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日快结束了，我的论文初稿也出来了。文章写得比较粗糙，仅仅是练笔而已。请大家提供意见，尤其是经济学部分。本文还须修改，请勿转载。
传播图景中的制度
——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内容提要：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在英尼斯媒介理论中制度层面的论述是单向和不充分的，需要给予补充。第二部分对审视传播媒介与制度系统关系的各种理论视角做了归纳和解释。第三部分提出传播现象的制度分析框架，并以舆论的形成为例进行了分析。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传播制度的关注，认为这对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尼斯，传播，媒介，制度。
媒介是什么？这是传播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却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媒介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和载体，还涉及到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人们从多种视角各个层面来认识媒介的属性和特点。媒介是一种制度现象，受到社会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认识媒介的角度，它来源于笔者对真实世界诸多媒介现象的观察，进而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思考，意在为现实的操作实践提供一种学理上的支持。
一．缘起——“帝国与传播”：不对称的双螺旋
“帝国与传播”，这是加拿大传播学派开山祖师哈罗德·英尼斯[1]一部著作的名字。何谓帝国？何谓传播？英尼斯自己并没有下定义。译者何道宽解释道：“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2]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帝国也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在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英尼斯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在传播媒介和帝国组织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间保持平衡，他理想中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因为希腊的口头传统比较好地解决了时空的偏向问题，而印刷时代西方文明过于倚重空间和书面传统的状况令他对感到惋惜和担忧。
下面让我们从加拿大学派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英尼斯的思想。英尼斯他心目中的传播实质上有两个意思，一是时空的偏向性，二是媒介形态的演化，前者是他的理论基础，因而论述比较详细，后者并非他的主要观点，却是一条贯穿整套理论的线索。麦克卢汉接受并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提出了“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新概念。麦克卢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身上的感官知觉，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在媒介形态演化方面，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这被誉为他的天鹅绝唱。加拿大学派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形态演化理论上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按照莱文森的思路，不但麦克卢汉可以发展为“数字麦克卢汉”，而且英尼斯也可以发展为“数字英尼斯”：数字时代的网络媒体在空间偏向上不但能把“地球村”完全连为一体，而且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赛博空间”；而在时间偏向方面，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从此来看，加拿大学派对媒介技术确有深入的研究，英尼斯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媒介分析的先驱。
在英尼斯的理论中，帝国的演化和媒介形态演化构成了一对相互缠绕的双螺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然而在他的论述中这对双螺旋却是不对称的。虽然英尼斯也提及帝国组织和社会制度对媒介和传播的影响，但这与连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对帝国秩序的影响的论述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这也难怪他的理论会被人误解为“媒介决定论”。在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理论中，我们也只能看到媒介形态演化的螺旋在伸展，而帝国的演化和社会环境对媒介的作用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宏大主题：文明或文化。何道宽认为“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3]，其实这个命题也可看作是加拿大学派的共同思想：他们都十分注重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认为媒介是文明的精髓，媒介史即是文明史，并以媒介作文明分期 。然而即便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英尼斯主要论述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他的思维依然是单向的。如果因此就给英尼斯戴上“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也未免太轻率了，也许英尼斯根本没想过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媒介理论大厦，而只对其中一方面感兴趣而已。从某种程度上看，“媒介决定论”甚至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4]
但是二者间还是有些差别的，学者陈力丹在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时写道，“尽管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开辟着道路，但也是各种因素交换作用。恩格斯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一个总的合力’。其中社会状况、意识（包括精神交往）等等，每个力量都在合力之中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三个因素而言，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原因来解释社会的变化，但任何一个因素又摆脱不了其他两个因素的制约。当社会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是这三个因素的循环链。”[5]正是在这种整体、系统观念的指导下，笔者认为谈谈社会环境中制度系统对传播媒介的影响作为英尼斯媒介理论的补充是必要的。
二．审视传播媒介和制度系统关系的理论视角
从世界新闻传播史和现实环境来看，社会环境中制度系统对传播媒介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说的制度系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在社会学中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的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即是传播制度，也就是社会制度中对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包括宏观的国家传播体制和传媒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在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指出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以及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等等。
传播学经验学派关于传播制度的理论分析首推 “报刊的四种理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是优越的，他们的研究任务就是在现有的合理制度内部寻找解决社会传播问题的对策。批判学派则流派繁多，观点各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批判，意在使人们发现问题，“从制度的缠绕中解放出来”[6]，而媒介形态本身却并不那么重要了。
早逝的英尼斯不曾看到这两派的理论，然而即使他看到了或许也不会影响他的理论建构，因为英尼斯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传播学家，在他的论著中从来没有过传播制度的概念。有趣的是在后世眼中，英尼斯不但是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开山祖师，同时还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或传播生态学的奠基人。所谓媒介生态学，尼尔·波兹曼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7]大卫·阿什德认为媒介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是“越来越多地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8]媒介生态学者并不赞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而对社会权力、社会控制表示关注，但实质上他们对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的态度及研究方法与经验学派并无二致。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可能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把媒介视为生态系统的新视角，按照这种逻辑，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就是生态系统运行的规则，其地位是十分显赫的。再者，所谓“传播生态”涵盖面极广，各种理论视角在这里具有兼容的可能。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英尼斯如果能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兴起的话，他也许会对这种思路感兴趣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宏大而独特的分析框架既与英尼斯宏观整体的思维方法相似，而且能够弥补了英尼斯媒介理论中制度层面论述的不足。英尼斯对传播研究的兴趣起始于他对经济史中两个重要问题的探索，即社会体制变迁的原因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的条件，他察觉到“价格体制的穿透力”正是“传播穿透力”的一个方面，到后来他更是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9]新经济史学家诺斯也摆脱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束缚，但他却是把制度视为人类历史运转的轴心，把制度看得比技术更重要。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0]传播媒介无论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还是一种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人的相互作用，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制约。具体来说，媒介作为经济组织必须考虑经济活动中作为制度性因素的产权和交易费用，通过界定产权，尽量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三大理论基石，传媒在此理论模型具有经济组织、权力机构和文化传播载体等多重角色，传媒制度创新应该考虑诸多内外制度因素，从而选择较为合理的改革路径，这也丰富了媒介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社会秩序有独到的阐释：人类行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即组织秩序和自发秩序，前者直接凭借外部权威，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和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后者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11]按照传播学家麦奎尔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归为一类，将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归为另一类，那么它们正好可以和组织秩序、自发秩序近似地对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建设”的理论，用它来解释传播与媒介现象可以与批判理论形成视角上的互补，同时它又在解释媒介机构、社会环境、传播制度时具有不同与传播学经验研究的开阔视野。目前，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已从经济学拓展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社会科学贡献了重要的思维方法，传播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十字路口”，自然应当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丰富传播研究的思路。
三．传播现象的制度分析：以舆论的形成为例
下面笔者将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思路对传播现象进行制度分析。所谓制度分析指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许多问题。若就哲学含义而言，“分析”无法与“制度”联用，但自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起常把这个两词联用，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学者汪丁丁把全部制度现象划分为三类，一是物的秩序，几乎涵盖了人类各种物质文明；二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叫人际关系，包括人类的家庭、习俗、规范、宗族、法律、政府等等；三是符号，包括语言、思想体系、宗教等。他进而提出制度分析的三个维度，即物的秩序、主体间关系或人际间关系和意义、价值的维度。[12]这个分析框架与马克思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颇为相似，但它更具时代感和包容力，几乎可以用来分析人类一切文明现象，当然也可以用来分析媒介和传播现象。
但是传播现象毕竟有它不同于其他制度现象的特点，为了解释上更加合理，笔者将汪丁丁提出的三个维度的制度分析框架与传播研究中已有的理论图景相结合，转化为媒介形态（包括媒介内容和结构）、媒介--社会机构和媒介--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英尼斯对帝国和传播的分析主要在媒介形态的维度上，大部分经验学派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媒介--社会机构的维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批判学派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公共领域分析探索的足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研究和英国的文化研究则集中在媒介文化的维度上。[13]媒介技术、媒介--社会机构和媒介--社会文化在人类历史中不断演化，三者在制度系统和传播生态中发挥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幅以媒介为中心的动态的、广阔的传播图景。
从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舆论的形成可以作为传播现象的制度分析的例子。先看媒介形态的维度。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谈到美国新闻传播史上媒介技术对舆论形成的支持作用，对社会制度从中起到控制的作用也有所涉及。不同形态的传播媒介在舆论形成中产生的影响是有区别的，比如网络媒体受到的制度约束相对较弱，议程设置的效果就与传统媒体大不一样了。考察舆论的形成过程不能不考虑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制约作用，虽然这不能被直接感触到，却提供了舆论的最深层结构。[14]文化与道德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非正式制度，可以纳入媒介--社会文化的维度。在剩下的媒介--社会机构维度上，权力组织和媒介机构对舆论形成的影响更直接，效果更明显，而媒介机构又往往受到权力组织的控制，“它是舆论的主要传播路线和扩展装置，并作为回馈装置，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5]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其含义是不同的”[16]，他显然更倾向于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中发挥批判的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则推崇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在这种秩序观的指导下，对公共政策的期望是专注于维护规则，尽量减少对社会活动的干预。与此相反，老制度经济学强调社会规范、集体选择，提倡政府的更大作用。这两种看法实际形成了互补，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考虑二者间的平衡可以避免走向极端。[17]在这个意义上，在我国作为党政权力组织的延伸的传播媒介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给予适度的引导是必要的，其行动的准绳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媒介主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难题，比如媒介与司法的冲突，对媒介自身的监督，监督与被监督者的职业化等等，[18]这些问题的解决终究需要一些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在“下药”之前首先得“诊断”，这就是制度分析的必要性之所在。
在上文描绘的传播图景中，媒介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实际上人却是背后的真正主宰。与其说是制度影响媒介，不如说制度是影响着人；人受到制度的约束，但同时人也是制度的创造者。归根到底，符合人性的媒介才是好媒介，符合人性的制度才是好制度，符合人性的社会才是好社会。英尼斯致力于传播研究，最后的着眼点还是现实世界的关怀，即希望为西方文明危机找到一个救世良方，但他找到的方子：媒介和帝国的时空偏向平衡，并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笔者一直关注的制度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这个论题价值何在？麦克卢汉提醒人们，不要只看到媒介传播的内容，还要注意到媒介形式本身。实际上早在英尼斯的理论中已隐含了这个意思，而笔者则要接着说：不要只看到媒介形态本身，还要注意到它周围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而考虑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正常地发挥功能，维护社会的健康运转乃至基本的人类价值。
注释：
[1]Horold Innis,中文有英尼斯、殷尼斯、伊尼斯等多个译名，除参考文献中使用“伊尼斯”的译名外，本文均使用目前最普遍的译名，即“英尼斯”。
[2]何道宽：《译者序言》，《帝国与传播》第6页。
[3]何道宽：《媒介即是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
[4]何道宽：《译者后记》，《帝国与传播》，第190页。
[5]陈力丹：《精神交往论》，第15页，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6]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4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Neil Postman ：《What is Media Ecology?》，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http://www.media-ecology.org/；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103
[8]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第12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9]张咏华：《媒介技术：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第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3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1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第17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2]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第51至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3]肖小穗：《传媒批评——解开公开中立的面纱》，第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5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5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15]竹内郁郎编：《大众传播社会学》，第1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83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7]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第200至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陈力丹：《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力丹做学问”栏目，www.cjr.com.cn。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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