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卫东,叶航---历史视角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今天我们三人搬家到“北望”这里,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历史视角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议题的缘起。卫东和叶航在杭州,我们三人连续就若干主题进行了对话,希望从文本独断的时代,返回“对话的逻各斯”的时代。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网友参加,就好像今年5月份我们关于“非典引发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对话”一样。
我们三人去年九月曾经针对国内经济学教育的“形式主义”状况发表了批评。后来,我们读到了南开大学贾根良的更加严重的批评。我们的立场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当维护和扬弃主流经济学理论,但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
对于我们这个议题,1883年似乎是个重要的年代,因为那一年,德国历史学派领袖狄尔泰发表了《人文科学导论》,奥地利学派领袖门格尔发表了批判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著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由此,两个学派长达十年的理论冲突成为十九世纪末经济思想史的重要事件。狄尔泰的看法: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心灵的三个方面---情、意、知。知性的对象是知识,也是西方思想的主潮。意志的领域是道德,从康德以后,成为意志研究的主潮。情感的领域是心理学和文艺学。狄尔泰的看法是,学者不应当割裂这三个方面,因为,人类行为必须而且只能从心灵之为整体,表现为上述三个侧面,从整体上加以解释。而心灵之为整体,只能是具体地存在的,表现为生命的历史。人类精神贯串着历史,学者们应当从生命的历史,寻求当代行为的规律和解释。门格尔的批评,我们在浙大“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研究班”上有过详细的研究。这里不赘述。概而言之,门格尔-米塞斯,老的和新的奥地利学派掌门人,都强调逻辑体系的核心意义,甚至如米塞斯所论,这一逻辑还应当是先验的。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历史视角当然有意义。首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历史叙事的思想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其次,中国经济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而且“国情”方面的这种差异,至少在目前,中国学者们通常会联想到,是由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差异引发的。
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学,就它的核心理论---“均衡”分析而言,在方法论上是拒绝历史视角的。例如,我至今尚不知道如把演化装到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尽管我仍在努力。
我先贴出来这个引言,以免网络把我断掉在外面。
现在我可以继续写这个“引言”了。
我希望能够界定清楚“历史”这个概念,但几乎不可能,至少在我们讨论的开始不可能。我个人提出过一个工作定义:“历史,就是实现了的一系列均衡状态。”当然,需要解释更多:“实现”,就是社会博弈参与者处于均衡格局中并且观察到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并且,全体参与者分享着全体参与者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的意义---对行为的解释。换句话说,制度应当被理解为“均衡”,而:均衡=行为模式+意义共享。
当然,例如,卫东,就会马上批评我这个定义,这根本就是阉割历史精神。我对此表示遗憾,所以,我说过,这个定义是“工作定义”,有苟且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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