默还强调，社会交往并不只是行为与行为传递过程中的媒介，个体的行为是对其他个体行为的反应，在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基础，而大部分的行为就是发生在符号交往的层面上。
3对象的本质：这个世界是由对象组成的，物质的，社会的（人）以及抽象的（如思想，定理等），它们一般没有固定的形态。而它们的意义正是在人类交往行为中，或是在事物的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也随着他周围对象组成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4人是一个行动的有机体：我们都成为了我们自己行动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自我（self）都具备主我与宾我进行交流和交往的能力。这也就是自我的显现。我们朝向宾我显示出主我即将进行的行为或者扮演的角色，通过这样的办法来了解其他人对自我的行为或扮演角色的看法。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行动或者扮演角色时，我们可以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感知理解和阐释我的行动的。自我是行为决策过程中最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它也受到被内化的主体对其他人的感知的认识的影响。人们就是这样通过向自我的显现从而来理解社会。用布鲁默的话来说，人们解释或者定义其他人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对它们作出反应。
5人类行为的本质：通过自我显现的思想，一个人可以独立地解释社会，决定他应采取的行为。但我们只有进入行动者决策过程的深处，才能够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例如，我们发现，正是由于结盟行为的出现，集体行为或者联合行为才变得可能。
6行为的链接：人类行为最初总是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行为的链接是集体行为组成的基本要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符号交往可以拓展到宏观层次，在我们社会中，集体行为或者联合行为变得越来越多了。在这些行为中，我们作为个体，必须使得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相适应。在这过程中，个体逐渐学习了解到别人预期自身的行为应该是怎样的，这也加深了个体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和阐释。
布鲁默反对那种以大规模的，外部性的力量来解释个体行为的社会理论。布鲁默坚持说，“结构特征，诸如文化，社会系统，社会层次或者社会规则都仅仅是人类行为的环境，但并不能决定人类行为。”于是，人类行为并不是针对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层次本身去的，只不过他们进行行动的环境和条件受到这些社会结构特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符号交往理论并不是一种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组织的表达，它只是一种人们如何进行他们行动的理论框架。
高夫曼的社会理论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对社会交往理论，结构主义甚至文化民族学方法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2年高夫曼去世后，Sheldon Stryker感叹道，我们进入了后高夫曼时代。虽然多数人都认为高夫曼是个符号交往主义者，但他自己却从来不承认，他把自己的工作成为社会人类学。他最著名的工作就是扩展阐发了米德的主我和宾我的概念。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活在社会中，他人期望个体遵循不同的规则，扮演不同的角色，个体是如何处理这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他在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中详细地论述了“自我”的概念。
对高夫曼来说，自我这个概念是伴随着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强制性而逐渐形成的。他在书中，主要研究在“拟剧”和“表演”过程中，社会结构对主体的“自我”概念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参与游戏和各种典礼仪式，就是为了保持社会交往，更重要的，保持自我。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病院”中，高夫曼更是描绘了当社会环境把一种堕落的标签强加于行为主体时，自我就会变成一种强制力量从而使得行为主体丧失了能动性。通过一整套制度上的限制，自我终于被破坏了。高夫曼的这项工作与福柯的工作一样，成为人格心理学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精神病人在医院里，逐步失去自我的过程自然要经历好几个阶段，首先是与社会疏远并强制性地要求服从（墙和铁丝网）。接着是个人身份的丧失（如失去保管，使用个人物品的权力，失去穿有个人特征服装的能力，个人名字的失去而降格成为代码），再后面是强制接受与自我不相容的行为，私人空间和隐私被侵犯。最终，主体终于学会采用“保存脸面的策略”来使得目前堕落的状态与高贵的自我之间拉开距离。
正如高夫曼所说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当我们拥有某个身份时，随之而来的角色就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现成的“自我”，这个现成的角色就是一条最容易让他人接纳自己的最小阻力的路。就这层意义来说，大多数人对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人所知极为有限，他们所“认识”的多半都是由一些典型的社会身份所组成的文化意象─如典型的女孩、典型的学生、典型的律师、典型的企业经理。其实，在社会空间里，“我们是谁”并不具有绝对、客观的意义；人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不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是谁的，决定权在别人的手中。即使他人与我们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对我们一无所知，但他人就已经能够从文化概念中，从社会结构中建构出一个我们是谁的实体(reality)了。多数人也许对于主体所经验的自我，那个真正的自我一无所知。但是任何认为了解行为者作为父亲、男人、异性恋、白人、作家、兄弟、丈夫、大学教授、中产阶级，还有家里养了些狗、羊和一条蛇，这些自我具有的社会身份属性的人，也可能觉得他相当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他人真正认识的是行动者的各种身份所提供的阻力最小的路，以及行动者相当可能照着这条路走的事实，而非行动者真正的自我。虽然，行动者完全可能选择阻力比较大、比较不好走的路，或者其他不符合他社会身份的行为，但是除非人们亲眼看到他如何以不同于典型角色道路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否则他人几乎不可能预料到这一点。
与米德不同之处在于，高夫曼认为自我就处于社会行动之中，而不强调社会行动对行为者可能产生的意义。米德是强调符号的意义随着主观理解不同而改变，高夫曼则更关心这些行为是如何被他人所接受的。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中，他精心发展起一套“拟剧理论”来描述社会现实。他形容说，我们都是好演员，拥有是高超的演技，使得别人相信我们就是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角色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生活的社会就是我们扮演角色所生活的世界。虽然我们多数表演都非常成功，但它们还是脆弱的，容易中断的，表演成功与否完全依赖于主体（演员）与他人（观众）之间互动时的随机应变，灵活应对。为了防止表演失败时的窘迫和社会过程的中断，高夫曼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说主体会经常采用“印象管理”的方法来避免失败。这类似于舞台监督，即主我在前台演出时，宾我在后台紧张地观看着。一旦我们的表演出错，“印象管理”功能马上会停止表演，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高夫曼的拟剧理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角色距离“，即个人虽然在前台扮演某个角色，但他在内心与这个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与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也许行为者觉得，扮演这个角色对自己有利，尽管自己对这个角色毫无兴趣，但看在它能够使自己保持一定的尊严的份上，我们还是会继续演出。例如，许多学生在上课时会热衷于和同学交谈，对上课内容毫无兴趣，但他们还必须保持学生的身份。按照各种行为发生的场所来划分，又可以分为“前台”（front stage）和“后台”(back stage)。前台是我们进行演出的地方。例如学生上课时的教室，医生营业时的诊所。在前台时，我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保证演出的成功。为了表演的成功，我们必须在后台反复排练，我们还得反复揣摩观众的口味和爱好，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的，不能让观众知道。后台就是平时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演员在前台演出时也必须把后台的一切行为掩饰起来。
当然，演员一直这样表演会很累。所以我们都需要前台的演出与后台的休息。前台是正式扮演的社会角色，哪怕自己不喜欢也得演下去，还必须保证演出成功。但是，我们在后台可以演轻松，完全解放的角色。例如，餐厅里的服务生在前台必须优雅地招呼客人，回到后台就可能大声喧哗，嘲笑各种客人。又比如，在政治辩论中，政治家在前台发表意见时面对所有的观众，所以他必须有风度，有气质。很可能他回到后台后就破口大骂了。
前台与后台必须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如果两者混淆起来，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我们偷听到一个平时大家都不喜欢的人背后的谈话，把谈话公开了，这样后台的行为就被泄露了，印象管理机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于这位被大家看到后台演出的演员来说，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其实，我们并不只是会对自身作印象管理，我们也常会照着别人的行动去反应，假设别人的行动是真心的。甚至连观看他人表演的观众，也不仅是观众而已，观众也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前台从来不是绝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舞台上的演员忘了词，或是因为其它缘故而把演出弄砸了的时候，观众通常也会坐立不安的缘故。
高夫曼认为，很多表演都必须遵循一些可观察的框架，这些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其它人的表演行为。通过对这些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辨识在特定环境下哪些行为是真实的。在这里，高夫曼特别强调了仪式典礼对维持社会交往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把特定的行为当作业余爱好，也可以把它们当作职业，我们到底把什么地方当作前台演出给别人看，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的规划。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当然是社会活动。例如，任何谈话都可以被阐释理解成讽刺挖苦，当然也可以被理解成文学艺术，到底如何理解，完全取决于观众。为了理解别人在前台的表演，观众们也必须掌握相关的信息，这样才能对别人的规划做出阐释理解，也才能预测未来的表演状况。我们会把复杂的社会情况分类，一直回溯归入到最原始的场景分类中去。例如，我们在对待动物时，能够很清楚地区分什么是宠物，什么是还要继续饲养的，什么已经可以作为食物了。
库利的符号交往思想
库利说，社会与自我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就这样，库利把这两个概念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社会与自我就成为库利绝大多数工作的主题。他受到William James的启发，反对传统的笛卡儿式的把主观认知过程与外部世界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库利觉得，客观的社会世界，也正是主观心灵和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超越笛卡儿，他努力地把笛卡儿分开的个人与社会两部分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个单独的个体，不可能有任何经验。社会也是一样，一旦把个体从社会中抽取，社会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个体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罢了，一个是集中的角度，一个是微观的角度。当我们讨论社会时，我们使用的是宏观的术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中多数人都有关的问题上；而当我们讨论个体时，我们往往就忽视了宏观的视角，把人看作完全独立无关的个体。”
库利认为，个体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成型的。所以并不是先有了自我，然后才逐渐聚集形成社会的，两者是同时形成的。一个人只有参与到社会交往中去，才能从别人的意识中了解到自我的存在，这样纯粹的自我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自我必须投入到社会中去才是有意义的。
这样，库利就在符号交往社会理论中提出了最重要概念“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在他1912年出版的“人性和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首次引入了镜中我的概念。他说，每个人的交往都如同照镜子，我们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脸，身体，服装，我们对此很好奇，因为它就是我的身体。我们开始观察别人对于我们的外表，习惯，目标，特点，朋友等各种方面的评价，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别人的影响。镜中我是真实的自我的反映，是我们主观上认为他人眼中的自我的形象。我们是根据别人对我们的行为，思考别人对我们的暗示，这样形成镜中我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人心目中的自我十分在意，人们希望通过了解他人来了解自我。这些从他人行为反馈回来的模式成为我们自身身份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利特别强调我们关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揣摩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最终自我就变成主体理解下他人视角中的自我。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镜中我的形成过程，它可以分解成三个相对独立的步骤。首先是想象我们在人家眼中的样子，诸如聪明，活泼等，这是通过直接行为来获得的。接着，行为者会想象自我可能会因此遭到什么样的评价，诸如很正面，有前途等，这些都是他人对行为者的行为作出的阐释和理解。最终，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和感受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感受，例如高兴等。在这过程中，又牵涉到两个不同过程，首先是与人互动，这是镜中我形成的前提。接下来就完全是自我反省了。作出与他人互动的行为以后，他人观察到的景象，他人的分析阐释和感受，以及基于他人感受的自我的感受，都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这样，镜中我的形成了。
库利另一个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初级群体”的概念（primary groups）。
。1909年，库利说，“我指的是那种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合作的特征。在很多场景下，它们都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它们往往是塑造我们社会属性和个人思想的基础。这样的群体充满了同情理解和共有的身份认同，这样，“我们”(We)就成为了自然的表达。”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作个人与大规模社会之间的纽带，有很多例子可以作为佐证，例如大家族，同学关系等。通过这些交往行为和组群的识别，人成为了社会的人；也正是通过初级群体，镜中我产生了。
米德是这样概况库利的工作的，库利把两个阶段的社会过程都归纳到同一个认知过程中来。他把自我看作他人在欣赏自我时的印象，而他人则是自我欣赏他人时的印象，这样，他人的行为影响了自我，自我的行为也影响了他人，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灵之中。
库利也说，社会就是许多精神上的自我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我想象你的心灵，特别是想象你是怎么想象我的心灵的，甚至你是怎么想象我想象你的心灵的。我在你的面前露出打扮好的自我，你也一样。任何不能很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都没法适应这个社会。各种视角在经过互相心灵间的评估，感知，想象以后就会趋于一致，社会就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内化了。通过相互交往，社会就转化成为个人自我的一部分，整个社会也就链接成为一个有机体。
在符号交往理论中，有两派学者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一派被称作芝加哥学派，另一派是爱荷华学派。
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是Mead，W.I. Thomas以及Robert Park等人。这股传统传递到第二代学者，如Blumer那里，被发扬光大。Blumer明确和细化了符号交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Hughes则继承了Park的传统，把符号交往理论和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Hughes的代表性工作是研究了加拿大Quebec的一个工业化小镇上的民族关系。第二代芝加哥学者强调多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到对象的生活中去研究，这样才能理解他们社会生活中很多经过包装的事物的确切意义。
爱荷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Manford Kuhn，他最强调的是实证研究。所以，爱荷华学派的主要研究特色就是把“自我”，“参考群体”这些概念给标准化，使之能够被实证检验。Kuhn一直在努力做实证检验，因此他可以把他的工作成为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爱荷华学派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工作是二十陈述测验（The Twenty Statements Test ，TST.）。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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