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未完成，勿转）
（文章所涉文章及其作者如有不实之处请指出，因为本人没有得到论文原稿，难免有所偏差，请谅解！如愿提供原稿，请与本人联系lgege@sohu.com）题记：《西湖梦寻》借用了明末清初张岱先生一本书的名字，张岱因为余秋雨的一篇散文“夜航船”而为众人所知，但是这本书却不太有名。因为去杭州旁听第二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我来到了西湖边，这也是为了心中的梦，虽不比张岱在书中所写“无日不如吾梦中”，但我对这什物一样是“夙习未除，故态难脱”，如此也便“梦中说梦，非魇即呓”（ 张岱，《西湖梦寻》自序），在走火入魔以前，我留下这点文字，以慰吾心！不过我还是没有办法不将它写成流水帐！
1、
屋子里密密匝匝堆满了书，我却并没有多少时间去看它们，并非我懒惰，而是因为我很少呆在自己的屋子里，22岁出门远行，这一走，几乎就没有停歇。
好在我在网上还有一个基地组织，不事恐怖活动，专搞扯淡清谈，无论天涯海角，无所谓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似乎总能通过它触摸到一些美好的感觉，或者这原本就是一个梦，它可以称之为经济学。
因为这个梦，我走到了西湖边，旁听了第二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这几乎是我与这梦想最近的距离。日本导演黑泽明晚年拍出了充满了奇思异想的《梦》，那种视角近乎孩子般的单纯，而在杭州，我嗅到了芬芳、也看到了烟雨蒙蒙，我甚至还有美妙的奇遇，但我也知道这梦与自己终究是渐行渐远，却不能自拔硬生生还要这样痴下去，索性一路到底，执迷不悔！
2、
9月23日，一路颠簸到杭州已是中午，从火车站坐21路抵达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网友宣宁前来照应我，带我一起去制度经济学年会召开的地点——华北饭店，这里的住宿令人咋舌，打了对折还要200元，我禁不住捂紧自己的荷包，慌忙闪人，通过宣宁指引，在浙大留学生楼觅得一处98元的地方住，这才安下心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恰好是钱塘江大潮势头最猛之日，我无心观潮，也深知自己没有张五常所说的“弄潮儿”之造化，我和潮水一起来到杭州，它气势汹汹，我心平气和。
入夜，神交已久的几个朋友从杭州不同的角落来到浙大，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巷子里找了地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除了我和宣宁，其它两人驾车而来，皆是风度翩翩，谈笑风生。洪昊见到我哈哈大笑，说现在经济学也能串联了，我心中想“串”已到了，“联”还远吗？大家似乎都很健谈，丝毫不输网上，话稍少一些的linb是我们中唯一没有光棍身份的，大家没有少开他的玩笑。除了一些严肃的话题，我们也聊生活，发现许多熟悉的人竟然是通过经济学红袖添香，不禁拍案叫好，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大好形势传达给广大的经济学爱好者，广告词我都想好了——爱经济学，爱拉芳（不是拉丰）。直到10点多，大家四散，我回房看第9期《读书》，居然久久未眠。
3、
一觉醒来，雨声潺潺，整个城市融在湿润中。
因为昨天的失眠，我有些头痛，但是这样的润泽气息给我好心情，赶到会场坐定，
会议共分八个单元，其中六个是学术报告及其评论，其中包括“信息、激励和制度安排”、“农村制度变迁”、“财政和金融制度”、“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制度分析”、“制度变迁理论”。
在一个简单的浙江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以后，开始了正式报告。坐在前排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乱蓬蓬的引人注意，旁边有人耳语，张五常！，我在一旁笑，心想，张五常要是来一定带太太的，而且这个人的头发比张五常的要少一些，不过后来证实这个人的名气也不比张五常差多少，他算是这个会议最有名的角儿，令人倾慕的青木。
首先出场的陈志俊，题目是“经济组织中的合谋问题”。 陈志俊何许人也？他来自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是邹恒甫的学生，最近出版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就是他翻译的，听说还不到三十岁，令人啧啧称叹。他这篇文章将“歧视”看作设计激励机制中防范“合谋”的制度设计，并进行了证明。遗憾的是，因为我不是正式代表，没有拿到论文，证明过程我看不到，但是他提出的问题的确很有意思，至少身在国有企业中的我觉得这个观点可以找到经验支持。相对其他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动态和层级、可执行问题的评论，最有力的批评似乎来自盛洪，他举出北宋“杯酒释兵权”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通过“歧视”来防止串谋的办法也可能妨碍效率。但我觉得陈志俊的文章并不是考虑一般意义上的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歧视”是一种机会主义，出发点就是自己权力的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太祖的策略是支持陈志俊观点的。很明显，陈志俊受拉丰影响较大，激励理论也是制度经济学中最为主流承认的一脉，这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如阿罗所言——近四十年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在激励领域，它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当事人如何获得潜在的互利收益的激励问题。
关于激励理论还有杨晓维和陈钊、陆铭等的文章，他们似乎并没有如陈志俊的文章那样给出一个非常“一般化”的结论，但是反而激起了更加热烈的讨论，此为一景。
杨晓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印象中他好象是西南财经的），嗓音很有男人味道，并且十分谦虚，一再强调自己的文章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提纲。他的题目是“行为目标”与“和约目标”，这两个概念是他的新提法，前者的例子如计时工资，后者如计件工资，他关注这个问题与美国银行职员的薪酬制度有关，美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层次以后薪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在给予这些“高管”以利润等目标的激励。杨晓维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和约目标的难以确定以及履约的执行困难，目标责任制很难形成“核心竞争力”。盛洪认为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考核成本，本质上也是个交易费用问题，能计件比不能计件成本要低；相比之下陈志俊提的问题更加尖锐，他目标和行为是有随机性的，有不可契约化的因素，目标本身是由行为造成的，所以这样的区分过于简单；陈剑波、柯荣住等进行了评论，一位来自高盛的朋友从经验角度支持了杨晓维教授的研究，他说他们公司在激励中也逐渐放弃单纯的利润目标，因为过于追求利润也许会损失更多的东西。
我看的书不多，不过杨晓维教授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应该不是新东西，张春霖博士的《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中就将激励约束中的度量分为两类三种：1、结果度量，2、行为度量，后者又可分为间接的行为度量和直接的行为度量，同时还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几何模型。我对激励理论是个外行，但是这个问题与我最近从“真实世界”中寻找到的一个问题很接近（参见“玉石加工、人力资本定价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越是简单劳动越是容易度量，越是成为人力资本越难以度量。陈志俊的批评是有意思的，说句闲话，记得那句话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这种爱情观似乎是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但是可以将过程（曾经拥有）本身就可以看作结果，一笑！
接着是复旦大学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做报告，“合作博弈和企业转制及其对制度和增长理论的含义”，文中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青木昌彦关于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Aoki,1984），重要贡献在于对企业转制中的利益分配、资产转让价格确定等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这样一个看起来既有故事，又有逻辑演绎过程的规范作品却遭到了几乎是整个会议中最不留情面的批评，它来自该文的第一评论人程炼，他连用了三个糟糕，对文章从思想上到技术处理上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几乎全盘否定了其价值。同做报告的陈钊一样，程炼也是一个帅哥，他却似乎比陈钊更酷，他的四个批评分别是，1、博弈三方的谈判是不是对改制毫无影响，合作博弈是否有说服力？2、模型处理上的问题，不足以得出结论，文中对可替换性和谈判能力关系未作深入讨论3、文中有形式化论文的通病，理论和现实的脱节4、文中忽视了制度的持久性。这个批评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文质彬彬的陆铭先生直奔前台，他居然说了一句颇失水准的话：“我有必要为我们这个糟糕的论文作一点辩护，当然它要是不糟糕，那早就拿到AER上发表而不仅仅是在这个大会上宣读了”，他强调了假设中对利益分配和谈判相关性的处理并从净收益的积累来理解制度的持久性，不过合作博弈以及静态分析的局限显然使这个文章的解释力大打折扣，陈志俊和柯荣住继续从这两个方面给出了意见。
接下来是陈宇峰等的《多时段甄选的演进机及竞争效率-以高等教育为例》，属于交叉学科研究的结果，只是他的报告听起来不生动，我前边又听得太认真，这个时候也有些累了，更重要的是我饿了，所以……不说也罢！
中午迎着小雨瞻仰了岳庙，看了岳飞的历史生平，在感叹“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同时，也为一代名将叹息，他死的时候才还到四十，可是他的书法、诗词、军事才能都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位置。
下午安排了“信息、激励和制度安排”单元的其它两篇文章和“农村制度变迁”单元，可是遗憾的是本来是最生动、最值得关注的农村问题却缺乏有打动人心的作品，评论反倒比报告本身出采。
赵农的《权威形成和企业的性质》主要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权威如何形成？他解释为因为权威因子可以交易，而技术并不能单独雇佣权威，因此出现资本与权威的结合，其二，企业的性质如何拓展？他的结论是企业是消除外部性的一种不同要素的联合生产，这是对阿尔钦概念的一个发展（Alchain.1972）。评论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技术处理上，比如如何因为权威因子形成合同，员工的边际产出如何衡量等，一位读者也提出需要注意Fama1990年关于固定清偿、剩余索取权契约的文章，有必要观察什么样的要素进入了契约结构。我依然觉得遗憾，因为我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我甚至有些着急，三番两次，找到会务组，可是没有办法，我都不好意思了，谁让我是体制之外的呢？），但是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的重性，“权威”这一要素似乎比单纯的人力资本更有说服力，这个概念如果能拓展到政治领域，似乎也能在公共选择框架下对中国政治权力分配做一个解释。
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文章是邓峰和张维迎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之所以偏爱这一主题，可能与自己对经济史的兴趣有关。报告由文章第一作者邓峰宣读——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现在在光华管理学院做博士后，这个人比较有意思，记得他幽默了一下，但是具体怎么幽默的，我忘了。这一文章依然与张维迎对信誉的研究有关，通过回顾中国文化缺乏信誉的背景、以及法学、企业理论的有关文献后，提出了“连带责任”的广泛存在，并认为它作为大规模惩罚机制具有普遍性，并基于激励理论对它进行了分析，认为连带可提高行为的可观测性、可验证性，将连带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保甲制度），二是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公共领域），三是基于效果的连带责任（连坐），最后回到家族主义的传统，并得出了几个结论。2000年，张教授在北大演讲时提出，谁来研究经济史？无论如何，他是有眼光的，这回制度经济学年会，最令人关注的几篇文章相当部分都与此有关（比如柯荣住的《标会及其保险功能》），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本土的制度传统，张维迎这回也带了个好头，让人们看到了研究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史的前途。
后边的报告多半“故事”有余，理论不足，让人觉得不免遗憾，不过忽然出现的秦晖先生在评论《中国农村税费负担：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与分析》一文时相当精彩，他本身是经济史专家，又对农村税费问题特别关注，除了对文章本身评论之外，他提出了四点自己的看法：1、中国历史上从来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轻商，但是无一例外的是在“玩农”，许多费用是身份性收费；2、经济学讨论此问题需要注意，国家权力和责任的对等，限制权力，扩大责任是人们的愿望，但是似乎不错的制度一旦实行下去，结果往往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不“抑兼并”从来不是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放出来一大批贪官，中国历史上“抑兼并”的也不是福利社会，而是只“抑”百姓，不“抑”权贵，3、并税制短期内会取得成效，但是很难坚持下去；4、农民交易的不对等也是一种负担，这个往往被人忽视了，这种交易容易给人以假象——“市场就是公正的”。我曾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写过文章，我根据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并税制可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现在想来确实是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激励问题，税制改革的执行者本身没有激励，自然没有执行的动力，他们还会借“改革”之机，肆意“创新”出新的办法来增加农民负担，反而使问题复杂化。次日，我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秦晖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极好，很耐心回答了我和其它一些青年朋友的问题。私下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税制变迁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内容，黄仁宇提出的“数字化管理”问题本质上也可归为此问题。汉代“文景之治”期间，税率极低，但是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而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穷数年清查丈量田地，增加田亩近三百万顷，使国家收入陡增一点五倍，但这样的景气也只维持了一段时间，我琢磨着这和大户谈判能力、抵抗税赋能力有关，在此处，这是闲话了，打住！
这天晚上，菊斋网友“醉里挑灯”吃了在杭州最好的一餐，又夜游西湖，虽然闹了把球状路灯当成月亮的笑话，但是居然没有看到“三潭印月”，好在清风徐来，让人觉得心清气爽，好一派人间天堂气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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