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源起、发展与在台湾之现况
作者：秦璃璃
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11-20 0:51:22
中文摘要
在美国发展已渐然有成的「组织传播」学门，在台湾本土却因独特的社会发展情境与学术成长环境，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厘清学界对此一学门的认识与相关的讨论，并丰富传播学领域多元的内涵，本文试图从「组织传播」之源起、重要理论与相关学门、及其发展过程，来探究此一学门知识之位置、理论建构(theorizing)、与多元论点(multiple perspectives)的呈现，以期对此一领域做一全面与深入的介绍。而当此一学门在美国蓬勃发展，且国内实务界又需求甚切的情形下，本文也回到台湾组织传播研究与教学的发展轨迹上，对本土组织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做一现状的分析、回顾，以及发展特色之探讨。最后，并对本土组织传播研究之未来走向提出一些建议与展望，以期此一学门能在台湾萌芽茁壮，如此不仅丰富了传播领域更多元化的发展，也能为实务与企业界提供更多了解及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组织、组织传播、组织真实、语艺、口语传播
壹、前言
当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团体认知到组织沟通的重要性，而纷纷求助于相关学界并设立各种员工训练课程的同时，国内传播学界本身对此一学门之了解与重视，却似乎远不及实务界。虽然国内传播学界在最近几年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但本土传播研究似乎仍以大众传播为中心，对语艺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等相关研究则仍属缺乏(曹定人，1991；钟振升，1994)。
另一方面，在管理学系与相关商学科系中，组织沟通虽是该课程必然之一环，但相对于组织行为、规划与决策等课程而言，「传播」成为组织与管理的配角，沦为一种达成组织目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使用工具」(tool)，使得人类传播行为的主体(entity)与本质(substance)，被窄化成仅是策略层面(strategic)的看待与应用。
而目前国内对「组织传播」一词存在的另一普遍认知，则是停留在此学门发展的前期，即仅只是将组织传播界定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沟通而已(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却忽略其实「传播」的本质(substances)与形式(forms)，是在组织形成(organizing)、结构(structuring)、运作(operating)、与管理(managing)等面向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此即在国外较深一层的组织传播书籍中，必会将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包括环境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与组织生命周期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以及公共关系与议题管理)、组织文化与沟通(包括符号象征主义Symbolism、阐释学派Interpretivism与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信息论与沟通(包括讯息交换流通与决策过程information flow, channels, exchange, & decision-making)、新传播科技与沟通(包括媒体使用media use & richness)、组织结构与沟通(包括网络network、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与组织越界沟通者organizational boundary-spanners)、以及政治权力与沟通(包括冲突与谈判、以及后现代与批判论点)等内容(请参阅Daniels et. al., 1997; Jablin et. al., 1987; Goldharber & Barnett, 1988; Miller, 1994)纳入之原因。
综合上述所论，我们对于「组织传播学」之源起、重要理论与相关学门、及其研究发展，实有必要做一全面与深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当此一学门在美国蓬勃发展，且国内实务界又需求甚切的情形下，我们应对本土组织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做一现状的分析、回顾、与未来之展望，以期此一学门能在台湾萌芽茁壮，如此不仅丰富整体传播学门更多元化的发展，也能为实务与企业界提供更多了解及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
因此，本文之目的有三：
一、从「组织传播学」之源起、重要理论与相关学门、及其发展过程，来探究此一学门知识之位置、理论建构(theorizing)、与多元论点(multiple perspectives)之呈现。
二、从此一学门之发展(尤其是在美国之发展)历程中，回到台湾本土组织传播研究与教学的发展轨迹上，探究此一学门理论、侧重之研究方法、与研究论述中，探讨本土组织传播之特色。
三、藉由上述两点之讨论，对本土组织传播学及研究之未来走向提出一些建议。
贰、组织传播学之源起与发展过程
组织传播学之源起与语艺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一般，可溯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期，即早在人类社会形成政治与经济组织之时，就有了相关概念。而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自工业革命以降，私人企业兴起，人类的经济活动亦由区域性、国际性进而发展至全球化的阶段，组织传播学门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在实用目的(pragmatic purposes)的需求下，「组织传播」一学门在二十世纪初时起，即植基于传统语艺传播(the rhetorical tradition)、早期管理与组织理论、与后来的人际关系学说等三个主要学说之上(Redding & Tompkins, 1988)，并藉由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行政管理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学门的相关理论，得以萌芽与成长 (Daniels et. al., 1997; Allen, Tompkins, & Busemeyer, 1996)。因此，其发展过程亦与整体传播学门中各次领域般(如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呈现出一跨学门(interdisciplinary)的发展态势。
一、语艺传播之传统
语艺传播之传统可远溯至公元前三世纪起之希腊时代，Aristotle在公元前330年所写之《语艺》(Rhetoric)一书中，即分别从说者(the speaker)、听者(the audience)与论述本身(the speech)等三个面向将语艺(rhetorical communication)与论证传播(dialectical communication)做一分别与说明外，并主张语艺传播除了在论证探究(the process of inquiry)之过程外，其最重要的本质乃在于「说服」(persuasion) (Bizzell & Herzberg, 1990; McCroskey, & Richmond, 1996)。在其语艺理论之建构中，Aristotle更进一步指陈出说服之效果乃在于(1)说服情境中三要素之掌握，即论述本身的逻辑论证(logos)、听者的情绪心理(pathos)、与说者之权威信度(ethos)之配合；以及(2)说服过程中五元素之运用，即论述的构思(invention)、讯息的陈列(arrangement)、措辞的精准(style)、内容的记忆(memory)、与整体的表述(delivery)。
根据此一脉络之下的语艺传统，虽在历经罗马时代之Cicero与Quintilian等人有所精进，但大体上将语艺既视为政治利器(a powerful political weapon)以说服并改变他人之信念与行为；又视为一种艺术(an art)以构筑当代政治、法律、与公众等生活面向的论调，是始终贯彻的(Bizzell & Herzberg, 1990)。而在此脉络中的语艺传统，虽然一方面强调论证(argumentation)、公众传播(public speaking)、与说服性论述(persuasive discourses)的教学与训练；但另一方面此领域传统中更强调的则是经由上述的过程，指陈出后设哲学中相关的知识论(epistemological)与本体论(ontological)的论点。换言之，所有系统性的论证、分析、诠释与说服，不仅仅是「辩论」的过程，更是对人类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知识的本质、以及如何获取知识与真理之方式与过程 (ways and processes of inquiry)的「思辨」。
此一以说服为主要理念的语艺传统虽一直持续到当代，但另一方面经过中古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及近代以来，在与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行为科学之互动冲击下；以及在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组织管理学等新旧学门之知识整合与交流下，一个以跨领域为主体的共同学门「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逐渐成形。时至今日，此一学域之重心渐渐由以语艺传统为主的人文取向(humanistic orientation)，转移至更宽广的兼容以社会科学取向(social scientific orientation)来研究人类传播与互动。而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强调研究不同社会情境互动，如人际、小团体、组织、与跨文化传播等的次学门，亦逐渐在此场域中萌芽茁壮。此一整合学域之多元化不仅反映在研究方向、学生兴趣与实务界之需求上，美国许多大学更以「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之系名取代既有的「口语传播」，以反应此一现象(McCroskey & Richmond, 1996)。
另一方面，由于植基于同一脉络的语艺传统之上，故在此以人类传播行为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为主轴的整合学域(即口语传播)中，无论是在次级学门(如人际、小团体、组织、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研究主题、或是教育目标上，其核心概念皆以人类传播的本质为基础，其次才因互动情境层次(contextual levels)之不同而产生次级理论；最后才是因应实务而发展的技能课程。因而，在此整合学域中，无论是采实证论观点、阐释论点、或批判论点，皆以人类语言、语言与符码的使用、以及语言的使用者本身与其之间的互动等三大面向为论证基础。相对于整体传播学门中的另一大领域：大众传播，其中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纠葛含糊(见林福岳，1997)，以及因依照媒介特性而形成教学与研究单位、研究课题的分殊化，而造成大众传播此整合学域内的「沟通不良」(须文蔚、陈世敏，1996)等情形而言，在口语传播学中各次学门之核心概念的整合(integration)与研究领域和主题的分工(differentiation)上，是较少争议和混乱的。
二、「组织传播」的概念与定义
(一)、与组织传播学相关的重要学科
「组织传播」虽植基于历史悠久的语艺传统之上，但却同时深受起于二十世纪初之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理论发展之影响。而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是应用的行为科学，许多相关的学科都对其研究论点与理论建构有贡献与影响，因此，除了语艺的传统外，其它与组织传播相关的学科、其重要概念与理论、以及研究分析的对象与层次，将在以下表列说明(见表一)。
(二)、理论建构的过程
在整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中，组织传播理论的初期发展，主要在于将自Aubrey Fisher (1978)所提之人类传播的四大论点(即机械mechanistic、心理psychological、阐释-符号interpretive-symbolic与系统-互动systems-interaction)，与传统的组织学理论的四大主流学派(即古典科学管理classical-scientific management、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与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加以结合(参照 Euske & Robert, 1987; Krone, Jablin, & Putnam, 1987)。
在此结合之下，组织传播理论建构的整个轮廓乃在于从传播研究的多重论点(multiple perspectives)中，去探讨跨越组织不同层次(multiple levels)─包括了内部与外部、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现象与问题。换言之，整合组织理论与传播理论的原始概念，即在于粹取两者间相似(similar)与相关(related)的概念，并加以扣连(Euske & Roberts, 1987)。尤其，在组织与管理理论进入到权变的取向(contingency approaches)，视组织为动态的建构过程(dynamic processes)时，「传播」在组织中、组织外、与组织间的角色便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传达讯息的「沟通」而已，相对的，「传播」成为一种「社会的黏着剂」(social glue)，将组织成员、次级团体与部门、以及不同的组织联结起来。换言之，在不同的组织成员特性与组织特性的交互影响与互动下，传播成为组织建构的基础所在；Euske 与Roberts (1987)也认为，若无传播，则无从组织起(Without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could not occur)。
因此，不同于组织与管理学者往往将「传播」视为管理的工具，仅在行为与技巧上的讨论，组织传播的学者则视传播的本质与符号的使用乃为组织形塑(organizing)的中心点，Tompkins (1987)甚至认为若无符号论(symbolism)、语艺(rhetoric)、与说服(persuasion)，我们就不会有组织。
而受语艺传统影响与实证科学熏陶的组织传播学，却直至1950s年后由于相关科系的设立与研究的陆续发表，才逐渐被学术与实务界所接受。对于组织传播的定义，也由早期组织中讯息的接收与传达(e.g., Katz & Kahn, 1966; Redding & Sanborn, 1964)，或是商业沟通的技巧(i.e., Zelko & Dance, 1965)等，转变成为视传播为组织系统内成员互动(interaction)与协调(coordination)，以达组织目标的基本过程(e.g., Daniels et. al., 1997; Haney, 1973; Tompkins, 1984; Witkin & Stephens, 1972)。换言之，传播行为在组织中不再只是线性的、静态的或只是技巧而已，在由互动的个体(interactive individuals)所组成的组织系统中，传播活动其实就是建构组织的主要活动(e.g., Farace, Monge, & Russell, 1977; Hawes, 1974; Weick, 1969)，此即近期许多学者主张传播即组织(communicating is organizing)之因。
更进一步来看，虽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曾为「组织传播」下过许多不同的定义，但统合起来可以寻出下列几个共同点：(1)组织传播产生在一复杂开放的系统中，此一系统与其所处之环境会互相影响；(2) 组织传播涉及讯息传递的流程、方向、目的、与使用之媒介；(3) 组织传播牵涉到人的态度、感情、关系、与技巧。由此不难看出，初学者势必先对何谓「组织」与何谓「传播」有一正确与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组织中各层次的传播(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组织结构、传播与新传播科技，以及领导、决策、冲突与组织社会化等更深入的课题有进一步的认识。而此也说明了相关的组织理论、管理理论、以及组织行为等学理与概念，亦是研读「组织传播」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
3. 组织传播学之发展
Redding与Tompkins(1988)曾将这个主要在美国发展的学门，划分为三大时期：(1)1900到1940的准备期，此一时期主要是在商用英语(business speech)和工业传播(industrial communication)两大领域的整合，主要的方向也是在于人际传播过程与技巧的研究；(2)1940到1970是所谓的学门确立与整合期，此时「组织传播」一词逐渐取代「商业传播」或「工业传播」，更多的学者投入理论与概念的建构，主要的研究方向也转延伸至传播网络(networks)与结构(structure)上，1950年时在Northwestern University、Ohio State University、与Prudue University 等大学的语艺传播学系(Speech departments)陆续产制出相关的博士论文(Daniels, et. al, 1997)，而1962年也首在Ohio University大学部成立第一个「组织传播」的主修课程(Boase & Carlson, 1989)；(3)最后一时期乃是自1970年至今的成熟创新期，此时组织传播理论发展渐臻完成，从早先深受传统组织与管理学门的影响，只重视实证-功能主义与传播效果的论点，渐增发展到囊括文化-阐释(cultural-interpretive approach)、批判(critical approach)与后现代等(post-modernism)等论点(Putnam, 1982; Tompkins & Redding, 1988)，而研究重点更从70年代着重上司与下属的人际沟通与领导行为(e.g., Jablin, 1979, 1980, 1982)，扩大至80年代的研焦点组织文化与变迁，以及90年代兴起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等议题上(Daniels, et. al., 1997; Miller, 1995; Mumby, 1998)。
综括上述，组织传播研究发展至今，其理论范围包括了传播理论、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传播理论三方向；其研究方法涵盖了量化研究(如experimental design, survey)与质化研究方法(如discourse analysis,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而其研究的实务现象包括了微观与巨观层次(micro- & macro levels)的传播过程与问题、个人与组织面向(individual &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的传播行为、以及经由成员间互动或和环境的而建构的组织真实(reality)、文化(culture)与组织发展(development)和存活(survival)间之关系。
另一方面，此一学门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取向，亦呼应了整个传播学域研究典范之移转，即由传统论点(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而阐释论点(the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而至批判论点(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Putnam, 1982; Tompkins & Redding, 1988)。虽然学者从许多不同的面向论及这三个学派(如Daniels, et. al; 1997; Miller & White, 1984; Mumby, 1987; Putnam, 1982; Tompkins & Redding, 1988)，但归纳起来，其最主要之差异乃在于对组织、传播本质、以及研究重点三方面的认知不同(见表二)。
对持传统实证论点的学者而言，任何的人类组织都只是对象(objects)，更明确的说任何组织只是机器(machine)，透过古典管理理论(classical management)的运作，组织强调的是科学化(scientific)与不讲求人性(impersonal)的管理机制，传播的本质仅只于一种工具性的运用，其目的主要在于达成管理阶层的有效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而此有效的沟通其实就是经由各种沟通技巧去布达命令与获得员工的服从，以遂管理掌控(managerial control)之目的。因此，此一学派主要的研究重点，乃在于从功能论与行为论出发，由传播功用(functions)、结构(structure)与层次(levels)等三主要面向，来探究传播过程与组织效能(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之关系(Daniels, et. al; 1997)。
对文化阐释学派而言，任何人欲研究组织应如研究文化(culture)般(Pacanowsky & O’Donnell-Trujillo, 1984)，深入探究成员外在行为背后的价值、信念、意识形态、世界观(worldviews)与假设(assumptions)等。换言之，任何组织之所以为“这个”组织( “the” organization)，是一种主观而非客观的现象，而唯有经由在此组织情境中的人们透过传播与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出属于这一群人的组织真实(organizational reality)。传播于此遂超越工具性的使用(instrumental)，而是回归到人类共有经验与意义建构的本质中。此一本质的显现不仅存在于不同形式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符号(symbols)中，更存在于集体论述(collective discourses)与全方位互动(transactions)的组织产物中。于是，透过传播的本质、组织真实的建构与组织文化的探究，研究者得以更深入全面的了解研究人类组织生活(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life)，而在此过程中亦不难发现，其实人类传播的本质(substances)与形式(forms)，是组织在形成(organizing)、结构(structuring)、运作(operating)、与管理(managing)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至于持批判论点的组织传播学者，则视组织是阶层宰制的工具(instruments of oppression)，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组织中被宰制的阶层(如劳工、女性、或弱势团体等) (Daniels, et. al; 1997)。换言之，此类研究强调的是探讨组织中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以及在此结构中如何经由各种符号表征的使用，呈现出权力机制的产生、运作和支配(domination)。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此权力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多数的学者认为在此过程中传播是被管理阶层有系统的扭曲(systematic distortion of communication)(Deetz, 1982; Mumby, 1987)，以塑造对其有利的意识型态。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的论点近年来亦在此一学派中渐受重视，虽然女性主义中各流派之主张不同，但对于性别角色、性别歧视与性骚扰等存在已久的组织现象与问题的探究上，女性主义的学者确实为下一世纪的组织传播研究开出了另一条路。Buzzanell (1994)在其文章中即指出，相对于传统、以男性观点出发，而强调竞争的个人主义(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因果关系的线性思考模式(cause-effect linear thinking)、以及个体与自主性(separation and autonomy)等三大主旨的组织研究，渐渐受到一个新的、女性观点思维的冲击与挑战，这样一个观点强调的是合作性的创制关系(cooperative enactment)、全观或整合性的思考模式(holistic or integrative thinking)、以及个体的联结性(connectedness)。
综上所述，可知此一学科发展至今，已逐渐跳脱出早期为满足经营者或管理者企图改善传播(技巧、模式、风格或策略)以达组织绩效的实务取向，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实务工作者朝向理论的建构与知识的产制上下功夫(Spiker & Lesser, 1995)。而这样的转变，不止对原先为解决管理难题以达有效沟通的实务现象有所帮助，事实上也直接对组织中每一份子能更有效的在组织中生活、以及建构与理解组织真实有所助益。
表二 组织传播的三个主要论点比较
组织的概念 传播本质 研究重点与方法
传统论点 · 组织如机器般 · 组织真实是客观的 · 重点在达成组织目标与成效 · 传播是达成组织目标与成效的工具 · 如何有效的经由传播的行为、结构、技巧与策略达成管理掌控 · 主要采管理阶层之观点 · 主要以量化实证研究为主
阐释论点 · 组织如文化般 · 组织真实是主观的，经由传播达成的社会建构 · 重点在探究个别组织的独特性质 · 传播是意义的建构与经验的共享 · 传播过程即是组织形塑的过程 · 探究组织成员符号的使用、意义的共享、与共识的达成 · 采不同组织成员的多重论点 · 主要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批判论点 · 组织是阶层宰制的机制 · 组织真实是主观经由社会互动而来 · 重点在显露因组织中的结构与传播过程所造成之不平等 · 传播的本质与行为呈现出组织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 符号与语言的使用表露出组织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机制 · 组织的深层结构与被宰制阶层 · 扭曲的传播与意识型态的塑造 · 主要从被管理者的观点探究 · 主要从批判论点阐述组织现象，较少有实证研究
注：本表参照Daniels, et. al; 1997; Deez, 1982; Miller & White, 1984; Mumby, 1987; Pacanowsky & O’Donnell-Trujillo, 1984; Putnam, 1982; Tompkins & Redding, 1988等文制成
参、组织传播学在台湾之发展轨迹与现况
为了勾勒出组织传播在台湾的现况，以下将就论文主题、学院开设课程、教学师资、与出版刊物等方面来呈现组织传播在本土的发展轨迹。
一、国内各学院论文主题探究
台湾传播学界之发展，近年来固因有越来越多语艺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学者的加入而渐趋多元化，但是大众传播、阅听人研究、以及媒介实务等主题仍为主要的研究领域。而在一份自1993年到1995年间的调查中显示，无论是在研究兴趣、发表著作及研究专题、以及博硕士论文主题分析等项目中，「组织传播」之数量均属少数(汪琪、臧国仁，1993，1996)，其中以此为主题的传播类博硕士论文仅有七篇、著作发表有五篇、专题研究仅有三篇。而须文蔚与陈世敏(1996)对传播学现况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如从1961年到1995年间的专题研究来分析，以组织传播为研究焦点的篇数则仅有六篇。
在检视上述之调查时发现，此一学门研究产制数量不多之原因，除了国内目前专精组织传播之学者的确为数甚少，而无法在学术生产上造成影响外；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对「组织传播」之定义(definition)与领域范围(scope)的界定与认知不同，而使得一些相关研究乃以其它领域登录。
本报告在根据传播研究简讯、各系所提供资料、与网络全国硕博士论文简索系统等资料来源，并依据在上一章中所论述之组传定义与领域范围为筛选原则，重新回顾自1988到1997的十年间传播类博硕士论文摘要时，则发现在数量上(1993-1995)明显较之前的调查为高。这样的回顾显现出三点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一)现今全球传播学域中多元性与跨学门的发展，已使得传播学门间次级领域与研究主题的界定日趋复杂，而在本土目前传播学域尚未臻成熟发展，并仍以大众传播研究为主流的今天，在传播各次学门的领域范围以及学科阶层的定义上，似乎必须采取更全观的视野。
一个全观的(holistic)视野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去检视传播学门中各次领域的分野(differenti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更将有助于此一学门在面对迈向下一世纪时的挑战。换言之，当本土传播研究与教学似乎陷入了将「大众传播」与「传播」划上等号的框架，并仍深受实证主义研究典范的影响时，若能跳脱此限制，不再单以媒介或阅听人为传播学的核心，而能更深入的将传播视为人类生活的中心点、以及意义建构与共享的过程，则传播学领域之系谱无论以研究典范(Craig, 1988)、理论建构之层次(Cragan & Shields, 1998)、或是以传播情境之层次(Littlejohn, 1996)来区分，其丰富与多元性的内涵，都将有助于本土传播研究与教学的发展。
(二)在审视相关论文与专题著作时发现，其研究主题除部份直接标以「组织传播/沟通」外，其余则分跨组织传播与媒介管理、组织传播与公共关系、以及组织传播与新闻从业人员研究等范畴，然因研究者本身或是指导老师的学术背景之故，多数论文在学门类目或研究主题的圈选上，均将组织传播排除在外。此一现象亦反映出本土组织传播研究的发展轨迹似乎显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脉络。
根据西方融合了语艺和管理的组织传播学门之发展过程看来，公共关系事实上是组传的一部份(钟振升，1994)，而媒介管理与组织文化的研究更是与之有极深的关联(见李秀珠，1999；李美华、1999a；张惠蓉，1999)。但本土组织传播研究的发展却因缺乏语艺传统之根基，而在侧重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研究的这块土地上，一直缺乏可以茁壮发展的沃土。虽然回顾上述十年间的研究发现，台湾组织传播之成长似乎渐与公共关系(如张惠蓉，1999)、媒介管理(如叶绿君，1990；黄意惠；1995)、以及新闻与媒体工作人员之组织生活(如吴丽秋，1987; 何乃蕙，1989；麦莉娟，1994；陈科佃，1995；郭贞，1995)等相关研究领域结合，渐渐呈现出一种以应用与实务导向的发展模式。此一模式固然缩近了「理论」与「实务」的距离，使得学院知识的产制能有效的解释与解决实务的现象和问题；但另一方面，此一台湾模式也因本土整体传播学门发展之独特性，而在忽略了原有之核心知识(人类传播与语艺传统)的情况下，显得单薄。换言之，虽然上述许多的论文在研究主题与范围上属于或是跨组织传播的领域，但多数论文因其产制的系所与指导老师之故，仍单被归纳于大众传播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
虽然，钟振升(1994)曾为文指出此一学门在台湾成长的模式，可依现状与大众传播学门中之广告与公共关学系配合，但任何一学门知识的发展过程，除有其「应然」面外(即与现状之妥协)，学术社群中似乎仍必须存有对「必然」面的前瞻性呼声。换言之，当我们充分体认到实务与业界的需求，也了解此一学门在本土发展的历史，而必须循一个异于西方的途径时，台湾的传播学术社群是否也能抱持着更全观的视野，朝更多元化的方向前进，并能对包括组织传播学在内的其它语艺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学门给予肯定与鼓励。如此，才是真正为台湾传播学域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
(三)自1995年之后，国内组织传播之发展似乎明显的进步甚多，除了在研究数量上有显著的增加外，研究主题与内涵亦不断扩张。若针对近年来以组织传播为主题的研究内涵进行分析，可知其研究对象主要以包括媒体产业在内的营利组织为主；研究主题则多以决策过程、上下式沟通、组织冲突、与企业文化相关之议题、以及建构本土组织传播模式等面向为主；在研究取径上亦不只限于传统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而能在阐释与批判等论点的质化研究上有所发展(见李秀珠，1999；李美华，1998、1999b；张惠蓉，1999；秦璃璃，1997、1998、1999)。
另一方面，在传播科技与组织沟通、组织内计算机中介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及与行销传播扣连等在国外已行之有年的研究面向，也陆续在交大、辅大、淡江等传播研究所的论文中出现(如周志宏，1995；齐立平，1996；柳林纬，1996；吴淑如，1997；赵雅丽；1999)。此一现象的产生除了呼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对全球传播学门研究的冲击外，另一原因则在于相关师资的回台、以及许多新设立的传播相关研究所陆续产制出相关论文有关。
二、教学与课程开设情形
至于教学方面，根据1998年网络与各校系所提供的资料显示(见表三)，在目前国内各大学院校的传播相关科系中，研究所方面除了政大新研所与师大大传所外，其它各校均设有「组织传播」或相近之课程。其中又以交大、中山、与世新三所学校除教授「组织传播」外，并至少设有组织行为、传播管理、媒介管理以及传播科技与组织等两科以上的相关课程。而在大学部方面，亦有近半数的学校将「组织传播」或相近之课程列为选修，其中唯有世新的口语传播学系，将该课程列入必修科目中。而各系所之授课师资，除极少数之一、两学校外，皆由具有博士学位之教师担任。
由各校课程开设的情形来看，虽然「组织传播」似乎在开课之比率上不高，但有趣的是，在美国仅于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或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等学系开设的「组织传播」课程，在台湾却分布在各传播相关科系中。这一方面显示了其重要性确实是在增加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本土传播学门研究与教学发展异于欧美之现状。若再就上述现象进一步了解，并一一比对各校系所整体课程走向、与教授的师资来看，似乎多数学校仅将组织传播定位为一门「修习科目」或是「研究方向」而已，因此在新闻学系或大众传播学系皆可开设此课程，授课的师资亦可能由专长是企业管理、公共关系或其它传播领域的教师担任。相较于国外传播学术社群将其定位为一传播学门(或相对于整体传播学域而言是一个次级传播学门)，并发展许多以此为主的博士课程来培育专门师资与研究人才的情况而言，本土的传播学界显然对于组织传播学领域范围以及学科阶层的定义是与国外有一段差距的。这或许也正是此一学门在台湾发展过程中未能顺遂的另一原因。
三、著作与师资现况
在整个学门于台湾的发展过程中，固然在工业教育、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等学门的期刊中，可发现零星的相关研究，但严格说来，在传播学门中，政大新闻系之郑瑞城、彭芸以及淡江的赵雅丽等人，可算是「组织传播」在台早期发展之关键人物。虽然这几位学者在学术社群中之定位仍以新闻与大众传播为主，但其早期之相关研究与论述，确实为组织传播在台湾之发展奠下基础。
而在专书方面，自1983年起，陆续有郑瑞城所着，与陈昭郎所译的「组织传播」专书出现。及至今日，国内目前虽已有多本教科书与丛书的出现，惟相较于其它传播学门，此类书籍仍多为翻译著作或是仅止于适合大学部的程度，而在实证研究、理论建构与核心知识的植基上，则显得缺乏。为丰富传播研究的整体内涵、奠定组织传播的地位以及发展本土组织传播的模式，有系统的介绍并探讨理论、研究、与应用的专书，应是十分重要的。
表三 国内各校传播相关系所组织传播课程开设情形
学校 系所 开设课程 相关课程
政大 ●新研所●新闻系●广电所●广电系●广告系所 企业组织传播(选修) 媒介组织研究广电专业经营管理媒介管理
台大 新研所 媒介管理
交大 传研所 组织传播管理(必修) 媒介管理传播科技与组织组织网络传播
师大 大传所
中正 传科所 传播经营与管理
中山 传管所 组织传播(选修) 媒介管理传播管理
政战 新研所 组织传播(该年未开)
辅大 · 传研所 · 新闻系 · 广告系 组织传播(规划中)组织传播(选修) 媒介管理(规划中)媒介管理企业管理
淡江 ●大传所●大传系 组织沟通(选修)
世新 · 传研所 · 口传系 · 公传系 · 新闻系 组织传播(博、硕选修) 组织传播(必修)组织传播(选修)组织传播(选修) 组织行为 组织传播与文化 传播与管理专题 媒介管理
文化 · 新研所 · 大传系 媒介经营管理电子媒体经营管理
铭传 ●传管所●大传系 组织传播(该年未开) 媒介管理相关课程 传播管理专题研究 组织行为
元智 · 资传所 · 资传系 媒介管理媒介管理、团体沟通
长荣 大传系 组织传播(选修)
资料来源：主要根据1998年至1999年3月前各系所办公室提供之资料与各系所网页登录。
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国内已有四到五位以「组织传播」为主修领域，拿到博士学位并返国任教者，其专长领域除企业文化、决策过程、组织内人际网络以及跨国企业与传播等，更跨展至媒介管理、公共关系与小团体传播等相关领域。此一人力资源的增加与研究领域之扩展，势必对此学门在台湾的发展造成质与量的提升。
肆、结语
从上述两章的讨论当中，本文尝试提出几项论点，以供有心致力于组织传播学在台湾发展之学者参考。
1. 在阐述组织传播定义与范围的同时，似乎更应致力于将传播的理念与当代 组织的现象做一具体的联结。
「组织传播」本身即为一跨学门(interdisciplinary)之领域，因此虽然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确有必要界定其范畴与内涵，但在传播跨领域整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的今日，若能更具体的将传播的本质与当代组织的现象做一联结，则似乎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一生即是在不同性质(正式与非正式、营利与非营利)与大小(国家、社会或是社团、小组)的组织中度过的，而传播与互动又是我们过每一天组织生活的中心与重心所在，那么我们有甚么理由不去彻底了解组织传播以使我们的日常生活过的更好(或至少更符合我们的期望)呢。
另一方面，为了更了解人类在组织情境中的各样活动、认知与态度、以及真实的建构与维持，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势必将包含个体、人际关系、社会性互动、组织制度与架构、文化、以及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等层次，而这也正是传播学门一向以来所关注的核心焦点(Craig, 1989; Rogers & Chaffee, 1993)。此种以研究课题(或主题)为导向的前题，固然是具备了目的性与实务性的特质，使得理论建构与理论导向的能力相对的降低，而突出其实践学科的特性；然另一方面，也正因着此一特质，使得组织传播得以含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理念传统(如行为科学与语艺哲学)，而能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论述与研究，或许，这样一来反而更能突显理论建构的真谛─实践与应用(Craig, 1993; Littlejohn, 1996)。
2. 在批判其它传播学者缺少全观视野的同时，似乎更应提醒自身在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需要有全备的训练。
组织传播学虽植基于语艺传统且归属于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中的一支，但在传播学域整体发展的趋势中，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之整合与对话势必不可免(Friedrich, 1996; Littlejohn, 1996)。而传播科技与媒体的发展对人类生活(包括组织生活)的影响亦将从本世纪延续至下一世纪，因此对传播学域的全观视野应是进行传播教育与研究必须具备的(Friedrich, 1996)。
而此理念的落实，可分两个面向来看：其一，是组织传播学者对于传统实证论点、阐释论点、与批判论点的取向与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似乎应避免单一论点与方法论的狭隘与局限，而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当代人的工作与生活场域，并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二，是当学者针对组织情境进行研究时，其所关切之情境层次(contextual levels)，应不只局限于组织内部或部门间，对于组织所处之环境的历史脉络(historical context)与当时之社会议题(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亦应有所关注，毕竟，没有组织是存在于真空状态中，社会文化等环境的变迁常常对组织文化与真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3. 与其强调发展儒家传统的组织研究，不如探究当代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具有的组织真实(organizational reality)。
钟振升与陈国明等学者曾多次为文强调本土化的组织传播研究应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在其以英文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亦指出儒家思想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方组织传播模式所产生之影响(Chen & Chung, 1994; 钟振升,1994)。然而，在数篇以组织传播、企业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关联性的实证研究中，却显示出当在整体的情境脉络中(即当代社会文化、组织与传播情境)检视组织真实时，当代台湾人的组织传播模式与工作价值观其实已在逐渐转变中，并呈现出一个乃是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日本殖民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冲击动荡下所衍生出的一种特殊形态(Chin, 1994, 1997, 1998)。
另一方面，许多中外学者自社会、心理、管理与传播等角度研究后发现，台湾社会文化之形成虽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之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因受西方思想之冲击、以及在特有之地理与历史发展等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不仅在人格特质、社会行为、价值信念、管理方式与沟通模式上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儒家伦理的性格总和；同时，也因在儒道思想之融合并西方文明思潮的调和与冲击之下，衍生出当代台湾本土特有的文化与发展经验 (见Bond, 1986; Chin, 1997; King, 1991; Huang, 1983; Yang, 1986)。这样的经验既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不同于中国大陆、香港、或新加坡等其它华人社会。
因此，在发展本土化的组织传播研究时，与其一味强调儒家传统与固有文化，倒不如深入我们现有的社会脉络中，以不同的企业组织为对象进行探究，自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的建构上，根据本土emic的资料，切实从当代台湾的组织真实中发展出一套传播模式与理论。然后，可根据这些本土的资料、模式与理论，进行跨文化的组织传播研究。
在此方面，固然有许多质化方法可以使用，但似乎仍以企业志(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的研究法探究组织文化与真实较为理想(Eisenberg & Riley, 1987)。此一源自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理论，乃从一个全观(holistic)的角度出发，去理解(understand)建构组织成员每日生活的社会模式与态度认知(Werner & Rothe, 1979)。换言之，企业志所欲了解的是人们如何经由沟通、合作、与协调的努力将组织真实与共享意义具体的呈现，而这其实也正是人性(expression of humanity)的一种展现(Jones, Moore, & Snyder, 1988)。在此同时，语言与社会互动建构真实的过程，亦可经由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与传播方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来进行更微观(micro)与精细的分析。
综合全篇所论可知，在历来学者的努力下，组织传播学在台湾虽仍是一有待耕耘的田地，但其发展之脉络确已渐然成形。虽然此一脉络与北美之源起和发展不尽相同，但随着研究论述与成果的累积，本土学界与实务界对此学门之认识也渐渐增加。然而，对于多数我辈年轻学者而言，若能藉由研究与教学经验的累积，为组织传播学在台湾之发展尽一份心力，以建立本土的组织传播模式与理论，并期能与国际学术社群进行对话，才是我们所衷心企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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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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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湾《新闻学研究》总第63期 (阅读98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