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政治大学财政学系助理教授 林其昂
　　这一年来，国内各学术研究暨政府相关单位对于我国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明显地出现了失准的现象，而参酌这些单位对明年经济成长率的预估数字，比照之下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不但有趣而且也值得经济学者的正视与作进一步地深究: 经济环境虽是复杂多变，然以经济科学本身之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趋势来看，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应是日益提升才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不单祇是建构总体计量模型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的技术层面而已，其亦与经济理论的内涵 (contents)、经济学的本质 (nature) 有所关联。为了帮助对这个复杂课题的掌握与理解，笔者就个人之所知提供以下的分析。 　　依照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Professor M. Friedman的看法，经济科学之判断衡量标准在于预测的准确性 (accuracy of predictions) 而非假设的真实性 (reality of assumptions)。Professor Friedman 的看法不单祇是影响为数众多的经济学者，实际上其个人之主张判断也一直强而有力地引领着主流经济学界的发展。在经济学界当中与Professor Friedman 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亦大有人在，生态经济学 (ecological economics) 的先驱者之一 Professor 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 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较Professor Friedman晚一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会长的Professor Boulding 对经济学之定位便是与Professor Friedman大异其趣，他个人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伦理的科学 (a moral science)。　　生态经济学是一个新近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其探讨自然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并继而探究能够维系两者间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所在。生态经济学的特色之一在于尝试学习并利用生物学演化 (evolution) 的观点来探究各项经济课题。综合 M. Faber, R. Manstetten, and J. Proops 等生态经济学者暨笔者的看法，一个经济体之基因型 (genotype) 要素在概念上应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之基因要素为参与经济活动之个人理性程度的高低强弱，个人理性程度的彰显实际上是一种能力的表现。第二类为个人的偏好排序，此偏好排序不单祇反映个人于消费物品时的好恶选择，其亦包含了个人于宗教暨伦理规范方面的倾向偏好。第三类为此一经济体于任一时点所拥有、容纳技术 (techniques) 之知识库 (knowledge fund) 的存量; 基本上，知识库之技术存量是随着人类的发明 (invention) 累积而日益扩增，而如何将知识库中尚未加以利用之技术引进于市场活动当中的过程则是有赖于创新 (innovation) 的进行。第四类的基因要素为制度 (institutions)，此基因要素广义地包括了存于经济体运作当时之经济 (如货币)、法律 (如刑事诉讼)、政治 (如五权分立) 及社会 (如婚姻) 制度。上述四类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体之基因型要素并决定此一经济体之外表型 (phenotype) 特征，其重要性正有如一个生物有机体之内部基因要素决定了其外观形状。 　　就一个市场经济体之外表型 (或表现型) 而言，其要素应至少可归纳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之要素是厂商所实际运用之生产技术。第二类是制造出之工具、机器、厂房及仓储、运输设备等资本财的种类、数量与它们的价格。第三类是为直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生产出之物品种类、数量与它们的价格。第四类是个人及家庭之所得与财富的分配状况。第五类是厂商之大小及产业、市场结构等。第六类之要素是景气循环的变动及经济成长的速度快慢等。　　生物系统 (biological systems) 的演化过程显示，有机体之基因要素会直接影响其外观形状，然其外观形状的改变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基因要素。举例来说，假使一个人因后天外力的改变而使得其足部异常地变小，此外型的特征并不会遗传于其后代子孙; 然而，若是一个具有正常人外型之个人的后代产生先天上足部明显过小或颈部明显过长的特征时，那么这表示其遗传基因面临了突变 (mutation) 的状况。一般说来，若无突变现象的产生，正常稳定之基因要素于生物世代间不断传递，外表型的演化 (phenotypic evolution) 过程是可以进行事前的预测。然而，因为基因受到干扰而面临突变的情况并无法事前预测，基因型的演化 (genotypic evolution) 过程本质上祇能经由事后的分析得知。是故，若有突变现象的产生，其对外表型之演化过程所造成的影响将无法进行事前预测。 　　为求分析之简单扼要，对于经济系统 (economic systems) 之演化过程的了解基本上可以比照生物系统的演化过程来进行相似的推论。譬如当经济体之某一基因要素突然改变 (有如生物基因面临突变的状况时)，此突变现象之产生对于经济体外表型的演化过程所造成的影响将无法进行事前预测。另外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以比较的观点论之，经济系统之演化过程的复杂程度较诸生物系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之所以更形复杂的原因之一在于经济体之外型要素的改变会影响其基因要素，此情况不同于生物有机体之外观形状的改变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基因要素。此外，经济体之某些基因要素之演化速度似有日益加速的趋势。　　上述之阐释说明可以帮助解释近一年来，国内各学术研究暨政府相关单位对于经济成长率之预测的失准现象。一个明显且极有可能的原因便是: 在过去一段期间，台湾经济体之某一重要基因要素有突然改变的状况发生。以笔者较早之学术研究作为判断之依据，此一基因要素应是重大「制度」突然地产生剧变，因笔者与杨嘉林先生合着之〈台湾经济体系中之「官商合一」制度的影响范畴〉一文除了清楚确认出台湾特殊之「官商合一」制度的型态暨其影响性外，亦明白指出此一在中国国民党长期一党专政下所演化形成之「官商合一」制度的经济计画模式，势必将随着中国国民党于去年总统大选的失败结果而面临相当程度的转变，换言之，台湾的经济体系将立即进入调整及转型的过程。此文不仅提供了了解台湾经济体系的另类思考角度，文末亦同时提及台湾未来所要面对的不祇是个别产业能否升级或转型成功的单方面问题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台湾所面临的是类似先前东欧国家在共党长期执政而垮台后所须面对的整体经济体系转型的全方位复杂课题。[注: 「官商合一」制度一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发行之期刊《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十三卷第二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